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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感性的記憶不等於理性的分析
——楊鬆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萬”》序言
【編者按】“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中國的人口變化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楊鬆林新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 萬”》，即將由南海出版社於今年10月公開出版，直接回應《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所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中的結論。
因 此，該書尚未出版問世，就已經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豆瓣網上，有超過95%的網友給這本他們還未看過的書打了一顆星，剩餘的則打了五顆星。打一星的網友 中，有人稱其為“又一本奇葩書。豆瓣評分應該設計一個可以打負分的按鈕”，也有人表示“不打一星，對不起大饑荒期間慘死的冤魂”。而打五星的網友中，有人 說這是“官謠‘餓死3000萬’的來龍去脈”，也有人打抱不平，表示“看到這麽多水軍黑，我必須給滿分了”。不過，在打分的網友中，有很大一部分隻為站 隊，統一給該書貼上了“垃圾”、“腦殘”、“偽書”等標簽。
但本書的真實性、學術價值究竟如何？在網絡的紛紛擾擾中，我們不得而知。鑒於此，觀察者網特刊載顧準之子高梁為這部“尚未出版便已走紅”的著作所作序言，以饗讀者，或可管中窺豹。
楊鬆林先生所著“真相”一書，全麵、客觀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部分省份發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對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量、造成這個重大悲劇的原因和教訓，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公正的評述。
“三 年困難”是新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影響深遠。建國後最初的十年裏，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均取得偉大成就，人民生活大為改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享有崇高 威望。1957年“一五”計劃勝利完成，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在凱歌猛進時陡然遭遇三年天災，糧食產量銳減，加上政策失誤、調整不及 時，從1959年底開始，饑荒向全國蔓延，部分地區的農村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況才開始好轉。
和舊中國曾經發生 過的無數次饑荒相比，“三年困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僅有的一次饑荒，而且影響遍及全國城鄉，在嚴格的糧食定量配給製度下，不分上下，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嚐 過挨餓的滋味。所以盡管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的小娃娃也已步入老年，但它留給全社會的創痛記憶至今難以消退。
感性的記憶不等於理性的分析。因為每個“過來人”的經驗都隻是局部，誰也沒有“親眼”看見“餓死幾千萬人”。要準確還原當時的真相，不僅需要經驗，也需要站在曆史的高度，具備從宏觀上把握全局的能力。
本書作者作為當年的親曆者和一位嚴肅的學者，本著對國家的責任感，大量閱覽有關文獻，遍訪各界人士，經過近兩年的努力，拿出了富有創見的成果。
有關三年“困難時期”的研究成果中，關於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的估算，因統計資料的不足與雜亂而倍感困難。從1000萬到4000萬，越估越高。
1983 年《中國統計年鑒》首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數據。第一欄是年底人口數，第二欄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理論上，年末人口-年初 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即兩欄數據必須吻合。根據第一欄，1960年、1961年年末人口分別比上年增長-1000萬、-348萬；第二欄由“出生人 口-死亡人口”推算，1960年、1961年則分別比上年增長-305萬、250萬。兩組數據存在明顯差異，且第一欄反映的人口淨減少數字觸目驚心。
實際上，1955年-1980年，兩欄數據每年都相差上百萬。1964年、1982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和《中國統計年鑒》數據之間也存在著矛盾。
1982 年前的人口統計數據，來自公安部係統的曆年戶籍登記。簡單地認為政府部門“造假”是不嚴肅的。不搞清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實的基礎。但是，此前所有的研 究者都繞開了這個難題，或采用非權威數據，或主觀挑選、編造數據、生造算式等，這就很難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而社會上流行的“餓死3000萬”的說法，恰 恰就是來自這些中外“權威”的論證。
本書的研究，從搞清楚當時的戶籍管理、人口統計辦法入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曆次人口普查數據及對應的社會狀態，對1953年-1980年期間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係統的梳理（部分采用孫經先的觀點）。
我 國的戶籍管理製度建立於50年代初，先城市後農村，至1960年基本完備。這一時期，城鄉間有數千萬人的遷徙活動，出現了上千萬的戶口重報、漏報，戶籍人 口數嚴重偏離實際人口數。又因政策調整使戶籍人口數出現大幅起落（而非實際的人口自然增減），或稱戶籍人口的機械性增減。
1955 年-1960年工廠大量從農村招工，很多人獲得城市戶籍而不注銷農村戶口，累計1000多萬。1960年底動員約2500萬人返鄉，部分人返鄉後自動恢複 原戶口，戶籍人口機械減少約1000萬；部分人滯留城市導致戶口遷入漏報，其後十幾年陸續糾正補報，其間城鎮和農村戶籍人口每年都出現機械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農民逃荒，此時出生的兒童漏報戶口，待情況好轉後回鄉補報，多登記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時發現），推算有500多萬人。
1953年-1958年，農村漏（瞞）報死亡人口約800萬，1959年-1961年，農村生產隊建立集體戶口，按規定需補登死亡，表現為戶籍人口減少、死亡率提高。
作者據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沒有1348萬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萬的人口增長；（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350萬～400萬。
