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尖銳批評, 轉帖
在信息化社會暢通的今天，給講真話留出了更大的空間。
正文
新加坡是中國以外唯一華裔占多數的國家，再加上陳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華僑遺澤，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它有過特殊關注。自獨立以來，新加坡 經濟高速發展，成為了繼日本之後第二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國家，去年人均GDP達5萬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確實成績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 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政局相當穩定，被稱為威權與市場的完美結合範例。於是，無論海內海外，許多輿論都聲稱，新加坡與中國的體製接近且更為完美，最適 合中國參照模仿。眾多中國官員紛紛赴新加坡留學，學習執政經驗。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萬名中高層官員去過新加坡。但是，他們能學到什麽呢？
不必羨慕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新 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經濟成就。這一點當然不可否認。但是，新加坡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國，麵積僅700平方公裏，人口不過300萬，還不到中國一個較 小的地級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早在獨立前就是整個東南亞經濟的中心樞紐，擁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基礎設礎，甚至超過歐洲的平均水準。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 新加坡過去是一個既落後又孤立的破敗城市，純粹是為了樹立家族獨裁的神話。獨立後新加坡擺脫了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製，人民習性勤勞，又沒有偏遠地區 需要扶助，不出現經濟騰飛恐怕才是奇聞。
這些條件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根本就無法學習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單純的城市來比較，深圳在三十年前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現在已是現代化的特大城市，發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數倍。無論比哪方麵，深圳經驗都遠比新加坡經驗更加輝煌，中國官員又何必舍近而求遠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說這種理論爭論還比較空泛，眼前還有更實實在在的案例。
1994 年，正因為仰慕所謂新加坡經驗，中國決定與新加坡共同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並將園區的大多數股權，和負實際運營管理權全部交給了新加坡方麵。但新加坡人 很快就讓中國失望了，園區年年虧損不說，建設和招商成果也始終諸多不利。虧到1999年，兩國政府經過長期談判簽訂了新的備忘錄，從2001年起將多數股 權和運營管理權轉交給中方，結果從2001年當年開始，園區即扭虧為盈，發展更是一日千裏，成為了全國著名的工業開發區之一。現在這個開發區的人均GDP 是4萬美元。
如果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麽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就不否質疑的證明了，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即使在其最擅長的經濟領域，在中國也不見得能比得上“土經驗”。
新加坡的社會政策學不了，也不能學
新加坡公認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組屋——即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核心的住房政策，這也是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在經濟和社會因素上的最關鍵原因。
但這套政策別人也很難直接套用。
1966 年新加坡製定了強製征用土地的法律，開始時新加坡隻有44%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到1985年，僅建屋發展局就已經擁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資源，而新加坡 政府直到1995年才開始按市場價格向原主人提供補償（這裏的“市場價格”仍是隻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狀況變化導致的升值不予考慮）。低廉的土地成本 是新加坡能有財力大規模建設組屋的關鍵，而隻要看看我們國內主流媒體對於“釘子戶”們的無條件支持，就能想見，中國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話，會有多快就被唾沫 星淹沒。
如果說住房政策還隻是很難學，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學，也不應學。
李光耀是一個完完全 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和人民行動黨一直掛在嘴上的原則就是，絕不允許新加坡變成一個高福利國家，絕不能讓人民偷懶。如果僅僅是反對歐洲式的高福利，這 話當然不能說就是錯的。但實際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則是政府不為基本的養老、醫療、失業及救貧保障花一分錢。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經濟高度發達國家水準，新加坡 卻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齡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從事體力勞動才能養活自己。2012年一位80歲的老人在做清潔工作的菜場裏猝死，震驚全國， 但新加坡政府卻依舊毫無反應——累死老人本來就是新加坡財政得以維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 加坡唯一覆蓋大多數國民的社保製度就是中央公積金，相當於他國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所有社保項目的總和，但與其它國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積金要由個 人繳納大頭，一般占工資的20%，而雇主繳納的比例大多隻在13%-15%間。以上海作為對比，同樣的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 18%，而雇主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對公民是沒有救濟幫扶責任的。
