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嚴春友：曆史走出了多遠——紀念遇羅克犧牲43周年

今天，是中國當代獨立思想的先驅者遇羅克遇難43周年的日子。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年僅27歲。他遭遇這一致命災難的原因，是因為他寫出了不同於官方觀點、主張平等的《出身論》。這一悲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我們國家的悲劇，值得我們深深地反思。 1．遇羅克時代結束了嗎？遇羅克是一個曆史的標尺，可以衡量出曆史的進度。從遇羅克1966年8月寫出論證人的身份平等的《出身論》到現在，不知不覺間，曆史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我們的曆史走了出了多遠呢？他提出的問題是否已經解決？一方麵，曆史確實有了前進，然而另一方麵這種前進的速度又是令人失望的，因為曆史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所改變的隻是量，而不是質。 比如，在政治犯方麵，進步的表現是不槍斃了，但依然有關押和流放，政治犯的存在本身就說明我們並沒有進入現代文明，而依然處於遇羅克的時代；言論、出版、新聞比那時寬鬆多了，但控製一直沒有放鬆，因言獲罪的現象至今屢見不鮮；現行反革命罪取消了，但還是有與之類似的顛覆國家罪；在社會平等方麵，雖然不講究出身了，但社會不平等的趨勢並沒有得到遏製。遇羅克說：“十年來滋長了一種詭辯式的‘理論’，承認並擴大了不平等。長此下去，與封建社會的等級製度有什麽區別？存在著不平等，根本就談不上民主、自由，國家也就沒有前途了。”（引自遇羅文：《我家》第9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三十多年的改革，並沒有根本解決平等的問題，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仍在不斷地加深著，與遇羅克時代一樣，“一部分人的尊嚴建築在對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上”（遇羅克語，引自《我家》339頁），雖然內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實質未變。最高權力廢除了終身製，但依然集所有大權於一身；相應地，各級政府和機構的一把手依然大權在握，說一不二，儼然一個個小皇帝。 所有這些都表明，毛式統治模式依然在延續著，而隻是有所弱化而已，可以說是弱毛時代。 就此而言，我讚同不應把前後三十年分割開來的看法，因為，盡管改革開放時期與毛時期相比，確實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但就實質而言，這些變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政治體製的本質，前後兩個時期以一貫之的那個精神是沒有改變的，這就是“社會主義”這一名詞掩蓋下的那個政治模式--集權體製和其中所貫穿的煽動仇恨和敵對情緒的階級鬥爭論。 有些人由於對現在的改革不滿，就懷念或主張回到毛時期，這實際上是把兩個時期對立起來了，以為毛式模式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完全錯了，因為，改革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毛時期那些問題的繼續，就是說，是因為毛體製並沒有退出曆史，改革中出現的那些問題的原因與毛時期的原因是一樣的。並徹底否定毛式體製，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那些問題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若是以毛式模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將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災難。 正因為根本的政治體製問題沒有解決，毛式統治模式依然存在著，我們這個社會就隨時有可能發生文革式的野蠻行徑，而且還有可能會變本加厲，超過毛式文革。1989事件和重慶小文革就是明證。毛時代還沒有發生過以正規軍對抗民眾的政府行為，即使在最嚴重的“四五”事件中，也隻是動用了工人糾察隊。隻要權力還集中在少部分人手裏，隻要權力沒有有效製約的力量，那麽任何荒唐、野蠻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草菅人命的行徑就不可避免。 2．為什麽在這個號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國家裏會出現如此野蠻的、草菅人命的事件？為什麽在以人民的名義設立的執法機關裏會出現對人民的慘無人道的酷刑？當我第一次讀到遇羅克、張誌新、林昭等人的遭遇時，感到十分震驚：他們所遭受的非人的摧殘，那是在日本鬼子的監獄裏才會發生的呀！他們那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多麽像過去被日本鬼子或國民黨抓進監獄的共產黨員！天朝的主宰者曾經控訴別人對他們的這種殘暴，為什麽他們掌握了政權以後又以同樣的殘暴對待別人？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極少看到有人表現出同情之心，每個機構的人都好像是冷冰冰的機器，在執行著主人的指令。這是多麽令人恐怖的一架機器！ 原因就是這種黨國一體製度和它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由於一體，每個人要想活命，就得馴服地擔當這個機器上的螺絲釘；同樣地，一個人一旦被宣布為“敵人”，那麽所有的螺絲釘就得同仇敵愾、落井下石。 