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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郎郎:在死刑號的日子

(2014-10-18 16:28:16) 下一個

張郎郎:在死刑號的日子

 

2月,共和國國徽設計者張仃辭世,兒子張郎郎從普林斯頓大學飛回奔喪。談論生死,共話往事,原來這個還有些英俊的、喜歡說笑話講故事的老頭兒,曾經是詩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羅克在死刑號的獄友、陳丹青的教員,並與國內地下詩歌運動淵源深切。

 

194311月,張郎郎出生於延安,在馬背搖籃裏長大,是名副其實、根紅苗正的紅二代。他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進了北京,在像育才一零一四中這樣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上學。那個饑餓而又狂熱的年代,無數少年被壓抑住的光芒,他卻輕輕巧巧、活活潑潑地如數綻放出來了。

 

1962年,還是中學生的張郎郎在母親陳布文(曾為周恩來秘書、國務院秘書,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文學)支持下創辦太陽縱隊地下詩社。

 

詩社成員多半出身於幹部家庭或藝術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甚了解,至少覺得與我們無關。而他們享有的書籍、畫冊、電影等精神資源則遠遠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創作欲極強,很想找機會表現一下

 

這原本隻是一個文藝沙龍。秘密寫詩,隻是怕別人破壞我們的遊戲。但我們也沒想用詩來反對現政。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隻是不革命而已。張郎郎完全沒有料到,此時關於大學動態的內部資料早就把他描繪成了流氓般的資產階級文藝青年

 

在當時諸多的文藝小組中,上麵認定了兩個成形的組織,一個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另一個就是太陽縱隊

 

1964年,有關方麵發現“X策劃到法國去,馬上實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勞動了一段時間。1968年,他被隔離審查、毒打,最後墜樓而死。據稱死時身體仍綁在椅子上。

 

太陽縱隊的命運不比“X詩社強多少。

 

張郎郎因言論罪被抓捕,最後被判了3條罪名: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因為講了領導人的笑話、傳播小道消息裏通外國,因為和一些法國留學生聊天;陰謀叛國投敵,因為曾經想留學法國學西方藝術史。

 

就這樣,他進了死刑號。

 

後來張郎郎撰文回憶:可能和我天生好說笑話有關,可能和我曾經組織過一個寫詩的沙龍--‘太陽縱隊有關。前者屬於亂說,後者屬於亂動。前者是企圖言論自由,後者是企圖結社自由在那個年代,這顯然是奢望。

 

太陽縱隊沾邊的人,都被批鬥、關押、審查。和張郎郎接觸較多的親戚、同學、朋友幾乎無一幸免。許多人因此改變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結束,張郎郎獲得平反,死裏逃生。

 

在中央美術學院教了兩年書之後,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後去了美國。

 

他成了一個流浪者。我的心最寧靜的時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動旅行,還是被動逃跑。

 

期間,張郎郎曾在深圳駐足。寫作的欲望蠢蠢欲動,一氣兒寫了幾篇東西。同時,和日本人合編有關中國商業法律的書。每天,他背著手走來走去,口中念念有詞,兩個打字員就瘋狂打字記錄。上半天,找3個人的飯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夢。

 

在美國時,他曾和兩位朋友商量,每人出兩萬美金,在紐約上州買一個老農場,在那裏當專業作家。沒事兒就使勁寫,寫累了就去幹農活兒,鍛煉身體的功夫,就生產出每日的糧食

 

兩位朋友興奮萬般,他們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麽上班,怎麽上學?誰陪你們瘋啊?

 

不管怎麽說,張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將來一定要有一塊大自然中的、屬於我的土地。我將和它血肉相連。重要的是隻要有這麽一塊地,你可以從心底自然地、實實在在、時時惦念著它。

 

如今,那麽多年波折磨難過後,他還會不時笑出聲來。到處有人請他喝酒,健康自在地遊曆,時不時揶揄荒誕的時光,這是歲月給他的最大的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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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分子張郎郎逃脫不了

 

太陽縱隊不是政治組織,而是一個詩歌沙龍。後來,郭路生和另一個朋友郭大勳也加入了。那時我們已經是大學生了,他們還是中學生。郭路生很樸實、很謙虛,覺得我們已經算詩人了,很願意跟我們玩兒,我們就覺得他太小--誰也沒想到他以後會變成挺有名的詩人。後來他寫了《魚兒三部曲》,我看了就覺得,哎,這孩子真有點兒靈氣。他也特高興,覺得找到了詩的感覺。

