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時地利人和，為鄧小平說三句話
我在我的《說不盡的抗美援朝，想到三點》說了我也想找時間為鄧小平辯護幾句，隨便寫的，寫到那算那。
“天時地利人和”對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時間是不同的，進入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地”和“人”的概念變成了“地球”和“人類”，包括白人和黑人等等。
中國人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也就是說講條件，“道可道非常道”嘛，從《易》到《道德經》再到“四書五經”，等等等等，是中國人的“書”，它們都是人寫的，因此，中國文明講究變化，也就是辯證思維。
西方人信了中東的亞洲人耶穌為他們的神，也就是按照《聖經》辦事，西方人的“書”是《聖經》，它是神和處女的兒子寫的，耶穌的真理就是永恒的了，因此，西方文明講究不變，也就是形而上學思維。
由於初級科學技術的簡單性和不變性，形而上學的思維在解決這些初級問題時比辯證的思維有優越性，加上歐洲基督徒的思想統一在《聖經》之下，基督教橫行世界的條件，也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就滿足了。
戰爭是很危險的事情，因此，人們發動戰爭需要動力，歐洲基督徒也是人，他們也不例外，歐洲人打仗也同樣需要動力，遠的我就不說了，隻說跟中國有關的，第一個就是“鴉片戰爭”，那是1840年。
碰巧了，最近好萊塢剛剛搞了《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的電影，這個電影講的是1815年到1832年之間發生在法國的故事，大家可以從這個電影對當時法官老百姓的生活標準略見一斑。
當然了，“鴉片戰爭”是英國人搞的，英國是當時的頭號超級大國，可是法官是第二號超級大國，順便提一句，“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英法合搞的，所以，我以為大家也還是可以從《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的電影對當時的英國人的生活標準有個感覺的。
如果大家一定非要了解英國人那時的生活的話，大家可以看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隻不過他是1812年出生的，1840年“鴉片戰爭”時他才28歲，所以，他的作品主要還是反應“鴉片戰爭”後，也就是說英國人掠奪的中國的財富以後的生活標準，或者說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生活標準應該要低一些。
我說這些的目的就是指出19世紀時歐洲人的生活還是挺“悲慘”的，因此，19世紀，包括20世紀初，他們到中國來燒殺搶掠奸淫也還是很有動力滴，鬼子也不例外。
甚至20世紀的美國人的生活也還是挺“悲慘”的，畢竟“二戰”前美國還不是老大，另外還有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對美國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後來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戰”不僅對美國的經濟恢複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同時也是美國人的戰爭動力比較強的時期，因為是“Great Depression”嘛。
其實呢，中文對於“Great Depression”的翻譯“大蕭條”沒有反應出“depression”的“壓抑”和“抑鬱”等等的心理內容，因為“蕭條”顯然不如“depression”更有感情色彩。
所以，大家可以從抗美援朝（1950-1953）和後來的越南戰爭（1959-1975）對美國人當時的生活標準略見一斑，大家還可以從馬丁路得金（Martin Luther King）1968年4月4日被殺對美國人當時的民主和人權標準略見一斑，越南戰爭打垮了“金美元”。
“金美元”沒有了以後，美元就成了信用貨幣了，或者說是跟人民幣一樣了，這時，美國政府就必須提高美國人的生活標準了，沒有了黃金就必須要有信用，可是呢，美國人的生活標準高了，美國人的戰爭的動力就小了
美國人打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危險性比起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差遠了，理由甚至更充分，因為是911嘛，美國本土被攻擊，甚至包括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五角大樓，可是這麽一個無比正義的戰爭，美軍都要用綠卡兵，也就是非美國人了。
今天，美國的經濟也出問題了，美國人也不是不懂資本主義經濟，隻不過是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具體到美國人就是日子過好了結果打不了仗了，就是嘛，市場經濟也不是鄧小平的原創，常凱申還抄過股哪。
因此，必須講究條件，一切都必須按照“天時地利人和”來進行，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差不多110年，大家可以想想中國人什麽時候可以搞“改革開放”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似乎是三天兩頭在打仗。
建國以後，中國也一直都在打仗，從抗美援朝到中印反擊戰到抗美援越，抗美援越直到197幾年才結束，還有發展工業，也就是一個千年農業國的工業化，而且還是在百年積弱沒有殖民地和西方封鎖的情況下。
提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人類曆史上好象都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滴，至少中國的幾千年曆史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滴，所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不是鄧小平的原創，常凱申肯定懂，因為五小龍都懂，說鄧小平懂這種經濟實在不是誇他。
