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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上)

(2014-10-18 16:37:38) 下一個

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上)

【張郎郎:194311月出生於延安,1968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係。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係教員,院刊編輯。之後曾任《國際新技術》雜誌總經理,《中國美術報》副董事長,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專欄作家。出版過文集《從故鄉到天涯》和《大雅寶舊事》。

 

現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同時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聽說許多人在全國各地草棚裏、油燈下,一肚子理想,滿腦門子深刻。在寫著、畫著、唱著,做著文藝夢。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層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義者。玩文學的差不多都是這種人。他們琢磨、創作,試圖活出個模樣,尋找意義。

 

也許他們就這樣歪打正著,一不留神為中國文學藝術傳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個年代,大麵兒上來看是個文化貧瘠的時光,他們這些活動漸漸形成了文化潛流,在地下交匯著、湧動著。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會有那樣一次劃時代的文化群體勃發。

 

我也許是由於喜歡寫東西,曾經組織過一個文學沙龍,還在酒後茶餘口無遮攔,於是,在那個年代蹲進了監獄。也算是那個年代裏間接對文化傳承有所貢獻。大概,正如魯迅說的:咱萌不了芽,還當不了供天才們生長的泥土嗎?那些年頭,的確我當的就是最底層的泥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那個午夜,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是在油燈下守歲。不過,大多數人在農村、在農場。而我卻在牢房。

 

平時屋裏再冷,今夜爐子一定要火旺。也許,這意味著來年沒準兒會轉轉運。我們這兒的爐子,你一定沒見過。這是當地名為掃地風的全泥爐子。掃地風沒有爐膛,沒有爐箅子,沒有任何其他爐子必備的金屬附件。整個爐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當地人憑多年經驗,知道如何利用爐子內部特別的結構形成空間,還有爐子底部有別樣通風口。不用風箱,自來就有風,所以得此名。掃地風是當地窮苦人的專利。除夕那晚,掃地風威風八麵,爐火通紅。

 

那是在河北省饒陽縣大獄裏。

 

此前,我從沒到過這個地方。這是衡水專區的一個縣,這兒屬於一個革命老區,曾經是抗日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老鄉至今還記得呂正操、程子華這些當年在這裏亮劍的英雄好漢。我們這群北京###,被下放到這裏,這是當時副統帥一號命令所決定的。那時全國、全民都在準備打仗。

 

是得準備,於是我們這些北京犯人被準備成了饒陽犯人。

 

當時我黨應付局勢的架勢與心態和保衛延安時候一模一樣。要有準備是多方麵的。必然包括對腦瓜子裏有問題的文化人進行必要準備。保衛延安的時候,給王實味準備一把斧子就行了。這會兒王實味們實在太多了,全準備斧子也不行。

 

於是,一批批我們這種人從北京被押送出來。這些腦瓜子裏不對味兒的人中,包括大小劉麻子英若誠和他太太吳世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楊秉蓀,據說還有歌唱家劉秉義、鄭佐成、王等等。當然,也包括我和老七這些無名鼠輩。把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夥放在老根據地,有利於戰時管理。這個地區有革命傳統經驗。

 

後來,我聽當地的一個老幹部告訴我,在打日本那會兒,他們晚上經常的任務是掏窩子,就是清除異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幾個縣大隊的小年輕,就去什麽人家把目標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後為了省子彈,就手工處理了。有一次,他們去某村去掏一個漢奸嫌疑,沒掏著,就把他老婆掏出來了。為了打擊漢奸,把他老婆扔進枯井也能滅他們的威風。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輕們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視眼,也搶著去摸。別的隊員笑了,說:瞎子,看清楚嘍,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親戚關係。小王說:我不管,我摸的是漢奸婆!眾人齊聲喝止:我們都行,就你不行,漢奸歸漢奸,也不能亂了輩分。

 

聽到這兒,我明白了。人家這兒管我們這類人有經驗著呢。

 

我前麵說這是縣大獄,其實是傳統習慣說法。確切地說,我們由於還是未決犯,所以關的地方還不是監獄,而是公安局下屬的看守所。

 

