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境遇最慘紅色女特工：50年代被捕 平反後自殺

境遇最慘紅色女特工：50年代被捕 平反後自殺

這個女人，終於在生命的最後，以一個俗常而天真的畫麵定格。沒有孩子，沒有愛人……

核心提示：這個女人，終於在生命的最後，以一個俗常而天真的畫麵定格。沒有孩子，沒有愛人，沒有家庭，隻有一個沒有體溫的布娃娃。盡管不能與她說話，缺 乏生命的鮮活氣息，但它與隱晦、複雜、心機、權衡、凶險、危機無關，它是純真、可愛、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關露內心深 處的陰霾與傷痛。

本文摘自《長城》2012年第3期 作者：齊紅原題為：《關露：失去節拍的歌唱》


近幾 年來，“諜戰”成為影視劇導演們青睞的題材，那些迅速搶占各電視台黃金時段的諜戰劇真是數不勝數：《潛伏》、《暗戰》、《旗袍》、《密使》、《密探》、 《密令1949》……電影《色戒》、《風聲》的票房之高更是引發了人們對“美女間諜”故事的強烈好奇。這樣的影視劇多麽好看啊——女人，美貌、豔裝，高貴 而神秘，看似單純簡單，其實深不可測，你知道她必然是故事的，但不確定這故事會怎樣的演繹，每一個眼神的顧盼流轉中都有意味深長的含義。最後終有一刻，她 露出了真實的麵目：一個插入敵人心髒的間諜。這個身份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關鍵的時刻，對敵人進行致命的一擊後，美女間諜主動或被動暴露身份，悲壯殞命。

帶著《風聲》中仍然記憶猶新的驚悚與殘酷，我進入關露的散文，那種奇怪的對比一時讓我有些恍惚：這個女人的生命果真曾經與“間諜”身份有關麽？她是那個 曾經走近令人發指的“76號魔窟”的地下黨員麽？是利用《女聲》雜誌作為掩護搜集日本情報的特工麽？而在她的散文裏，她卻是那樣一個平凡而俗常的小女子， 那個十點半鍾從戲院走出的女子，那個獨自走在秋夜的微風與細雨中的女子，她說剛出戲院時同路的有五個人，轉了個彎就隻剩下兩個，再轉一次彎就隻剩下形單影 隻的自己，她說恐怖與畏懼同時襲來，以至於“我要因可怕的威脅而癱倒了”。①

但關露的確曾以“特工”身份受命策反“76號魔窟”負責 人李士群，時間上與鄭蘋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實施刺殺丁默邨計劃幾乎是同時：1939年秋冬之際。隻是與鄭蘋如相比，關露的諜報生涯顯然少了許多 神秘、激烈與戲劇性——在曆史的舞台上，鄭蘋如從容而華麗地登場，後來又悲壯而華麗地收束，生命在最青春亮麗的時刻戛然而止——這更符合諜戰劇導演們的口 味。

關露的故事卻是另外一種版本，但有著一樣蒼涼而落寞的底色。沒有鄭蘋如那樣顯赫的家族背景、美豔的外貌、自如多變的應對能力，關 露又是怎樣堅持著她的諜報生涯的呢？與鄭蘋如相比，關露更是一介平凡女子，當命運將她放置在一種“非凡”的境遇之中，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節奏和旋 律，她的一生也就成為 “沒有節拍的歌唱”。②

走出家庭：一個平凡女孩的青春軌跡

為了體現關露命運中的傳奇意 味，一些報刊雜誌和傳記文字喜歡賦予她這樣的概括：“三十年代上海灘三大才女之一”、“與張愛玲、丁玲齊名的女作家”、寫出不朽詩篇的“民國才女”等等， 這些關乎寫作能力的定義與她“紅色間諜”、“中共特工”的身份結合在一起，似乎更能顯示她非同凡俗的生命情態。但事實上，無論就寫作的數量還是質量而言， 關露都無法與張愛玲、丁玲相提並論。

關露留下來的文字並不多，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出版作品有如下幾種：《太平洋上的歌聲》（詩 集，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新舊時代》（自傳體小說，光明書店1940年出版）、《蘋果園》（中篇小說，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除此之外還有 散見於報刊的散文、評論、詩歌，以及八年監獄生活留下的《秦城詩草》11篇（未集中出版）。

在數量有限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樸 素、認真、願意體味並表達生活的女作家的形象。關露的文筆清麗、婉約，行文清淺流暢，既無張愛玲的“清峻決絕”，也無丁玲的挺拔鋒利——三十年代的上海， 這樣棱角不是特別分明的寫作又何以能與張愛玲、丁玲齊名呢？除了那首因電影《十字街頭》而傳唱下來的主題歌《春天裏》（關露作詞）外，我們甚至幾乎淡忘了 她的文字：春天裏來百花香，/郎裏格郎裏格郎裏格郎，/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裏格郎格郎裏格郎，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來為 了穿，/朝夕都要忙。/郎裏格郎郎裏格郎，/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也得住間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樣……

