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出身佛羅裏達州一個相當富裕的白人中產家庭，六歲時智商測試達到了139分，是個有天分的學生（gifted student），鋼琴演奏也很有造詣（an accomplished pianist）。由於表現傑出，經常在當地教堂的活動中擔任榮譽很高的聖壇侍童（altar boy）。十二歲時，成為美國年齡最小的獲得童子軍最高榮譽（Eagle Scout）的模範童子軍。在高中，他是學校棒球隊的投手。
另一個是個亞裔，在一個全美排名前五的私立高中上學，四年高中功課全A，很喜歡音樂，同時擅長鋼琴和大提琴。雖然功課很重，他拒絕放棄其中任何一種樂器。2009年獲得全美鋼琴比賽 （American Fine Arts Festival）第一，並被邀請到卡內基大廳（Carnegie Hall）表演，也就是“虎媽”炫耀女兒鋼琴成就所表演的地方。由於家庭的影響，這個孩子還喜歡科學，特別是生物學。2010年夏天在麻省理工學院 （MIT）係統生物學教授Alexander van Oudenaarden的實驗室做實習生，在Whitehead研究中心參與研究項目。在朋友眼中，他的是一位既聰明多才，又真誠善良的人。雖然表麵看上 去很安靜，但非常幽默，有很多朋友，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人。去年他作為傑出學生畢業（Cum laude），如願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上大學。
想知道這兩個孩子中學畢業後的表現嗎？
第一個孩子在25歲時製造了當時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個人屠殺事件，因此被叫做“德克薩斯塔樓狙擊手”（Texas Tower Sn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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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1966年，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的心理醫生斯圖亞特（Stuart Brown）會永遠記住這一年的8月1日，這是他在Baylor醫學院作為助理教授第一天上班的日子。但讓斯圖亞特醫生永遠記住這一天的是當天發生的另一件事。
這是個南方典型的悶熱日子，同一天上午在德州首府Austin，一個25歲的德州大學學生爬上了校園裏的一個標誌性建築，被稱為德克薩斯塔樓的學校行政樓。這是校園中最高的建築，在28層上有個觀光台，可以盡情觀賞校園中的景色。這個學生叫查爾斯（Charles Whitman），他來到這裏的目的不是觀賞風景，也不是來和什麽人約會。他打算在這裏製造一個轟動事件，來為自己長期以來越來越不能承受的壓力尋求最終的解脫。為此，他做了精心的準備，攜帶了一個巨大的包裹。包裹如此之大，大樓的管理人員還專門為他打開電梯運送。包裹有食物、飲料、手紙和望遠鏡，還有大量的槍支彈藥。頭一天夜裏，他分別在不同的地點將他的媽媽和妻子在睡夢中殺死，並用打字機冷靜地留下了記錄，希望她們能夠通過死亡獲得解脫。幾年以前，他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狙擊手。現在，在這個近百米高的地方，他使用帶瞄準鏡的獵槍對準樓下的行人開始射擊，更準確地說是屠殺。在警察衝上塔樓將其擊斃之前的近兩個小時內，他殺害了17人、打傷了41人，大部分是遊客、德州大學的學生和員工[注7]。
（圖片來源於網絡）
查爾斯的確製造了個巨大的轟動事件，是當時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個人屠殺事件，因此被叫做“德克薩斯塔樓狙擊手”（Texas Tower Sniper）。
在震驚之餘，人們開始詳細檢視凶手的背景經曆，思考、探查是什麽原因導致他製造了這個恐怖的屠殺事件。
查爾斯沒有任何犯罪紀錄，也從未表現過有任何暴力傾向。相反，他給人的印象是穩定、自律、刻苦努力並積極向上，是個極為優秀的學生，有著輝煌的童年。
查爾斯出生於佛羅裏達州一個相當富裕的中產家庭，六歲時智商測試達到了139分，是個有天分的學生（gifted student），鋼琴演奏也很有造詣（an accomplished pianist）。由於表現傑出，經常在當地教堂的活動中擔任榮譽很高的聖壇侍童（altar boy）。十二歲時，查爾斯成為美國年齡最小的獲得童子軍最高榮譽（Eagle Scout）的模範童子軍。在高中，他是學校棒球隊的投手。
對一個孩子來說，也是對孩子家長來說，這是非常輝煌的成就。
（圖片來源於網絡：查爾斯的全家照。左一，查爾斯的父親；後排中間：查爾斯）