 

太陽縱隊還有我的弟弟張寥寥。他跟芒克、北島他們都是朋友,一塊兒寫詩,還有魯雙芹。我被抓到監獄後,他們又組了一個沙龍,現在有名的詩人基本都在那裏。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們同一撥開始寫詩。

 

北島初期的詩歌,像是格言體,有些憤怒,要講一些深刻的話語。北島會寫詩,但他是個老實人,特木訥。我們搞活動,一般要有北島的詩,他是個符號人物嘛,有人會說:郎郎,北島的詩你來念吧,他念沒勁。北島也沒轍。我們是好友,但也不客氣,說,這麽有名一個詩人,一不會浪漫,二不會幽默,好像慘點兒。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緝令出來以後,我就決定離開北京了。有一陣藏在石油學院附中,郭路生經常到我那兒去。一次他和另一個詩人王東白一塊兒來。王東白拿來一個本子,讓我給他寫首詩帶走。我正要逃跑,哪有靈感啊,我說,就給你們寫個題目吧,就寫了相信未來。後來有一次聚會,郭路生還說那個本子應該給他,因為最後是他把這個題目寫成詩的。現在也不知這個本子藏哪兒去了,也許王東白還留著。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後,他們也被抓了,後來精神都有點兒不太健康。

 

我離開北京前,郭路生和一個朋友非要送,約的是在北海見最後一麵,喝杯啤酒算是告別。但我沒去。滿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標語反動分子張郎郎逃脫不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點兒不太現實。後來郭路生的朋友回憶,他們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沒有出現。其實我已經跑了。

 

通緝我的原因一是太陽縱隊這個組織,還有一個,是我愛給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者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等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的負責人,多為高幹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其成員,被判定為反革命組織,遭到打擊。)那些小孩講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組織不同意,那些小道新聞其實大家都聽說過。小聯動到處去散布,江青很憤怒,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就查到背後有大學生,說我是聯動的思想後台。實際上我隻是教他們念詩、唱歌,之前他們接觸不到那些。現在,都過去50年了,當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詞他們還背得下來。

 

通緝令出來時上麵有我的兩寸照片。一夜之間,被北京的聯動全都劃拉下來--就沒有照片啦,上頭非常憤怒。後來想想,這種古典的情義,現在這個物質社會是不會發生了。《血色浪漫》跟我們那些故事比差遠了。隻是我們的故事還不能拍成電視劇,因為牽扯到很多意識形態。

 

我就和女朋友蔣定粵(抗日名將、淞滬抗戰中方指揮官蔣光鼐之女,後嫁給萬裏之子萬季飛,生有女兒萬寶寶,現定居美國。)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個好地兒,就藏在龍井村,真正產龍井茶葉的地方,以為能躲過這一劫:全國那麽多村子,誰會知道我們在那個村子裏?

 

蔣定粵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她怕父母不放心,寫了一封信,說我們現在很安全,在什麽什麽地方。她母親覺得我們在外邊跑不合適,那時候中國還是很傳統的,就回信說,你們倆結婚,免得別人說話不好聽。我想,沒有家裏人來參加也不能隨便結婚,51號,找一些朋友作為證人訂了婚。

 

我們以為通緝我們的就隻是聯動的敵對派,沒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馬上被他們拿到,按圖索驥,514號就把我們抓了,最後婚也沒結成。

 

被抓回來前,全國為這個案子抓了沒有1000人也有幾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為我逃到國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說的,全都說是我說的,我被抓進去時已經不需要我的供詞了。這條說過沒有?”“好像沒說過……”打!說過說過……”當時講3條攻擊中央首長的就可以判死刑,給我弄了100多條,夠槍斃幾十次了。

 

他們來審我和老七,清楚地說,那麽多反革命謠言,你告訴我們誰告訴你的,你就是傳謠者;找不出造謠者,那你就是造謠者。造謠的罪行跟傳謠可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會判死刑,覺得要是咬出別人這輩子良心過不去,反正我們是倆學生,頂多判個10年,不約而同咬定是自己編的。

 