這縣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長,也姓張。他還是老區傳統做派:不穿官衣。就愛穿著對襟黑棉襖,一條緬襠褲,手裏提著個抗戰時期的鏡麵盒子炮,和當年鬧日本那會兒的捯飭還一個模樣。估計那是他一生中最閃光的年頭兒,那年代絕不能忘。

 

饒陽這地方到處都是鹽堿地,還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兒上了——苦得厲害。周邊的幾個縣,從來都不怎麽富裕。有些縣農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窮,去討飯,把自家的糧食省下來。饒陽縣的人,很要麵子,丟不起那人。他們也到全國各地去混窮,可絕不要飯,他們耍的是本鄉絕門手藝——劁豬。就拿著一個劁豬刀子,走遍全國,吃萬家飯,和古代俠客有幾分神似。

 

除夕之夜,這個窮鄉僻壤的老鄉們劈裏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這兒炮仗不要錢似的。原來,這塊大鹽堿地產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這兒的重要副業之一。今兒晚上人們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產的,才能可勁兒地造。

 

我們這夥人,是1969年底從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樓和王八樓)押解到這兒來的。其實不過才三個月左右,已經把我們給徹底餓廢了。

 

現象是,這夥人裏連大小夥子們都不會跑馬了,的確也沒馬可跑了。甚至連生病都不會發燒了。人們開玩笑說,咱們都成人幹兒了,細菌也全餓死了。

 

人們坐在炕上閑聊,有人發現我們這些人(甚至包括我們中間最胖的李友鈿先生在內)緊並著的兩條大腿之間都出現了一個橫拳那麽寬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當然地消耗殆盡。

 

北京公安局規定看守所裏一人一天八兩糧食。每個窩頭二兩,正好四個窩頭,一天兩頓。在北京,人們已經覺得餓得前心貼後心。據說,當年批這個定量指標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長馮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關到這兒來了。人們傳說,他為此後悔不已。誰會想到,八兩糧食怎麽這麽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這窩頭之外,就一碗菜湯。什麽菜便宜,就是什麽湯。偶爾有點兒肉末兒,那就屬於上上佳肴了。當然,逢年過節如果形勢大好,我們還會有點兒改善。那陣子,我們已經被改造成了這種人——天天想的就是一個字。除了睡覺時間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較勁。

 

到了饒陽,每天倒是三頓,定量也是八兩。早晚各喝二兩粥,中午有兩個號稱二兩的餅子。就連當地的農民進來以後,第一次開飯的時候驚訝得眼睛都直了,絕沒想到夥食這麽淒涼。有人當場就掉淚,也有人用腦袋去撞牆,剛進來的人,胃酸都勁兒大。

 

我們喝的稀飯可以當鏡子照,身體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餓得快透明了。可是當地人,比我們招兒多,他們很快就找到抗饑的竅門,那就是,越餓越得有存糧,中午那兩個高粱麵的餅子,最多吃一個。一定得咬牙留下來一個,到後半夜餓得無法睡眠的時候,一點兒一點兒,慢慢品。那就可以減弱胃酸對你的折磨。為了防止犯人自殺,每晚牢房裏的犯人都得輪流值班,每個人兩個小時。房上值班的解放軍也是每兩小時一班,他們在房頂上踱來踱去,隨時都可能點名。

 

這個縣城,竟然沒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碼兒的平頂黃色土房。機關或有錢人家才是磚房。我們監獄因為重要,是磚房,但也還是平頂房。房頂可以當場院用,可以曬糧食,還可以放哨。

 

這樣的款式讓值班解放軍看守方便,來回踱步。他們在房上叫到幾號,那個號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門前大聲喊道:二號五個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這時候要不是有存糧釘著,你怎麽熬過那漫長黑夜裏的兩小時?

