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磅礴
縱橫捭闔 直追先賢 立德立功 敏行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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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銘老爹的兒子鴻江獨自到上海開了一家米店。因為從小耳濡目染，所以米店經營的不錯。慢慢的他在楊浦的碼頭搞到了一個倉庫囤米，並買了一輛舊道奇卡車運米，先是他自己當司機，後來請了一個開過軍用卡車的司機，還請了幾個鄉裏鄉親的小夥子，當搬運工。在上海各區都有了米行。
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後，他和一些做米的老板和投機商都認為這是他們"撈一票"的大好時機，他們從海上陸地大量收進大米、秈米，開始不斷囤積起米來。因為按照以往的經驗，新政權剛建立，一切百廢待興，基本生活的物資肯定會奇缺，尤其是米、布和煤。甚至一些不經營紗廠、米業的工商界人士也認為這是一個牟取暴利的好時機。
上海商人曾經有過“打老虎”的經驗，太子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來勢洶洶的，最後搞不定“揚子公司”铩羽而歸。蔣經國“打老虎”失敗後，向全上海人民謝罪的當天，上海的大米價格從每石（約合60.453公斤）20元金圓券，飆漲到了2000元金圓券，價格暴漲百倍之多。
上海米價在1949年6-7月間上漲了4倍，棉紗上漲1.2倍，仿佛已經開始萌動，接下來很可能是井噴行情。由於上海對周圍地區物資虹吸效應，連帶周邊華東地區乃至華中地區物價上漲1.8倍。當時市長陳毅已經覺得有點棘手，他沒有多少經濟工作的經驗。於是中央派了擅長經濟工作的陳雲來到上海。據說陳雲到了上海先開了個千人打招呼大會，他是江蘇青浦人，青浦現在就是上海一個區。正如寶山，原來也屬於江蘇省，我父親他們的辦公桌上都印著江蘇寶山的白字。
他用青浦話做了一個報告，他勸大家不要玩投機，不要跟共產黨對著幹，要同心同德建設新中國。與會者私下裏都說，共產黨泥腿子懂什麽經濟建設？
鴻江也把所有的資金用於收米，準備坐收漁利。因為資金不夠還問父親有沒有辦法借到錢。
父親說：“我剛來上海，住在酉昌家裏，又沒有工作，哪來的錢”。
鴻海說：“你舅舅不是很有錢嗎？向他借借看。”
父親心裏說，要是缺錢可以借給你，要是做投機生意，我勸你不要玩。畢竟鴻江是長輩，盡管年齡比他大沒幾歲。父親也不能多說什麽。隻一味勸他：“別跟共產黨對著幹，那是沒好結果的，陳雲、陳毅的講話還是要聽進去的。”
此時已經成立了中央財經委員會。
11月20日開始，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開始陸續出售棉紗。投機商一看又有棉紗放出，不管價錢多少，一窩蜂地撲上來吃進。這次國營公司在出售棉紗的同時，居然在逐步提高價格，向黑市價格靠攏。政府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難道也想利用漲價套利？他們沒想到這是陳雲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計，引誘投機商把手裏的資金全部拿出來。投機商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緊俏商品一天就能漲好幾輪，不但可以應付拆借利息，更可以獲得暴利。他們也顧不得多想國營公司漲價的動機，不惜一切瘋狂吃進，兜裏的鈔票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幹了。銀行貸不到款，就借高利貸，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驚人利息！
