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讀錯字可以原諒的理由

近傳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同誌在大會致詞時，將“鴻鵠”的鵠(hú)讀成hào,引發了很多議論，據說還有人竟為此要求他辭職。

我從網上看到了他的道歉信，覺得還比較真誠，沒有架子，有點現代知識分子的風格。他情急之下，將讀錯字的原因推到文化大革命頭上，我不大讚許，但也不是什麽大問題，因為他語文根底不好確實與這個現象有關。如果一定要將這個條件咬定是讀錯字的必然原因，也是經不起推敲的，然而我們沒有必要糾纏這一點。

想想林建華近些年一直在大學校長崗位上摸爬滾打：重慶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擔子一個比一個重，應該說是一個人才。重慶大學幹不好，肯定去不了浙大。浙江大學校長，乖乖隆的咚，不是什麽人都能當的，他當下來了，居然還當到北大去了，我想，我們的高層都是很精明的，不會看走眼，我們不能因為念錯一個字，就埋沒了他的作用，這是挺不劃算的。

 

我覺得讀錯字可以原諒是出於體諒。試想，他1977年才上大學，此前的中學語文根底並不太好，後來主要又從事理工學科，沒有機會彌補這個不足。對於這樣的一些同誌，在古文上出點差錯，不必大驚小怪。北大校長又怎樣？再過若幹年的北大校長恐怕還趕不上林建華。有人愛拿北大首任校長蔡元培說事，我也不支持這種比較。

蔡元培出生在清朝同治年間，考上秀才，中過舉人、進士，當過翰林院編修，經過了三個皇帝，辛亥革命時他已43歲，這樣的人自然古文功底十分了得。更重要的是他辦學思想十分前衛，將北大辦成了全國的楷模，甚至影響了全國的風氣，是很了不起的教育家、思想家。像這樣的人全國能找幾個？一百多年來，中國恐怕沒有第二個蔡元培，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所以，一定要拿蔡元培去比林建華，是不現實的。人們如果一定要抓住“古文功底”這根小辮子不放，那好，我們再往前推，唐宋元明又如何？唐宋八大家不說，就一個小小王勃20歲左右，就寫出了名傳千古的《滕王閣序》，古文功底豈不又勝蔡元培先生？一句話，不可比。那個時候的讀書人，隻讀四書五經，一天到晚，別的事不幹 ，就琢磨那些字，記性好的可以背誦一二十萬字。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學者中就有幾位這樣的大師。現代的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功底也了得。這有他家庭條件的保證，促成他小時候練就了基本功。據有的資料說，他眼睛失明後，憑記憶還能著書立說，可見他腦子就是一個書庫。還聽說我們黨的老中宣部長陸定一同誌到解放後還能背誦全本《古文觀止》，太了不起了！

拿蔡元培先生說事，還有一個很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我們這些說事的人腦子僵化，將世界的人和事看成是永遠不變的，總是靜止在一個點上。人們一定要將蔡先生放到清朝滅亡不久那個環境中去考察才對，北大也隻是那個環境下的北大。當時民智未開，有見識有報負的人們紛紛尋找救國之道，蔡先生也是其中一員。究竟哪個學說有效？都說不準，包括蔡先生自己。所以采取兼容並包方針是適合當時那種環境的。從那以後，中國人民經過幾十年鬥爭，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有些主義已經被證明無效，有些主義在鬥爭中早已敗下陣來，有些主義變成了反對中國革命的武器，變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留聲機和傳話筒，是曆史淘汰了它們，難道我們還要兼容並包嗎？蔡先生的兼容並包方針的消亡，並非經過中國共產黨之手，是北洋政府的無能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造成的，蔡先生最後也客死香港，死得很無奈。如果是蔡先生活到現在，他看到中國已經站起來了，國家經濟也發展了，北京大學比他所在的時候對國家發揮的作用可以用百倍來計算，老人家一定是寬慰的。談到兼容並包，方針本身是積極的，我們應該繼承發揚，但內容不同，我們有我們現在的兼容並包的內容，絕對沒有必要再返回100年，重新請回那些老八股先生們，重開那些課程。那樣做豈不是書呆子？蔡先生也是不會讚同的。

