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若登：叛徒還是英雄？（下）

      斯若登事件的最新消息是拉美2個國家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表示願意向斯若登提供庇護，而斯若登也已向委內瑞拉提出了政治庇護的申請，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斯若登將在南美這個與美國隔海（加勒比海）相望的國家獲得一個安身之地。委內瑞拉富產石油，但並不是國際性大國，而尼加拉瓜更是彈丸小國，它們無懼壓力向斯若登提供庇護不管動機如何，勇氣著實令人佩服，也表明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人敢於捋美國虎須的。

          上期專欄說過斯若登揭密爆料讓美國政府灰頭土臉、狼狽不堪，也確實公開了不少政府眼中的國家機密，其動機用斯若登本人的話說就是他不滿政府監控普通老百姓，不滿權力機關肆意擴張權力，犧牲民眾的利益。斯若登強調“我不希望生活在我說的每一句話、我做的每件事…都被別人記錄下來的世界裏。我絕不會支持這樣的事情。”事實上斯若登是要以自己的行動來反對這樣的做法。盡管斯若登確實是觸犯了現行法律，但他的揭密已經給美國政府造成巨大的壓力，迫使政府有所收斂，長遠來講對美國的人權保護會起到推動作用。斯若登的揭密是美國、實際上也是西方民主社會中幾百年來擴張政府權力與約束政府權力的博弈中的最新較量。十七、十八世紀啟蒙學者認為，人權是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為了公眾的福祉，民眾建立國家、成立政府，並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政府，授權政府為了全體民眾的利益來行使這部分權力。但他們對政府權力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擔憂，一是怕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侵蝕了公民權，最終導致暴政；二是權力帶來的腐敗。英國阿靈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就是對權力的恐懼和擔憂的最精辟的描述。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腐敗的產生，西方政治學設計了一套複雜的製約平衡機製，簡單說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製約平衡。十九世紀以後逐漸產生了俗稱第四權的新聞監督。為了保護公民權，西方各國都有明確的憲法條文，保護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和宗教信仰等方麵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應該說，這種以三權分立為基石的政治製度在防止政府權力濫用、保障公民權方麵是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的，也是西方民主國家避免社會大動蕩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以來西方開始大躍進，領先原本執世界經濟牛耳的中國的製度原因。

反觀中國，幾千來一直在王朝興衰更迭、社會由亂而治又由治而亂的circle中打轉轉，剛剛享受了幾年的太平“盛世”，卻又轉眼間跌入戰亂殺戮的人間煉獄，以致於黑格爾斷言中國沒有曆史，隻有循環。中國走不出這一循環怪圈，其根本原因我認為就是沒有認識到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權力會走向暴政的本質。中國人總是寄希望於好人、好皇帝，從來沒有想過要從製度上來約束皇帝和政府的權力。當暴政到來時，他們先是忍耐，實在忍耐不下去時就造反，“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但建立的新政權不久又走上舊王朝的老路。

          近代西方建立的三權分立製度有效的防止了絕對權力的產生，也基本上防止了政府權力的過度濫用，但我們時不時也會看到政府權力擴張而侵犯到公民權的現象發生，比如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70年代尼克鬆政府的水門事件等。每當政府權力過於膨脹時，就會激起反彈，迫使政府權力收縮。這些反彈包括社會的抗議運動、民權運動，也包括一些理想主義者的揭密和爆料，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上期專欄講過的紐約時報公布絕密的“五角大樓文件”。這一爆料給當時的反戰運動火上澆油，促使越戰的早日結束。而最高法院裁決紐約時報勝訴更是給了新聞媒體對抗政府的金鍾罩鐵布衫，自此以後政府對媒體的幹預幾乎絕跡，媒體對權力的監督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斯若登的爆料無可否認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個損害，但在斯若登看來保障公民的權利和隱私更為重要。國家利益受損是短期的、暫時的，而公民權的維護是基本的、長期的。斯若登的揭密與前幾年維基解密（Wilki Leaks) 創辦人阿桑奇的做法如出一轍，兩人的命運也是驚人的相似。阿桑奇現在還托庇於厄瓜多爾駐倫敦領事館，斯若登則向委內瑞拉申請庇護。阿桑奇是澳大利亞人，維基解密爆料最多的是美國的機密，美國自然是希望阿桑奇下獄坐牢，不管以什麽名義。厄瓜多爾與委內瑞拉都是南美國家，所謂美國的後院，敢於與世界老大美國對著幹確實是滿了勇氣，令人佩服。

 

          7/1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