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朱令案的全民關注與網絡熱議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了，近來雖然熱度稍減，但是爭論卻越發激烈。 一份《真相調查報告》，讓“正義追鉈派”對孫維的嫌疑更加深信不疑，窮追猛打；而“冷靜洗地派”則對案情所有基本點設疑，更拋出對貝誌誠等人的懷疑，把水攪混。一時間各種真假難辨的內幕爆料，灑湯漏水的邏輯推理，難圓其說的技術分析滿天飛，一不小心還真容易被攪糊塗了。正應了《紅樓夢》中的那一句：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
其實關於案情，最翔實的調查和最細致的證據，肯定是在警方手中，所以萬眾期待警方重啟此案，或者至少作出澄清。而北京警方的回應卻令人失望：“未獲取認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證據…礙於證據滅失等客觀因素，最終無法偵破…希望社會公眾能夠理性客觀看待。”這個回應不僅沒有能平息民怨，反而讓人們對警方的不做為愈感憤怒，也更傾向於相信司法公正受到權勢幹擾。
不管怎麽說，真相隻有一個，天知地知凶手知。那個真相，從它發生就被時間永遠封存在那裏，不會改變。警方當年的偵查，眾人今天的解讀，法庭未來的判斷，都是想要通過已知的種種事實，來還原案情的真相。受製於我們這個時空的時間單向性，無論人們怎樣努力，對案情的認識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肯定是真相，而刑事司法的挑戰就是必須在這個前提下形成罪與非罪的判斷。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數理統計中的假設檢驗。從思路，方法到局限性，假設檢驗與刑事司法都有不少相似之處。我們不妨看看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假設檢驗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統計推斷方法，用來判斷樣本與樣本，或者樣本與總體的差異是由抽樣誤差引起還是本質差別造成的。假設檢驗的基本思想是小概率反證法，即先對總體的特征作出某種待檢驗的假設，稱為零假設H0（與其相反的稱為備擇假設H1)，再根據抽樣觀測的數據，通過適當的統計方法計算H0成立的可能性大小，若可能性大，則接受H0；若可能性小,則不能接受H0，而可以認為與之相反的假設H1成立。
假設檢驗作為一種判斷方法，其結果與事實符合與否可能出現四種情況，如下表所示。當假設檢驗拒絕了實際上成立的H0時，即犯下第I類錯誤“棄真”；而當H0事實上不成立，卻被假設檢驗接受時，即犯下第II類錯誤“納偽”。在同一個假設檢驗中，I,II類錯誤不可能同時發生；兩者之間是互斥的，也就是說，如果為降低I類錯誤而提高置信度門檻，則犯II類錯誤的幾率會相應增加；反之亦然。 
刑事司法當然不能依靠概率的計算，但是從假設出發，靠證據論證，形成罪與非罪的判斷，這個過程與假設檢驗是相通的。刑事審判一般奉行無罪推定原則，由控方舉證，辯方答辯，如能使陪審團排除合理懷疑或者由法官內心確信，方能認定被告罪名成立（參見拙作《由朱令案說無罪推定與環境證據》）。把刑事審判與假設檢驗想類比，有以下相關要素:
（1） 零假設H0, 即“被告無罪”，是法庭與陪審團的既定假設； （2） 備擇假設H1, 即“被告有罪”，其實是檢方的訴訟目的； （3） 支持數據，即控辯雙方提交的為法庭所接受的證據集合； （4） 判斷標準，即陪審團是否能排除合理懷疑，或者法官是否能達到內心確信。
在刑事審判中，棄真與納偽兩類錯誤的意義如下圖所示。 
棄真錯誤是無辜者被錯判的冤案，而納偽錯誤則是讓罪犯逃脫法網的錯案。一般認為，I類錯誤造成的後果往往比II類更嚴重，所以是司法中應該著力防範的重點，這也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出發點。據研究者估計，美國每年一千多萬起刑事重罪案件，最終能定罪約為10%；而在罪名成立的重罪審判中，誤判率約為0.5% - 1%, 大概是每年5,000 – 10,000起。這樣看起來，美國的冤案與錯案之比大概是1：1500 或3000 【1】。另說美國死刑案件無辜者被錯判死刑的比率為5%【2】。筆者沒有能找到中國司法審判方麵的統計數據，隻了解到中國的刑事案件破案率約為30%，即至少70%的刑事案件，罪犯沒有被繩之以法【3】。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會導致刑事司法中I, II類錯誤的發生呢？與假設檢驗中的統計理論相似，這既可能歸結於事件中不可控的隨機誤差（如壞運氣，錯誤的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證據收集中的無意疏失等），也可能源於幹擾性的係統誤差（如辦案人員的有意偏枉，證據采信與判罪標準過低/過高等）。下圖說明的是，如果犯罪事實與嫌疑人特征不十分明顯清晰，那麽兩類錯誤都容易發生。 
在假設檢驗中，降低I類錯誤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判斷的顯著性水平，而這必然意味著II類錯誤的幾率增加。要同時降低I，II類錯誤，需要適當增加樣本容量，或改進試驗設計以減小總體方差。在刑事司法中，這意味著收集更多的證據，以及改進刑偵水平，提高證據的質量，這樣才能清楚地呈現犯罪事實，使真嫌麵目清晰可辨。