這些難道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希望的未來方向嗎。
至 於在勞資關係和財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從來赤裸裸的完全傾向於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歐美大多數國家，但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 如果不是住房問題解決的比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實在太小，抬抬腳就能到物價較低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消費娛樂，甚至看病、養老，對於大多數身處中下層的 新加坡人來說，這個“第一世界”實在沒有什麽意義。
新加坡的“廉潔牌”很虛假
對於“新加坡模式”來說， 新加坡的廉潔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也一直以此誇讚自己的操守和能力舉世罕見。應該承認，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對中下層公務員的 管理，有著相當出色的一麵。嚴格的職權劃分，清晰的辦事流程、詳細的法律規章，加上超級優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讓這些老百姓最經常接觸的政府人員，既 難以貪腐索賄，也沒有多少必要貪腐索賄。這方麵的經驗確實值得學習和借鑒。
但是，對於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真正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新 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動黨高層來說，所謂的製約製衡幾乎完全就是裝裝門麵。他們和他們的家族、親朋，早就完全占據了新加坡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關鍵職位， 幾乎整個國家實際都已經是他們的，個個可以完全合法的大發其財。用拙劣的手段貪汙一點小錢，非不能也，隻是不屑罷了。
就以吳作棟為例，他任總理時的年薪是一百多萬新元（600萬人民幣），還自稱因為隻有這份收入，所以自己實際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之一，但他太太陳子玲的一次無心之語卻把他家的實際財力水準捅破了。
2005 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機構全國腎髒基金會NKF，爆發主席杜萊（Durai）濫用善款醜聞，此案堪稱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隻不過杜萊被抓到的是直接 用善款給自己發高薪和各種奢侈享受。陳子玲是NKF當時的三位名譽讚助人之一，但她在親自聽審後卻公開表示杜萊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並無其它不妥，還向記 者發表了一句著名的話，大意是象杜萊這樣掌管機構千萬財產的人來說，年薪60萬新元（超過300萬人民幣）隻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將相當於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隨口比喻為一粒花生，可以想見對於人民行動黨高層人士的家族來說，正式的 “養廉”高薪到底是個什麽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貪局，看似威風凜凜、權限無邊，其實沒有得到高層允許，對於與人民行動黨關係 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過問。1995年新加坡房地產大熱，許多人半夜排隊買樓，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購樓時，不但直接優先購買，還獲得了HPL公司超過百萬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廣泛非議，但號稱隻要知道公 務員收到一元好處也要調查的反貪局卻絲毫沒有動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屬下組織了一個小組草草調查即告了事。後來有人發現，接受HPL公司購房回扣的高官 及親屬還遠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調查小組接受的HPL所謂“回扣是感謝李家父子的廣告作用”說，對此根本無法解釋，但新加坡從反貪局到媒體， 上上下下完全對此不發一詞。
新加坡貪汙調查局大門
事實上，由於新加坡嚴苛到極點的反誹謗法律，和更可怕的內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談中，也不敢輕易語涉高層人士有不良行為，而媒體對這種問題也幾乎不會加以任何報道。不準問，不準談，更不準查，自然個個高官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都是兩袖清風、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 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萊，直到醜聞爆發後，新加坡精英層還堅持他行事雖有不當，但絕無違法行徑。可由於他名聲已經太臭，公憤遲遲難以平息，最後終於失 去了高層保護，結果略一調查，馬上被查出了原來早就利用職權，在工程發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賄賂。新加坡幾十年來所謂著名反腐大案，幾乎無不是這樣的模板—— 原來被吹噓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層的庇蔭，立即就被發現原來是隱藏極深的大腐敗分子。成為媒體吹噓不論任何顯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點腐敗的新證 據。
當然，對於一般的中下層公務員們涉嫌腐敗，反貪局和其它機構的調查積極性和力度確實可觀，這種貪腐等於是家奴在偷竊和破壞新加坡統治者們的私產，當然要從重從快的嚴懲不貸。
新加坡的政治沒有任何借鑒價值
對於新加坡的政治體製，一般被認為是在西式選舉民主製下實質威權化。偶有學術爭論，也無非是探討民主多一些，還是威權多一些。