說到這裏，可能會有網友說我這那裏是為鄧小平說話啊，因為這簡直就是在說為鄧小平啥也不是嘛。
大家別著急，我現在馬上就為鄧小平說第一句話：鄧小平看清的當時中國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可以搞“改革開放”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
“兩彈一星”已經有了，越南戰爭也已經結束，中美關係也已經“正常化”，也就是說和平的環境已經有了，中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也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根本的因素還是人，若幹年的普及教育，中國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也就是說可能作世界加工廠了。
我前麵已經說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差不多110年是三天兩頭在打仗，因此，滿清鴉片戰爭時的落後還要再加上110年。
所以，不要以為1949年10月1日就搞“改革開放”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會有跟後來的“改革開放”同樣的結果，特別是模仿美國不會有跟美國同樣的結果。
有人認為蘇聯是太重視軍工不重視民用搞誇了經濟，他們就認為如果中國太重視軍工不重視民用也會搞誇經濟，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跟有人認為美國是民主自由法製搞好了經濟，他們就認為如果中國也是民主自由法製也會搞好了經濟，都是一樣的。
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的成功的方法，另一個人、另一個企業、另一個國家用就未必成功，同樣的，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失敗的方法，另一個人、另一個企業、另一個國家用就未必失敗。
人和人不同嘛，不信你就學學比爾蓋茨試試，看看你是不是會成為比爾蓋茨，你也可以選巴菲特，天下成功的人多了去了，百萬、千萬、億萬富翁，隨你選，隨你學，祝你早日成功。
根本的因素還是人，中國人的思想沒有統一在某個神之下，相比西方，甚至俄國，他們都有中東的亞洲人基督這個神，他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的生活行為方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統一的，如果西方有思想，那也是神學思想，如果西方有哲學，那也是神學裏的一個分支，因為不可以有無神論，至少不會影響西方社會組織和人的生活行為方式。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不錯的，簡單的說就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雖說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畢竟人還不是百分之百的物質動物。
人是有各種各樣的追求的，也就是說人生是有意義的，簡單的說就是人生的意義由精神方麵的追求和物質方麵的追求而組成，有的人的精神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有的人的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
一般說來，精神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比較“左”，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比較“右”。
我前麵已經說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差不多110年是三天兩頭在打仗，因此，在那110年裏，中國主要是精神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的舞台，有投筆從戎的，有棄商從軍的，等等等等。
基本上可以說早期的中共黨員都是精神方麵的追求遠遠大於物質方麵的追求的人，他們之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沒有物質方麵的追求，因為他們可以獻出他們的生命。
到了鄧小平的時候，“兩彈一星”已經有了，越南戰爭也已經結束，中美關係也已經“正常化”，甚至中日關係都已經“正常化”，也就是說和平的環境已經有了，中國的完整工業體係也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根本的因素還是人，因此，鄧小平看清的當時中國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中國主要是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的舞台了。
那麽，中國，從110年的主要是精神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的舞台，轉化成主要是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的舞台，這個“轉化”是在發展“兩彈一星”和基本上建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的過程中完成的。
我現在就為鄧小平說第二句話：鄧小平知己知彼。
換句話說，鄧小平知道他隻能管得住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比如說鄧小平就不是林彪等等的對手，也就是說鄧小平依靠的是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的人們。
或者說鄧小平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說他知道他玩不了毛主席的方法。再比如說蘋果公司的叫爸斯死了，他的繼任也玩不了叫爸斯的方法。