由於所有資源都掌握在一個機器手裏，人們便不得不奉迎它，以換取活命的資料。於是，說假話就成為必然的了，皇帝新衣、指鹿為馬的故事便到處上演著。遇羅克早就指出了這一點：他在談到受批判的《紅日》時寫道：“這麽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為裏麵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決不是什麽‘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夠蒙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事實麵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麽不正常，即可作為證明。”（引自遇羅文：《我家》第56-57頁）於是，壓製言論的自由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為自由的言論會加重統治者的“壓力”，所以必須把這種壓力轉嫁到臣民身上。 因此，把恐怖灌輸到每個人的心中，也就成為必要的了。因為有了恐怖，人們就不敢說真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見，就會老老實實做奴才了。於是便有懲罰式的教育。相應地，便必然配以洗腦教育，無知的臣民是最好統治的，這樣的臣民以權力的判斷為判斷，沒有自己的主見，甚至沒有自己的意誌。 於是，臣民們便成為麻木的看客，當某些不馴服的臣民被處置時，他們中最好的是漠然以對，而大部分則是熱鬧的看客，甚至可能還為之感到“大快人心”。 3.那麽，怎樣才能夠改變毛式體製呢？近年來已有眾多的有識之士、包括黨內的一些開明人士提出了各種方案，其中的一個共識便是“頂層設計”。這當然是最好的方案；然而，這個方案卻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隻是一種偶然性。因為，從曆史上來看，一種集權製度能夠進行自我革新、限製自己的權力或者與他人分權的事例，在過往的曆史上還沒有看到過，隻是當代的台灣和緬甸有過，它們是從極權統治轉向民主的，可見這種概率如何之小。再者，如果把政治體製變革的希望完全寄托於“頂層設計”，那就如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於毛一樣，亦然是在期望著救世主的出現。 因此，這等於把自己的希望綁縛到了一個發生概率極小的事情上，它的發生隻能是奇跡。 於是有人提出革命。但是難以想象，這個革命是什麽樣子。在現在這個時代，不可能有什麽占山為王之舉，因為已經沒有什麽可占的山了。如果真有革命的話，也可能是整個社會的失控和混亂，而那是算不上革命的。 我能夠想到的是，在推動頂層設計的同時，我們每個人都重視自己個人的力量，都應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如同遇羅克當年所做的那樣。我們常有的想法是，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因而樂於作一個曆史的旁觀者，甚至作一個血腥事件的旁觀者，更有不少人是助威的看客。 實際不然，毛時代的反右、大躍進、文革，無一不是借助了個人的力量。我們看到，那時的絕大部分人，包括知識分子，幾乎全部喪失了自己獨立的判斷，以黨的判斷、最後以毛的判斷為自己的判斷，每個人都唯恐自己不夠進步，於是便響應號召，告密、落井下石、揭發甚至陷害他人，自覺充當專製統治的工具，人人以爭當這個工具為榮。像遇羅克這樣有獨立判斷的人，十分罕見，就連保持沉默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就此來說，盡管這些殘暴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毛，應當由毛負根本性的責任，但其他所有參與的人、尤其是那些喪失了獨立判斷而跟著無限吹捧的知識分子們，也是有責任的，因為正是他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那時過來的知識分子們多有怨言，似乎他們都是受害者，可是翻開曆史看看，他們同時也是迫害者，迫害者被迫害，這是一種內在的邏輯。典型的例子便是胡風，他在 1949年10月1日寫了一首詩，叫做《時間開始了》，無以複加地吹捧這個新政權，吹捧毛；結果，最後被這個吹大的氣球崩了一下，受傷不輕。如果那時不是這樣，知識分子們多一些沉默者、不合作者，曆史也許不會如此，至少會少一些受害者的罷。 總結這段曆史，我們可以得出不少的教訓。 第一，作為一個個體，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不能以任何他人的判斷為自己的判斷，尤其不能與手握全部權力的人有著同樣的判斷，否則便會貽害他人，最終也會貽害自己，你傷害別人的邏輯也一定會延伸到你自己身上，你也許現在還沒有受到傷害，但是早晚的事。如果你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或者拿不準是對還是不對的話，那麽有一種方法可以避免你做錯事、作傷天害理的事，這就是：沉默。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就說明你有自己獨立的意誌和思維。 第二，消除恐懼。恐懼是人人都有的，尤其是在權力過度集中的體製中，人們為了生存便常常在明知是錯誤的前提下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情，從而支持了極權統治。