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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美國做科學的文化變了

(2024-12-14 12:48:51) 下一個


發明雜交瘤技術的阿根廷裔英國科學家Cesar Milstein和德國科學家Georges Köhler。小個子的猶太人遇到了德國大漢,史良如教授曾經說過Milstein特矮。

縱觀人類科學的發展史,很多影響學科進程的發現與發明,都是通過很少的幾個人完成的。理論物理學我們就不說了,在生物醫學領域,也是如此。

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的DNA雙螺旋的一頁紙論文改變了世界; Georges Köhler和Cesar Milstein的雜交瘤技術為我們帶來單克隆抗體; David Baltimore以單個作者的Nature論文發現逆轉錄酶。這些發現最多隻有兩個作者,發明mRNA疫苗的諾貝爾工作的Immunity論文也隻有四位作者。

但是這些文化正在改變,在美國現在也時興做所謂的大科學,無論是論文作者、合作實驗室以及研究資助的數量,都呈現出明顯增長的趨勢。因為太多人參加,糾紛自然難免,所以雜誌社要求寫明每人的貢獻。

現在不僅論文如此,邀請來做報告的科學家也在幻燈片上將Data堆積成山,似乎害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Data製造機。問題是隻能在每幻燈片停留30秒至1分鍾,聽眾怎麽能明白裏麵的內容?

以前是怎麽做的?Köhler和Milstein的僅兩位作者的1975年Nature論文,連Corresponding author都不注明。Köhler是來自德國的在劍橋做研究的博士後,Milstein是早已成名的劍橋教授。他們同時獲得諾貝爾獎,傳說Köhler當時在聖誕節的時候看見搖床上雜交瘤分泌的抗體可以在瓊脂上產生溶血斑,他與太太或女朋友是擊著搖床慶祝,這就是對科學的熱愛。

Georges Köhler在德國弗萊堡以48歲的英年早逝,那麽發達的地方居然控製不了他的感染。實在是太可惜了,他也是位早生華發的人。

Köhler和Milstein的Nature論文使用的是很簡單的表述,認為自己找到了產生針對特定抗原的抗體的細胞培養係統。他們沒有華麗的辭藻,遠非同濟美國牛人那麽牛皮哄哄,他夢想讓年輕人不學基本的細胞分裂。老中是沒有學會走路就想飛奔,好大喜功堪稱一絕。

斯坦福教授Leonard Herzenberg在1976年在Milstein實驗室學術休假時,建議使用Hybridoma (雜交瘤)。看來英語為母語的人還是比阿根廷和德國人在語言上技高一籌,Herzenberg夫婦後來在斯坦福發明了風糜全球FACS(流式細胞儀)。

現在做一流科學的方式達到了令人十分苦惱的程度,我昨天忙到深夜才將論文手稿和對評審專家的回複意見傳給了Senior authors。我隻是合作的作者,絕大部分的榮譽與責任歸主體的實驗室。

已經填了作者和利益衝突的表格,所以發表的希望在那裏。因為手稿正在最後的審稿中,我說得籠統點,這是一篇CNS子刊的重要論文。

僅回答評審專家的意見都有單行紙的10頁之多,這些隻是部分的稿件,如果完整打印出來就是書厚,那會讓更多的森林受損。

現在這類雜誌都規定隻能有七個主圖,但是每個主圖都有好多子圖,那裏麵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圖,為至少六年的工作總結。主圖裏麵的小圖有多少?134個。我發誓數清楚了,你們如果還不相信,這是我剛才去點的小圖數量:Figure 1: 27; Figure 2: 25; Figure 3: 34; Figure 4: 9; Figure 5: 5; Figure 6: 25; Figure 7: 9,也就是說總共134個。

這級別的雜誌規定輔助圖不能超過主數的數據,這篇文章擁有6個輔助圖,輔圖的子圖數量是:Figure 1: 4; Figure 2: 4; Figure 3: 9; Figure 4: 4; Figure 5: 1; Figure 6。如果加上四個Tables, 這篇文章的總實驗數據量是178個複合圖表。

我耗去睡覺時間都不可能弄懂所有圖表的科學含義,更別談給出縝密性思考後的意見了,所以隻能關注自己的內容。

這篇是否為重要的結果?肯定是,對科學文獻的貢獻相當大。做得是否辛苦?當然是,幾個實驗室曆時數年的心血。是否達到了我所說的改變科學進展的重大發現?肯定不是。

我十分懷念WashU教授Stan Korsmeyer, Dennis Loh,Evan Sadler或阿肯森當年那些隻有四個Figures的Science 與Nature論文,或者WashU的拉斯卡得主Emil Unanue經常說的:“你的工作最好隻能用1-2句話說出就行了,其他的都是廢話”。確實如此,做科學的人隻有那1-5%的人是重要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為了生活所謀得的一個飯碗或職業而己。

這裏需要多說幾句MIT的科學哲學教授Thomas Kuhn(庫恩),他是成名後才被MIT從普林斯頓挖去的。他的劃時代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科學革命的結構》)改變了科學哲學的版圖,為奠基性的工作。這書名就是理科生的語言,因為他的本科和博士都來自哈佛物理專業。書稿的前麵幾頁誕生在哈佛校園,但是整本書是在伯克利當教授時寫成的。

庫恩發現了科學如何發展的內在規律,也就是通過Paradigm Shift (範式突破)和Normal Science(常規科學)的周期性循環,呈現出非線性的發展特征。在“範式突破”發生前,絕大多數科學家都是從事的“常規科學”,我覺得能夠做出範式突破的科學家不足萬分之一。

常規科學家在以前的範式框架下做實驗,也積累反對舊範式的資料,當這些證據充分後,就可能挑戰舊範式或者修改它。如果還不滿意,最終就會有人擁有足夠的勇氣開創新的範式。這就是庫恩所說的Paradigm Shift,即發生了他定義的“科學革命”。然後新循環又開始,領域再次進入常規科學,這已經是我們見到的司空見怪的現象,從重組DNA, 雜交瘤到現在的mRNA都是如此。

老中在適應西方文化上還有條很長的路需要走,首先需要humbly地從英語開始學起。庫恩是一個學物理的純理科猶太郎,他發明的Paradigm Shift這詞卻成了英語裏麵的一個俚語。這樣的說法到處都是:“This is a real paradigm shift in our business strategy!”(這真是我們商業戰略的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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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評論 (3)
評論
雨夫子 回複 悄悄話 為什麽中國曆史上的學術研究到最後就是走到了玄學?西方的研究始終走在正確的大路上。可能就和國人沒有理解這類創新思維的曆史。。
雅美之途 回複 悄悄話 回複 '矽穀工匠' 的評論 : 猶太人的傑出也是這一二百年的事情,他們在歐洲文明的相互滲透強大起來的。
矽穀工匠 回複 悄悄話 創新思維需要了解曆史。這點上猶太人和白人優勢太大了,因為中國人大部分不知道西方的過去,很多創新都是拍腦袋,也就是自以為是以為是新的。

我對猶太科學家的理解,就類似清朝一群科舉狀元遇到了蘇州來的大戶 - 有錢,有文化,有資源。這些新狀元還第一次入京趕考這樣的。猶太人就是這些大戶,言語極其低調,結果十分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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