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羅克
“現在正好是兩個極端，有些人想讓你遺忘,現在很多人也確實把他遺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過程中他忘了，神化實際上是讓人們忘卻他的最好的辦法。因為最後那個神的破滅是最快的。你隻有把他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人們才能記住他。”
“血統論”已經被批判了，你們服氣不服氣？我說我們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個對聯了。他有點詫異，說你怎麽會不同意這個“血統論”呢？我就跟他說，在1965年的時候，放過一個德國電影，叫《馬門教授》，講的是1933年德國法西斯崛起的時候，開始排擠猶太人，也是在學校裏中學生打猶太族裔的中學生。“血統論”和德國的那個種族歧視有什麽區別，隻不過“血統論”就是改成你生在什麽家庭，但這都是你先天不能決定的事情，我們不至於笨到支持這麽一種觀念和觀點。
那次以後，我們聊的話題就多了起來。後來有一次聊天，我就問他，你為一篇文章栽進來，值不值？他說值啊，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屬於弱勢群體，沒人能發出聲音來，現在有這個機會那我就喊得聲大點，喊得聲大肯定會付出代價，付出什麽代價我都值了。但我想當時他也沒想到最後宣判為死刑。
那時候我跟他講存在主義，講我們那時看過的書，他不但沒看過，他都沒聽說過那些書。實際上他整個的思想還是黑格爾辯證法，他的唯物主義還是從費爾巴哈那兒來的。他特別正統，覺得馬列主義沒有錯，而且這個真理是對的。我試圖給他講存在主義，他不要聽，他說你們就是吃飽了沒事幹，胡思亂想，某種意義上他是在批判我們走向了資產階級自由思想。
胸中有盤棋
當時監獄裏魚龍混雜。遇羅克就跟預審員要紙和筆，說有重要東西要寫，實際上他就把同一個牢房裏的人(匯報上去)，比如說誰是林彪的人，他在監獄裏散布了什麽？誰是劉少奇的人，他現在在牢房裏跟誰好。他說得頭頭是道，其實故意擾亂視聽。
看《風聲》以後你就知道，人在高壓之下，神經都特脆弱，所以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還分派，搞得特別複雜。我知道這後邊的推手就是遇羅克。他呢，還分別找這些人聊天，然後把一個人的事情套出來給套另一方提供子彈。我說你這麽弄你累不累啊？他說他得拿這練手，還有好處是這房間裏越亂，我們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會關心我們的思想問題了。
他特適合搞政治，對這一套特熟。有一個原因是他一直在社會上不順，這樣他就得跟各方纏鬥，研究對方的邏輯和它整個的製度。所以我們同樣都關在監獄裏，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個看守啊、隊長啊、預審員叫什麽，人家也不說，他就對每個人是誰，誰跟誰的關係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問他關於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當時的思維程序，這種案子他應該怎麽來審問你，展開是什麽時候，什麽時候收，怎麽樣給你定罪，那你這個棋應該怎麽下，才能盡可能減輕你的罪行，所以監獄裏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監獄裏老幹部關係搞不到一塊。當時在我們那間關了兩個老幹部，有一個當時是農科院的副院長，叫石厚剛。我很理解老幹部，但遇羅克就逗他們，喜歡拿他們開涮，矛盾就越來越深。
石厚剛當時有一本延安的《毛澤東選集》，遇羅克就跟他借，他說不能借給他這種思想反動的人。遇羅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剛一出去提訊或者不在，遇羅克就拿過書去看。他看得特別認真，對照文革裏的《毛澤東選集》讀，找出有改動的地方，為什麽改？之後他跟我說，1949年以後，尤其這幾年，毛澤東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這實際上變成一種對思想史的研究，當時這就算特別反動。
當時一個預審員丁大個兒，就特恨遇羅克，說他這麽反動，以為我們就判不了他，將來他要趕上點兒，他肯定也輕不了。他不幸言中。
棋局變了
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會被判死刑。遇羅克跟我說，中央內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當時認為像陳毅、周恩來如果哪天占上風，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為他跟別的犯人不一樣，他沒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個思想罪，所以他抱有著幻想。而且他以為我的處境反而更難，他說他出去以後會找陳毅幫我斡旋、救我。沒想到最後我們都跑到“死刑號”裏麵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我們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並不是就地槍決就完了，要拉出去遊鬥示眾。
