那些年，長堤那些人和事 (四)：“地主婆” 朱潔

Sorry，這樣稱呼她，並非不敬。在“前三十年”，被扣上這頂“地主成份”帽子，不僅僅是一個人，一個家庭或家族的悲劇，也是國家的悲劇。

滂沱大雨，翻江倒海，十裏長堤，樹搖瓦飛。這是我第一天上學的情景：渾身濕漉漉，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嚇得低著頭。身傍一個陌生的女人向我怒吼：“為什麽不叫'朱老師早晨'？！”

她就是我的第一個小學老師，朱潔。

那時候上哪間小學是按分配的。上一學年的適齡兒童，也許就分配在家門附近上小學，用今天加拿大人的話說，叫“社區學校”，至少是在鄰近郵政區域範圍內。但那一年，我們“社區”的學齡孩子，都被分配到不同“郵政區域”的小學。我們當中的大多數，沒有早歺，沒有午飯，早上上學，中午放學回家，“午飯後”再上學，下午放學回家，一天來回四趟走街過巷，跑馬路，穿“騎樓”，有鞋穿的，打赤腳的，你追我逐，風雨無改。

我算是幸運的。記得還在幼兒院大班時，家裏大人不在，有時遲了繳交托兒費，飯錢或糧票，隻能吃到小半碗飯。小學一年級開學初，我在學校飯堂搭食，中午就自個兒留在教室裏，或在學校大榕樹下的石板上聽蟬嗚。

這一天中午，胖胖的，愛穿白衣，黑衭的朱老師，罰我留堂，原因是個“亮”字，無論她怎麽吼我，亮字頭頂上的那一點，還是給我漏掉。於是，她罰我用大方格寫兩百個“亮”字。從此，我右手中指尖內側凸起個小肉墊，直至用上了keyboard，它才慢慢消平。

“肥人多痰”。上課時，她時不時從衭袋裏掏出“大方格”作業紙撕成四小張“手紙”，背對著學生把痰吐在紙內，再把它卷成紙團，丟在黑板一角下方的垃圾盆裏，然後繼續講課。

不久，新老師來了，說朱老師是“地主婆”，被送回鄉下了。直到我們離開那小學，沒有人再提起她，或見到過她。“亮”字頭上的那一點，至今還留在手指上。每當看到東方露出魚肚白，老農我荷鋤日出而作，擺弄園中毛瓜茄子，偶爾會傷感這段往事。幾十年來，我身上總留有兩三張手紙擦手抹汗，也許和朱潔老師的“大方格”有關聯。

八十年代初我曾到過那大榕樹下石板操場，蟬聲依舊。童年那一幕又回到我的眼前：一個胖胖的愛穿短衭愛搖扇子的中年男子，黃某某，在批鬥大會後將我從人群裏挑了出來，把我父輩罵了個祖宗三代。不想多年後，這個人在路岔口向我問路。哈，那尊容，那聲音太令人有感覺了，隻是眼前的他手裏拎著一根拐杖，走起路來有點吃力。

話說那天我剛從一位待我如慈父般的長者家裏出來，沿著茉莉花小道走回自己的住所，正巧碰上這黃某某。剛才在長者家，我向他的夫人回複所囑我聯係辦理她舊部下女兒入讀外語係的事，才知道這事是黃某某所托，夫人並不知道我與這黃某某(這名字好記)的關係，直到他在問路，我才確認這事兒真巧合。人世間，冤家路寬，對不？這位研究生畢業的黃女士，您在這城裏嗎？

很多年以後，我終於有機會去實踐自己曾經有過的一個夢想：讓兒童在我的手上有個性，受關懷。九十年代末，我曾在一個聯合國屬下加拿大著名的兒童機構工作近四年，參與了係統設計到受派赴各地審核與評估係統的執行和運作效果。這期間，加拿大人跟我分享過《Anne of the Green Gables》和《Who has seen the wind》，通過親身訪問各地區域部門，又讓我對加拿大貧窮階層，尤其是單親家庭兒童，有直接感性認識。我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我確信，我做了自己想做，能做而又快樂地做的事情。

無疑，朱潔老師給我的影響是平凡但終生受用；黃某某則激活了我內心的某點靈性。“前三十年”個人的遭遇或不幸，總或多或少地與時代及國家聯係在一起。抱怨自己的經曆，介懷自己的痛苦，報複“誰動了我的奶酪”，或詛咒某個人物甚至國家，都無補於事。在異國他鄉，讓自己及家人好好地生活下去的同時，又為自己的故鄉，去祝福並感恩，我想，這才是生活的基本意義。

 

附：

今天，老燕經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天。小燕給我的message寫道：“Thank you, take care as well. You did a very great job today and I admire and will learn from your dedication to your parent”。村裏農友說，你不給自家小孩“洗腦”，別人就會替你做。我說：“洗腦”真得要“汗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