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須反思TD決策錯誤的製度根源——我們不會反思，新的錯誤還在繼續。

中國須反思TD決策錯誤的製度根源

闞凱力

隨著4G（第四代移動通信）時代的到來，中國移動將不再追加TD-SCDMA（3G技術標準之一，僅有中國移動采用）的新建投資。這意味著從現在開始，TD-SCDMA將走向自然衰亡。

　　中國電信業內早就眾所周知的TD-SCDMA真相，終於公之於天下。鐵一般的事實是，它從來就不是什麽“自主知識產權”，而是西門子公司數年前就淘汰的技術。出於自身商業利益考慮，西門子將該技術“贈送”給前身為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的大唐公司以借道中國。在世界各國都“懶得理你”的情況下，2000年5月，這一標準被國際電信聯盟（ITU）批準為國際標準。

　　當時，作為中國電信行業主管部門的信息產業部對TD-SCDMA的態度非常明確。2000年底，時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就指出：“盡管中國把TD-SCDMA申請為國際標準，但絕不意味著這就是中國未來的國家標準。3G（第三代移動通信）的關鍵不是技術，而是應用、是需求、是市場。”為此，他特意回顧了中國在技術標準方麵的成功經驗和慘痛教訓：第一代移動通信，中國嫁接了歐洲的技術和美國的頻率，結果非驢非馬，獨此一家，不但沒有規模經濟性，而且無法國際漫遊，發展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第二代移動通信，中國采用了“原汁原味”的國際主流標準GSM，才取得了後來的超高速發展。

　　中國TD-SCDMA錯誤決策

　　但是偏偏國家發改委高技術司以及大唐公司中的一部分人，借助“國際標準”，將TD-SCDMA包裝為“自主知識產權”，不僅因此得到了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批示，同時讓其成為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創新型國家”的樣板。但是，即使在“緊密團結在核心周圍”的政治高壓之下，這一標準的推廣依舊受到各個電信運營商的一致抵製，而信息產業部也始終對其存在的問題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度。記得當時的王旭東部長在說到不能輕易推廣這一標準時，就曾經麵對筆者直言：“闞教授，你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嗎？”

　　就是在這種壓力之下，2008年3月中國政府換屆，王旭東調任“電力監管委員會”主席，而李毅中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包括煤炭安全生產）局長升任工信部部長。沒過幾天，他就以“迎奧運”為名宣布：TD-SCDMA自4月1日起由中國移動試運行。幾個月後，信息產業部又強行頒發了TD-SCDMA牌照。從此，中國電信業開始了“TD時代”的苦難曆程。

　　2009年，以蘋果公司iPhone為代表的智能手機終於為3G帶來了多年來苦苦求而不得的“殺手應用”，從而改變了全球運營商普遍虧損的窘境，而中國的3G市場也開始了快速發展。不過，中國移動的TD網絡卻因其服務質量低劣而受到消費者的強烈抵製，經營狀況慘不忍睹。為了應付來自“上邊”的壓力，中國移動采取了TD用戶不換號、不換卡、不注冊登記的“三不”原則，使自己的用戶數據“死無對證”。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結果是，一方麵，在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中，中國移動TD用戶數量始終占3G用戶總量的一半以上；但另一方麵，任何人隻要觀察一下自己的周圍就會明白，真正的用戶數量，是否有公布數字的哪怕十分之一？

　　最為突出的矛盾出現在微信用戶迅速發展到幾億之後。中國聯通的WCDMA與中國電信的CDMA2000網絡正常運行，並與微信合作。而中國移動因為不得不把自己的數據業務轉移到以前的2G網絡，所以完全無法承載如此巨大的流量。去年上半年它與騰訊之間爆發的“微信收費”大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4G重蹈TD決策錯誤覆轍？

　　終於，隨著2013年中國政府又一次換屆，中國移動也迎來了跳出TD無邊苦海的時機。它迫不及待地推行4G，而幾年來苦苦經營的TD也行將退網，幾千億元人民幣的國有資產即將被拋入大海。至此，中國在TD上的“創新”以失敗告終。

　　然而，TD造成的損失，絕不僅僅限於被交了“學費”的幾千億元國有資產。它給中國電信業，以至整個信息產業帶來的惡劣影響是長期的、深遠的。

　　最直接的後果是，中國的4G不采用世界主流的FDD-LTE製式，而采用了僅占世界份額不足十分之一的TD-LTE標準。更無道理的是，不但中國移動要用TD-LTE，而且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這兩家根本不要求上4G的運營商也必須耗費巨額資金、立即開始鋪設TD-LTE網絡。實際上，各個電信運營商早就測試了這兩種標準，得出的明確結論是，FDD-LTE在基站覆蓋等各方麵都明顯優於TD-LTE。但是，在強令TD-LTE上馬的同時，一些政府部門和企業（包括發改委、工信部及中國移動等）不顧LTE與3G技術毫無關聯的基本事實，編造了“TD-LTE是TD-SCDMA的自然延伸”的謊言。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繼續掩蓋TD-SCDMA的決策錯誤。如此一來，中國的4G網絡就必將成為TD-LTE和FDD-LTE的“混合組網”，而消費者也必須使用兼容二種標準的雙模手機，運營商和消費者都將受到長期的損失。