在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時期，這樣的事情不計其數，連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僅僅為了生存就去傷人害命，是缺德的，違背人倫的；盡管沒有親自傷害，但嫁禍於人便是犯罪了。如果不是危及到生命，告密和嫁禍於人都是不能諒解的。 消除了恐懼，便可以產生對抗非正義力量的勇氣。遇羅克可以說是對抗強暴力量的典範，他明確意識到自己獨立見解的後果，他說：“從《出身論》一發表，我就抱定了獻身的宗旨。我想，曆史會把我的這一段活動當作注腳的，它是會估價我的功過的。曆史會看到，在躍進了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封建的意識形態還怎樣廣有市場，和它戰鬥還會有多少犧牲。……任何懲罰都是壓不倒那些為正義而鬥爭的戰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犧牲。戰鬥的甘與苦全部在這裏。”（引自遇羅文：《我家》第76-77頁） 遇羅克確實是一位英雄人物，有著超人的勇敢，我們一般的人是難以企及的；實在說，在遇羅克麵前我們會感到慚愧，因為我們缺少他那種無所畏懼的氣概。但是，這不能成為我們懦弱的理由，也不意味著我們這些普通人就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隨波逐流，無所作為。事實上，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做他能夠做和應該做的事，這些事隻要是正義的，雖然未必是驚天動地的，卻是能夠推動曆史前進的。就如同涓涓細流匯成浩瀚的江河一樣，單個的細流是容易截斷的，可是，當它們匯成江河的時候卻就不是這樣了，江河中所有的東西都會被這巨大的流水推向大海。曆史便是這樣的洪流，這時每個個體也就都成為了塑造曆史的英雄，每個人都在創造著屬於自己的曆史。 第三，因此，我們每個普通人的力量並不渺小，相反，是偉大而堅韌的，隻要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個體具備了民主的意識，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了反抗非正義力量的勇氣，這個社會的文明也就指日可待。現在我們看到，已經有許許多多遇羅克式的人物在進行著推動曆史進展的工作，他們忘卻了自己的生死，為這個嶄新時代的誕生而鬥爭著。那麽，我們這些缺少他們那種英雄氣概的人該怎麽辦呢？我想至少還有一種辦法，就是：不合作。 不合作，就是不與任何不義的力量進行合作，絕對不作對其有利的事情，不為其添磚加瓦，當需要說假話的時候保持沉默，當需要參與的時候保持距離。 通常的想法是：大多數人都對於不義視而不見，甚至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態度，我自己不合作有什麽意義呢？不！這是一件具有偉大意義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不義到你為止，這時你便成為一堵牆，把不義阻擋在了牆的另一邊，於是你的身後便是一片正義的天空。即使你隻是在一個小小的山村裏，我相信，這片微小的天空也會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這樣的不合作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可能的，是對抗強暴的最後一種方法。即使在反右和文革那樣暴烈的時代，也還是有不合作的可能性的，依然有一部分人保持沉默和距離。如果那時候有更多的人采取這種態度，而不是那樣爭先恐後地投入進去，那麽曆史的悲劇就決不可能這樣慘烈。 你也可能會說，有時我們弄不清楚何為善惡怎麽辦？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麵是因為事情有時過於複雜，另一方麵是因為人的判斷能力有高有低。不過總還有辦法來確定，最後的一種辦法，就是我們的老祖宗交給我們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你要做一件事情或對某些事的性質不能作判斷的時候，可以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試一試，一般說來，就能夠辨別什麽是正義了。比如有人覺得文革好，那麽他們就可以把文革時的暴行加到自己身上試一試，是否可以接受。還有另外的一條底線，那就是：不要傷害他人--這正如我們不希望別人傷害自己一樣。 沒有受到製約的權力必定是暴政，但是，當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都對這個暴政保持距離的時候，它也就受到了製約；當謊言盛行的時候，假如大多數人保持沉默，它也就沒有了市場。自由並不是誰給我們的，相反，它就在我們每個人的手中。 遇羅克在臨刑前夕寫下了兩手詩，寄托著他對於後人的期望： 七絕 贈友人 攻讀健泳手足情， 遺業艱難賴眾英。 未必清明牲壯鬼， 乾坤特重我頭輕。“ 五律 神州火似荼， 煉獄論何足。 義舉驚庸世， 奇文愧爛書。 山河添豪壯， 風雨更歌哭。 唯念諸伯仲， 時發一短呼。 現在看來，這個”遺業“不僅僅有賴於”眾英“，更有賴於每個普通人的覺醒；一個普通人的呐喊也許隻是一聲”短呼“，但那也是真理的呼聲，這樣的呼聲多了，便會成為震動人們心靈的”長呼“。 遇羅克的話語至今聽來依然錚錚作響：“我不能背棄自己的信仰。我個人家庭算得了什麽？我個人生命又算得了什麽？即使為此進了監獄，若幹年後也總會有人回憶起，在那危險的暴風雨歲月裏，他發出了維護真理的聲音”。（引自遇羅文：《我家》第124頁）這從曆史深處發出的真理的聲音，指明了曆史的方向：因言獲罪的時代早該結束了！ 我們每個普通人難道不應該聽從這個真理的召喚嗎？個體能夠走多遠，曆史也將會走多遠。 來源: 共識網 | 責任編輯：向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