馬列原教旨主義者遇羅克

 

19686月被關進牢裏。

 

關在我旁邊那個人是個曆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剛進去,他就跟我說,你要沒什麽殺人放火的事兒,該招就招,因為你受不了刑。我說,好,知道了。結果沒兩天那人就被打死了,報上去說,這人是自殺。他有了這個經驗也沒用。

 

那年10月或11月開始和遇羅克關在一個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塊兒關了半年。我們是兩個陣營裏的人,關在一起是有意讓我們在爭鬥中互相揭發,因為我們24小時在對方視線裏,比夫妻還親密。

 

遇羅克身高一米七幾,有點羅鍋,深度近視,微微謝頂;後腦勺很大,從側麵看,就像一個平行四邊形,或一個大冬瓜;長手長腿和大螳螂似的,動作可笑。別人笑他,他也一塊兒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聰明的人。

 

遇羅克笑眯眯走過來:聽說你是中央美院的學生?咱們認識一下。我叫遇羅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羅霄山脈(井岡山根據地所在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他父親是右派,學習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學,就感覺這社會不平等。而我父親當時是中央美院負責人,沒被打成右派過,但文革受衝擊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他當年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文革中隻要坐過國民黨監獄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沒出事,我可能也不至於進監獄。

 

熟了之後,遇羅克說,一聽我要和他關在同一個房他特高興:過去在社會上競爭不公平,現在終於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幹部子弟在外邊趾高氣揚,他想看看誰厲害。所以一開始他對我不算友好,隻是好奇我為什麽會被抓進來。

 

他以為我肯定是血統論的支持者。我說我從一開始就沒同意過血統論。他很意外,問為什麽。我說我看過一部德國電影,講的是二戰之前德國排斥猶太人的情況。血統論跟德國法西斯排猶沒什麽區別,印度用種姓劃分人的高低都是錯的,現在要以出身來劃分,不是倒退了嗎?這成了他和我化解敵對情緒的轉機,但他還是半信半疑。

 

然後,他就跟我談人的哲學思想和基本框架。我發現他其實比我馬列主義得多,他相信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我說,你說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兒了,我們都看薩特、存在主義。他根本沒聽說過,在我解釋之後說:這叫什麽哲學!這是一幫法國小知識分子的狂熱!你根本沒有真正讀懂過馬列。要是想真正了解馬列主義,我可以給你補課。他的意思,他是捍衛革命理想的人,馬列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

 

所以我們沒有變成敵人,而是變成了思想辯論的對手。他發現我並不是個以革命貴族子弟自居、被慣壞了的紅孩子--他後來和同一階層的犯人聊不到這層次。

 

當時牢房裏很多來自底層的犯人特別崇拜他,覺得他代表他們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羅克已經給他們辦班,普及馬列基本原理。我們辯論一緊張,他們以為我們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羅克就說,算了算了。

 

牢房有個老幹部有一部延安時期出的《毛澤東選集》--解放後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個老紅軍,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羅克就說: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給你,他不肯借給我。我就跟老頭借,悄悄給遇羅克看。他認真地把兩個版本的差別全記下來。

 

在牢裏都要學《毛選》。我倆挨著坐,一人一本《毛選》,好像在讀,其實在說話。有時其他犯人知道我們要交談,就把牆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換給我們。

 

監獄裏的營養是不夠的。北京的條件已經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兩個窩窩頭,下午兩個窩窩頭,偶爾有點鹽水煮的菜湯。極度饑餓中,見到任何東西,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東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問:這能吃嗎?要是鳥飛進來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樣。但那麽饑餓的時候,遇羅克照樣聊形而上。

 

他的預審員外號叫丁大個兒。他說:遇羅克是個花崗岩腦瓜兒的獄油子!因為他簡直是一個訟棍:了解中共的各種法令、規定、條例,審訊的各種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預審員違法、違章的破綻。他甚至知道預審員們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氣,還幫助犯人應付提審,免費當律師。

 

我和他訂下合同:每天休息時間,輪流選擇一個自己熟悉的題目,講給對方聽。我給他講西洋近現代美術史,抽象派、印象派之類,他全背下來。他給我講世界電影現狀,講得那麽內行,術語和統計數字運用自如。我說你又不是學電影的,怎麽知道那麽多?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間房從別人那兒換來的。他一直在學,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知識。但我給他講《麥田裏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聽越不高興:什麽亂七八糟的這是。

