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窗裏過新年的薄熙來和王立軍

薄熙來在重慶搞法西斯恐怖，用“唱紅”對民眾進行洗腦，通過“打黑”對民營企業家的財產進行搶奪，重慶的“打黑”運動跟希特勒清洗猶太人如出一轍，王立軍扮演羅姆（衝鋒隊長）和希姆萊（黨衛軍頭子）的角色。重慶“打黑”認定了560個“黑社會組織”，其中大半是合法民營企業家，從中強行沒收了上千億的資產。

王立軍在重慶郊外的多處“農家樂”非法設立刑訊基地，據親曆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鐵山坪其實隻是當年重慶打黑的24個基地之一。這些基地的出現，主要是當時抓的人太多，很多地方人滿為患，被迫陸續啟用一些新的基地，之後發展成為各個專案組的“外訊基地”。

曾在江北看守所代號“0885”的“嫌犯”告訴記者，當時在看守所，要被送往鐵山坪的程序，是警察在監舍外喊“0885、外訊”，“萬州一個做園林的富商，我認識他，關在隔壁的監舍，喊他外訊時，在監舍裏大哭起來。”

親曆者介紹，這些“打黑基地”裏，最出名的刑具之一就是“老虎凳”。有人坐在“老虎凳”上，幾天幾夜不讓睡覺，挨打時也不能躲閃，隻能實實在在挨著，坐得太久了，有人最終尾椎坐爛，屁股上長瘡、變爛。但親曆者介紹，這還不是讓受訊者最膽寒的刑罰。最讓人感到生不如死、身體和精神上都遭受極限挑戰的，是另一種刑罰：“吊起”。 “0885”說，“最長吊了3個小時”，汗水打濕了腳下的地麵，“手腳全都不像是自己的了，解個小手要花20多分鍾。”吊起的方法則多樣，兩隻手同時反扣鐵窗上吊起，身體前傾，叫做“鴨兒浮水”。雙手在背後交叉吊，叫做“蘇秦背劍”。“063”介紹，自己被吊後，人虛脫出現了幻覺。

一個房間隻有一個疑犯，每間房的警察相互之間都不能過問。在房間的牆上，貼著白紙紅字的“講政治、守紀律、懂規矩、聽招呼”，每個字有A3紙那般大小。對這個標語，警察伍偉說：“懂規矩、聽招呼，這哪是公安機關的口號，分明是地地道道的黑社會語言！”

“基地”附近有歌廳迪吧

　　如今，鐵山坪已從一個戒備森嚴的“打黑基地”，變為安靜平常的民警戰訓基地。基地在山上，離鐵山坪森林公園大門口有二十多分鍾車程。穿過一道無人看守的大門，水泥路延伸數百米，映入眼簾的是兩幢連在一起的紅磚建築，北側一幢有五層，正對著的那幢有三層。這裏很安靜，曾經的隱秘隻有少數人知道。

　　現在，那棟五層建築一樓是飯堂，樓上可住宿。身著紅色衣服的女服務員是今年新招，隨口就應承記者“可以住”。但穿黑色服裝的領班匆忙趕來，神情緊張地問“你們來幹什麽？”又以“房間都住滿了”為由拒絕並轉身離去。

　　三層建築如今掛著“重慶市公安局鐵山坪民警戰訓基地”的標牌，隻有一名保安看守。這名保安透露，這裏就是曾經的“打黑基地”，今年4月份，整幢建築都重新裝修了，之後有警察過來參加格鬥之類的訓練。而在打黑期間，“山上都守著武警”。

　　雖然現在成了訓練基地，但是上麵有嚴格的規定，“外人不能進入”。“426”說，從外表看，基地建築最大的變化是嚴實牢靠的鐵窗都換成了玻璃窗。

　　當年這個“打黑基地”，也催生了另類的“繁華”——一條十來米的“街道”，拆除得並不徹底，在基地靠近山林的一角，還能找到當年繁華的“痕跡”。這條“街道”兩側，各有四間簡易的裸露著紅磚的低矮平房，每間麵積隻有十多個平方，屋頂在今年4月被掀掉了。雖然簡陋，但街道仍然顯得正規，牆上還貼了標牌——藍底白字的“鐵玉路”。

　　尚未拆去的店鋪名稱顯出了曾經的繁華：中國移動通信、金園珠寶銀樓、中國農業銀行、農貿市場、零點迪吧、月亮灣歌舞廳、星橋美容美發。“麻雀雖小、五髒俱全”的這條鐵玉路，是“打黑基地”工作人員的消費場所。除了娛樂休閑的場所之外，為何還有“珠寶銀樓”這類店鋪，現在成了令人費解的難題。