　　有人認為，TD-SCDMA促進了包括大唐公司在內的中國電子元器件和電信設備製造業的發展，所以還是值得的。不過，世間的任何壞事，一般都會有其受益者。地震火災，建築商受益了，沒有人會說這些自然災害是上帝的英明決策。在TD造成幾千億元損失的同時，同樣也必然會有受益者：一些人升官，一些人發財，一些本來毫無市場競爭力的電子器件和設備製造企業也為之受益。在整個社會因為TD遭受巨大損失的時候，僅僅著眼於由此受益的個別行業和企業，是荒謬的。退一萬步，即使中國真的對某種產品有特殊需要，本來也完全可以像“兩彈一星”那樣，將其隔離於市場之外，避免造成如此重大的損失。

　　另外，這些器件、設備製造企業在行政命令保護下發展，將越來越難以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生存。隨著TD的退出，它們的技術和資產中的很大一部分，就與多年來各種業績工程、形象工程一樣，成為對社會生產力無效的過剩產能，而這恰恰又是當今中國經濟結構失調的病根。因此，這些企業的發展，不但不是TD的“成績”，反而使國民經濟又背上一個沉重的負擔。

　　更為惡劣的是，發改委高技術司中一些人故意把TD說成是“中國式創新”，不但向決策部門隱瞞真相，同時也讓公眾蒙在鼓裏。什麽是中國真正的自主創新？可以首推早已在全國和全世界推廣的雜交水稻。聯合國糧食署認為，這種技術的推廣，使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可以多養活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引領了一場世界範圍的綠色革命”。為此，在得知TD材料上報中央後，筆者曾質問有關人員：中國的自主創新，為什麽要上報TD-SCDMA而不是雜交水稻？得到的答複竟然是，“因為雜交水稻不是我們發改委支持搞起來的”。

　　TD決策難覓科學化、民主化影子

　　早在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就明確指出，要“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使決策真正建立在科學、民主的基礎之上。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事項，要廣泛征詢意見，充分進行協商和協調；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重大事項，要認真進行專家論證、技術谘詢、決策評估；對同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要實行公示、聽證等製度，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製度，健全糾錯改正機製。有組織地廣泛聯係專家學者，建立多種形式的決策谘詢機製和信息支持係統。”

　　但是，TD的決策過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絲毫沒有“科學化、民主化”的影子。不僅如此，在行政命令推廣之後，幾乎所有持不同意見的聲音都被封殺。對此，全國廣大電信員工和技術人員都早已深有體會。筆者曾在接受權威媒體的一次采訪之後，被記者當場告知，上級主管部門規定，對TD“隻許講好，不準說壞”，所以采訪內容無法發表。如此，連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都被剝奪，還談得上什麽“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還談得上什麽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今天對於“TD式創新”的討論，意義重大。幾百年前的“地心說”與“日心說”之爭，絕不僅僅是科學上的爭論，其核心是天主教會在歐洲的統治地位。同樣，今天對於TD的爭論，也絕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爭論，而關係到中國基本的決策機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TD的錯誤決策，今天已經蓋棺定論。但是多年來在這種機製下所做出的錯誤決策，遠不止這些。在此，筆者不禁要問一句，全國人民用自己的血汗錢為你們交了一次又一次的“學費”，你們究竟什麽時候才能夠“畢業”？

　　那麽，如何才能夠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決策權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在市場中，消費者自然會選擇最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通過“用腳投票”，在競爭中優勝劣汰。這就迫使企業選擇最適合的技術和設備。華為、中興就是在全球電信設備製造業的競爭中，而不是在TD的保護下，脫穎而出的典型。這就是“無形的手”，其力量遠遠勝過任何領導和專家。

　　同時，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對消費者這個“上帝”的起碼尊重。消費者是誰？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但是“TD式創新”恰恰從來沒有考慮過人民群眾的利益，而這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技術發展的目的。TD的鼓吹者，曆來隻強調“國家利益”。但是，這個空洞的“國家利益”是什麽？到頭來還是個別集團和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拉著國家的大旗作虎皮，一次又一次把幾千上萬億元屬於全國人民的國有資產，就這樣無情地拋入大海或中飽私囊。

　　因此，對於以TD-SCDMA為代表的“TD式創新”，必須徹底批判。對其責任人，必須按照相關決策追究責任。非如此，就不能真正轉變中國長期以來錯誤的決策機製，像TD這樣的、甚至是更加慘痛的損失，就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