11月24日，總體物價水平到達7月底的2.2倍，這正是陳雲定下的物價目標，在此價格水平上，中共通過嚴密計算，手裏掌握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這其間陳雲甚至一再笑著拒絕了幾位從國民政府時代留任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特別顧問的請求，硬是等到了這個時刻，中共發起總攻了！。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國營貿易公司同時拋售紗布，並不斷地調低價格。投機商開始還敢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鋪天蓋地而來，不僅越拋越多，後續調運的紗布整車整車通宵達旦的拉進各大城市。各個國營商店囤積的紗布堆成山一樣，其實陳雲掌握了全國一半以上的貨品，就怕你不吃進。投機商開始不知是計，還在大量高價吃進，但國營公司的貨物越拋越多，價格還越壓越低，例如上海國營花紗布公司在拋售中每過一個小時就把價格往下砸一次。這時，投機商才感到大事不妙，隻好以低價競相向外拋售。但為時已晚，隨著價格繼續下跌，投機商吃進去的商品開始吐不出來，被套住了，一方麵因價格的下跌而虧本，另一方麵又要支付貸款利息，真可謂“兩麵挨耳光”，叫苦不迭。一些投機商因無處借款，資金周轉不靈，甚至無錢還債，紛紛破產，不少人還跳樓自殺了。
更高明的是，價格降下來後，在陳雲的指揮下，國營公司又反手開始買進，把原來拋出的物資低價收回來一些。現在炒股的人都知道低吸高拋，陳雲改變了一下順序：高拋低吸。
麵對中共動員的壓倒性的物資力量，投機商絕望了，開始拋售自己手中的紗布，拋風一起，紗價應聲而跌，棉紗市場行情如雪崩一般一瀉而下！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一半，投機商血本無歸。但是中共並不收手，緊接著出台三條窮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許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第二，規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第三，加緊征稅。還規定稅金不能遲繳，遲繳一天，就得罰應繳稅金額的3%。三條齊發，箭箭奪命。不僅參與紗布投機的資本家紛紛破產，連帶許多私營錢莊也因此而大量倒閉。
棉紗大戰使投機商輸得傾家蕩產，但鴻江並沒接受前車之鑒。他相信大米不一樣，民以食為天，大米比棉紗更緊要。一些在棉紗生意做虧的商人也存了一絲幻想，想在米價上翻盤。
鴻江是做大米生意的資深內行，他肯定上海的米價會像往年一樣，在年後會依著慣常的規律不斷上漲。但他不知道老黃曆已經不管用了。而一些在棉紗上輸掉的人，還繼續玩棉紗之戰的老套路，其實遊戲規則已經變了。
鴻江把汽車賣掉，把奶奶（老婆）的首飾也變賣了，每一個銅板都用在不斷套購政府傾銷的高價糧食，但他怎麽也不會想到，上海市政府突然一夜間成立十幾家國營糧店，一日之內拋售了幾億斤大米。米價直線下跌，因為陳雲、薄一波、以及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等已經利用共產黨嚴密的基層組織能力，在11月底已經在上海及周邊秘密儲存了大量物資，其中僅大米就達50億斤！要知到徐蚌會戰時為了保障60萬大軍600萬支前民工才調用了10億斤大米。陳雲從剛解放的四川地區，就設法調集了4億斤大米沿長江南下運抵上海，陳雲在東北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向東北的老部下發命令，每天以1000萬斤糧食的驚人數量通過鐵路秘密入運抵關內。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鴻江的大米全砸在手裏，所有的店一夜之間關門。他處理了庫存，辭退了工人，離開了上海，不知所終。
這場持續50多天，席卷全國的物價大漲風終被平抑。榮毅仁為此評價道：“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而對這場平抑物價、統一財經鬥爭勝利的曆史意義，毛澤東高度評價為：這場勝利，不下於淮海戰役。並稱讚陳雲是“金融奇才”。