   二戰期間，在捷克的猶太人中轉站特萊津，也有這類“珠寶銀樓”店鋪，黨衛軍將猶太富商身上洗劫來的珠寶首飾拿到這些店鋪變賣成現金，裝入自己的腰包。

揭秘重慶“黑打”基地


出獄後的黎萍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筆錄恐懼症”。“特別是剛出來的時候，誰讓我寫字，我的手就會發抖，也害怕別人叫我簽字”——這是那段特殊經曆所致——“我在‘山上’呆了七天七夜”。黎萍回憶。

“山上，”這個稱謂聽起來美妙，對於黎萍卻是痛苦記憶。“我們之間都是這麽稱呼的，後來見到媒體說是什麽‘打黑基地’，才知道是被關在了哪裏。”

黎萍，43歲，原重慶市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渝強公司”）財務主管兼會計，原渝強公司董事長黎強的妹妹。2009年，她以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薄罪獲刑一年半，2011年1月刑滿釋放，黎強則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非法經營等八項罪名獲刑20年，至今仍在渝都監獄服刑。

2009年7月14日下午6時許，黎萍被抓。“當時是下班時間，其他人已經陸續走了，我和伍樹芹（黎強妻子，原渝強公司出納——編者）還在，七八個人衝了進來”，黎萍回憶，“他們進來就問：黎強和何永紅（黎萍丈夫，原渝強公司常務副總經理——編者）的辦公室在什麽地方？我看他們全是便衣，留著平頭，氣勢洶洶的，還以為又出了交通事故了，來‘扯皮’什麽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完全出乎黎萍意料：來人衝進她和伍樹芹的辦公室，把她的雙手反銬起來，戴上黑頭套，一邊一個便衣，扭送到了樓下的車上，說是去協助調查。黎萍比伍樹芹先被帶走，坐在黎萍辦公桌後的伍樹芹目睹了整個過程，“把她給嚇慘了。”

她們當時都不知道，早在此前的當日下午兩三點鍾，黎強已在渝強公司所在地重慶巴南區一個銀行門口被抓。

黎萍先是被帶到南泉派出所，約兩個小時後，一個警察說：“收隊了，全部到目的地”，又被戴上黑頭套，帶上車，“七彎八拐的，也不知目的地在什麽地方”，下了車，她感覺在爬樓梯，後來在一個房間裏一張凳子上坐下，“一直坐了七天七夜”，直到7月22日被送進看守所。

黎萍這樣描述她所處的房間：就像賓館的標準間，約10個平方米大小，白牆，有個獨立衛生間。她帶著腳鐐手銬背窗坐在凳子上，前方有張桌子，警察坐在桌子後麵，24小時輪番詢問，不讓睡覺，困得不行要打盹，警察就用筆在木桌上使勁地敲，叫她的名字，厲聲嗬斥“在幹嘛”。

在黎萍的記憶裏，看守與訊問她的警察多是20來歲，剛從警校畢業不久，“他們也不許下山，下山必須請假。”由於一個曹姓中年警察名字較為特殊，黎萍“最記得”他，“每天都用筆敲桌子，在一張紙上不停地寫，他偶爾也要出去，等他出去了，我就挪過去看他寫些什麽，他寫的是：‘瓦解他的意誌，摧毀他的精神。’”

其實，剛到“山上”沒多久，黎萍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致方位。她聽到一個警察說：“今天晚上如果住不下的話，就到清風峽去住。”黎萍回憶：“我聽了，心想：哇，天哪，繞了這麽大一圈，原來是把我們關到雲篆山上來了。”

雲篆山是巴南區南端的一個風景區，山上經營著數十家農家樂，而清風峽是這當中規模最大的一家，在當地非常知名。黎萍回憶，出事前不久的某年“婦女節”,黎強還帶員工到那裏爬過山，在出事前的那個春節，她們公司員工還到“清風峽”邊上的那家農家樂吃過年飯。後來黎萍知道，這家名為“湖畔鬆林山莊”的農家樂，正是關押她們的打黑“基地”。

農家樂化身“基地”

12月7日上午，《東方周報》記者與黎強的女兒黎林（化名）一起，前往雲篆山探訪“打黑基地”。

黎林生於1987年。黎強僅此一個孩子。黎家出事的那一年，黎林剛剛從美國一家大學畢業並在美從事有關金融的工作。黎林是在黎強諸人的案子審定以後方才回國，那時父母已經入獄，並已能夠探監。現在她在重慶一家外企上班，黎家億萬財產已盡數充公，“我要擔負起養家的責任。”