一個模範兒童成為曆史上最大屠殺案的凶手，令人非常難以理解，也讓當時的德州州長John Connally非常關注，專門成立了一個專家團隊，囊括了毒理學、神經科學、神經病理學、筆跡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病學、司法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研究這個案例。斯圖亞特醫生就是這個團隊聘請的心理專家之一。
從許多至今還沒有公開的材料中，斯圖亞特醫生發現在極度輝煌的天才兒童背後，查爾斯生長於一個極為壓製的、充滿虐待的家庭。查爾斯的父親是個實現美國夢的典型，從一個水管工靠自我頑強奮鬥富裕起來。查爾斯的父親缺乏對孩子教育的必要知識，將自己成功的經曆不適當地總結、並放大應用到不適當的地方，他要求孩子在所有的地方必須完美無缺，不能容忍任何的缺點。為達到目的，他在家裏建立了絕對的權威，使用各種懲罰手段特別是暴力來約束孩子行為，強迫他們遵守他製定的規矩、實現他規劃的目標。作為補償，他盡可能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物質條件，如家庭使用最新型的汽車，住在最好的社區，提供各種他認為合適的禮物，包括槍支、摩托車等，帶孩子們狩獵（指導性玩耍）等等。但所有這些奢侈的東西，不能解決因嚴酷的家庭管理帶來的各種問題。
斯圖亞特醫生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雖然童年時代的查爾斯可以玩耍，但隻能是“指導性玩耍”，他自由玩耍的權力被蠻橫的父親從小就係統地、極端地剝奪了，導致他不能建立樂觀的人生態度、掌握社會交往的能力、和嚐試使用不同方法解決越來越大的心理壓力等等。德州州長的專家團隊最終接受了斯圖亞特醫生的觀點，認為缺乏自由玩耍是引起查爾斯實施大屠殺的主因之一。
從這個案例開始，斯圖亞特醫生進一步進行研究，調查了幾十個在德州監獄裏服刑的謀殺犯，發現絕大部分（90%）謀殺犯的童年時代沒有自由玩耍或有變態性玩耍，如欺淩戲弄、虐待（動物）等。在另一項因酒醉駕駛引起死亡事故的研究中，他還發現75%的醉駕人童年時代有變態性玩耍。在以後的四十多年中，斯圖亞特醫生對六千多人完成了調查，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專著。
按現在網絡流行的語言，查爾斯的父親是個典型的“推爸”。媒體上喧騰一時的“虎媽”、“狼爸”所使用的嚴苛的教育方式，沒有什麽太新鮮的，都是查爾斯的父親在半個多世紀前用過的、玩兒剩下的、搞兒砸了的。這些家長都是比較成功的人士，有比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相對的經濟實力。在孩子教育問題上，他們都信奉“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初衷都希望將自己成功和觀察到的別人成功的經驗複製到孩子身上，都認為靠嚴厲的方法可以製造完美的孩子。但“虎媽”、“狼爸”的方式遠沒有達到查爾斯的父親那麽輝煌的“成就”。對“虎媽”、“狼爸”的孩子們來說，也許這正是不幸中的萬幸。
在中國文化的傳統教育中體罰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不打不成器”，“狼爸”最得意而公開炫耀的“成功教育”經驗就是打孩子。半個多世紀前，查爾斯的父親可以公開炫耀的教育方法也就是打孩子，使用的暴力手段包括拳頭、板子和皮帶等等。可見體罰也是被當時的美國社會所接受的，但現在沒有家長敢再公開打孩子了，“虎媽”也隻能用“語言暴力”或變相地懲罰（如不讓吃飯、不讓上廁所）。我們偶爾能夠見到一些新聞報道，一些剛到美國的家長，由於不了解法律在公開場合用體罰的方對孩子進行教育，直接的後果是被告到法庭上，麵臨失去對親生孩子監護的危險。美國教育文化中對虐待兒童的重視，或多或少源於對查爾斯案件以及其它類似案件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分析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及時應用，如進行相關的立法。
如果將目光聚焦於當年高中畢業的時候，而不是犯罪的時刻，即使用現在的觀點來看，查爾斯也是個完美的學生，是個“不打不成器”的範例，是其他家庭羨慕推崇的偶像。麵對查爾斯的成就，又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個孩子有問題呢？ 對很多家長來說，小時候打兩巴掌與成人後的暴力傾向甚至殺人聯係在一起是很難理解的，這中間相隔的時間可不是一兩年哪。以流行病學的觀點，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由暴露（兒童虐待）導致結果（成人暴力）的因果關係概念，類似年輕時對石棉的暴露導致在幾十年後產生矽肺，可以使用適當的流行病學方法進行研究。