 

我們這屋掃地風比別的屋子也大一號,給的煤餃子也比別的屋子多一倍。這兒的煤球不是用篩子搖出來的,所以不是圓的,這兒是把煤末子和黃土和成了煤泥之後,就用我們的飯碗當工具做煤餃子,出一個個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齊活了。一開始,這活兒都把我們這夥人看呆了,那煤泥絕對是煤少土多,那顏色一點兒都不黑,快和新四軍的軍裝顏色差不離,灰不拉唧的。我們想,這成色的煤餃子,有法兒著嗎?沒想到,這兒的煤還挺好燒,就這種灰色煤球著得旺著呢。

 

為了節約,我們屋一個星期才分給一百個煤餃子,平均每天隻能燒十四個,而其他小號每天隻能燒七個。二十四小時都燒,絕對不夠。所以一到傍晚我們就必須封爐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才打開火。封火的時候,把半塊煤餃子研成細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爐口以後,再用一根磨細了的筷子紮一個隱約可見的小洞。從那洞口,隱約見到煤火的紅色,這樣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來,我們碗裏的剩水都結了冰,口嘴邊那兒,都有一塊由我們整晚哈氣形成的白霜。每個值夜班的,都凍得隻能坐在爐台上。所以,每個犯人棉襖的背後都有一綹如屋漏痕般的焦黃——那是封火後的微小火眼升騰出來的熱氣所為。

 

那時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楊秉蓀正好在一個房間。我們那個房間是個把角兒的大屋子,住了十來個人。別的小號才有五六個人。我們屋連炕都沒有,在地上鋪了些麥秸算是我們的鋪位。所長對我們說:這些麥秸在這裏也是稀罕物,麥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鋪的上好材料。話是這麽說,對我這個風濕性心髒病患者來說,這地鋪再高級,在這不見的陽光房間裏地氣陰潮,照樣讓我忐忑不安。

 

當然,這兒也有這兒的好處。北京倒是住樓,還有電燈,還有夠分量的窩頭,還幹燥爽朗。但那兒管得太嚴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鬥別人,其餘時間都得坐在那兒學習,還得坐得筆管條直。你連找個人聊個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樣機警,才能偶爾進行。

 

這裏物質條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沒人搭理你。你愛看書就看書,愛聊天就聊天,愛幹嘛就幹嘛,隻要你別打架鬧事,他們隻要求你老實呆著就行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楊秉蓀萬萬沒想到,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饒陽縣,見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見到過的老朋友李友鈿。你想想那年頭兒,有幾個人出過國?老楊人家是蘇聯、匈牙利雙料留學生,在那兒學的是小提琴。老楊和我屬於一個大案子進來的,都是因為傳說了文化旗手的笑話。

 

老李從來不說政治笑話。他本來是上海的一位名廚,陰錯陽差被外交部選中,派往國外常駐,在莫斯科和布達佩斯都呆過。在文革中,有人在國外揭發他買菜中間可能有貓膩,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聽臉就白了,那個火紅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目溫順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館,企圖叛國投敵,結果,還是被抓了回來。

 

 當年,老楊是使館請來的藝術家,給國際政要獻藝。老李則負責演出後給大家準備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時候他們是什麽架勢,什麽派頭?吃什麽?喝什麽?

 

在饒陽這裏,他們大眼瞪小眼,喝著白開水,等著下頓的黑李逵餅子。這兒的餅子剛下鍋的時候是黑紅黑紅的,近似巧克力顏色,等涼了下來就黑得像鐵疙瘩一樣。這是全高粱麵的餅子,所謂全麵就是在磨麵的時候,把能磨的東西都磨進去。不出麩子不出糠。這樣的糧食實惠,所以才那麽黑。

 

老楊和幾個同屋的人,每個人都拿著各式各樣的本子,各種各樣的筆,一本正經圍坐在老李的周圍。老李用他無錫口音普通話給大家講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固然,越寫越餓,越餓越寫。別看老李已經餓成細脖大腦殼了,可講起菜譜來,還是當年著名大廚的譜兒,言簡意賅,形容準確,細細道來,不緊不慢。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無比。無論中餐還是西餐都可以錄入頂級的菜譜。就這樣,我國的飲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傳承。

 

