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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傑地靈的華大醫學院擁有辦公室

(2021-02-04 15:16:29) 下一個

在人傑地靈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10樓，弄到一個獨立的office。我沒有想到秘書還把我的title也放上了，她說應該把你的頭銜放上，這樣可以此為傲，印度人要我買酒慶祝。

我在華大從講師做起，已經很多年了，從來沒有過辦公室，總在自己的實驗室長廊中自成天地。我從來無所謂辦公室之類的東西，自己高興就行。我喜歡與人接觸，不喜歡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所以相當享受在實驗室的時光。

何況在家裏，古董樓的主書房是總裁級別的，還配有幾個小的讀書與寫作的雅室。

美國大學講師屬於Faculty的編製，工作擁有一定的保障，如果上司要辭掉你，學校需要給你至少1至1.5年的時間；博士後或科學家屬於Staff, 隻給兩周左右的時間就可以讓你走人。這些結構的設置是為了給教授相對穩定的時間與空間，從而擁有學術自由，雖然趕起人來也是完全沒有情麵。

隻是有人經常問我：“你都副教授了還沒有辦公室？”，我需要不斷地解釋，我甚至反問：“要個辦公室幹什麽？沒有東西照樣走人”。上周與阿肯森談話時，我說了華大沒有辦公室的Associate Professor不多，我們都笑了。他有些難堪，沒有想到我還是在意這些，他馬上答應給了我這個辦公室。

我拍完辦公室的門，再拍門外的我們每天經過的長廊。秘書要我對得起這個辦公室，我知道她這話的含義，她在這裏幾十年了，看過很多風景。這是原HHMI（休斯醫學研究所）的所在地，在這個長廊正在走的或者曾經走過的學者，很多是世界生物醫學界的巨人，眾多改變世界和長留人類醫學史的重大發現誕生在這裏。

我把這些教授的名字放上，感興趣的人應該知道他們是怎麽推動醫學新知的：John Atkinson, Wayne Yokoyama, Stanley Korsmeyer, Dennis Loh, Evan Sadler, David Chaplin, Dan Littman, Andy Chan。僅院士就有五個，美國免疫學家協會主席兩人, Genentech的SVP一位，還有比院士貢獻更大的Dennis Loh。回想起來這裏還有一個奇跡，對於中國大陸人來說。我的兩位朋友，大陸留美人士的傑出代表，也是從這長廊逐步成長為美國Tulane大學和堪薩斯大學病理係主任的，從這裏出去做美國教授的華裔就更多了。

這是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在華大這人傑地靈的地方，你隻有挺直腰杆才能在仰視這些科學巨星時擁有自我。

關於我的教授職位擁有很多笑話，因為我拿到Assistant Professor (AP)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華大的人都知道，這個很難，需要過好幾個委員會。當時剛提時，我們在三樓吃飯的朋友中有位北大的青年才俊，他笑著對我說：“不管怎樣的title，你現在也算是一個P（Professor)”，這家夥放棄學術去公司掙大錢去了。

女兒的話更好玩，她沒上大學時我就提了助理教授，她剛上大學回來後問我：“你教不教書？”，我說：“我們華大醫學院厲害的人太多，輪不上我跟他們上免疫學課”，女兒說：“你是不教書的教授，肯定是個fake one (假的)”。當然還有同濟的美國教授校友說：“兒子們說我們的MD是fake one”。

我們醫學院關鍵是學生太少，教授太多。這是在華大主校園任教的楊蘭教授的解釋：“是你們醫學院教授時間寶貴，醫療醫學對人類太重要需要和時間賽跑????‍♀?都在科研前沿或者看病人，把教書任務派給主校區教授[調皮]”

現在回到我的實驗室的長廊，屬於我專用，慢慢變成了我的自由空間。可以看我的很亂的實驗台，還出了不少東西，我長期不願意動，這裏就是我的天地。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那六個漢字上，關於它們有段故事，讓我慢慢說。我與擁有MIT PhD和華大MD學位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湯姆在這裏共事了好多年，我們變成了終生的朋友，他在波士頓結婚時我是實驗室唯一被邀請去的。我和太太當時還被邀出席在婚禮前一天的晚餐，那是隻有家裏的至親才能參加的議式，再次見到他的當過MIT商學院院長的爸爸。湯姆與老爸的關係很好，他爸爸在飛中國上海前曾在我們這裏停留。他雖然在MIT當院長，但是個保守派，我們討論社會問題時他對我說：“你兒子隻有從耶魯那象牙塔出來後，觀點才會客觀些！”