陳雲勝利地打贏了“二白一黑”之戰之後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評價。可惜，以後毛澤東就很少聽他的意見了，特別是大躍進那幾年，到了七千人大會，主席台其他領導人都發言了，隻有陳雲一言不發，當時從周恩來開始中央向各地征調糧食，已經到了求爹爹告奶奶的地步，李先念甚至跟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說了這樣的話：死四川人總比死北京人好吧。相比當年從四川能調出這麽多糧食，解放十年後竟然搞到天府之國都沒有糧食了。你叫陳雲說什麽呢？後來有人逼問陳雲為什麽不發言，他說“不想讓主席難堪”。
此戰結束後華東局在“上海花紗布公司”的基礎上，成立了“華東花紗布公司”。
父親51年底投考了華東花紗布公司，經過嚴格考試，他被錄取了，先擔任食儲科科員，不久他入了黨，入黨後擔任了保衛科幹事。“華東花紗布公司”的地址先是在福州路江西路的新城飯店，據說原來的美國新聞總辦事處的舊址。後搬到了蘇州河邊泥城橋附近。我後來在上海冶金局團委工作，我們冶金局辦公樓跟對麵的新城飯店以及東南角上的醫藥公司大樓是三胞胎，三棟樓一模一樣，隻有在西北角上的勞動局和市政府大禮堂是中層建築，仿佛是為了風水開了一個口子。
多年後我在國外讀MBA，看到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德曼說的一句話：“誰能解釋中國在建國初期治理通貨膨脹的成就，就足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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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紗布公司的倉庫在蘇州河北邊，地處閘北。當時叫“北站區”。因父親為倉庫事曾與區政府打過交道，政府負責幹部對他印象很好，於是對他說來工作吧，北站區和嵩山區馬上要合並為閘北區，需要大量的幹部。父親結束了兩年不到的花紗布公司的工作，來到了北站區，先任調研組長。閘北區成立後，任街道總支副書記。
195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前，中國有過一次認真的人大代表普選工作，他被閘北區派出來參加臨時組建的選舉班子，母親從地處北站的上海鐵路局派出來參加這個班子，於是兩人認識了。母親當時是宋慶齡專列的列車長，有時也送陳毅北京上海兩地跑，沒有專車任務時南到福州，北到蚌埠跑車，一出門往往一個多星期才能回來。當時的鐵路局是半軍事建製，她也是大蓋帽，銅紐扣製服，神氣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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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躍進”，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跟得最緊。他下令各區派得力幹部去郊縣農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父親就在下放幹部之列，還是個小負責人。
閘北離寶山近，他們就下放到新橋鄉。新橋鄉的名字來自於張廟東端那座“西新橋”。後來橋東成立了淞南公社，橋西成立廟行公社。廟行有新一大隊，淞南有新二、新三、新四大隊。
父親住在新四的乍家宅生產隊，一家最貧窮的家庭。一個寡婦，家裏有七個子女。我小時候去玩過，喜歡上了他們家養的兔子，紅眼白毛，可吃飯的時候，給我夾的肉就是那隻兔子的肉，我哭了起來，不吃飯了。父親也跟著孩子叫那位寡婦為“媽媽”，後來就真的成了他們家的長子了。我們叫老媽媽為“阿婆”。
下放幹部後來都陸陸續續回去了，大約留下來不足十個人。父親說是因為表現好而留下的，但後來我想是不是因為出身不好才留下的呢？
阿婆過世後的墓碑上，刻有我們全家的名字。我們給過他們很大的幫助，他們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也關心過我們。不過，近年來我們跟叔叔阿姨們的感情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淡漠了。
父親下鄉幾年後，市委書記柯慶施下令下放幹部的配偶也必須下鄉，不願意下鄉的可以離婚。母親邊追隨著父親下放到了廟行公社，當了婦女主任。收入減少了一半還不止。
