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最近拜登在離開白宮前所做出的政策調整，將會對中國留學生和專業人士合法移民美國進一步開通渠道，你們也可以說美國在搶人才。
長期圍繞J1簽證的回國服務二年的限製已經在12月份取消，這意味著大量J1簽證持有人不需要得到美國或中國方麵的豁免就可以在美國轉換簽證以及申請移民，這幾乎是裏程碑式的政策調整：
“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J-1訪問學者，除因政府資助或作為外籍醫學類畢業生入境等原因外，將不再受到回國服務兩年的限製，並可以在不首先回到本國或申請豁免的情況下，進行H-1B、綠卡等身份的申請。此次修訂是國務院自2009年以來首次修訂該清單。修訂基於一係列因素，如經濟發展、國家規模以及總體外流遷移率等作出，以使其與美國對外發展目標相一致。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重新修訂或撤回此次技能清單修訂，則這一變化的影響可能會受到限製”。
從中國新到美國從事科研的年輕科學家，再也不需要我們經曆的J1簽證需要天朝辦豁免的折磨了，雖然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生物所十分開明，給他們的研究生是一路綠燈。
這說明美國對外國科學家通過博士後到美國從事科研後，留在美國成為一條坦途。川普更改這個修改令的可能性不大，他自己都宣稱要給STEM的畢業生直接發綠卡。
現在中國拿個博士並不難，直接美國博士後，剛來時美國年薪就是5-6萬美元，這已經不錯了。中國年輕人開始沒有必要去什麽大廠，那隻是為父母吹牛的短視行為。在美國做博士後期間就可以辦到綠卡，然後再想辦法去當各種層次的教授或者去工業界發展。
年輕人先在大學與美國文化對接，學好語言和學到如何做Science的本領。隻要擁有了綠卡，以後什麽事情都好辦。
前不久去華大心髒科的年度聚會，在布希啤酒廠舉行，裏麵好多從中國來的年輕，絕大多數是J1。做高精尖的大廠必須在美國讀書，所以他們很少是J1簽證來的。但是生物醫學則不同，他們是在中國拿博士學位後以J1簽證的身份到美國來的研究人員。
可以看從美國管理交換學者的機構的統計數據，中國以J1簽證來美國做Research Scholar（訪問學者）居各國之首，人數是4767，印度為3245人，中國還有2873名以J1簽證來美國讀書的學生。現在這類J1簽證的學者與學生都可以不需要回國，他們可以直接在美國轉換成移民簽證。這在30年前是難以想象的事情，我們當年頭痛的所謂J1 Waiver現在沒有了。美國歡迎世界範圍的科學家，門是打得更開了。
另外一個重大變化是近期公布的H1B簽證的新規定，H1B是通向綠卡的重要步驟，很多新移民都經曆過。大家都聽說H1B抽簽的事情，總以什麽隻有百分之十幾能抽成功來恐嚇留學生，其實我們在大學所經曆的H1B根本不受H1B簽證名額的限製。隻要你能找到大學的工作，都可以辦到H1B簽證。
美國最近對H1簽證的改革方案，讓免受名額限製的組織範圍進一步擴大。美國的非營利性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被重新定義為“根本性活動為研究”的機構，可以免於名額限製，這取代了此前要求“主要從事研究”的標準。
其次，F-1學生簽證持有人過渡到H1B簽證更順暢。他們的合法身份將更不容易中斷，移民局也將減少他們處理簽證的時間。
留學生如果在美國創業可以自己作為雇員申請H1B簽證，對以前所謂專業需要對口的規定也有相應的放鬆與調整，最名移民局也會加大力度加強對申請過程的濫用和欺詐的監管力度。
可以從我的舊博文中看我是如何通過豁免J1簽證移民美國的：
我於1990年8月13日抵達美國，持J1簽證剛到不久，老中朋友就告訴我：“你錯過了機會”。他們談及的是，老布什總統對當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國人的行政命令。開始是允許中國人自由轉換簽證，後來才網開一麵，讓所有在此時間前抵美國的中國公民，都可以獲得綠卡，俗稱64（“八的平方”）綠卡。但是他們這些綠卡也是有代價的，因為他們所占用的名額，需要從中國後來者的職業移民的名額中扣除，形象地說就是他們提前消費了年輕人的名額。
我們晚到的必須自己努力才能辦到綠卡，也就是通過職業移民的途徑。我抵美國後不久才知道J1簽證的具體限製，那就是J1簽證擁有者在轉換成其他可以移民美國的簽證之前，必須完成回母國服務二年的限製。我在國內時隻模糊知道這項限製，那時候隻要能到美國來就是幸運的，所以沒有想那麽多。我當時還要賠償國內巨額的培養費，但是已經在海外的導師史良如教授給我打氣：“隻要你出來了，一切都值”。現在回想起來，國內賠的錢確實隻是那麽一點點，雖然剛來時很困難。
我零星探聽到豁免J1簽證回國服務限製的可能途徑，那是信息稀缺的年代，沒有電郵等任何網絡，中美平信通訊要至少一個星期，打個電話幾十美元。這項限製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據說是李先念訪美時簽署的。當時的規定是隻要簽署的任何一方退出，那麽這個限製就可以作廢，也就是豁免。