這樣，作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統計年鑒》人口數據的矛盾和人口變動的規律，從正麵給出了完整而恰當的解釋。這是符合曆史事實，符合情理，理論自恰的解釋，不愧為一家之言，值得學界重視。
六 十年前的中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農業基礎薄弱。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治國經驗不足，在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探索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中，失誤和挫折在所難 免。盡管作者證明了，“三年困難”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遠低於流行的“餓死3000萬”之說，但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犯了這樣大的錯誤，也是愧對人民， 愧對曆史的。要客觀全麵地認識當時各方麵的實際情況，弄清前因後果，舉一反三，避免再犯類似的錯誤，本是一個十分嚴肅的課題。
研究教訓有不同的出發點。人民曾經對共產黨的領導無限信賴，對鬧出如此大的禍事痛心疾首，批評當時的政策錯誤與領導責任，帶上個人情緒也難免。
有人將發生饑荒的原因歸結為人民公社製度和集體經濟，這說明他們既缺乏中國農村製度演變的知識，也缺乏宏觀的曆史把握能力，偏見使他們戴上了有色眼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學者，選擇性地敘述史實，任意歪曲曆史真相（如三年風調雨順、國家不進口糧食等），極力誇大災難規模和政策失誤，上綱上線，無非是要徹底否定新中國的前三十年。
多 年來，理論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極力營造崇拜資本、蔑視大眾、詆毀革命和愛國主義的輿論。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讀曆史，或者任意解釋當代，對當 前種種社會弊端指鹿為馬（如不顧巨大的勞資鴻溝，一味指責“國企壟斷”導致貧富分化），連起碼的事實和基本邏輯關係也不顧了。
欲 滅國者先滅史。主張在中國搞“歐美模式”的人，不會看不到當今資本邏輯泛濫造成的社會危機和自身社會基礎的脆弱，為此就更要清算曆史，從根子上否定中共領 導的革命、顛覆當代中國基本製度的合理性。科學地認識曆史，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關係到中國走什麽道路，關係到億萬人民未來的命運。這是一場思想領域 中正本清源的鬥爭。
1958年倉促推廣的農村人民公社，是一個包含多項內容的“製度創新”。其中，“一大二公”（公社核算、無償平調）和“消費集體化”（集體食堂），脫離了農村的實際，違反了基本的經濟社會規律。
本 書作者認為：要對當時的實際生活進行係統解析，才能客觀地分析災難發生的原因和機理。1958年-1959年，浮誇風、高征購、“共產風”得以實現，基本 原因是公共食堂體製。農民口糧由公共食堂保管，上收容易返銷難，造成農民口糧呈減少趨勢甚至斷糧。1960年上半年是饑荒最嚴重的時期，一些地方幹部隱瞞 本地實情，甚至阻攔農民外出逃荒，使得局部地區的災難被放大。
“大躍進”急於求成，脫離實際，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部分基層幹部 對上盲目服從，工作簡單粗暴，官僚主義滋長，遲滯了對危機的認識和政策的調整。從1960年起，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救災措施。國務院組織緊急調運糧食，確保 城市供應；盡力組織農副、工礦產品出口，出售庫存金銀，緊急組織糧食進口，相應壓縮工業基本建設。1961年底，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 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組織大批幹部深入廣大農村向基層幹部和農民宣講，一起為糾正錯誤、扭轉困難而奮鬥。從1961年起，國家大幅調減農業稅，減少糧食征 購量，首先保證農民自用糧食；取消公共食堂；加大對重災區的救濟；提高糧食收購價的25%；開放集貿市場；嚴格票證供應製度，用“均貧”方式保證人民的基 本口糧供應。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減少（盡管成災麵積大於上年）。全國上下同甘共苦，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
此後整個人 民公社時期，國家的糧食征購政策，原則是“按標準留夠口糧種子飼料，交夠公糧、超額完成征購任務的按比例提高留口糧標準，不夠口糧基數的國家返銷”，返銷 即統籌救濟製。口糧基數標準，依南北方特點有區別。筆者在生產隊當會計的幾年裏，聽到最多的口頭禪是“毛主席說不讓餓死一個人”。從1962年起，再沒聽 說“餓死人”的事情（即使西部一些山區窮得穿不上褲子，但返銷糧有保證）。
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條”[即《農村人民公社工作 條例（修正草案）]，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糾正了“一大二公”的體製，保留了“政社合一”的層級式集體經濟體製。應該說，正是這一獨特的 農村組織形式，為我國從農業國的底子起步，迅速實現初步工業化，作出了不朽的曆史貢獻。
在人民公社體製穩定實行的二十年中，農業 生產穩步增長，不僅保障了廣大農民的基本溫飽和大體平等的收入，還依靠自身微薄的積累，在公社和大隊範圍內，興辦了初等教育、醫療、社會救助（五保戶）、 廣播文化事業、道路水利綠化、農機服務等基礎建設，富裕地區的社隊工業開始起步。這一體製支持了嚴格的“統購統銷”製度，使得我國在一次次自然災害麵前減 少了損失；還以農業稅形式，將農業的大部分剩餘，為國家工業建設提供了最初的積累資金。人們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可以提出許多批評，但是，一個明顯的事 實是：在當年人均80美元、200公斤糧食的起點下，如果沒有貫徹城鄉的計劃（準計劃）經濟，就不可能在保障人民基本溫飽的同時達到20%以上的積累率， 就不能在改革開放前建成獨立自主的工業體係，就沒有後來的經濟起飛。是那個時代的廣大工農群眾，在困難和挫折中不動搖，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以三十 年的節衣縮食、艱苦奮鬥，甚至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價，為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基礎，他們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英雄。
高梁（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製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2013年1月12日
1957年“一五”計劃勝利完成，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在凱歌猛進時陡然遭遇三年天災，糧食產量銳減，加上政策失誤、調整不及時，從1959年底開始，饑荒向全國蔓延，部分地區的農村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況才開始好轉。
-------------氣象資料表明那“三年”沒有什麽天災，就憑這一點就是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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