在 筆者看來，這若非人雲亦雲，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談。新加坡的政治實質，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動黨，利用各種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懼，來維持自己 的絕對統治地位。人民行動黨不僅利用自己的執政優勢，在規則製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對派的獲勝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為人不齒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甚至將其重 要人物直接從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這些準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於：
1、設置集選區，不斷變動選區範圍，分化反對派的支持群體；
2、隻設置極短的競選時間，劃定極小的範圍和方式，讓反對派沒有時間和渠道，與選民接觸交流；
3、嚴格控製媒體，隻傳遞對人民行動黨有利，於反對派不利的信息；
4、強製在本區投票，在選票上設置號碼，與選民對應，向選民施加心理壓力；
5、以房屋翻修先後次序等政府資源，威脅利誘選民；
6、利用警察、稅務等強力機構，整治反對派人士，威脅潛在反對者；
7、控製法院，濫告“誹謗”，判罰巨款，將反對派領袖和骨幹整垮，威懾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評；
8、動用內安法等殖民時代留下的嚴苛法令，直接將摧殘對手的身心。
這 些，哪一項都與中國現行體製和法律格格不入，更與共和國幾代領導集體遵循人民的共同意願，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馳，哪裏有 半分值得參考、借鑒的價值。除非中國的官員想建立一個為統治而統治的極權國家。否則完全沒必要去進口這些二手的殖民地鎮壓經驗。
李 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為了確保政權，其很多所作所為，即使放在文革裏比較，都會讓人覺得觸目驚心，難以置信。西方把他們的體製說成與中國現在相似，甚至引誘、 鼓勵向其學習，用心用意其實是非常惡毒的，一旦中國入套，承認確與新加坡類似，還認真的去學習借鑒。他們隻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 國體製的名聲和信譽，也就會不可挽回的全盤崩潰，受到大多數人長久的厭惡和恐懼。甚至等不到外人說話，中國人民自己就會喪失對體製的一切信心。
政 治、經濟、社會、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麵麵，都與中國有著天壤之別，所謂經驗，不是難以仿效，就是令人厭惡，這種的“模板”還是敬謝不敏的好。而自建 國以來，中國凡是把某個或幾個外國當成模板，結果都是東施效顰，學蘇聯，學西方還是如此，今天去學什麽新加坡必定還是如此。無論是建國，還是改革開放，實 踐都證明，隻有按著中國自己的條件，開辟自己的道路，才是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途。抄捷徑的思想萬萬再要不得了。
注 1：新加坡的公務員分為超級和1~4級五大級別，《2011年新加坡薪資指南》報告顯示，2011年，處於頂級，即部長，副部長級別的領導月薪範圍分別為 14.6萬新元至16.5萬新元，及10.6萬新元至14.6萬新元。而處於最低級別的管理執行崗位給予應屆生的月薪達2800新元。同期，15至24 歲，擁有本科學曆以上的新加坡國民的平均月薪僅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務員的收入，還包括年終獎金，業績花紅（經濟不景氣年份會停發）。另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隱性補貼，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繳納的公積金一般在13-15%之間,但政府為公務員繳納的比例卻是20%。
注 2：NHF醜聞，2004年《海峽時報》在報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萊購買金水龍頭裝修自己的辦法室，杜萊聲稱受到誹謗而控告海峽時報的母公司新加坡報業控 股集團。但2005年開庭時，報業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師文達星以攻為守，當庭迫使杜萊承認了他的實際薪水高達60萬新元，用公款供養私車，虛報 NHF數據等行為，引發新加坡社會的震怒。
不必羨慕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新 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經濟成就。這一點當然不可否認。但是，新加坡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國，麵積僅700平方公裏，人口不過300萬，還不到中國一個較 小的地級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早在獨立前就是整個東南亞經濟的中心樞紐，擁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基礎設礎，甚至超過歐洲的平均水準。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 新加坡過去是一個既落後又孤立的破敗城市，純粹是為了樹立家族獨裁的神話。獨立後新加坡擺脫了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製，人民習性勤勞，又沒有偏遠地區 需要扶助，不出現經濟騰飛恐怕才是奇聞。
這些條件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根本就無法學習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單純的城市來比較，深圳在三十年前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現在已是現代化的特大城市，發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數倍。無論比哪方麵，深圳經驗都遠比新加坡經驗更加輝煌，中國官員又何必舍近而求遠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說這種理論爭論還比較空泛，眼前還有更實實在在的案例。
1994 年，正因為仰慕所謂新加坡經驗，中國決定與新加坡共同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並將園區的大多數股權，和負實際運營管理權全部交給了新加坡方麵。但新加坡人 很快就讓中國失望了，園區年年虧損不說，建設和招商成果也始終諸多不利。虧到1999年，兩國政府經過長期談判簽訂了新的備忘錄，從2001年起將多數股 權和運營管理權轉交給中方，結果從2001年當年開始，園區即扭虧為盈，發展更是一日千裏，成為了全國著名的工業開發區之一。現在這個開發區的人均GDP 是4萬美元。
如果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麽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就不否質疑的證明了，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即使在其最擅長的經濟領域，在中國也不見得能比得上“土經驗”。
新加坡的社會政策學不了，也不能學
