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尖銳批評, 轉帖
在信息化社會暢通的今天，給講真話留出了更大的空間。
正文
打死強奸中國東北婦女的俄軍 中國人反被被判殺人犯
兩 個中國警察路過，聽老漢的哭訴蘇軍強奸中國姑娘，其中一個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義憤，照那蘇聯軍官腿就打了一槍。另一個警察張玉清說：“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說著又給補了一槍，這也是他罪有應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後1952年，把徐敬一、張玉清二人揪出來，五花大綁，拉到我們村外的大台上，跪著，脖頸上掛著寫有“殺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鬥爭，這兩人以後再也沒回來。
（一）
1956年10月下旬，領導派我和另一名同誌下基層檢查工作。當時我從軍隊轉業地方已經二年，工作單位在湖北省江陵縣。
和我同行的名叫熊克武，比我大幾歲，約二十七八。湖北當地人。 我們去的單位在長江南岸的彌市鎮，小鎮坐落在長江支流虎渡河畔。
一天晚飯後，我二人到河邊散步，信步走在河灘的細沙上，頭頂秋日晴空、望著漸下的豔紅夕陽，兩岸恬靜的田園農舍，呼吸著暑氣已退的清新空氣，真是心曠神怡，邊走邊嘮，天南地北。
“解放”初期的湖北農村，比較閉塞。當地人對我這個外來的東北漢一切都好奇，有些人時常問我：東北人是不是一生隻洗三次澡？那裏的人們傳說東北人一生隻有出生、結婚、死亡各洗一次澡。還問我：臘月小年是陰曆二十三還是二十四？湖北當地小年是在陰曆二十四，東北是二十三日。等等，問個沒了。
嘮著嘮著，熊克武忽然問：“聽說1945年蘇聯紅軍在東北有強奸婦女、搶劫財物的行為，是真的嗎？”我脫口而出：“有啊！”
1945年我十四歲，當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沈陽。我家住在沈陽方城大南門外、大南街中段藥王廟附近，距張作霖大帥府二裏多地。沿大南街有許多商鋪，日本投降後，這裏一時湧出很多遊商攤販。大約8月末、9月初，我們這裏就出現了滿街的蘇聯紅軍。
9月，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上我目睹一個蘇聯紅軍搶冥幣。當時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農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蘭盆節”，民間叫“鬼節”。這天佛廟要舉行儀式，焚香禮拜，超度眾生；民間百姓也家家燒冥幣遙祭亡靈。接下來10月1日是農曆中秋節，也有祭祀先人的。所以這期間滿街到處有售賣冥品冥幣的。
這天，從大南門方向走來一個蘇聯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個售賣冥品的小攤前，看見花花綠綠的冥幣，以為是能流通的貨幣，上前搶了一捆就走，來到另一個售賣食品的小攤前拿了食品扔下幾張冥幣就要走。小販不幹，比比劃劃拒收。這個蘇聯兵眼睛一瞪，掄起轉盤槍逼著小販，嚇得小販再不敢吱聲。許多中國老百姓背後咒罵、當笑話。
有的還從倉庫裏偷盜出各種物資叫賣，或跟中國老百姓換物。
一個蘇聯兵弄來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門附近要跟中國人交換貴重物品。有一個吸毒老頭，拿了一塊銀殼懷表去換。那個蘇聯兵接過懷表揣起來，卻不肯給海洛因。這老頭不幹，他就端起轉盤槍，嚇得老頭隻得認倒黴。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強奸婦女。一天，咱院大人們傳說大東門附近一女子被從電車上拽走，又某處婦女被強奸，等等。但滿城驚慌，我們大院的各家婦女都不敢出門，互相轉告往臉上抹鍋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單獨或結夥施暴，當時蘇軍還有組織地拆卸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廠的機器設備，我們沈陽東關的兵工廠、飛機製造廠、鐵西區的重工業廠等等，日以繼夜地把機器拆下來，裝火車運往蘇聯國去。這些事，我們沈陽的老百姓都氣憤，說：“老毛子簡直就是紅胡子。”
這些事，經熊克武一問，我就回想起來，大概地對他講了。講過之後我也就把此事拋在腦後。
誰知第二年興起反右派運動，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列出識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其中第六條寫明：“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
那位熊克武為了表現積極，寫大字報揭發我那次對他講蘇聯紅軍惡行的事。這就成為我右派罪狀之一。其他還有“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醜化老幹部”兩條。