從巴南區府所在地魚洞鎮出發，上雲篆山，隻幾十分鍾車程，就可到達“湖畔鬆林山莊”。雲篆山上的農家樂多位於山頂，“湖畔鬆林山莊”則位於半山腰上，相對僻靜。這是一個獨門獨院，主體建築是一棟四層小樓，仍舊對外經營著。據服務員介紹：“最多可以接待100人左右，每天的費用標準是120元/人。”這一天，它的生意看上去很不錯，一些客人聚攏在一樓前台接待處，氣氛很熱鬧。

   這是黎林第二次上山來了。“我爸爸現在都不知道他當時被關在哪裏，”黎林說。黎強一案被稱作“518”專案，專案組成員主要由巴南區公安分局的警察組成。黎林告訴《東方周報》記者，黎家涉案的7人以及其他“骨幹成員”，都曾被帶到“山上”審訊。黎強被抓之後，一直在“山上”呆了76天，“他性格剛烈，無論你對他怎麽樣，他沒有做的，就是沒有做。他在山上呆了多少天，就坐了多少天的‘老虎凳’。”

    對於父親在“山上”的經曆，黎林知道的並不多。“其實，我和爸爸現在的接觸很有限，”她說。有一段時間，監獄允許一個月吃一次“親情餐”，這個時候，他們父女還是可以低聲談一些話，但對於那些經曆，“他不願意說，我也不是很想聽。”

黎林的母親伍樹芹現在已刑滿釋放，作為黎強“團夥”的第十四名被告，她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薄罪獲刑兩年半，她在“山上”的經曆更是成謎。“我曾經問她願不願意把在基地的經曆給我說一說，或者寫下來，她說不願意，‘想起來就頭痛’”，黎雋說。

而“湖畔鬆林山莊”的老板葉先生告訴《東方周報》記者，他至今不知道樓上房間裏關過什麽人，他的這家農家樂與“518”專案組的合作過程很簡單，“之前不認識，他們到處看，看了七八個地方，覺得我們這裏比較合適：安靜，有停車場、會議室、圍牆，設施齊全，而且離村民稍微遠一點，周邊沒有住家，互不影響。”

專案組租用這家農家樂的時間並不長，七八個月時間，每月一萬八或是兩萬塊錢，“住宿、吃飯、水電都要自費，後麵幾個月他們人就不多了，隻有幾個人在這裏。”在前台負責接待的一位服務員記得，那時每天都有武警坐在一樓的樓梯口值守，“我們不上樓，也沒看到過犯人，警察進進出出，他們是在做秘密工作，也不會讓我們知道。”

圖：渝強集團公司的資產被沒收後，黎強夫婦的私人存款也被洗劫一空



非法“基地”成“合法”

王立軍時代的重慶“打黑”，慣用模式即是“專案組+基地”。一位重慶警察告訴《東方周報》：“找一個農家樂或者賓館，就成為一個審訊基地。重慶打掉多少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有多少個專案組。專案組審訊嫌犯，根本不使用看守所。有時幾個專案組會使用同一個基地，這個案子審完了，下一個案子接著用。”

這些“基地”為警方臨時征用。“每一個公安分局，都至少有一個這樣的基地。”“前律師”李莊說。重慶市公安局官方網站顯示，重慶共有13個公安分局。另據媒體報道，重慶“打黑”期間共成立審訊基地24個，但這一數字，《東方周報》未能得到官方證實。

李莊告訴《東方周報》記者，關押罪犯的地點，法律有明確的規定，未決犯要在看守所，已決犯在監獄。而重慶打黑，大量在“基地”審訊。“因為有監控，有隔離網，在看守所裏不能打人。公安內部和‘黑社會’的人都懂，看守所是有‘安全感’的地方，‘外訊’則很恐怖。我接觸過一個所謂‘黑警察’，他被提到基地‘外訊'過，後來又要‘外訊’，死死抓住鐵欄杆，不敢撒手。”

“基地”——成為重慶“打黑”時代的重要代名詞之一，其間發生的一切則成為“黑打”的有力注腳。

自2009年以來，重慶打掉了多少“黑社會性質組織”？據重慶市公安局主辦的內部報刊《警察文化沙龍》2012年1月1日總第30期載：“打黑除惡以來，累計立案偵辦涉黑涉惡犯罪團夥560餘個，抓獲涉案人員7800餘人……”

30歲的沙坪壩區雙碑村人黃飛是上述7800餘人中的一個，2009年12月他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敲詐勒索兩則罪名獲刑三年，現已刑滿釋放。黃飛於2009年9月19日在重慶武隆被抓，戴上黑頭套後，上車拉走，當天晚上被關進一間屋子，“也不知道是哪裏”，直到同月23日夜裏被送進看守所。