那時候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很痛苦，我們每天被批鬥三場到四場，本來是一個卡車一個警察，那還得弄好幾個凳子，警察把我們一節一節往上抬；後來他就省事了，就找兩個壯點的警察把我們像生豬一樣“嘭”的一聲扔上去就完了
當時我就進“死刑號”的時候，就像老鼠碰見蛇，跑都不會跑了，腦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羅克因為比我們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裏的，聽見有新犯人進來，就摁摁鈕，找獄警。那人問什麽事，遇羅克就大聲說：“我們上一批的人他們都見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個人，因為我有重大問題要交代，怎麽也不找我審訊啊？”實際上他用這個方法告訴我們，來到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個人活下來，而且他之所以沒槍斃是因為他有重大問題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讓我們提前起床，我們就知道要槍斃人。刑警過來就叫名字，叫誰誰出去。那天我們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沒有叫我和另一個同伴，但遇羅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體育館作最後宣判，他就是那一批執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執行。
反思《出身論》
遇羅克實際上是一個很有思想、很聰明、很有曆史意義的人，但他同時是一個普通人。後來給他平反的時候，旁邊很多其他的幹部子弟就覺得把他神話化了。
現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卻，要麽就是把他給神化。神化達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時候，別人會想是因為你們思想的局限才這麽做。現在把《出身論》重印了，年輕人一看這《出身論》裏麵寫得什麽啊？他根本不知道裏邊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羅克，應該分析他的人和思想，還有當時的曆史背景。《出身論》影響大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上千萬上億的人被壓抑，這個東西讓他們覺得是說出了心裏話。
當時遇羅克也承認他那篇(文章)並不是理論上特別完美的。遇羅克說他出去還要繼續研究這些馬列主義理論，他一直覺得自己研究這個比別人研究的都透。那個時代的人跟現在不一樣，想跑官想掙錢，他那時候就想追尋真理。
《出身論》的現實意義是它對於貴族血統的一種反諷。“血統論”實際上沒有那麽嚴重，以血統來決定社會地位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著新貴和老貴之間的鬥爭，這是個永恒現象。隻不過遇羅克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想把它倒過來，這個想象，在任何社會中都實現不了的。像奧巴馬這種在中國就等於是個臨時工，後來經過刻苦學習當了一號首長，哪天中國要真突然這樣，那大家夥就傻了。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現在年輕人問我遇羅克是誰？我就說他當年就是因為寫一篇文章被槍斃了，當年有思想的人就會有危險性，而且當年他作為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的形象，他本身是一個行為藝術，不管這個社會的主流是什麽，他可以在任何一個瞬間的機會呐喊出他自己認為的真理。他沒有想到會有這麽一個震撼性的後果。
現在有人提議把3月5日設成遇羅克日，這是很好的想法，但壞處是容易符號化。
研究遇羅克現象要研究中國現在缺什麽？他的精神裏麵哪些還有現實意義？這方麵還有有很多工作可做。得有人做實在的工作，要不的話就等於什麽也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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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厚剛當時有一本延安的《毛澤東選集》，遇羅克就跟他借，他說不能借給他這種思想反動的人。遇羅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剛一出去提訊或者不在，遇羅克就拿過書去看。他看得特別認真，對照文革裏的《毛澤東選集》讀，找出有改動的地方，為什麽改？之後他跟我說，1949年以後，尤其這幾年，毛澤東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這實際上變成一種對思想史的研究，當時這就算特別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