 

他特別天真,特別愛幻想。有人告訴他,陳毅看了他寫的東西,覺得不錯。他就給陳毅寫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給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後來他了解了我的案子,說:你的案子很複雜,等我出去了,幫你去找找陳毅。

 

當時我們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沒想過對方會被判死刑。客觀地說,遇羅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願去赴死的。他經常跟我說,他最喜歡的詩是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有種盜火者的心理,覺得像他們這樣所謂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犧牲的勇氣。他想做這樣一個先例。

 

隨時會被槍斃的愛人

 

我們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監獄。19702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號。

 

那天晚上,我以極快的速度,在腦子裏把一輩子的經曆過了一遍。也許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場了,現在不想,以後就沒機會了--到底我做錯了什麽?

 

死刑號裏,每個人都是單間,見不到麵,隻能通過聲音交流。我們這些新來的人處在一種強烈的震撼中,竟然用開晚會的方式抵禦恐懼。檢查的人來了就裝睡,走了我們就小聲地哼唱。我唱了蘇聯歌曲《光榮犧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一時之間,一股熱血衝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聲唱道:哦,我的太陽,我的太陽,那就是你!

 

沒有人睡覺,因為不久就要長眠了。我們平靜地聊著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說,要是家裏人知道咱們最後還開了晚會,樂樂嗬嗬的,那就好了。於是我們挑了個最有希望活下來的孩子,讓他出去後把最後的晚會的情況轉告我們的家人。

 

但事情沒這麽簡單,我們還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馬上明白了:殺雞儆猴嘛。

 

那陣,每天除了睡覺時可以短暫地忘懷,醒來一刹那,看到陽光,喜悅了幾秒鍾,立即明白,我是一個隨時要被槍斃的人。

 

睡著也是在做噩夢。黑暗中,被橫七豎八的水泥、鋼鐵碎塊夾在縫中,被漫上來的地下水漸漸淹沒、窒息,無法逃脫。那種痛苦是非常具體的。

 

後來老七的叔公王鶴壽(曾當選為中央委員、中紀委常務書記、第二書記。參加領導審查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案件,及平反劉少奇、瞿秋白、潘漢年等重大冤假錯案的工作。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說,其實我們的槍斃決議已經通過了兩次,幸虧周恩來說要留下活口,才沒有槍斃。所以,我總懷疑我做那些噩夢時,中央正在開會決議。

 

很多人在垂死掙紮。有人向上麵報告說有祖傳的秘方要獻給國家。寫完了交上去,他又報告了,說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錯了到時候更不行。我們就想,這完全是生死一線的事。有的人當時就瘋了,也有可能是裝瘋,看看能不能用這個辦法求生。我當時想,一定不能讓人覺得我有多慘,一定要給大家一個微笑,優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後那點尊嚴。

 

死刑號裏有一個女囚叫孫秀珍,長得很美,溫柔優雅、毫不張揚。她曾嫁過一個男人。從北京醫士學院畢業後,分配到挑花廠當廠醫,認識了同是廠醫的田樹雲。田樹雲展開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離婚,廠裏家裏罵聲一片,田樹雲卻跟另一個出身好的姑娘結了婚。文革中,田樹雲日子不好過,又來找她,說他已經和蘇聯接上頭了,讓她幫他定期把信投到蘇聯使館的汽車裏,以後一起遠走高飛。孫秀珍投了19次信,最後兩人雙雙被捕。

 

還在監獄學習班時,我就被她迷住了,開始給她寫情書。我們聯係的方式是在倒土時用圖釘把情書釘在裝土的箱子下麵。

 

她寫給我的情書也很熱情。我們都知道這種愛沒有任何結果。她比我大,還有個孩子--我出來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說過,就算我們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況之後也不會娶我。

 

但當時我們覺得,至少還有人愛你,是很大的安慰。

 

現在我們已經是死囚了,她給我的感覺是心如止水。

 

她被槍斃的前夕,我們作為同一場批鬥的主角,終於有了一次肢體接觸--之前我們寫了那麽多的情書,卻沒有機會相互觸碰--那是在去體育場參加批鬥會的車上。我們背靠背坐著,盡量地貼近對方。在那些日子裏,這是我們惟一的甜蜜。後來我跟北島他們講這件事,他們說,這是生命和鋼鐵機器在作不對等的抗爭。