說我“誣蔑蘇聯紅軍”，我總也想不通。一是二人閑聊，而且是他發問，而非我主動散布，二是我所說都是事實，而非捏造。壞事不許說，說了事實就算誣蔑，豈有此理？
（二）
二十二年後，我右派改正、走出監獄、回歸社會、接觸了一些朋友，才發現：為了蘇聯紅軍在東北暴行這件事，還有很多蒙冤者。
一位姓欒，原是沈陽市政府車隊的小車司機，鳴放期間他說了蘇聯紅軍暴行，被打成壞分子，投入勞動教養數年。
一位Chen-shuxiang，沈陽市無線電機械廠技術員，當年21歲。鳴放初期他一直沒發言，後來因為本單位一位同事講了蘇聯紅軍搶劫和強奸婦女的事，批判者說他“破壞社會主義國際團結”，主持人詭辯說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虜過來的白匪兵。而Chen認為這是強詞奪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駁主持人。
他對筆者說：“1945年我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離大南門約5華裏，當年是個城郊村。1945年10月間，南塔村闖進來一名騎著洋馬的蘇聯紅軍，他挨戶踅摸，最後闖進王升老兩口的家，要強奸女主人。王升保護妻子，這個俄國毛子就操起一個大洋酒瓶子把老頭打死，繼而強奸老太太。老太太嘰哇喊叫，驚動了四鄰。村裏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聞聲扒窗戶往裏看，見鬼子正在幹壞事，蔡家兄弟就破門衝入，一頓棍棒把作惡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頭已無法回天。
大家怕蘇聯軍隊來找人，經商量，把鬼子屍體掩埋，洋馬殺了分肉給各戶。
那年Chen 10歲，也跟著看熱鬧。忽然回頭看見埋著鬼子屍體的土堆還在拱動，就喊鬼子沒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徹底打死。
大家分得馬肉，各回各家，這事也就平息。
1948年沈陽解放，建立了新政權。1952年搞三反運動，有人檢舉老蔡家幾弟兄打死蘇聯兵這檔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來，槍斃一名，另判管製幾名。罪名是“殺死紅軍，破壞中蘇團結”。這件事在當地村民中引起極大不滿，大家議論：鬼子殺了我們的人、還要強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村民自發地懲辦匪徒，是完全正義的。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還要殺更多的咱們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氣的人，都不會答應。Chen強調，那位同誌說的是事實，不該說是右派。
他這一番發言，駁得主持人啞口無言。反右領導小組就說他幫助右派分子，幫助右派分子的人也就是右派，於是，一頂右派鉄帽也扣到他頭上。
另一位，Ai-qing shan，沈陽西北郊區下坎子村人，今年77歲。1952年進入沈陽飛機製造廠當工人。鳴放期間他講了所見蘇聯紅軍暴行，結果被定為“壞分子”，判刑17年，投入淩源監獄勞改，受盡折磨。
Ai向筆者講述了當年他在下坎子村所見。他說：
下坎子是一個小自然村，在沈陽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戶人家。蘇軍所到之處無惡不作，我們村也不能幸免。王××（因其後代仍在原地居住，顧及子女的顏麵，隱其真名）的妻子被蘇軍軍官抓住，拽到磚廠空房內強奸，蘇聯士兵在外麵站崗。高家十二歲小女孩也被蘇軍強奸了。
距離下坎子村幾裏地外，在沈陽西北郊有一個日本軍用倉庫叫“581倉庫”，日本投降，社會秩序大亂，有些人從581倉庫搶軍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資扛回來賣，有時蘇軍也開汽車拉些軍用物資來賣。我們村的徐樹吉住在村東頭，一天早晨，他懷揣著錢想買點便宜貨，他來到村西頭兩棵柳樹下守候。這時來了一個蘇聯兵，見著徐樹吉就搜身，把他懷裏揣的錢翻著了，徐樹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奪，但錢還是被搶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樹下生悶氣。不多時，那個蘇聯兵又找來一個蘇聯兵，先前那個兵用手指徐樹吉，意思說就是他往回奪錢，不老實順從。兩個蘇聯兵走上前，掄起槍托摟頭蓋頂就砸徐樹吉，把徐樹吉打得慘叫聲整個村子都聽到。那年我十歲，那恐怖的哀嚎聲嚇得我心都要跳出來。全村子沒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連他家人也不敢。大約過了半小時漸漸沒有聲音了，村裏人才敢出來，見兩個大鼻子兵已揚長而去，圍過去再看徐樹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陽北郊有一條從東向西橫穿的運河，現在沈陽市的人管它叫北運河，那時都管它叫二道溝，我們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麵結冰，人車為了抄近都從冰上走。