新加坡公認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組屋——即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核心的住房政策，這也是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在經濟和社會因素上的最關鍵原因。
但這套政策別人也很難直接套用。
1966 年新加坡製定了強製征用土地的法律，開始時新加坡隻有44%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到1985年，僅建屋發展局就已經擁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資源，而新加坡 政府直到1995年才開始按市場價格向原主人提供補償（這裏的“市場價格”仍是隻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狀況變化導致的升值不予考慮）。低廉的土地成本 是新加坡能有財力大規模建設組屋的關鍵，而隻要看看我們國內主流媒體對於“釘子戶”們的無條件支持，就能想見，中國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話，會有多快就被唾沫 星淹沒。
如果說住房政策還隻是很難學，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學，也不應學。
李光耀是一個完完全 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和人民行動黨一直掛在嘴上的原則就是，絕不允許新加坡變成一個高福利國家，絕不能讓人民偷懶。如果僅僅是反對歐洲式的高福利，這 話當然不能說就是錯的。但實際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則是政府不為基本的養老、醫療、失業及救貧保障花一分錢。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經濟高度發達國家水準，新加坡 卻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齡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從事體力勞動才能養活自己。2012年一位80歲的老人在做清潔工作的菜場裏猝死，震驚全國， 但新加坡政府卻依舊毫無反應——累死老人本來就是新加坡財政得以維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 加坡唯一覆蓋大多數國民的社保製度就是中央公積金，相當於他國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所有社保項目的總和，但與其它國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積金要由個 人繳納大頭，一般占工資的20%，而雇主繳納的比例大多隻在13%-15%間。以上海作為對比，同樣的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 18%，而雇主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對公民是沒有救濟幫扶責任的。
這些難道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希望的未來方向嗎。
至 於在勞資關係和財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從來赤裸裸的完全傾向於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歐美大多數國家，但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 如果不是住房問題解決的比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實在太小，抬抬腳就能到物價較低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消費娛樂，甚至看病、養老，對於大多數身處中下層的 新加坡人來說，這個“第一世界”實在沒有什麽意義。
新加坡的“廉潔牌”很虛假
對於“新加坡模式”來說， 新加坡的廉潔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也一直以此誇讚自己的操守和能力舉世罕見。應該承認，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對中下層公務員的 管理，有著相當出色的一麵。嚴格的職權劃分，清晰的辦事流程、詳細的法律規章，加上超級優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讓這些老百姓最經常接觸的政府人員，既 難以貪腐索賄，也沒有多少必要貪腐索賄。這方麵的經驗確實值得學習和借鑒。
但是，對於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真正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新 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動黨高層來說，所謂的製約製衡幾乎完全就是裝裝門麵。他們和他們的家族、親朋，早就完全占據了新加坡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關鍵職位， 幾乎整個國家實際都已經是他們的，個個可以完全合法的大發其財。用拙劣的手段貪汙一點小錢，非不能也，隻是不屑罷了。
就以吳作棟為例，他任總理時的年薪是一百多萬新元（600萬人民幣），還自稱因為隻有這份收入，所以自己實際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之一，但他太太陳子玲的一次無心之語卻把他家的實際財力水準捅破了。
2005 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機構全國腎髒基金會NKF，爆發主席杜萊（Durai）濫用善款醜聞，此案堪稱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隻不過杜萊被抓到的是直接 用善款給自己發高薪和各種奢侈享受。陳子玲是NKF當時的三位名譽讚助人之一，但她在親自聽審後卻公開表示杜萊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並無其它不妥，還向記 者發表了一句著名的話，大意是象杜萊這樣掌管機構千萬財產的人來說，年薪60萬新元（超過300萬人民幣）隻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將相當於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隨口比喻為一粒花生，可以想見對於人民行動黨高層人士的家族來說，正式的 “養廉”高薪到底是個什麽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貪局，看似威風凜凜、權限無邊，其實沒有得到高層允許，對於與人民行動黨關係 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過問。1995年新加坡房地產大熱，許多人半夜排隊買樓，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購樓時，不但直接優先購買，還獲得了HPL公司超過百萬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廣泛非議，但號稱隻要知道公 務員收到一元好處也要調查的反貪局卻絲毫沒有動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屬下組織了一個小組草草調查即告了事。後來有人發現，接受HPL公司購房回扣的高官 及親屬還遠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調查小組接受的HPL所謂“回扣是感謝李家父子的廣告作用”說，對此根本無法解釋，但新加坡從反貪局到媒體， 上上下下完全對此不發一詞。
