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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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73)
2021 (141)
2022 (166)
2023 (174)
這是華大本周一的全校免疫學報告,講員是美國當紅免疫學家,Caltech 教授Pamela Bjorkman。她最輝煌的成就是在哈佛結構組當博士研究生時,解出了裏程碑的MHC結構,使她的導師與華大教授Emil Unanue 分享拉斯卡獎。她的導師在田納西旅行時離奇死亡,另一位合作哈佛教授是耶魯校友和華大前教授Jack Strominger,Jack也是邱成桐的rising star兒子Issac Chiu的導師。中國喬治高也在哈佛其他結構組做過博士後,他在西方學術界看不到盡頭後,去天朝指點江山。
Pamela Bjorkman經常從Caltech 向媒體做科普,她的演講一與既往的精彩。我見到過年輕時的她,她做助理教授時就鋒芒畢露。她現在已經相當資深,講的重點是非洲裔博士後的Cell和Nature,他剛到斯坦福做助理教授。
現在麵對新冠病毒,美國學術界可以說充滿信心。Delta波正在消退,年輕人回到了校園,負麵消息越來越少,美國到處充滿生機。美國信心滿滿的原因是因為新冠的幾個特點都被美國科學家掌控或攻破,我們離去交響樂廳聽貝九歡樂頌的日子似乎不遠了。
首先他們幾乎都蒙對了唯一的新冠病毒中和抗原。在設計疫苗時,美國科學家隻瞄準了新冠的S蛋白,以此希望封閉它與受體ACE2的結合,當時隻認為S蛋白-ACE2的結合對於新冠病毒攻膜重要。這點現在看似簡單,但是Moderna在去年2月份在托尼辦公室設計mRNA疫苗序列時,隻考慮S蛋白-ACE2相互作用是場豪賭,因為當時對新冠是否存在像艾滋病毒那樣的CD4和CCR5多種受體都不清楚。如果中國西安弄錯的CD147確實是新冠病毒第二受體的結論成立,那麽僅封閉S蛋白與ACE2結合的疫苗或Regeneron與禮來的中和抗體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我們應該向去年初在西雅圖率先接受Moderna mRNA疫苗的勇士們致敬,他們可能的巨大犧牲換來了美國和世界的希望。
既然mRNA疫苗刺激產生了封閉新冠與唯一受體的中和抗體,那麽mRNA疫苗所激發的保護力至少應該與恢複期病人的抗體相似。
但是現在的媒體經常稱恢複期病人比疫苗接種人擁有更強的保護力,我不這樣認為,但是解釋無數次都效力甚微。他們這樣認為的原因是基於恢複期病人得到了病毒的全麵刺激,但是沒有考慮中和抗原隻有一個的事實。這次我索性問了這位專門做新冠中和抗體的Caltech結構生物學教授:“From structure biology viewpoints, do you see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neutralizing capacities between antibodies from convalescence patients and antibodies from mRNA vaccine-stimulated individuals?” (大意:“從結構生物學考慮,你看到過從恢複期病人分離的抗體和疫苗接種人產生的抗體的中和效力存在區別嗎?”)。
Pamela Bjorkman的回答是沒有區別,並且強調這是好的事情,因為疫苗和治療用中和抗體都會很有效,他們在文章中就說過。希望這些科學證據能夠終止那些鼓吹隻有以身感染才能成好漢的宣傳,大家不要再以身試病毒感染了,人類科學創造的疫苗也能很好地保護你。
更深究應該mRNA疫苗的保護力還更高些,因為Moderna疫苗能刺激產生4倍的恢複期抗體。注意滅活疫苗隻能產生0.4倍左右的恢複期抗體,這也是我為什麽不同意現在國內提與病毒共存的原因,也困惑為什麽複必泰疫苗遲遲不能大規模上市,逢美必反是會吃大虧的。我也十分自豪自己參與揭露某科學家在Ad5疫苗上的胡吹,現在證明我當時預測是正確的,獲準前往美國旅行的二款疫苗也是科興和北京國藥,根本沒有Ad5腺病毒疫苗。
另外一點是,新冠病毒的突變率奇低,Pamela Bjorkman甚至預估過特低的新冠突變率。因為表麵的S蛋白豐富,使得抗體的Fab雙臂能夠有效中和它們。她在新冠前是做HIV抗體的,發現艾滋病毒表麵因為中和抗原少,使Fab隻能使用單臂,站都站不穩。
最三點是回答Skip Virgin 在疫情早期的擔心或假設,那就是新冠病毒是否會在疫苗刺激和治療單抗的大量應用後發生大規模的免疫逃逸行為。我當時在文章中就認為這種可能性比較小,昨天Pamela Bjorkman在回答問題時也稱她沒有看見這種趨勢。
可見我的2020年12月22日的博文:“病毒通過各種途經變化從而避開免疫攻擊,這種現象被稱為免疫逃逸。Skip的研究組剛發現了一個有意義的新冠病毒的免疫逃逸的突變,文章在網上可以看到,不久就應該在重要雜誌登出。他專門有張幻燈列出他們今年的好幾篇Nature和Cell,聲稱公司也可以貢獻智力創新。他進爾這樣大膽假設,如果新冠病毒麵對更大的選擇壓力,例如95%有效的疫苗和大量的治療性抗體,當人體被誘導產生或外源輸入的抗體或淋巴細胞將新冠病毒逼到生死存亡的懸崖邊時,新冠病毒就可能突變。他這似乎說得有道理,但是他這個說法可能是錯誤的。因為這不能解釋人類造成的天花的絕跡,以及人類對脊髓灰質炎、麻疹或乙肝病毒的控製””
美國在新冠中付出的代價最多,但是美國應該是最終依靠科學全麵走出新冠的國家。應該強調無論怎麽說美國都是新冠的受害國,隔洋傳過來的,這麽簡單的道理都被政客們攪混水。
以前美國士兵從亞洲和歐洲戰場凱旋時是會遊行的,如果戰勝新冠的那些英雄應該包括Kariko和Weissman。還應該包括在自己辦公室決定mRNA疫苗的托尼·福奇,在國家科學層麵上,美國抗疫的最大貢獻者非托尼·福奇莫屬。中國方麵則應該感謝新冠病毒的最原始發現者石正麗和張永振,還應該吸取這兩大教訓:允許信息自由傳遞,嚴禁食用野生動物的惡習。
最後談一下鮑威爾將軍去世的消息,他接種了二劑疫苗,屬於完整免疫者,但是他在84歲去世時仍然是新冠病毒陽性。在美國所有死亡病例中,隻要是新冠陽性都會算入新冠死亡。
其實鮑威爾將軍是死於多發性骨髓瘤,為一種產生抗體的B細胞終端分化細胞漿細胞的惡性腫瘤,它們能夠製造很多免疫球蛋白的重鏈或輕鏈,但是病人產生抗體的功能卻出現了障礙。我們知道骨髓是絕大多數免疫細胞分化與增殖的基地,除了現在發現的部分巨噬細胞來自其他地方外,大量惡性骨髓瘤細胞占據骨髓後使得病人的免疫功能障礙。
這些原因使多發性骨髓患者產生抗體的能力隻有正常人的大約五分之一,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鮑威爾將軍接種的疫苗沒有保護到他。
簡而言之,隻關注抗體,對潛伏期極短+感染力極強的病毒是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