我這人雖然也喜歡吃好的,但絕不是一個美食家,所以向來對飲食文化就興趣不大,這會兒又餓得要命,他們還一本正經坐在那兒進行精神會餐,那胃髒一定更加難受。所以,我不去聽。老楊說:不會,精神會餐可以分散注意力,減輕胃髒的痛苦。再說,你學好了這些手藝,出去以後一定大顯身手,自己徹底伺候自己一把。

 

當時我們屋子裏大概有十二三個人,七八個人都參加了那個精神宴會。

 

我呢,正給幾個小年輕侃故事。當我侃完一個故事,他們正七嘴八舌爭辯的時候,一位叫段鐸的小夥兒突然說:你別就光給我們窮侃了,幹脆教教我們,也玩玩文學、寫寫詩。

 

段鐸那時候大概還不到二十歲,餓瘦了更顯年輕。原來,他發現我在牢房裏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據一席之地。在這兒,這也算一種本事,要練別的本事,這裏邊兒沒條件。要練文學,就是練嘴、練筆,在饒陽絕對有這條件。不練白不練。

 

他話這麽一說,其他幾個年輕人都同聲附和,齊齊嚷嚷要拜我為師。段鐸學習的根底很好,因為出身問題,沒被大學錄取,隻好上了一個中專。雖然他一直喜歡文學,可沒機會玩文學。另一個同號叫王濤,是青龍橋的一個著名玩主,那片兒住的都是正兒八經的八旗子弟。於是,他們就開始聽我侃詩。

 

年底之前監獄進行調號,把老楊和老李他們都調走了。

 

我和這些北京來的小夥子們還留在這個大號裏,就開始一起寫詩、評詩。段鐸是個非常聰明的青年,他本來是在中專學電機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詩、舊詩,讓他體會詩的意境是什麽,優美在什麽地方,如何在文字裏寄托筆者的情愫。

 

從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到柳永的《雨霖鈴》,從普希金的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到艾呂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給他瞎背一氣,他就瞎記一堆。

 

別人聊天的時候,他就在那裏瞎背。為了記得清楚,他就把剛躉來的貨都抖摟給王濤。不用幾個月,他和王濤,還有景山東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從我這裏躉去的二手詩作。

 

後來,以小段為首的這夥孩子,一人釘了一個本子用來抄詩。後來,把我搜腸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隻好一起命題自己來寫詩,每個人都寫。他們各有千秋,全都進步神速。你想想那個王濤,本來是個玩主,現在居然和我們一起寫詩。小亓喜歡寫古詩,寫完後也和我們切磋一番。小段兩樣都試試,雖然他是淺嚐輒止,寫的詩味還是很濃的,對一個學理工的孩子來說,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們都沒睡覺。除了留下來中午的一個餅子以外,我們還把晚飯稀飯裏的胡蘿卜,也留了下來當年夜飯。我們把胡蘿卜圍放在

 

掃地風的火口邊,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蘿卜。吃起來有點咬勁兒,還香甜無比。後來,看到莫言的小說裏描寫的透明胡蘿卜,似曾相識。那天晚上,我們約定在一小時內各自寫一首詩。

 

王濤寫了一首自由體的新詩,題目就叫我們大為驚歎——《我是流氓!》。他生動熱情地標榜自己就是一個流氓,談到流氓的快樂,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們紛紛叫好,每個人還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個流氓!》、《我心裏就是個流氓!》、《我也想當個真正的流氓!》。

 

我們輪流朗誦,笑得滿地打滾。那時我們非常快樂。我們把這幾首詩釘在一起,封麵上我用美術字寫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樂的流氓》。我看大家越來越上癮了,寫作熱情高漲,就說:幹脆咱們辦個報紙,當年在渣滓洞人家陳然還辦了個《挺進報》,咱們也在這裏辦個解悶兒的文藝報,怎麽樣?