無論是I類還是II類錯誤，都是冤假錯案（Miscarriage of Justice），都是需要努力消除的。因為刑事司法的目的，一是懲戒犯罪，二是保護公眾的安全。針對已然之罪，刑罰是報應；針對未然之罪，刑罰是預防。如果隻強調防範冤案，簡單化地鼓吹“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對犯罪的懲戒效力必然受到影響，而難以實現對公眾安全和社會正義的保護。同樣，如果法律過於追求懲罰目的而傷害無辜，本身也可能成為公眾安全和社會正義的威脅。兩種錯誤都會造成相當大的社會成本，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經過上麵的討論，讓我們來反觀朱令案。
相信每一個關心朱令案的讀者，心裏都有自己的懷疑對象（孫某，貝某，還是別的什麽人）。盡管我們不是法官，但還是可以在心裏提出自己的零假設，即“其人無罪”，然後根據自己了解的各種事實證據和分析，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確信此人有罪的可能已經超出合理懷疑；如果不能，那麽又可以把她/他歸入下圖的哪一檔。現在朱令案討論中的亂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基本事實不清，概念混淆。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冷靜的思考吧。 
前麵講過，在同一個假設檢驗中，I,II類錯誤可能同時避免（即檢驗結果正確），但不可能同時發生。現在朱令案陷入了一個僵局，一方麵警方因“證據不足”將案卷束之高閣，司法審判缺失；另一方麵，眾多“案情、證據”口耳相傳，“民意審判”便不肯停休。這樣一來，圍繞很多人心目中的最大嫌疑人孫維，I, II 類錯誤便總有一個在發生。如果她有罪，她已經成為警方II類錯誤的受益者；如果她無罪，她已經成為輿論審判中I類錯誤的受害者。在這樁當今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懸案中，兩種錯誤都在消耗著高昂的社會成本。要改變這種狀況，還是那句話，司法不就位，民粹不會停。
也許有人會說，警方已經表示，很多刑事案件“礙於證據滅失等客觀因素，最終無法偵破”，朱令案可能的確沒有足夠的證據，所以無法進入審判程序。倘若確實如此，自然另當別論。然而，警方當年的調查到底是否足以形成證據鏈，為何匆匆結案或者放棄偵查，對此後十幾年內湧現的新線索，新證據是否應該繼續偵查，這些都需要給受害人家庭一個解釋，給公眾一個澄清或交代。可是北京警方的所謂回應，推諉於什麽“時隔半年”，“沒有監控設施”，“痕跡物證滅失”等等隨機誤差因素，對民眾關心的核心問題，如辦案中間受到權力幹擾，卻閃爍其辭，自相矛盾，自然無法服眾。
朱令案作為一個懸案，19年不破而至今束之高閣，究竟是由於單純的技術性原因，還是由於係統性因素的影響，如司法機構能力低下，司法不能獨立而受製於權力？係統誤差不排除，司法調查與審判中的棄真和納偽錯誤就難免高比率發生。這可能正是朱令案的死結。
人們也遺憾地看到一個多輸的局麵：朱令是輸家，曾經的天之驕子如今生不如死，家人承受著無盡的艱難；孫維是輸家，她既保護不了自己的清白，也難以得到公正的審判；法律是輸家，因為司法係統的公信力正受到嚴重的質疑；公眾也是輸家，人們柔弱的良知和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卻被司法的無為，無能和無心所挫傷。
“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希望這不僅僅是習總的一句講話，更能成為陽光，照亮塵封中的冷案卷宗。
參考資料： 【1】 “Managing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From Victimization to Reintegration”, by Brian Forst,http://www.albanylawreview.org/articles/06_FORST.pdf 【2】“最高法：強力防範冤假錯案給憲法和法律一個交代”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5/06/c_124667285.htm 【3】“承認30％的破案率也是轉變執法觀念” http://view.news.qq.com/a/20120814/000006.htm 【4】“Type I and Type II Errors - Making Mistak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by Tom Rogers, http://www.intuitor.com/statistics/T1T2Errors.html | 
朱令案作為刑事案件，早已被偵破。
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工具，就看哪天某人想用而且有膽量用。
歎。。。
這位大哥，去搜一下George Allen Smith IV吧。沒有警方提供資料，Smith家的律師還能調查個P呀？Cold case電視節目裏對警方獲得的證據和疑點可是一點也沒少爆料。具體案件不都對大眾開放案情，在終止偵查時，至少也可以讓家屬和代理律師了解點案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