歌詞裏流淌著底層小人物每 日生活的塵俗氣息，而關露本該就是這樣一個在凡俗之中穿梭、操持的女人：出身平凡又難免有小小波折，相貌普通但不乏秀麗，性格文靜、做事認真……這樣一個 女人，她最貼合的生活狀態應該是有一個家，有丈夫、孩子，依靠寫作和教書謀求著一份平凡而平穩的生活。

1907年7月25日，關露出 生在山西省右玉縣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前清舉人，做過當地的小縣令。母親是父親用賭博贏來的四千兩銀子換得的繼室，每每父親拿這個理由發火宣泄、以示權 威的時候，母親總是據理力爭：我可以養活我自己，我要出去教書。接受過女子專科學校教育的母親將自主、自立的理念也傳達給了關露姐妹：“明白了嗎？一個沒 有知識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於下跪。”“要獨立和自由就要有知識，要有知識就得念書。”③

九歲那年父親去世，母親就靠在師範學校 和師範附小教書的微薄收入養活著一家四口，物質上雖然清貧拘謹，但關露和妹妹讀書認真，表現優秀，母親又盡可能替她們阻擋著外來的紛擾，至少在這個時期， 兩人的生活還算風平浪靜。即便是十六歲那年母親因病去世，都並沒有給關露的生活帶來實質性的變化——母親離開了，但家庭的格局似乎並沒有改變：關露與妹妹 跟隨祖母來到南京二姨媽身邊，與寡居的二姨媽同住，用關露在《新舊時代》中的形容就是“這時我們還是四個人住著……隻不過母親換成了姨母”。

真正促使關露下決心走出家庭的動力來自於二姨媽的婚姻觀念和逼婚行動。這個家庭生活極其不幸的女人天天借酒澆愁，她不斷向關露姐妹灌輸的一個觀點就是 “結婚是女人的終身大事”，嫁一個有錢有勢的好人家才是一個女人的首要問題。關露極其反對姨媽的觀點，但又無力阻止她的嘮叨、灌輸與行動，這個家開始讓關 露感覺到痛苦與無奈：“我開始討厭我現在生活著的家了。我覺得我沒有說話和行動的自由。”“我家裏的一切都使我感覺厭倦和抑鬱。”“她（二姨媽）能使我因 違反她的意誌而感覺著靈魂的苦痛和不愉悅。”④

雖然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但關露姐妹明顯感覺到姨媽在為她們的出嫁而積極準備、物色人 選。潛在的威脅讓兩人做出決定：離家出走。一個偶然的契機使關露脫離了家庭來到上海，並在這裏遭遇、認識了熱心慷慨的劉道衡（劉原為同盟會會員，後加入中 國共產黨）。了解了關露的情況以後，劉道衡收留了她，並且願意提供學費，送關露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係念書。

邁出家庭這一步對關露而言意義重大，它不僅意味著對重蹈舊式女人命運危險的躲避，更意味著關露精神與視野的變化與拓展：當交流與交往的對象由封建家庭成員變成了見世麵、經風雨的社會人士時，關露的思想觀念也在發生著變化。

除了劉道衡外，法科大學的許多老師和學生都是愛國人士和革命家，關露與劉道衡的妹妹劉文淵一起住在亭子間時，來往的朋友中也不乏傾向革命的年輕人。自傳 小說《新舊時代》中關露曾提到一位叫作“宋景”的女孩，敘述者“我”起初無法理解這個說話柔和、姿態優美的南方女孩竟然喜歡看革命書籍，於是困惑地問道： “你為什麽對這些流血和戰爭的書發生興趣，你不覺得危險和可怕麽？”那女孩回答：“我不喜歡流血和戰爭，但我以為書上麵的理論很有道理。”她認為唯有這樣 的辦法可以解決社會與人生的問題。⑤

這些思想理念的浸染與滲透使得關露開始萌生革命訴求。1928年關露由法科大學考入南京中央大 學，先入哲學係，後轉入文學係，開始迷戀新詩並嚐試寫作。但她第一篇見諸報刊的文字不是詩歌，而是小說《餘君》，發表在張天翼、歐陽山、韓起等人創辦的周 刊《幼稚》上，刊物的一些成員是關露同學，後來南下上海，成為左聯的重要成員。1931年夏，關露因為中學畢業文憑問題而被迫離開中央大學，前往上海。不 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此時，雖然關露的妹妹胡繡楓和妹夫李劍華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這個家其實已經成為上海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據點。國家的危難加上朋 友、親人的影響，關露關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工人、兵士、農民這些底層小人物的身上，麵對這塊貧困、悲哀、滄桑的土地及土地上生存的民眾，她用樸素而真誠的 文字書寫著大災難下一個小人物的悲切與疼痛：