我經常問父親，黨為什麽讓一幫白麵書生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難道信不過當地農村中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嗎？他也無法回答。到了1962年，市委書記柯慶施批評下放幹部的屁股都坐到農民的一邊去了，我才明白。這還是外來的幹部啊，假如是當地的幹部，肯定一屁股坐在農民這一邊啊。你征調那麽多糧食，農民都沒得吃，要餓死了，幹部們都看在眼裏，怎麽會不同情當地的農民呢？
一次有個瘦瘦的幹部來到辦公室，指著我問旁邊的人，：“這個小鬼頭是誰家的？”。他們說是向明家的，叫小明。他抱起我說，：“叫我丈人阿爸”。我也不懂丈人阿爸是什麽意思。就叫了，於是就叫開了。他就是縣委書記張正仁。他是地下黨的負責人，後來當了寶山縣委書記。
他後來常來，一見麵就叫我叫他丈人阿爸。
我記得他當年他從北京回來傳達七千人會議精神，召開了寶山縣三級幹部會議。也就是到生產大隊一級。所以有句話“別把村幹部不當官”。共產黨組織深入到大隊一級甚至小隊一級，哪像曆朝曆代隻到縣一級。傳達七千人大會的精神時，當時我還沒上小學，就跟著父母去了寶山。那時的寶山真的充滿鄉土色彩，城牆是土牆，還有兩根吊索。鎮上的湯圓好吃的不得了。晚上就睡在大會堂裏 也不分男女老少好幾百人打地鋪。因為剛開完七千人大會，糾正的浮誇風，上下氣順了，士氣極高。但我看到母親在他們的小組會上被大家批評到哭，就偷偷地跑到父親那個會議組貼著他耳朵告訴了他。
張正仁去參加了七千人大會。還拍了一張七千人的照片。文革時鬥他，說為什麽不把照片上被打倒的劉鄧等打×，他說這是寶貴的曆史記錄，其實他心裏很讚成劉少奇三個小時的“口頭報告”。因為劉少奇回到了湖南寧鄉花明樓炭子衝老家，家鄉親友的生活比解放前還苦。他難過地向鄉親們鞠躬道歉，有個秀才說，現在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認為吃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靈魂”，他完全忽視了人的本性。好在上海地區的“人民公社”辦食堂吃大鍋飯的時間不長。父親說，當年地頭的山芋堆積如山，既然“敞開肚子吃飯，甩開膀子幹活”，農民就是不願吃山芋，而吃大米，你怎麽辦？後來山芋爛掉後變成了酒，隻要一到田間地頭就能聞到一股子酒香。
1959年10月赫魯曉夫前來中國參加建國十周年大慶。就在這次會談前夕，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批評中國的國內政策十分不滿。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嚐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麵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此時兩人都在爭奪國際共運的老大，按資格來說赫魯曉夫可能還比不上陳毅，陳毅曾說過赫魯曉夫算老幾的話。但是偉人想趕英超美，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卻不按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辦。他認為國家強大打贏戰爭就是要靠鋼鐵掛帥，全國到處是小高爐，一些百年千年的樹木被砍伐一空。鄧小平去四川老家調研，見到這種土法煉鋼急得大叫快停，因為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在鋼廠做過煉鋼工，他知道鋼鐵是怎麽煉成的。
還有畝產萬斤，現在才知道把邊上幾畝的稻穀移到一畝中，造假成為萬斤的。種過田的主席不相信，錢學森說完全可能的，因為光合作用的力量是極大的。
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後來我們家的安徽保姆說，家裏六個孩子餓死了四個。隻剩她和妹妹。
八十年代某年張正仁到我家來玩，我已經上大學了。他又講到了去北京參加了20多天的七千人大會的事情。“丈人阿爸”跟我父親說，原來在會上毛的講話和發下來的正式文字材料一對比，已經改得麵目全非了，最重要就是增加了“階級鬥爭”的內容。我後來一想，對的，老爹、姑媽被趕走就是差不多那個時候。現在才知道階級鬥爭這根弦是康生1962年開始繃緊的，康生一手造成的“小說劉誌丹”案，牽涉到6萬人，“內人黨”案牽涉到30萬人。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魔，問題是誰給了他權力？