 

他們三個齊齊喝彩,我就開始主辦這個報紙了。其實,每次隻是一張大紙,那是我們用粥把幾張紙粘在一起。這張報紙隻有正反兩麵,一共兩版。我本來就是學美術的,所以我先畫好了版樣,他們的稿子,也都由他們自己抄寫在預留給他們的版麵上。我還給每首詩都畫了插圖。用了兩個下午,我們第一期就出版了。

 

當然,我們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後,大家悄悄傳閱。當然,隻是在我們這幾個人中間,多一個人看了,我們被發現的機會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別近的朋友,絕不傳閱。我們本來商定,看完就毀掉,可是,每次大家還是舍不得,於是就分別保存著。我們說好了,誰的萬一被發現了,就說是自己寫著玩的,別人就盡快銷毀。

 

大年初二,又調號了。這次我分到一個隻住五個人的小號,和楊秉蓀分在一個房間,我很高興。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時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報給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樂,拚命忍住笑聲。不過,他抹抹眼睛,歎口氣,說:別舍不得,快點兒銷毀了吧。這地方,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說得對,我就是為這種罪折進來的。於是,立刻把它塞進了火爐,眨眼間,這張報紙就化為一縷青煙。這也是在縣大獄的好處,這裏沒有暖氣,冬天隻好生爐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銷毀點兒什麽就沒這麽容易了。這裏銷毀一篇文章之類的東西實在太方便了,原始環境有原始環境的好處。

 

 

我本來想過兩天找個機會告訴他們仨,都銷毀了才保險。可計劃不如變化。

 

大年初四(197029日),監獄裏人們前兩天遇上了難得的改善,肚子裏終於有了點兒寶貴油水。混了個肚兒圓,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來。

 

剛喝完早飯的粥,張所長就提了鏡麵盒子炮上了房,解放軍也在房上架起了機槍。這裏的犯人們,非但不會為此而緊張——對他們來說這早就是家常便飯了——反而都興奮起來。人們嘀嘀咕咕:有戲!今兒肯定有戲!哪出戲並不重要,有戲就有得看。

 

老張頭看各路人馬都布置齊了,在房上開始發話:田壽鵬,出來!打開庫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來,再到庫房把自己東西都拿出來,在當院打好鋪蓋卷,然後都就地咕嘚著等叫名字。叫誰誰出來。人們都興奮無比,人挪活、樹挪死。再不挪,我們耳朵後頭該長青苔了。

 

 索家麟,王濤,宋惠民,朱章濤,田樹雲,張郎郎……”老張頭兒這麽挨個點名,接著他還點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對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賀,說:好啊,你小子發了,別忘了我們哥兒幾個。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發什麽發?純粹是騎驢啃燒雞——這把骨頭指不定扔哪兒呢!人們紛紛說:挪就好,挪就好。

 

幹淨麻利快,沒過幾分鍾,被點名的這七八個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裏。然後,老張頭一個一個往外叫,間隔大約五分鍾。

 

輪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兒一看,頭皮頓時就麻了。先出來的那幾位都已經加工過了——被砸上了死銬、死鐐,傻大黑粗還都帶著鐵鏈子,和電影裏見過的那些死囚的行頭差不離。我被命令坐在地上,兩個警察叮哐幾下給我砸上了死鐐,又給我帶上了死銬。我想:也許這是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這麽大的陣勢。

 

然後,我們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門外。大年初二的饒陽縣城響起一片清脆的腳鐐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

 

沒想到我這寧靜的七十年代剛拉開幕,就鬧這麽大一個響動。我們走到監獄大門口,這條街已經被封鎖了,遠處街口堵滿了翹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們自己提著行李,走到車邊交給警察,他們和當地的工作人員一起,把我們的行李綁在汽車頂上。我們這些叮叮當當的人,陸續上車坐在指定的位子上。過去聽老獄底們說過,這種捯飭的犯人被戲稱為嘩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開車前宣讀了一篇什麽文件,那文件並沒說為什麽要挪動,去哪兒,幹什麽,隻是警告我們在押送途中,必須老老實實,否則勿謂言之不預。他們從來不說要緊的,光說萬一的。

 

我們路過冀縣,那裏也有一批犯人上來,上來的也全是嘩啦棒槌。打頭兒的是位名叫孫秀珍的女犯,在監獄學習班的時候,我就和她認識了。她可是這兒的第一大美女。後來,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樹雲大夫關在一起,可以說,我和他們倆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對視的時候,微微一笑,看來,她在冀縣也關煩了,也覺得隻要挪動就好。