故鄉，憶起你，/掀起我祖國的惆悵！……在我的夢中，/我也看見你在掙紮在哀傷：/你待 救的呼聲，/已經把四萬萬同胞震響。/故鄉，/我曾在你懷中成長，/我愛你，好像愛我的/父母、兄弟，忠實的朋友；/我願意以我的熱血和體溫，/作你戰鬥 的刀槍。/我不能在這破碎的河山裏，/重聽那/“後庭花”隔江歌唱！/更不許換一個統製你的異種的新王！……故鄉，/我不能讓你淪亡！（《故鄉，我不能讓 你淪亡》）

帶著這樣的責任感與憂患意識，年輕的關露努力做著力所能及的事情：寫詩，編刊物（《新詩歌》），接觸並了解工廠女工，教她們讀書、識字、編板報，主動請求並承擔一些基層組織的宣講工作和宣傳任務，積極參與上海婦女反帝大同盟的籌備與宣傳事務。

正是在這樣的忙碌中，關露確立著自己的人生意義與自我價值，她並不具備敏銳的眼光和宏大的能量，但在所有需要自己的環節中認真、盡心，使得個體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在社會事務之外，關露的個人生活也體現著一個平凡小女人經營的認真。

關於關露的回憶性文字中，一些曾經去過她住處的人曾做出了這樣的描述：房間不大，但“素淨明潔”，擺放著一些小玩藝，充滿了生活情調，那張單人小床整潔 得讓人不忍落座，⑥這些細節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濃厚的生活情趣、注重生活格調和品質的女作家形象。同時印證這一點的一個有趣細節是關露的整容事件。

就外貌而言，關露給人的印象是平凡而不乏清秀。在年幼的周海嬰的記憶中，“關露大約二十五歲上下，高挑的身材，燙發，麵貌一般，談吐和藹可親，看不出叱 吒風雲革命士女的外貌。”⑦胡風的妻子梅誌這樣描述三十年代初剛剛認識的關露：“當時她的容貌和穿著都很平常，眼睛有點不對稱，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梁， 經常穿一身藍布旗袍，看去像個女教師或職員，不像女工。……朋友們都覺得她肯用功，有創作熱情。但並不認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學者風 度。”⑧關露自己也曾提到雖相貌平常但“愛修飾”，最好是用簡單而不費時間的方法“把自己修飾得好看”。並且特別指出對自己扁平的鼻梁有些不滿意。⑨

可能正是基於這種“愛美之心”，關露曾做過一次整容手術：用現在美容業通用的說法應該是“隆鼻手術”，時間大約在1935年，據梅誌回憶，當時曾在報紙 廣告欄看到美容廣告，用四個人手術後的照片證明美容院的水平與效果，其中之一即是關露。所以傳說中關露改變形貌是為了打入汪偽特務機構的說法並不成立（四 年之後，潘漢年才有了讓關露接近李士群的計劃）。但顯然手術並不成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鼻子有些變形，兩翼發紅，可能還有周期性的不適——這一切給她本 人後來的生活帶來了一些心理與身體的不便。

不知是否出於容貌修正後的自信，關露接下了左翼劇聯排演的話劇《賽金花》中的一個小小的角 色，與主演王瑩一起在上海、南京演出數場，當年中央大學同學常任俠記述了重回南京的關露的變化：舊地重來，伊人已經修鼻易名，“頎長玉立，秀眉隆準。華服 高履，體態盈盈，前所未見。……與在大學同席時判若兩人”。

在我看來，如上事件倒是讓傳說中的“紅色特工”關露變得生動起來：對工作 負責，對生活認真，愛美，有時不免迎合世俗，追求愛情，但似乎對自己的愛戀對象並不是特別的理解和了解，有過兩次無疾而終的戀愛，也都快速地成為過去…… 如果關露的生命之歌一直以這樣的節奏和旋律繼續下去，那麽她的歌聲未必響亮但必然平穩、舒緩，包含可以想象的俗常的煩惱或幸福、寒冷或溫暖。

《新舊時代》的後記中，關露明確表示自己希望通過這樣一部自傳小說告訴讀者的是：“一個一向都夢想與追求著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麽樣才能獲得自己的希 望。”一個女性“從舊的封建生活走向新生活”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⑩像那個時代出生的許多女孩子一樣，關露從懵懂到覺醒，從茫然被動到目標清晰的成長曆程 帶有一定的典型性——延續這樣的青春軌跡，關露的生命應該是平凡、日常的。但是很快，一個特殊的命令卻終止了關露原本的生活節拍，使她接下來的人生軌跡發 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