新加坡貪汙調查局大門
事實上，由於新加坡嚴苛到極點的反誹謗法律，和更可怕的內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談中，也不敢輕易語涉高層人士有不良行為，而媒體對這種問題也幾乎不會加以任何報道。不準問，不準談，更不準查，自然個個高官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都是兩袖清風、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 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萊，直到醜聞爆發後，新加坡精英層還堅持他行事雖有不當，但絕無違法行徑。可由於他名聲已經太臭，公憤遲遲難以平息，最後終於失 去了高層保護，結果略一調查，馬上被查出了原來早就利用職權，在工程發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賄賂。新加坡幾十年來所謂著名反腐大案，幾乎無不是這樣的模板—— 原來被吹噓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層的庇蔭，立即就被發現原來是隱藏極深的大腐敗分子。成為媒體吹噓不論任何顯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點腐敗的新證 據。
當然，對於一般的中下層公務員們涉嫌腐敗，反貪局和其它機構的調查積極性和力度確實可觀，這種貪腐等於是家奴在偷竊和破壞新加坡統治者們的私產，當然要從重從快的嚴懲不貸。
新加坡的政治沒有任何借鑒價值
對於新加坡的政治體製，一般被認為是在西式選舉民主製下實質威權化。偶有學術爭論，也無非是探討民主多一些，還是威權多一些。
在 筆者看來，這若非人雲亦雲，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談。新加坡的政治實質，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動黨，利用各種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懼，來維持自己 的絕對統治地位。人民行動黨不僅利用自己的執政優勢，在規則製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對派的獲勝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為人不齒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甚至將其重 要人物直接從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這些準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於：
1、設置集選區，不斷變動選區範圍，分化反對派的支持群體；
2、隻設置極短的競選時間，劃定極小的範圍和方式，讓反對派沒有時間和渠道，與選民接觸交流；
3、嚴格控製媒體，隻傳遞對人民行動黨有利，於反對派不利的信息；
4、強製在本區投票，在選票上設置號碼，與選民對應，向選民施加心理壓力；
5、以房屋翻修先後次序等政府資源，威脅利誘選民；
6、利用警察、稅務等強力機構，整治反對派人士，威脅潛在反對者；
7、控製法院，濫告“誹謗”，判罰巨款，將反對派領袖和骨幹整垮，威懾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評；
8、動用內安法等殖民時代留下的嚴苛法令，直接將摧殘對手的身心。
這 些，哪一項都與中國現行體製和法律格格不入，更與共和國幾代領導集體遵循人民的共同意願，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馳，哪裏有 半分值得參考、借鑒的價值。除非中國的官員想建立一個為統治而統治的極權國家。否則完全沒必要去進口這些二手的殖民地鎮壓經驗。
李 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為了確保政權，其很多所作所為，即使放在文革裏比較，都會讓人覺得觸目驚心，難以置信。西方把他們的體製說成與中國現在相似，甚至引誘、 鼓勵向其學習，用心用意其實是非常惡毒的，一旦中國入套，承認確與新加坡類似，還認真的去學習借鑒。他們隻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 國體製的名聲和信譽，也就會不可挽回的全盤崩潰，受到大多數人長久的厭惡和恐懼。甚至等不到外人說話，中國人民自己就會喪失對體製的一切信心。
政 治、經濟、社會、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麵麵，都與中國有著天壤之別，所謂經驗，不是難以仿效，就是令人厭惡，這種的“模板”還是敬謝不敏的好。而自建 國以來，中國凡是把某個或幾個外國當成模板，結果都是東施效顰，學蘇聯，學西方還是如此，今天去學什麽新加坡必定還是如此。無論是建國，還是改革開放，實 踐都證明，隻有按著中國自己的條件，開辟自己的道路，才是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途。抄捷徑的思想萬萬再要不得了。
注 1：新加坡的公務員分為超級和1~4級五大級別，《2011年新加坡薪資指南》報告顯示，2011年，處於頂級，即部長，副部長級別的領導月薪範圍分別為 14.6萬新元至16.5萬新元，及10.6萬新元至14.6萬新元。而處於最低級別的管理執行崗位給予應屆生的月薪達2800新元。同期，15至24 歲，擁有本科學曆以上的新加坡國民的平均月薪僅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務員的收入，還包括年終獎金，業績花紅（經濟不景氣年份會停發）。另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隱性補貼，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繳納的公積金一般在13-15%之間,但政府為公務員繳納的比例卻是20%。
注 2：NHF醜聞，2004年《海峽時報》在報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萊購買金水龍頭裝修自己的辦法室，杜萊聲稱受到誹謗而控告海峽時報的母公司新加坡報業控 股集團。但2005年開庭時，報業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師文達星以攻為守，當庭迫使杜萊承認了他的實際薪水高達60萬新元，用公款供養私車，虛報 NHF數據等行為，引發新加坡社會的震怒。
我看中國正向這條路上駛去呢。學這個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