不要以為毛主席的方法正確，不是毛主席的人也可以用毛主席的方法，還能達到毛主席本人使用的效果。
不要以為比爾蓋茨的方法正確，不是比爾蓋茨的人也可以用比爾蓋茨的方法，還能達到比爾蓋茨本人使用的效果。
不要以為巴菲特的方法正確，不是巴菲特的人也可以用巴菲特的方法，還能達到巴菲特本人使用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些履曆沒有治軍治國經曆甚至沒有治公司企業經曆的人們最好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吧。
毛主席的方法都是偉大的，但是，不是毛主席的人未必也可以用毛主席的方法，因為即便是毛主席本人也是幾次挽救中共和紅軍建立起來的權威才能保證從毛主席到士兵“上下同欲”。
說大白話就是別看著關公的青龍偃月刀能溫酒斬華雄，你就也能玩得轉青龍偃月刀，別看到人中呂布玩方天畫戟，你也買一把方天畫戟。
所以，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堅持精神而不一定是形式，雖然形式也很重要。
我前麵已經說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差不多110年是三天兩頭在打仗，因此，中國人已經有四五代人沒有物質方麵的追求的條件和機會的，可想而知中國人對物質方麵的追求的強烈，這一點也可以從人們對“上山下鄉”的反應略見一斑，毛主席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很困難。。
由此可見限製人的物質追求是多麽的不易，或者說讓人作出物質犧牲是多麽的難，想一想吧，至今還有人為了毛主席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滿腔悲憤恨之入骨呢。。
以鄧小平的威望，也就是古人說的“道德文章”，他是不可以限製中國人的物質追求，也不可以讓中國人作出物質犧牲滴，比如說誌願邊疆或貧困的農村，甚至不可以艱苦奮鬥搞大飛機。
“天時地利人和”，什麽時候說什麽話，什麽條件辦什麽事，我剛剛已經說了，我還要再說一遍，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差不多110年是三天兩頭在打仗，因此，中國必須發展“兩彈一星”和建立完整的工業體係，所以，中國必須高積累在發展“兩彈一星”和建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等等方麵投資。
這裏，我必須提醒大家一句就是投資可不一定能成功啊，特別是人類曆史至今為止的工業國家都是掠奪發展起來的，因為工業化的投資是巨大的。
而且，有一句話不得不說：1840年以後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都是掠奪中國完成他們的工業化的，比如說德國和日本。
大家可想而知，中國就這麽些財富，要完成“兩彈一星”和建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就不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此，當年的中國是某種意義下的原始社會，或者說是某種意義下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中國沒有另外一條路走的，隻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毛主席的路是某種原始共產主義，因此當時不可以發財致富，同時工業化也需要高積累。。
簡單的說，當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毛主席限製了中國人的物質追求；後來，鄧小平放任了中國人的物質追求。
隨著財富的逐漸豐富，按照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曆史觀，原始社會或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是奴隸社會。
最後，我為鄧小平說第三句話：目前中國社會的問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現象。
因為，目前的中國是某種意義下的奴隸社會，所以，目前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都是有奴隸社會性質的，是物質條件決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是不可能解決的。。
目前中國的很多社會問題是有物質基礎的，隻要這些物質基礎存在，那麽，這些問題是不可能被解決的，試圖解決就隻能是適得其反。
不管怎麽說吧，物質財富的增長是緩慢的，比如說不太可能等到倉庫裏積累了足夠全國每家一台電視再發給全國人民，總得是一部分人先有電視，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人後有電視，一部分人沒有電視。
最最後，我說說我們大家都需要有一點自知之明。
我以前寫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別就是“無神”對“有神”。
“有神”的社會一切都在神之下，因此，人們的社會角色很清楚，特別是有所謂的神職人員，也就是說各種主教之類的人們。
“無神”的社會就沒有所謂的神職人員了，但是，社會要正常運作還要與其它的社會競爭就需要有一些人們來扮演各種主教之類的角色，他們喜歡評判是非曲直善惡等等。
具體到古代中國社會，這些人就是所謂的“道學家”，具體到今天中國社會，“右”邊的這些人從就是所謂的“公知”，當然還有“左”邊的。
反正，有的人的精神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有的人的物質方麵的追求占的比例比較大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們在人世間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維持自己的生命，同時散發著自己的聲色和氣味。
最最最最後，我說一句大實話，不管是“右”邊的，還是“左”邊的，喜歡評判是非曲直善惡等等的人們的聲色和氣味都不是很讓人愉快的，除非是氣味相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