 

你別聽她這個名字簡直俗不可耐,可她那個人,絕對清純出眾。我們進了監獄學習班,第一次集合的時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時候,我在監獄裏已經關了一年了。人們說:這時候男犯眼裏母豬都賽貂蟬了。可我到底還是美術科班的,別看她一點兒不張揚,一點兒不打眼,低眉順眼,說不出的溫柔而迷人。在鐵窗水泥塊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會兒,多數男犯的目光都被外號叫餡兒餅周那位女士給吸引住了。她的確是北京著名老字號餡兒餅周家的嫡孫女。可能因為是回民,所以皮膚白裏透紅,濃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眾人眼球。

 

當時,孫秀珍的風度與眾不同,是典型的知禮小女子。我誤以為她是個日本女孩兒。在聽別人叫她的時候,聽錯了,以為她叫庫裏或者庫裏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國際關係學院日語係學生,他悄悄告訴我:如果發音是庫裏的話,那就是黃昏的意思。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麽迷茫,那麽優雅。原來,他也和我一樣為她暈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筆寫了類似暮紮兩個漢字行書,這在日語裏讀作庫裏,意思是黃昏。每次開會,他就故意亮著板凳上的字樣經過孫秀珍的身旁,可她視而不見,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小薛以為,這是她應有的矜持。

 

後來,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這是什麽地方。半夜我倆推心置腹,發現我們倆心儀的對象並不重合,都鬆了一口氣。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是餡兒餅周,我告訴他我喜歡的是庫裏。我們倆反複商量如何向她們表白——在鐵窗中照樣有熱烈真誠的愛慕。

 

有一天開大會。周姑娘帶領女犯隊伍入場,她是小組長。看得出來,她這種長相的人,單純大方,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麵。好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我連忙寫了個紙條:周同學,你好:請問,坐在你後麵第三位那個女同學叫什麽名字,能告訴我嗎?張郎郎我把紙條疊成了團,回頭看看沒人注意,低聲說了一個字,手一垂,就扔到她鞋邊兒。她似乎沒聽見也沒看見,直視前方認真聽講,還一邊兒記著筆記呢。我心裏開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這茬兒,我不就現了嗎?我心如大鼓一樣咚咚響。再仔細一看,那紙條已不見蹤影。我鬆了一口氣。老天爺,行,這姑娘真夠麻利的。我又回頭假裝四處張望,人們都在認真聽講呢。她自言自語咕噥說:小心有狗。嘿,她真是膽大心細,還不忘給我提個醒。

 

散會時,她站起來整隊,帶隊退場。路過我跟前,她望著前方喃喃說:原來意在沛公啊!哎喲喂,原來已經看了字條,還不大高興。但願這誤會別讓她就此跟我翻臉吧?心裏繼續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詠活動,路過我身邊,她也扔給我一個小紙團。是這樣寫的:張同學,你好:她叫孫秀珍。這樣通信太危險了。以後,你把信用圖釘釘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這孩子真聰明,簡直是個天生的地下工作者。於是,我們倆趕緊分別給她倆各寫了封信。傍晚倒土,我們倆自告奮勇,抬著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釘在箱底兒。把土箱就留在那兒,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們就這樣建立起來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幫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邊呢,是由周姑娘和學生李世倒土。後來,李世告訴我,小周很聰明,知道孫秀珍案情嚴重,而她和小李從進監獄就關在一起,信得過,決定讓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剛開始,小周沒想到老七會給她寫信,有點兒意外,猶猶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誠熱情。很快他們就進入白熱化。我和孫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溫。當然,這一切都在虛擬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個年代,誰都沒想到會在監獄裏發生這樣的童話故事,我們四個人都非常珍惜。在監獄學習班,幾乎所有犯人都發現就我們四個精神抖擻,跟打了雞血似的,覺得其中必有蹊蹺,時不時旁敲側擊。而我們倆隻能裝傻充愣。

 

在學習班認罪階段,孫秀珍做了發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樣都有

 