湯姆在相當保守的愛爾蘭家庭長大，但是他這個兒子長期單身。他相當木納，十分聰明，讀得書比我看的報紙還多。在婚禮場合我與湯姆耳語：“你這樣做是對年長的父母的安慰”，他直點頭，愛爾蘭人的很多觀念與我們中國人十分像，當時他的幾個妹妹都有很多孩子，隻有這個哥哥直到40多歲才成婚。他在澳大利亞認識的新娘，仍然特別強調她是愛爾蘭後裔，我們都談過現在的中國人大舉通過移民進軍愛爾蘭。

湯姆每天在實驗室呆到深夜12點甚至轉鍾，然後自己步行去取車，我問他：“你不怕嗎？”，他告訴我自己書包裏放著手槍。他去伊拉克打仗，我為他擔心，他說總要有人去的，回來說伊拉克比聖路易斯安全。湯姆受父母指引，本科是讀的文理學院Holy Cross, 與托尼一個學校，然後MIT化學博士，從他那裏我才知道在他的那個年代耶魯擁有美國最優秀的化學教授，他的化學教科書就出自耶魯教授之手。我們經常談及耶魯，有次他在Good Friday從宗教儀式回來，隨口對我說：“現在耶魯最受歧視的是美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

湯姆獲得麻省理工博士以後蔭發學醫的念頭，便到美國醫學院Student Selectivity長年列全美第一的華大醫學院，去明尼蘇達完成住院醫訓練，然後又回華大做ID專科。湯姆不是走的MSTP（MD/PhD) 連讀的路，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先讀PhD然後重新申請其他學校的MD, 這樣耗時會更長。他想做科學家便進了阿肯森實驗室，但是又不專心做，滿世界去做醫學援助，非洲、亞洲和南美到處飛。阿肯森是多麽善良的人，後來覺得情況不對，讓秘書跟蹤他的休假時間。他走後這個Bay就成了我的屬地，很多有意義的東西都發生在這裏，無人管我，我可以隨心所欲。

那六個漢字是湯姆學著寫的，為他的手書，他想以此開玩笑。我的實驗台寫著“西藏”和“新疆”，他的基本上很少用的實驗台寫著“美國”，意思就是即使西藏與新疆是中國領土，但是你別越過了美國國境。我一點都不覺得冒犯，隻是覺得好玩所以一直保留到現在。

這裏麵有個社會或曆史的原因，湯姆全家像肯尼迪一樣，先是愛爾蘭人才是美國人。他們對祖父離開的愛爾蘭充滿熱愛，所以他們對受壓迫的地方很是同情。他們家裏在都柏林有房產，歡迎我們隨時去住。我從他那裏學了好多愛爾蘭的曆史與人文，他在實驗室聽愛爾蘭語的非英語頻道的廣播，認為那才是沒有被英國佬同化的祖先的語言，可惜武漢磨山上的楚國文字早已無人認識了。

在阿肯森的頂盛時期，耶魯，MIT和華大的畢業生一大堆。阿肯森的風格是你愛怎麽就怎麽，所以很多名牌畢業生都不成氣，放棄科學去做醫生了。必須說明他們進來時人人都說要做Physician Scientist, 最後都在各方壓力下放棄科學。但是德國人、泰國人或印度卻能從這裏出去當教授，當然早年還有Michael Holers和Andy Chan出去成大氣候。

湯姆現在每次回聖路易斯我們都聚，他天性保守，但是十分願意與我們自由派的兒子交流，雖然在餐桌上不免爭辯。湯姆每次都說：“我喜歡與聰明的人在一起，不論政治觀點如何”，這點與我很相似。

在今天大約6:40 PM下班的路上，我在電梯上遇見一位日夜在實驗室的教授。我看他拿著Mac去別的地方工作，我們便交談了一會兒。他說自己如果在辦公室裏太久，那是會瘋掉的，需要去外麵走走，他很可能是去二樓的咖啡廳加班的。我問他辦公室是否有窗戶？他說有，長久在沒窗戶的地方坐辦公室是會很痛苦的。當然我們都羨慕阿肯森辦公室的大玻璃，從那辦公室可以看到聖路易斯的大拱門，每天都可以觀鳥。

我現在擁有三重使命：為在一線做實驗的科學家，帶學生的谘詢老師，寫文章的人。我隻做我喜歡的事情，走我自己獨特的人生路。永遠都會到實驗室逛逛，雖然以後聽報告、約談和寫文章會在辦公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