所以，不要用那些過時的東西來要求林建華及所有的大學校長們。現在的大學校長們所讀的書，遠遠多於上述古文好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們掌握的現代科學知識是老八股們所不及的，他們一點也不必為了一兩個字而自卑。

中國古漢語文字的讀音，情況十分複雜，讀錯字的因素很多，是防不勝防的。假定，林建華這次接受了教訓，鴻鵠的讀音改過來了，如果又遇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你怎麽讀？這也是個很普通的古文，裏麵也有一個“鵠”字。你如果按已經改正的讀“失諸正鵠（hú）”,又錯了！此字應讀gǔ。“失諸正鵠”，正和鵠都是名詞，都是射箭用的靶子，正，是布做的，鵠，是皮質的。再者，鵠，林建華讀hào,還真有這個讀法，《康熙字典》中就有鵠（Hào）澤這個地名。

就拿上文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的名字來說，到現在我都沒有吃準。1952年初在朝鮮前線，我們連補充了一些貴州安順來的新戰士，其中有一位叫陳慎恪。我就按“恪守”的讀音叫他陳慎（克），他用貴州普通話糾正了我。他告訴我的這個讀音，現今的字典、詞典中都沒有，隻在我的家鄉湖北江漢平原的方言中至今還保留著，所以我聽懂了他的話。他的這個“恪”，要讀成quò（近似音，現代漢語詞典中沒有這個音）,和喜鵲，麻雀的鵲、雀是同一個音。據此我就改成普通話讀成què（確），叫他陳慎（確）。

所以，我後來看到陳寅恪的名字的時候，我就情不自禁地在心裏一直讀陳寅（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對這個名字的權威叫法，如果某一天讓我上台講話，遇到這個名字我就會這麽讀。他們一個陳慎恪，一個陳寅恪，如果指責我是讀錯了，我會很冤屈。但是，陳寅恪到底該怎麽讀我一直沒有底。

同一個字，在人名中也有不同讀法。如毛澤覃、覃振中的“覃”，前者讀tán，後者讀qín。現在有些家長，為了避免重名，給孩子取名時盡量用些冷僻的字，搞得老師上課時不好點他們的名。還有些姓氏是祖傳的，不好認。前不久，山東一個咒罵我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的人叫禚寶偉 ，他這個姓不查字典還真說不出來。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如果沒有準備，臨時讀稿子，估計也難免卡殼。

我在廣播節目上聽到有人說“商賈（jiǎ）雲集”,這是讀錯了。這裏的賈應讀gǔ,開店鋪的叫賈，稱行商坐賈。

孔子學生冉求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這裏的“說”讀音和字義都同於“悅”。唐玄宗有一個宰相叫張說，“說”也讀悅的音。這都是很普通的字，很容易犯錯。古人一天到晚接觸這個，他們有這個語言環境，不容易錯。

有些字，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群眾有自己的讀音，如戛，很多人都念gǎ，小孩的名子“小戛（應為“嘎”）子”就是。那麽碰到到書麵語言“戛然而止”，情不自禁地也會讀成“gǎ然而止”。有人出來糾正說，應該讀“jiá然而止”，一查字典，果然隻有一個讀音jiá。但是，又出了個“戛納電影節”，你怎麽讀？你總不能按字典讀“（夾）納電影節”吧。感謝上帝，《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承認了gā這個讀音。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聽到別人讀一個字，是歧音也吧，是錯讀也吧，不要不饒人。讀錯了改了就是了，動不動要他辭職，言重了。

我們現在離清朝有一百多年了，我們現今的理工科知識分子，在古文根底上趕不上離清朝近些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錢學森、錢偉長、李四光、楊振寧等人，是必然趨事，沒有必要沮喪。可以預見，中國古文的傳統將會越來越淡薄，今後二三百年間差別還會更大。其實，不要二三百年，現在一些年輕人，連我們這一代人的語言他們都不用了，開始拋棄了。什麽“粉絲”、“賣萌”、“小鮮肉”、“發燒友”，我就不懂。還有故意寫錯字的，“有木（沒）有”、“小盆（朋）友”網上都很流行。端正這種文風，保證祖國語言的純潔性，恐怕比糾正北大校長一兩個字的讀音顯得還要迫切些。可是大家偏偏視而不見，置若罔聞，豈不怪哉！