 

孫秀珍,這麽美的女性,連自己幹了什麽都不知道,最後完全是被無謂地犧牲了。像這樣傻乎乎的女孩兒,在那個時代死了千千萬萬,沒人為她們說話。最慘的是,李世佺出來以後,去找孫秀珍的父母,說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說這是個恥辱,我們要永遠忘掉。如果我不提,你們根本不會知道有這麽一個人叫孫秀珍。

 

在大的政治動亂中,個人就是犧牲品。你最好當一個旁觀者,或者當一個記錄者,那比犧牲更有意義。你犧牲了,當時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過自己的日子,誰還會記得那些死的人?隻有他媽媽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白鼠,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常什麽都不知道就被犧牲掉了。

 

我堅信的一點是,要抵抗暴力、抵抗醜惡,而不是比它更厲害,否則在這個過程中你也會變得暴力、變得醜惡。

 

你就喜歡那個美的東西,別弄髒自己。你老是要跟它鬥爭,最後會發現你和它沒有什麽區別。

 

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35日宣判。許多人被拉走了,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最後兩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執行了。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裏死一般地寂靜。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

 

監獄裏每年都有一個節目:過年前一天有個寬嚴大會,槍斃幾個,或者提前釋放幾個。19771231日,正在牢裏分糖吃,監獄的人對我說,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門房脫下囚服,換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門口,看到一輛吉普車,哥哥和母親站在那兒。我說,你們已經來很久了?他們說,來了一會兒了。沒人哭,也沒人說那些傷感的話。

 

監獄裏的顏色很單調,回來這一路上,看四周的環境真是眼花繚亂。我媽就說: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我說:沒事兒,挺好看的。

 

到了家門口,我爸來開門,說:郎郎回來了。我爸媽很細心,給我收拾了一間屋子,裏麵是素色的。還買了個磚頭式的錄音機放在那兒,有兩盤俄羅斯民歌的帶子。說: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點兒水。就這麽到家了。電視劇裏應該抱頭痛哭,我們家沒這事。

 

剛出來的時候不適應的太多了。晚上睡覺,我媽過來看,要給我關燈。我說別關,我10年沒關過燈了,突然黑了會不適應,覺得一下陷入深淵。

 

出門根本不會過馬路,而且不習慣後邊沒有人跟著。在監獄裏你到哪兒都有警察跟著,覺得他們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沒了,空蕩蕩很奇怪。

 

我變得不怎麽會說話了。其實在監獄裏經常跟別的犯人聊天,隻是語速和說話的內容跟外邊完全不一樣。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飯,他們說那會兒我麵色蒼白。

 

好在沒過多久又沒事兒,變回來了。

 

出獄兩年之後,1980年,我就離開了中國。原因特別簡單:這批案子的幾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銷毀審訊記錄和檔案,就我和老七的他們不肯銷毀,說是我們並非判決無罪,而是證據不足。那意思就是這案子還沒結。我們當時也想不到中國變化那麽迅速,要是過幾年又折騰一回呢?就決定,為了安全,合法地飛走。

 

當時很多人出去都是為了安全。出去後大多數人都過得不行,靠各方麵的救濟,後來允許回來,又大批跑回來。我屬於特別能謀生的人,能混入各個大學去教書。一次北島來普林斯頓,我們給他安排了一個演講,他講的是流浪者的心態。有人說,你到美國了都有飯吃,多好啊。他就說,你不明白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艱難,活不好。後來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楊沫之子馬波)他們為什麽千方百計想回來?就是實在熬不下去了,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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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一葦如舟 回複 悄悄話 這麽厲害。怎麽總打錯字?
一葦如舟 回複 悄悄話 原來張朗朗這裏厲害
滿兒 回複 悄悄話 遇羅克這樣的人死得太冤了。
jinzhengping 回複 悄悄話 焚書坑儒後的曆朝曆代都有誅殺民族精英,可是到了文革就非常徹底了。毛和他的黨已經把這樣的誅殺立成 了製式。這樣就無法回頭,乃如大江東去一往無返。
mapletea 回複 悄悄話 經典電影的絕好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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