目前大量的流行病研究結果明確支持斯圖亞特醫生從查爾斯案得出的結論：剝奪自由玩耍可導致孩子發育出現行為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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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孩子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上學，不到兩個月自殺。他的父親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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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朋友的家庭聚會上聽說了一件事，感觸比較多，想想還是應該補充一段文字。
聚會中話題扯到了孩子教育的問題，很自然地又談到了私立名校這個話題。有一對夫婦，他們的大孩子在一所全美排名第五的私立高中上學，學校的教學師資、條件非常好。大孩子今年要畢業了，小孩子正在申請這所學校。隨後，他們談到了這個學校的一個很著名的學生，是個男生，比他們的大孩子高一屆，去年畢業上大學。
這個男孩極為優秀，四年高中功課全A，很喜歡音樂，同時擅長鋼琴和大提琴。雖然功課很重，他拒絕放棄其中任何一種樂器。2009年獲得全美鋼琴比賽（American Fine Arts Festival）第一，並被邀請到卡內基大廳（Carnegie Hall）表演，也就是“虎媽”炫耀女兒鋼琴成就所表演的地方。由於家庭的影響，這個孩子還喜歡科學，特別是生物學。2010年夏天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係統生物學教授Alexander van Oudenaarden的實驗室做實習生，在Whitehead研究中心參與研究項目。在朋友眼中，他的是一位既聰明多才，又真誠善良的人。雖然表麵看上去很安靜，但非常幽默，有很多朋友，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人。
去年他作為傑出學生畢業（Cum laude），如願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上大學。但不到兩個月被發現死在他的宿舍房間內。可怕的是，在死後一周內沒有跟任何人他聯係過，也沒有任何人問及他的情況。最後是根據他的宿舍房間發出異味才發現他死亡的，死因確定為自殺。
這個孩子叫薩多利根川（Satto Tonegawa），父親是個日本人，利根川進（Susumu Tonegawa），就在麻省理工學院做教授。
搞生物醫學的大概都知道他，或了解他的工作，利根川進教授發現了抗體多樣性的遺傳學機理，為此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
讓我更加震驚的是利根川進教授很早就將研究的重點轉到神經科學領域，從事大腦記憶的分子和細胞學研究。我們前麵了解的大腦神經網絡的知識，相信有不少是他和他的研究團隊的貢獻。隻不過，他沒有能夠將相關的研究成果應用到孩子身上，預防孩子的自殺。
這是MIT開學以來第二起學生自殺事件。之前一名來自南美國家哥倫比亞的大二學生卡斯蒂羅（Nicolas E. Del Castillo）自殺了。卡斯蒂羅在MIT攻讀數學專業。他的高中平均成績是4.97，並代表哥倫比亞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他也酷愛音樂，喜歡彈鋼琴。
薩多的成就是非常讓人驚異的，無法想象他是如何安排時間的。我了解另一個鋼琴也彈的十分出色的孩子，也獲得過鋼琴比賽大獎。由於需要大量的時間練習，他的家長很早就要他棄學，在家由父母進行中小學教育。薩多不僅鋼琴取得了最好的成績，大提琴也沒有放棄。另外，美國的高中課程也非常繁重，公立學校的學生也常常學習到深夜。薩多在刻苦練習鋼琴、大提琴的同時，還保持高中課程的全優。怎麽說呢，真行！他真不是一般人！
有一點可以確定，他沒有多少時間自由玩耍，他不會自我減壓。
進入大學前，他和卡斯蒂羅都有著完美的成就，卻沒有能夠發育成完美的大腦，沒有保證智力的均衡發展。他們都擁有傑出的語言智力、邏輯-數學智力和音樂智力，但沒有時間和機會開發其它類型的智力。有缺陷的大腦沒有能夠保證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多遠。
我在第一部分提到的朋友，李總，前一段想讓我就這個話題進行探討。這是非常沉重的話題，一直不願意涉及。而且這也是個很難討論的問題，沒有相對統一的標準讓來衡量家長的做法是過頭了還是不足。
李總同時還給我介紹了劉墉的博客文章《優等生為什麽自殺》鏈接出處。其中有些數據：
在博客文章中，劉墉提出了很尖銳的問題：“學習的快樂在哪裏？”“ 快樂就是把別人打垮？”
他的理解是：
我讚同劉墉的觀點，在安排孩子的教育時，如果同時能夠考慮孩子的自由玩耍和多重類型智力的均衡發展，或許能夠遏製一點家長的衝動、給孩子減一分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