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人員與慰安婦的命運相同

下崗人員與慰安婦的命運相同
-----一位下崗朋友聽見我們與韓國留學生談慰安婦時的插話！
汪華斌
昨天去看望一位下崗的朋友，碰 到他兒子將自己的同學（一位韓國留學生）也帶回家了；於是就聊了起來。因為最近日本關於慰安婦的論調引起了美國的反駁，而站在最前列的竟然是韓國；所以我 就問韓國如何對待慰安婦的問題。這留學生說韓國與中國完全不同，韓國是從政府到民間全部是支持慰安婦維權；所以韓國政府出麵與日本交涉。而中國卻是忘記這 一頁，所以從政府到民間是‘不提、不問、不談’；而本人也因為羞恥心也是‘不談、不說、不維權’，從而使這代人自我消亡而結束這個話題與曆史。這時那位下 崗的朋友插話了，他說‘這與我們下崗人員的命運相同，因為我們現在也是這樣的人’。
我從這位韓國留學生這裏知道，日軍當年的慰安婦竟然大多數是中 國人；而在國際上為其命運呼聲最高的竟然是韓國，所以韓國留學生也說‘不理解中國和中國人’。我曾經看過丁玲的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說是一位姑娘被日 本侵略軍抓進軍營；擔任慰安婦。當她回到村裏的時候，她受到所有人的歧視；大家都從道德上否定她。更不可理解的是在解放後，這些慰安婦同霞村的那位姑娘一 樣；不是得到同情，而是遭到道德上、政治上的歧視。然而韓國社會卻不一樣，政府和社會沒有拋棄這些人；除受到社會的特別照顧外，政府和民間還積極為這些人 維權。正因為如此，所以韓國社會沒有慰安婦受到歧視的現象。可我們中國卻是一人被抓去當過慰安婦，全家或整個家族甚至幾代人都抬不起頭。
如果說這 是我們國民劣性根理論的話，那麽今天對待下崗人員也就得到了最好的詮釋；看今天的下崗人員沒有任何道德問題吧，也沒有種族主義的因素。但全社會還是這麽缺 乏理性，說明中國人的本性是多麽卑劣。因為我們沒有同情弱者的心，更沒有幫助需要幫助之人的心；我們有的隻是高高在上，仿佛欣賞別人痛苦掙紮；是那麽冷 酷。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社會的這種風氣下，下崗人員的家人仿佛也低人一等；這就是我們這個奇怪的社會。
我們知道慰安婦是二戰痛苦的產物，但我們享受 二戰成果時卻忘記了這個痛苦的群體；同樣我們下崗人員也是國企改革中痛苦的產物，一樣是全社會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時卻忘記了這個痛苦的群體。可以這麽說，今 天在中國活著的慰安婦肯定是最貧苦的；因為一個被社會和家人拋棄的人，她的生活能是幸福的嗎？同樣的是現在還活著的下崗人員肯定也是最貧苦的人，因為他們 是被社會和改革開放遺忘的人；在大家興高采烈地分享改革開放成果時，這些被遺忘的人能是最先富起來的人嗎？
當然我們對政府不理睬下崗人員能理解， 因為我們現在公開承認的改革成果就是下崗；難道政府能自己否認自己嗎？正因為如此，所以各級政府隻能對下崗人員裝聾作啞；可政府不應該對慰安婦不聞不問 呀，因為現在連美國都公開譴責日本對慰安婦的言論。正因為如此，我們這當事國是不是更應該據理力爭；因為當年的慰安婦已近驀年，我們是不是更應該體現出社 會的關懷備至；同時還應該為她們伸張正義，從身心上還她們的公平。然而現實卻是韓國人比中國人理性，中國人的國民性就是這麽卑劣；現在竟然除了極少數專家 學者提慰安婦，我們社會好像已經徹底忘記了這個群體還有中國人。
我從韓國留學生這裏知道，韓國不會因為與日本關係的好壞來定性慰安婦之事；就是韓 國與日本關係最好時，他們同樣也是據理力爭慰安婦的公平與正義。而我們中國人卻不一樣，我們從來就是按照自己的關係來定種族主義的親疏；當我們與日本的關 係緊張時，就會說日本這個種族最卑賤；而當我們與日本親善時，我們又高姿態看待這些曆史上的非理性的行為。正因為如此，有人說我們隻是把慰安婦當成槍使； 需要時放幾槍，不需要時也就沒有人記得這曾經的民族屈辱與恥辱。所以有人說中國人本來就這麽狹隘，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公開承認私利；所以中國人變得更加沒有 理性，變得更加狹隘了；這也是我們社會不僅對慰安婦不聞不問，就是對下崗人員也不聞不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