裏通外國的罪名,而且她案子裏還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響我給她寫情書的熱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對那個主犯一個字也沒提。

 

那時候在監獄,早已告別了社會上的生活與身份,交換這柏拉圖式的情書,我們都很愉悅,讀得臉紅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裏最豔麗的一道晨光,顯示著頑強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號通令下,我們並沒被分配到同一個地方。

 

我們是鄰縣,她和英若誠、吳世良兩口子、學生李世等人都被發配到了冀縣。她從冀縣上車來,即便她變成了嘩啦棒槌,可舉手投足還那麽風韻萬般,她見到我的時候還有些害羞,臉微微一紅,低頭笑了。依然那麽天真,那麽動人心魄。

 

然後這車就撒開了往北開,路邊的城鎮飛速後退。深州、安平、獻縣、河間……我知道了,這車離北京越來越近了。我興奮了起來,本以為在這備戰時期,一時半會兒絕回不了北京呢,這一大挪動還真不賴,心裏就湧現出小學課本裏的詩句:

 

車過鴨綠江,好像飛一樣。祖國,我回來啦!祖國,我的親娘。在我心裏改成了:北京,我回來啦!北京,我的親娘。可惜,那時候的汽車可沒現在的那麽快,還沒飛起來。

 

一直到淩晨2點,我們的車才開到北京。輕車熟路,又開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橋四十四號。

 

幾輛大轎車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場上,操場四周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麵,還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那時候的警察也都穿著軍服,不過他們沒槍。在這地方,我們管警察都叫隊長,管軍人都叫班長。從這些大轎車裏湧出了幾十個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嘩啦棒槌,在隊長們的指揮下,我們稀裏嘩啦地走向操場的西北角的小門。

 

我頓時明白了:今天的是要命的戲!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橋這個大院裏,關押犯人的建築一共分為二十四個筒。所謂筒,就是建築物裏的筒道。分屬於三個部分。K字樓,三層,每層四個筒,從一筒到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五角樓,兩層,每層五個筒,從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第二十三筒,官稱死刑號。就在西北角的這個小院兒裏。二十四筒,是後來新蓋的,也在這個小院兒裏。這兩個筒是死刑號,也被犯人稱為槍號

 

我關押在看守所裏學習班的時候,有機會出去勞動,也來過這個小院裏幹活。一次是打掃新蓋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裏有幾間牢房設備先進,那就是所謂的橡皮監獄,四麵的牆都釘滿了泡沫塑料,和沙發差不多,關押一些特殊犯人,讓他們沒法自殺。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間,就是拉一個小車把剛剛騰空的槍號裏所有東西都堆到小車上,推到庫房那個院子裏。據說,事後會有犯屬來這裏領取遺物。當我看到那雙皮鞋,心裏就感到非常別扭,因為我知道昨天這雙鞋的主人還活著,而現在,說沒就沒了。

 

還有一次,是幫這兒的警察衝洗死銬、死鐐。上麵確實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跡。衝洗幹淨後,幫警察裝箱,留給後人用。幹這些活兒的時候,我萬萬沒想,竟然會輪到自己。

 

我們這些人一字排開,麵對小院兒的高牆蹲在地下。這裏的強光燈明如白晝,連我對麵老牆上的青苔一絲一毫都曆曆在目。這時候我才注意到,這個現代化的大院兒裏竟然還保留著這麽一堵曆史性的老牆。那些磚縫都磨凸出來了,每塊磚的風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風姿。我聽說過,這裏曾經關押過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的汪精衛,還關押過著名的川島芳子——金璧輝,據說她就是在這個小院裏被處決的。

 