張伯伯說，七千人大會，主席台上的人除了陳雲其他人都發言了。彭真說我們要檢討，主席也要檢討。主席的威望就像一座大山，挖掉幾楸土一點不影響主席的威望，周總理馬上插嘴，我們多找自身原因，別扯上主席。但是林彪的講話，明顯地支持主席，他說回顧曆史我們犯錯誤就是沒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做，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好像主席是永不犯錯的。
後來我看到了1967年毛主席和斯諾的談話。斯諾一再問主席你們這個社會主義怎麽搞下去，對老朋友主席沒說虛的假的，“我們真的沒有經驗，真的不知道怎麽搞下去。”大躍進時，他說15年趕上英國，許多人包括大科學家一吹，他說10年，後來又改為5年。最後在會議上說，“我看至少一百年”。現在我們的才知道在我國原爆之前，英國一直在準備對我們投放原子彈，要把我們炸回石器時代。連美國人都不知道他們這個計劃。今天我們經濟各項指標都已經超過了英國，但我們國民的綜合素質是否超過了英國呢？毛時代其實是中國曆史上全國人民最為統一意誌、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時代。我們看到了當年的“除四害運動”，當時幾乎把全國的麻雀搞得絕種。如果老人家說，全體中國人民不可以隨地吐痰、不可以亂穿馬路闖紅燈，不可以公眾場合大聲說話，那今天中國人這些為人詬病的毛病肯定絕跡了。
經過四年的苦幹，到1966年全國的經濟已經恢複，一切向好的方向發展。當時我已經考進上海外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我在外語學校上學時，每周老師帶著去一場電影，像《小鈴鐺》、《沒頭腦和不知道》、《大李小李和老李》、《打銅鑼 補鍋》至今還記憶猶新。電影反映的當時的和諧的社會風氣和人與人之間的友愛關係，完全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而這時毛卻發動了文革，後來毛說，他從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想搞掉劉少奇了。他對自己黨內的同誌和敵人也一樣，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思想影響了幾代人，今天中國做一切事業的人都受其影響。反觀蔣介石，從他在重慶談判期間所寫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產生過三次抓捕參加“鴻門宴”的毛澤東的衝動，但三次都放棄了。毛講他可以做到的“忍到無恥，狠到無情”，而蔣雖然也狠，卻做不到無情。
不久，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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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有一次半夜從牛棚跑回家，我聽到他跟我母親說，“說我是還鄉團。我真不想活了”。母親說：“看在小人的麵上，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後來想一定是唐菊仙阿姨放他回來的。我曾去“牛棚”送衣服，看到唐菊仙也跟著，就知道她負責看管父親，我想不管怎麽說，她一定會跟別人不一樣，會對父親會網開一麵的。
革委會後來派人去南通調查，到了父親讀書的中學，那校長還沒退休。校長說他不僅不是還鄉團，他還對革命有功啊。他對外調人員說：“我當時是南通的地下黨負責人，曾派他送過一封信到蘇北的一個聯絡站。因為他人小，不會被注意。信的內容他不知道，但我們都是心照不宣的”。
父親解放了，補發了工資。買了幾樣東西，至今還在用的三五牌台鍾走了半個世紀還很好。記得當時還是憑票買的。“
父親他選擇去了最邊緣的盛橋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可能廟行是他的傷心地。這麽多隊長、社員一夜之間就翻麵孔，而他又是執行政策最溫和的幹部。我經常講你就是個“避震器”。