但是，我們從事理工方麵工作的同誌們，卻不能因此放鬆自己的文學修養，文字底線是不能隨意突破的，他們的學術論文辭不達意，句法紊亂，錯字連篇，仍然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難免，不等於放縱錯誤。為了盡量減少錯誤，避免尷尬，我有三點建議：

第一，事到臨頭不要太拘謹。

這些有身份的人，站在講台上，有嚴肅的一麵，但事到臨頭也不可太拘謹。據報道，林建華當時為這個字卡了一兩秒鍾，然後硬著頭皮讀了下去。這時，如果大方一點，多花兩秒鍾問一問身邊其他人，問題就正確解決了。在自己人內部沒有什麽大了不起的。你看最近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台上演講，自己寫的稿子愣是不認得，停了十幾秒，不也沒事？難道總統不比校長大，內容不比林建華的講話還重要？過去我見過首長在台上作報告，講著講著，他說我要上廁所。大家也沒當個問題。當然，不能這樣提倡，我們還是要事先做好一切準備，做到萬無一失才是上策。

其二，建議出版物給難字注音。

事情發生在林建華個人身上，卻反映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國家不能當旁觀者。鑒於漢字古文容易引發錯讀、難認的特點，國家應該出麵做點改良工作，強調給難字注音。比如，報道山東那個罵黃旭華的人禚寶偉，最好印成：“禚（zhuó）寶偉”。出版者增加了一點點工作量，卻省去了千萬讀者的時間，還在幾秒鍾內大麵積地提高了群眾的文化水平。時間久了，難字也變成了常見字，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其三，建議切實抓好中學和大學的古文教學。

首先要切實抓好中學語文教學。有一段時間，中學語文課本削減了古文份量，這樣做是眼光短淺的。現代中國人有個特點，古文基礎好的，無論學什麽都會出色，科學家，藝術家，翻譯家，無一例外。為什麽？因為中國古文的字根、字義是曆代先賢智慧的結晶，其中蘊含著許多邏輯思維，有很強的哲理，學好古文，絕對無礙於現代科學知識的汲取，看看我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過來的科學家、藝術家們都能證明這一點。

既然如此，就應該切實抓好語文教學，尤其要抓好古文教學。解放以前大學有國文課，解放以後削掉了。大學開不開古文課對學生是不一樣的。我國廣播事業專家趙宇就先生，今年93歲了。順便告訴大家，北京人民大會堂內部的所有電視廣播線路（幾百公裏長）就是他主持安裝的，快60年了，至今還在使用。他還記得解放前在浙江大學，就學過《丘遲與陳伯之書》，他對老師的講解現在還記得，去年還寫了一篇論文發表了。其中就有“棄燕雀之小誌，慕鴻鵠以高翔”，這不正是林建華碰到的那個難題嗎？

文革以後，有些學者鑒於大學生畢業後語文水平低下，在一些大學又開設了大學語文課程，這是很正確的，是適應形勢需要的。這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了，可惜林建華沒有趕上這一波。應該指出，現在有些大學雖然開設了大學語文課，但領導並不太重視這個課程，這個課程辦得沒有生氣。本人希望以林建華事件為契機，切實加強大學的語文教學。

怎樣加強呢？建議每個大學都開古文課（課本不選現代文），規定所有學理工的學生必需選修古文課，成為製度，永遠傳下去。如此一來，國家每一代都可以儲存一批對古文有基本修養的教師，他們再將接力棒傳遞給學生，這是一支數量和質量都可觀的隊伍，代代相傳，則中華古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才會獲得製度上的保證。

希望北京大學和北大校長林建華同誌在這方麵加點推力！

（我父親的一篇近作）

本文作者張之權教授（１９３３－，湖北工業大學語文教研室第一主任，現旅居美國西雅圖）此文也發表於《中華大學語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