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談中國憲政的困難之路。
大哲學家劉小楓最近在一篇演說中,談到中國的憲政困境,整個文詞繞到雲山霧裏,著實的說,讓人很不知所以。事實上,應該說對這種言不由衷的“政治哲學家”已失去閱讀性趣,自然的產生厭倦感。而這種厭倦感多少和哲學家的言辭詰兀,自然有極大關係。
但因為大學者的政治宣告,以哲學思想高度對民眾的啟蒙,受到喉舌的管道大力倡導,誠屬必然現像。
劉小楓認為中國憲政的困難,僅在於所謂的曆史上的政治原因,或所謂的美國橫阻因素。對於種與事實剝離的論述,我們隻能說, “當哲學家一開口,所有人都暈了”,來闡明我們的感受。我們甚且可以這樣說,當一個哲學家,背離他的哲學良心,進而闡述他所不知,或不擅長領域時,以及政 治意圖駕越他所熟悉的知識場域時,那麽隻能給人感受到一片混亂渾濁的思想,抓不出他所要表達的東西。也許,包含他自己都不能相信他自己所表達的意念,和真 實的現實麵是同一的,所以混濁成為他所要表述的唯一的清析。
假設我們要問個所以然,必然要跳出事件外,才能窺視事件真正的意義在哪裏。然而在這裏,我們無意去對大哲學者劉小楓進行語匯或思想的分析。因為與其去對某人進行行為或語言分析,不如直剝事務本身核心來得更有意義一些。
無疑的從近代而言,憲政,始自滿清末年到今日,中國經曆總總曆史折磨苦難,到海峽兩岸對峙,憲政以臻百年有餘。迄今,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以德國魏 瑪為藍本的中華民國憲法,分立海峽兩岸。中華民國憲法在蔣氏家族裸退出台灣政壇,獲得區域性的法理實踐。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憲政,還存有姓資姓社或姓中的 雜音嗡嗡作響。
這種分擾,我們可以從環時和紅旗文稿對憲政是西方的陷阱,和光明日報發表許崇德教授的《憲政是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可揆諸一般。賀衛方和王天成則憂心,阻礙憲政的除了權貴外,意識形態更是其中最大阻力。
賀衛方教授和王天成等的憂心,誠有所本。但如果我們回首西眷,看看從魏瑪到納粹,一路走來的德國知識階層的沉重反思,更能理解,以權貴的意識形態作為憲 政阻力,並不足於說明憲政的困難所在。這點在於阿倫特的《責任與判斷》中有很睿智的談到,“人類對於德國猶太人所經曆、納粹奪權帶來的震撼,是一種詭異的 誤解,但那絕對是政治性的誤解,而不是個人性的誤解。”阿倫特指出:「我們不需要透過希特勒的掌權,才知道納粹是我們的敵人吧?很多人在好幾年當中一直是 很低能的。非常明顯的,絕大多數的德國人是站在希特勒後麵的,我們也早該知道的,不應該等到一九三三年才如此震撼性地大吃一驚…」這裏我們可以充份了解到 阿倫特所說的,亦恰如其分的點明了中國憲政的真正憲政困境。
中國憲政的真正困境不在於意識形態,而是默默站在反對憲政背後的多數人。我們更可以這樣說:普遍性的政治命運,從來不是我們的敵人做了甚麽,而是我們的朋友做了甚麽。中國憲政的命運,隻有在人們相互信賴,以一種不能言喻的信任,勇於投身於維護她的環境中才能獲得。
現代的歐洲、蘇聯都出現了獨裁者,但像中國這樣執著於權力世襲的,似乎沒有,所以一般人想不到這個問題,了解一點曆史就會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