1945年冬，遠屯有一輛膠皮軲轤大車路過我們村附近的二道溝，老漢趕車，車上坐著老漢的姑娘。這時來了一個蘇聯軍官，把姑娘強奸了，完事還要扒大車的膠車輪胎。趕車的老漢連哭帶訴：“給我們的姑娘給糟蹋了，還扒車輪胎，這車還能走嗎？怎麽回家啊？我們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氣，這又受老毛子的，連強奸姑娘帶扒車帶，……”。正好有兩個中國警察路過，本來也不敢管，但聽老漢的一番哭訴，其中一個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義憤，就豁出去了，照那蘇聯軍官腿就打了一槍。這個蘇聯軍官挨了槍，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囂張氣焰立刻沒了，坐在地上，雙手舉過頭頂，不住的拍巴掌。另一個警察張玉清說：“你那能耐哪去 了？真是太可恨了！”說著又給補了一槍，這也是他罪有應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後1952年，把徐敬一、張玉清二人揪出來，五花大綁，拉到我們村外的大台上，跪著，脖頸上掛著寫有“殺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鬥爭，這兩人以後再也沒回來。
另一位曆史見證人，W-yongda，今年80歲，上世紀50年代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做過共青團幹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因講了 1945年蘇軍的暴行，受留黨查看二年處分。這位先生的老伴至今心有餘悸，一經提起這段遭冤屈的曆史，就堅決不準老先生再公開說，怕因自己揭露了大王爺忌諱的事而給兒女帶來麻煩。
最典型、知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龍雲先生。龍雲先生因為質疑蘇聯紅軍1945年在東北拆運機器設備、在抗美援朝戰爭後向我國催逼軍火款項等不義行為，就被加上‘反蘇’罪名，扣上右派帽子。死不瞑目。
兩 個中國警察路過，聽老漢的哭訴蘇軍強奸中國姑娘，其中一個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義憤，照那蘇聯軍官腿就打了一槍。另一個警察張玉清說：“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說著又給補了一槍，這也是他罪有應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後1952年，把徐敬一、張玉清二人揪出來，五花大綁，拉到我們村外的大台上，跪著，脖頸上掛著寫有“殺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鬥爭，這兩人以後再也沒回來。
（一）
1956年10月下旬，領導派我和另一名同誌下基層檢查工作。當時我從軍隊轉業地方已經二年，工作單位在湖北省江陵縣。
和我同行的名叫熊克武，比我大幾歲，約二十七八。湖北當地人。 我們去的單位在長江南岸的彌市鎮，小鎮坐落在長江支流虎渡河畔。
一天晚飯後，我二人到河邊散步，信步走在河灘的細沙上，頭頂秋日晴空、望著漸下的豔紅夕陽，兩岸恬靜的田園農舍，呼吸著暑氣已退的清新空氣，真是心曠神怡，邊走邊嘮，天南地北。
“解放”初期的湖北農村，比較閉塞。當地人對我這個外來的東北漢一切都好奇，有些人時常問我：東北人是不是一生隻洗三次澡？那裏的人們傳說東北人一生隻有出生、結婚、死亡各洗一次澡。還問我：臘月小年是陰曆二十三還是二十四？湖北當地小年是在陰曆二十四，東北是二十三日。等等，問個沒了。
嘮著嘮著，熊克武忽然問：“聽說1945年蘇聯紅軍在東北有強奸婦女、搶劫財物的行為，是真的嗎？”我脫口而出：“有啊！”
1945年我十四歲，當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沈陽。我家住在沈陽方城大南門外、大南街中段藥王廟附近，距張作霖大帥府二裏多地。沿大南街有許多商鋪，日本投降後，這裏一時湧出很多遊商攤販。大約8月末、9月初，我們這裏就出現了滿街的蘇聯紅軍。
9月，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上我目睹一個蘇聯紅軍搶冥幣。當時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農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蘭盆節”，民間叫“鬼節”。這天佛廟要舉行儀式，焚香禮拜，超度眾生；民間百姓也家家燒冥幣遙祭亡靈。接下來10月1日是農曆中秋節，也有祭祀先人的。所以這期間滿街到處有售賣冥品冥幣的。