豁免可以通過美方或者中方，從美方豁免必須通過分管J1簽證的美國新聞總署，非常之難。當時隻聽說過在聖路易斯有一人辦到過，這位受益人是從北醫來的，而替他辦的正是我們當時隻能仰望的阿肯森教授。阿肯森一直身居要職，人又善良，他直通華大和美國新聞總署為他實驗室的人辦到了豁免。我從美國這邊辦幾乎不可能，我老板隻是一個助理教授，我如果要留下來必須通過從中國豁免。當時在聖路易斯沒有聽說有人從國內辦過，很長一段時間這幾乎是我們全家無法逾越的鴻溝。
我們的曙光來自一場聖路易斯留學人員舉辦的春節聯歡會，在1992年的年初。那是64（“8的平方”）事件之後，領事館與留學人員的關係開始緩和的時候，當天芝加哥領事館還專門派人來慰問大家。聯歡會的中場，芝加哥領事館的教育領事袁朝在那裏解答大家的問題，我也去排隊，想問問我的J1簽證豁免的可能性。袁朝為相當不錯的人, 直來直去，他說自己沒有辦過，但是他可以嚐試去辦。他需要我能從國內證明我是完全自費的，在原單位沒有任何房子或經濟關係，並且出具證明函。
我似乎抓到了一根稻草，回家後馬上給我們研究所的處長周北平教授寫請求信，她完全沒有任何猶豫就給我寄了證明信。我後來通過電話和信件與袁朝保持聯係，他如實把每一步的進展告訴我。從袁朝那裏得知的流程是：首先需要他們領事館批，然後報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再向美國新聞總署發函稱中國對我的豁免無異義，美方接此函後幾乎會是自然同意。
在豁免過程中，需要我當時的猶太老板給芝加哥領館去函，證明我有工作並且持續支持我留在美國。他深知這是與陌生政府打交道，在信發出前，他很謹慎地讓華大國際辦公室審核。
當年的4月份我們在巴爾的摩開FASEB年會時，還開玩笑稱是否應該去大使館詢問豁免的進展情況。我們從東岸回來不久，在七月初就收到美國新聞總署的公文，批準了我的豁免申請。從此我們留在美國的最大路障被我抓著的一個偶然的機會給清除了，那個時刻的開心程度可以與我們獲得綠卡相比較。
袁朝來自大連理工大學，任期滿後回國，但是好多年後他全家移民我們聖路易斯。以前在餐館裏吃飯時，我們還因麵熟打過招乎。他應該已經不記得我了，但是他是改變我們命運的人。如果他能讀到這些文字，請帶去我的深深問候！
J1簽證豁免後，朋友告訴我，可以拿J1直接開始辦綠卡，我聞所未聞。我在1992年的中旬，開始請聖路易斯最知名的移民律師George Newman（紐曼）辦綠卡。紐曼的傳統是在接你的申請時，必須與雇主見麵一次。當他、他的助理雪利律師和我從我老板的辦公室出來後，紐曼對我說：“我對辦成你的案子很有信心”。插曲講點他們在我MD老板的辦公室的故事，MD對JD的輕視表現在臉上，紐曼說法學院與醫學院相似也是研究生院的性質，我猶太老板馬上當著律師的麵向我這外國人解釋：在美國醫生和律師是不同的人，我們醫生辛苦很多。
再下麵就是我去紐曼在克雷頓市中心的辦公室約談，總費用是5,000美元，首付3,500塊，餘額在遞交140表時支付。
這些費用對我們是令人頭痛的額度，我坐在他高雅的辦公室裏對他感概到：“喬治，你的辦公室好漂亮，你這是無煙工業啊！”；
紐曼聽出了我話中的餘音，他說：“我明白這是很多錢，但是我如果是你，會這樣想問題”，他去翻我的材料，接著說：“你現在才二十幾歲，你就當是用這五千塊，去買你在美國的未來五十年的美好人生”，現在看來，我們似乎買到了那人生。正如我經常說的，我是實施了美國夢的人。
在辦綠卡的過程中，到1993年6月我的J1簽證的三年到期，必須轉成H1簽證。老板說我已經在給你辦綠卡了，不需要什麽H1簽證。紐曼向我老板解釋，必須要H1簽證過渡才行，並且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說H1 visa is a working visa, 沒有它我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又辦了H1, 隻用了大約七個月，在1994年的元月我就拿到了綠卡。我是在抵美國3.5年後拿到的綠卡，從此我們在美國就不用擔心身份了。現在恐怕要10年，我比較幸運的是大量發放的64（“8的平方”）綠卡使前麵排隊的人突然消失了。現在回想起來，運氣確實好。當時我在科學上也是相當高產，兩年發表三篇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一作論文，所以也是問心無愧。
在得知辦到綠卡後，我是第一時間告訴猶太老板。當時我們在看顯微鏡，他特意轉過身來向我握手道賀：“這是我辦的最美好的事”。我在當時辦豁免征求他的意見時，他說：“你問我是否應該留在美國？如果我是你，我會盡自己的全力留在美國”。他的理由是美國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政府都好很多，況且小家庭經不起不斷的文化震蕩。當時的談話也涉及到我那麽小的兒子，我老板說：“他長大就是我們美國人，與我們沒有區別！”
我到處在外麵看建築，寫文章介紹古典建築元素與語言。工作累了抬頭看自家的古董房，這裏不就是希臘的柱子和羅馬的拱門嗎？[偷笑][偷笑][呲牙][玫瑰]
今年科係的聖誕聚會是在聖路易斯的布希啤酒廠舉行的，為美國的標誌性企業，我都不想提那個收購它的比利時企業的名字，仍然習慣於稱她為Anheuser-Bu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