我們身後的警察開始叫名字,叫到誰,誰就到院子中間的桌子那裏去登記,然後拿著自己的東西進入筒內。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經一年半了,被提審了幾十次了。一會兒說要寬大,一會兒說要從嚴。時間長了,人也就皮實了。後來知道了,無論他們和顏悅色還是橫眉豎眼,無非是要我交待背後長胡子的人。邏輯很簡單,我講的那些笑話和反動謠言,如果交待出謠源,我的罪過不過是個傳謠者。如果交待不出來,我就是個造謠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個傳謠者,也許隻判個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謠者,就可能判個無期,最少也得二十年。這年頭兒數字,對我說來都差不多。要是為了從寬,交待出來別人,我關了三五年出去,照樣還是個現行反革命,還得內疚一輩子。再說,在裏麵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麵難過,何況,二十年後指不定怎麽樣呢。所以,無論他們來軟的還是來硬的,我還是那樣,我心裏有底。每次,我都會自問:最壞又能怎麽樣?自己觸觸底,心裏反而踏實了。

 

這次,我蹲在那裏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樣來思考,最壞又怎麽樣?突然發現,心裏沒底了。最壞?那就是玩兒完了。雜耍要收場了——沒戲啦!正這麽想著,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們把我的名字登記在冊,然後讓我打開行李。隻讓我拿了一條被子,一個臉盆,一條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個飯碗,還有一本《毛選》。其他衣物,連褥子都不許帶,就揮手讓你進號。前麵一個警察領路,自己稀裏嘩啦跟在後麵。我心裏想,進去以後趕緊問問同屋老犯人。進屋以後才知道,每屋隻有一個犯人。心裏沒底,照樣沒商量。

 

我像一個麻包一樣,咕噔一聲坐在炕箱上。也好,終於可以自己安靜一會兒,放鬆下來。讓繃緊了一整天的神經,稍微緩一把。

 

 

死刑號裏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還是封死的。犯人無法鑽到床下去,也無法把東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個屋子的四分之三,隻是在靠門那邊留出了一條水泥地,那裏還有一個抽水馬桶。在普通牢房裏,絕沒有這個設備。在馬桶後麵的牆上有一個觀察孔,上麵嵌了玻璃。另一個觀察孔則在牢門上。這和其他牢房一樣,那觀察的小窗戶旁邊有個按鈕,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這個按鈕。和醫院一樣,你房號的那牌子就會翻下去。這裏的牢門有兩道。裏門是動物園那種鐵柵欄,外門則是厚厚的鐵皮木門。在木門的底部有個貓洞,原來可以從這裏把飯遞進來。人們想得很周全,一個犯人鎖到這裏頭以後,不用打開門,吃、喝、拉、撒、睡全都解決了。

 

我心裏沒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絞盡腦汁的時候,聽見有人打牌兒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細聽來:報告班長,和我一批進來的犯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因為我有重要的問題要交代,才留了下來。你們怎麽也不提審我呢?一聽到這嗓音、這腔調,我就知道了:這是遇羅克,他是利用報告班長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來到這裏意味著什麽。一句話:每個人都要準備走上刑場。

 

這就是遇羅克,這就是他的風格。他在監獄裏無論什麽時候,都那麽主動,那麽從容不迫。從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大約在我進監獄半年左右的時候,官方安排調號,把我們倆調到六筒同一個房間。那時候,他在監獄裏已經非常有名,人們都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

 

前,在血統論籠罩下發生了·一八後的###,當時,全國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壓得喘不過氣兒來。後來遇羅克借著形勢的變化,橫空出世——一篇《出身論》如彗星劃破漆黑夜空。而出版這篇文章的《中學文革報》,一時洛陽紙貴,風行全國。每天,遇羅克和這個報紙編輯部收到的讀者來信,得用麻袋來裝。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簡直形成了一個類似狂熱會道門似的旋風。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關方麵注意到了……最後,決定抓捕遇羅克。

 

遇羅克從進來那天起就沒有屈服過,他似乎就是個天生盜火者。他把入獄當成必然的結果,這裏是和當局智鬥的現成平台。他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人數眾多被侮辱被損害弱勢群體的精神領袖,先行者,也是個殉教者。

 

而當時,我的罪行中還有所謂聯動思想後台這麽一條,因為我當時的許多小哥們兒都是聯動的骨幹。其實,在他們最得意的時候,我卻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那個血統論對聯。我認為,這和德國法西斯的人種優生一說,沒什麽區別。

 

我是在他們被江阿姨耍了之後開始思索、最不得意時候,才和我成了哥們兒。他們還救過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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