這天，從大南門方向走來一個蘇聯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個售賣冥品的小攤前，看見花花綠綠的冥幣，以為是能流通的貨幣，上前搶了一捆就走，來到另一個售賣食品的小攤前拿了食品扔下幾張冥幣就要走。小販不幹，比比劃劃拒收。這個蘇聯兵眼睛一瞪，掄起轉盤槍逼著小販，嚇得小販再不敢吱聲。許多中國老百姓背後咒罵、當笑話。
有的還從倉庫裏偷盜出各種物資叫賣，或跟中國老百姓換物。
一個蘇聯兵弄來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門附近要跟中國人交換貴重物品。有一個吸毒老頭，拿了一塊銀殼懷表去換。那個蘇聯兵接過懷表揣起來，卻不肯給海洛因。這老頭不幹，他就端起轉盤槍，嚇得老頭隻得認倒黴。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強奸婦女。一天，咱院大人們傳說大東門附近一女子被從電車上拽走，又某處婦女被強奸，等等。但滿城驚慌，我們大院的各家婦女都不敢出門，互相轉告往臉上抹鍋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單獨或結夥施暴，當時蘇軍還有組織地拆卸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廠的機器設備，我們沈陽東關的兵工廠、飛機製造廠、鐵西區的重工業廠等等，日以繼夜地把機器拆下來，裝火車運往蘇聯國去。這些事，我們沈陽的老百姓都氣憤，說：“老毛子簡直就是紅胡子。”
這些事，經熊克武一問，我就回想起來，大概地對他講了。講過之後我也就把此事拋在腦後。
誰知第二年興起反右派運動，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列出識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其中第六條寫明：“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
那位熊克武為了表現積極，寫大字報揭發我那次對他講蘇聯紅軍惡行的事。這就成為我右派罪狀之一。其他還有“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醜化老幹部”兩條。
說我“誣蔑蘇聯紅軍”，我總也想不通。一是二人閑聊，而且是他發問，而非我主動散布，二是我所說都是事實，而非捏造。壞事不許說，說了事實就算誣蔑，豈有此理？
（二）
二十二年後，我右派改正、走出監獄、回歸社會、接觸了一些朋友，才發現：為了蘇聯紅軍在東北暴行這件事，還有很多蒙冤者。
一位姓欒，原是沈陽市政府車隊的小車司機，鳴放期間他說了蘇聯紅軍暴行，被打成壞分子，投入勞動教養數年。
一位Chen-shuxiang，沈陽市無線電機械廠技術員，當年21歲。鳴放初期他一直沒發言，後來因為本單位一位同事講了蘇聯紅軍搶劫和強奸婦女的事，批判者說他“破壞社會主義國際團結”，主持人詭辯說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虜過來的白匪兵。而Chen認為這是強詞奪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駁主持人。
他對筆者說：“1945年我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離大南門約5華裏，當年是個城郊村。1945年10月間，南塔村闖進來一名騎著洋馬的蘇聯紅軍，他挨戶踅摸，最後闖進王升老兩口的家，要強奸女主人。王升保護妻子，這個俄國毛子就操起一個大洋酒瓶子把老頭打死，繼而強奸老太太。老太太嘰哇喊叫，驚動了四鄰。村裏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聞聲扒窗戶往裏看，見鬼子正在幹壞事，蔡家兄弟就破門衝入，一頓棍棒把作惡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頭已無法回天。
大家怕蘇聯軍隊來找人，經商量，把鬼子屍體掩埋，洋馬殺了分肉給各戶。
那年Chen 10歲，也跟著看熱鬧。忽然回頭看見埋著鬼子屍體的土堆還在拱動，就喊鬼子沒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徹底打死。
大家分得馬肉，各回各家，這事也就平息。
1948年沈陽解放，建立了新政權。1952年搞三反運動，有人檢舉老蔡家幾弟兄打死蘇聯兵這檔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來，槍斃一名，另判管製幾名。罪名是“殺死紅軍，破壞中蘇團結”。這件事在當地村民中引起極大不滿，大家議論：鬼子殺了我們的人、還要強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村民自發地懲辦匪徒，是完全正義的。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還要殺更多的咱們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氣的人，都不會答應。Chen強調，那位同誌說的是事實，不該說是右派。
他這一番發言，駁得主持人啞口無言。反右領導小組就說他幫助右派分子，幫助右派分子的人也就是右派，於是，一頂右派鉄帽也扣到他頭上。