抓捕黃飛的是“725”專案組，他涉嫌參加由同村人毛海“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此案由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偵辦。黃飛回憶，在接受審訊的那幾天裏，“不讓吃，不讓喝，也不讓睡”，後來，在一次警察打開房門的時候，他望出去，竟然望見了嘉陵江上的石門大橋，那橋正在他所處房間正前方的下麵，黃飛由此判斷自己原來是在平頂山上，“我還判斷出我是在一家農家樂，因為平頂山上有很多農家樂。”

平頂山位於沙坪壩城區，海拔400餘米，是沙坪壩的製高點，上麵有一座公園，並有多家農家樂。11月30日，《東方周報》記者在山上找到了這個名為“橋緣生態山莊”的“打黑基地”，目前仍在開張，“主營茶、棋牌、會議、住宿、休閑娛樂等”，是山上規模最大的一個農家樂，站在樓上平台望出去，嘉陵江上的石門大橋赫然可見。

作為“725”專案的頭號人物，40歲的毛海“在基地老虎凳上坐了20多天，後來才被轉到看守所”。毛海的妻子郭翠說：“毛海在法庭上說，他當時是被抬著進的看守所，手腳全腫了。”而翻看“725”專案案卷材料，《東方周報》記者發現，關於毛海的訊問筆錄，“訊問地點”一欄，有多份填寫的是“沙坪壩公安分局725專案組”、“沙區725專案”或“沙區725專案辦公室”。

同案的李正渝是在2009年9月28日中午在雙碑被抓的，也在平頂山上關了三個白天四個晚上，“手腳銬著，空調一直開著，溫度調到最低，還要加一台風扇，一直對著腦袋吹。”

2009年12月25日，毛海、李正渝、黃飛等12人在沙坪壩區法院接受審判，李正渝回憶：“他們說我是那年的9月30日被抓的，有兩天時間沒給我算上，我就在庭上問那兩天我被關在了哪裏，第二天，法庭出示了手續，說是關在沙坪壩另外一個臨時看守所，說平頂山上的農家樂是他們合法的看守所。”
    
基地裏“沒有辦不了的案子”

李莊的當事人龔剛模的遭遇更為慘烈。李莊告訴《東方周報》，在鐵山坪打黑基地，龔剛模曾被“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讓他手捧大便，拿著內褲擦地板。”

鐵山坪是最為知名的打黑基地，具體是指位於江北區鐵山坪森林公園南部的“重慶市江北區民兵訓練基地”，這裏實則是重慶警察的一個訓練場所。12月11日下午，《東方周報》記者來到這裏時，基地已經恢複平靜，原本值守的武警早已不見蹤影，來自重慶江北、渝北和北部新區三個分局的數十名警察正在訓練場上操練。

   “‘專案組+基地’，重慶以這種方式打黑，沒有辦不了的案子。”一位警察告訴《東方周報》記者。這不僅僅是對所謂涉黑人員，還包括“自己人”，亦即公安內部的“整肅”。“在王立軍時期，重慶至少有3000名警察受到處分”，一位重慶警察透露。這其中有曾給王立軍當過秘書的忻建威。

作為一名警察，忻建威也曾被戴上黑頭套，扭送到一個叫做“碧湖山莊”的基地，關押長達四個月之久，受盡各種折磨，後被處以撤職處分，他已於2012年6月被正式平反。“打黑基地，那個之慘啊……”提起往事，忻建威仍是心有餘悸。

負責忻建威案件的時“091-327”專案組，“專門搞我們七八個警察。”在“碧湖山莊”基地裏，忻建威失去了自己的姓名，被以“9號”代替。他被架上鐵椅，戴上手銬腳鐐，第一輪，一坐就是九天九夜。審訊人員每次二人，每次兩小時，五六十人輪換“進攻”，不準休息，“如果見你疲倦閉眼了，就用巴掌、拳頭、枕頭把你打醒。”忻建威回憶：“前九天九夜，他們沒讓我閉一分鍾眼睛，我困得大腦嗡嗡直叫，雙眼紅腫，雙腳浮腫，脈跳加速，下身糜爛，還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氣，答：不行！我要求去醫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動一下，答：不行！”第一輪結束，接下的第二輪，是五天五夜；第二輪結束，還有第三輪……放出來時，忻建威已是奄奄一息。

“碧湖山莊”位於重慶城區西北一角，隸屬北部新區大竹林鎮。12月12日中午，《東方周報》記者在這裏看到，所謂“山莊”，實則仍是農家樂，隻是院落稍大，有水塘可供客人垂釣，餐廳豪華，其規模可容納數百人同時用餐。這裏也已恢複平靜，盡管有些客房仍在裝修，也已對外開放營業。

“現在的政策掌握不了啊，”一個女服務員感歎，“我買了本書，是講王立軍的，我看了，曉不得到底哪個是好人哪個又是壞人啊！”
（黎林是化名）    刊於《東方周報》試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