父親在盛橋工作期間非常愉快，他有一個同事叫陳守初，老講戲話，老陳住在江灣，每周一他們約好在張華浜集合，一起騎車去盛橋。現在想想從張廟到盛橋這種走法少說也要四十公裏。可見當時他的身體有多好。
他回來跟我講陳守初的笑話，其實也是大路的，我記得有一個是這樣說的，有個農民說，“今朝大家要當心，廣播裏氣象報告說，下午有尖頭雨啊，落在身上斜痛的。”其實是“間斷雨”，上海寶山蕰藻浜浜北的口音“間斷”就是“尖頭”。上海本地話跟市區話截然不同。因為耳熟能詳，我也會講一些。
人們問老陳幾歲，他總是說：“我30公歲”。可惜這麽樂嗬嗬的陳守初，六十多歲就病逝了。
我曾去盛橋度暑假。一次我在馬涇橋（不知現在這橋還在嗎？）橋頭一個猛子紮到河裏，父親正好看到，等我上岸他問我，你什麽時候學會遊泳的？我說早就會了。小時候公社沒有洗澡的地方，井水又太涼，所以下午我總是跟公社的幹部們一起去馬路對麵靶子場旁邊的水塘“汰冷水浴”，這些書生竟然沒有一個人會遊水的，隻能在水塘邊淺水的地方“濕濕水”。
中學時我跟一些大同學玩，經常到蘊藻浜去遊泳，順流而下很輕鬆，一遊就是好幾公裏。但回來是逆流就遊不動了。於是我們扒小火輪，小火輪往往很長一串，開船的老大往往在牽引火輪上，後麵的都是沒有動力的駁船。但是有一次，船老大拿著一根帶尖刺的船槁過來趕我們，我們紛紛跳進河裏。不料我浮上來時發現在船底下。手摸到的都是船底滑滑的青苔。我一想不好，不找到船邊就完蛋了。關鍵時刻我非常冷靜，我摸著船底下朝一個方向移動，大約一分鍾後出了水麵。那船老大見我上來還要用船槁紮我，我一個猛子遊向岸邊。後來跟領頭的同學一說，他臉色頓時變了，說你差點沒命啊，以後不帶你玩了。後來我們從上鋼一廠廢鋼堆裏找到一把土槍，可能是外地武鬥時用過的，修了修，用硝化棉填在子彈殼裏，當時有學校‘工基課’，（工業基礎知識課）相當於化學、物理課。課本中介紹到硝化棉可以當炸藥。靶子山到處是彈頭和彈殼，當地的孩子都去撿來玩的。我們就去打野鴿子，不再去遊泳了。
又經滄海難為水。馬涇橋頭一跳是小菜一碟啊。這些年，我幾年我早已不是溫室裏的乖孩子了。
父親在盛橋公社糾正了許多冤假錯案。父親之所以幫助他們多半是出於自己身世的同情，並不是圖什麽回報。他還處理了幾個知識青年講“反動話”的案子，現在看來根本夠不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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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寶山最偏遠的盛橋公社工作了幾年，父親被調到吳淞公社。我當時已經在上鋼五廠當工人了，我們車間的對麵就是吳淞公社張建浜大隊。算是鄰居了。
四人幫粉碎後，我從冶金局團委借到了團市委，籌備第十九屆團代會。開團代會的同時我去參加了高考。團代會上我負責工業塊的簡報，因為交上簡報才可以回家，為了早點回家，我把正在撓首寫不出簡報的另外幾個塊同事的簡報也順手完成了。會後不久，團市委的組織部的正式調令到了廠裏，同時大學錄取書也到了。車間總支書記是個中年女工，她拿著兩份通知書說，你不忙做決定。去問問你父親，她下巴朝吳淞公社的方向示意了一下，顯然她知道父親就在對麵。我騎上自行車就去了吳淞公社，其實我心裏還是想去團市委工作的。父親堅決地說，去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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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淞公社因寶鋼建設地盤越來越小。最後成立了吳淞區。吳淞區和寶山縣“拆二建一”成為寶山區。1979年父親在農村二十多年後兜兜轉轉地回到了市區。十年之後，他就退休了。父母都有可能爭取“離休”的待遇。母親在南京參加工作的，南京1948年就解放了。父親曾送過一封信給地下交通站。但是他們都覺得不要爭取了，經濟上可以了。
他可能是上海市最後返回的下放幹部。我開玩笑地叫他是“最後的莫西幹人”。（美國作家庫珀的小說）他不懂什麽意思，一笑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