另一位，Ai-qing shan，沈陽西北郊區下坎子村人，今年77歲。1952年進入沈陽飛機製造廠當工人。鳴放期間他講了所見蘇聯紅軍暴行，結果被定為“壞分子”，判刑17年，投入淩源監獄勞改，受盡折磨。
Ai向筆者講述了當年他在下坎子村所見。他說：
下坎子是一個小自然村，在沈陽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戶人家。蘇軍所到之處無惡不作，我們村也不能幸免。王××（因其後代仍在原地居住，顧及子女的顏麵，隱其真名）的妻子被蘇軍軍官抓住，拽到磚廠空房內強奸，蘇聯士兵在外麵站崗。高家十二歲小女孩也被蘇軍強奸了。
距離下坎子村幾裏地外，在沈陽西北郊有一個日本軍用倉庫叫“581倉庫”，日本投降，社會秩序大亂，有些人從581倉庫搶軍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資扛回來賣，有時蘇軍也開汽車拉些軍用物資來賣。我們村的徐樹吉住在村東頭，一天早晨，他懷揣著錢想買點便宜貨，他來到村西頭兩棵柳樹下守候。這時來了一個蘇聯兵，見著徐樹吉就搜身，把他懷裏揣的錢翻著了，徐樹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奪，但錢還是被搶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樹下生悶氣。不多時，那個蘇聯兵又找來一個蘇聯兵，先前那個兵用手指徐樹吉，意思說就是他往回奪錢，不老實順從。兩個蘇聯兵走上前，掄起槍托摟頭蓋頂就砸徐樹吉，把徐樹吉打得慘叫聲整個村子都聽到。那年我十歲，那恐怖的哀嚎聲嚇得我心都要跳出來。全村子沒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連他家人也不敢。大約過了半小時漸漸沒有聲音了，村裏人才敢出來，見兩個大鼻子兵已揚長而去，圍過去再看徐樹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陽北郊有一條從東向西橫穿的運河，現在沈陽市的人管它叫北運河，那時都管它叫二道溝，我們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麵結冰，人車為了抄近都從冰上走。1945年冬，遠屯有一輛膠皮軲轤大車路過我們村附近的二道溝，老漢趕車，車上坐著老漢的姑娘。這時來了一個蘇聯軍官，把姑娘強奸了，完事還要扒大車的膠車輪胎。趕車的老漢連哭帶訴：“給我們的姑娘給糟蹋了，還扒車輪胎，這車還能走嗎？怎麽回家啊？我們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氣，這又受老毛子的，連強奸姑娘帶扒車帶，……”。正好有兩個中國警察路過，本來也不敢管，但聽老漢的一番哭訴，其中一個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義憤，就豁出去了，照那蘇聯軍官腿就打了一槍。這個蘇聯軍官挨了槍，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囂張氣焰立刻沒了，坐在地上，雙手舉過頭頂，不住的拍巴掌。另一個警察張玉清說：“你那能耐哪去 了？真是太可恨了！”說著又給補了一槍，這也是他罪有應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後1952年，把徐敬一、張玉清二人揪出來，五花大綁，拉到我們村外的大台上，跪著，脖頸上掛著寫有“殺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鬥爭，這兩人以後再也沒回來。
另一位曆史見證人，W-yongda，今年80歲，上世紀50年代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做過共青團幹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因講了 1945年蘇軍的暴行，受留黨查看二年處分。這位先生的老伴至今心有餘悸，一經提起這段遭冤屈的曆史，就堅決不準老先生再公開說，怕因自己揭露了大王爺忌諱的事而給兒女帶來麻煩。
最典型、知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龍雲先生。龍雲先生因為質疑蘇聯紅軍1945年在東北拆運機器設備、在抗美援朝戰爭後向我國催逼軍火款項等不義行為，就被加上‘反蘇’罪名，扣上右派帽子。死不瞑目。
評論
Bfcook
2013-03-27 0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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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是非不分 不講公正 還不如海盜。 海島內部還是很講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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