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之間
放鬆心情，讓思想飛翔！
歌德曾懷著敬意，把曆史稱為“上帝的神秘作坊” ……但是（這個作坊）往往隻是作為編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羅列一個個事實，一環又一環地套上那縱貫數千年的巨大鏈條。因為繃緊鏈條也要有準備的時間，真正的時間均有待於發展。
--- 茨威格 (奧地利）
人類的曆史長河，總積澱有一些文明重器，譬如那沉穩厚重的後母戊方鼎，堅毅挺拔的大衛雕像，神致恢弘的《清明上河圖》。這些重器，仿佛崖岸邊的礁石，迎風碎浪，卷起千堆雪，讓瞻仰的人們不僅為器物本身而陶醉，更感歎人類智識之巔峰，文明如光風霽月。
到加拿大曆史博物館參觀Magna Carta，即英國《大憲章》的紀念特展，我心中便充滿這樣的期待。
1215年6月15日，水草豐美的泰晤士河南畔，內外交困、走投無路的英格蘭國王King John被一群反叛的男爵（貴族）們裹脅著，在一張寫滿條款的羊皮紙下蠟封處蓋上他的璽章。這份文件的主要內容是限製國王權力，保障貴族和自由民的權利。這就是《大憲章》，又稱《自由大憲章》的發源。後來的曆史演進中，《大憲章》中的核心理念不僅成為英國君主立憲製的基石，也被公認為人類民主憲政的源頭。
為了紀念《大憲章》800周年，世界各地今年有一係列的紀念活動。2015年6月15日，迄今僅存的4份1215年版《大憲章》原件聚首倫敦大英博物館，公示一天。展方收到來自世界二十多個國家、四萬餘人次的觀展申請，但最終隻有1215人被抽中，有幸目睹這一曆史性的畫麵。好在有關方麵經過努力，延請到英國達赫姆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珍藏的《大憲章》和《森林憲章》原件，到加拿大進行為期半年的巡展，加拿大曆史博物館正是此次巡展的第一站【注1】。
（雨霧中的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 遠處為國會山）
（1864年木刻：King John 簽署《大憲章》場景）
（網絡圖片：迄今僅存的四份1215年《大憲章》原件聚首800周年紀念特展）
讀了介紹，才知道這裏展出的《大憲章》和《森林憲章》都是1300年由國王愛德華一世授權頒布的版本。原來所謂的《大憲章》真件，並非隻有一件孤品。自1215年約翰王首度簽署《大憲章》，此後近一個世紀裏，繼位的亨利三世和愛德華一世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的需要，又幾度重新頒布《大憲章》，每一次都對內容進行增刪調整，其中1217年，涉及國王森林權利限製的條款被分出來，成為一部獨立的《森林憲章》，先前文件的主體部分，因此被稱為“大”憲章。1300年是由國王最後一次正式向全國刊發這兩個憲章文件。迄今為止，世間發現的《大憲章》真品，僅存24件，《森林憲章》的真品更是少得可憐。
（網絡圖片：巡展的1300年《大憲章》原件）
（陳列著1300年《森林憲章》的展櫃，展品不讓拍照）
（網絡圖片：國王-貴族-農奴，不同的社會階層）
《大憲章》在西方社會家喻戶曉，被視為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文件之一，在西方社會家喻戶曉，被視為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文件之一。然而，我眼前這份《大憲章》原件，泛黃的羊皮紙顯得十分低調，看不出多少“文明重器”的軒宇不凡。事實上，確實也有不少人對紀念《大憲章》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它“不過是一些男爵們為了少交稅，跟國王之間的一場撕扯，大家坐下來談條件。”那麽，曆史真相的確如此嗎？
的確，曆史上的《大憲章》本身，並非如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是一份憲政性的製度設計。最初的《大憲章》隻是一份城下之盟，是為了解決當時國王與貴族臣民之間激化的矛盾，而達成的一份政治契約。歐洲的封建體製下，國王與貴族階層相對平等，契約關係約定俗成，早已有之，但是，《大憲章》以公開法律契約的形式，把契約關係的原則、內容、約束以明確的法律文字記載下來，公示於眾，這還是人類史上的第一次。
《大憲章》的內容，總共63條、4000多字，50%以上的內容是規定國王不可以任意地侵犯臣民的財產；另一類條款是關於國王不可以任意處置臣民的人身，大約占40%。例如第39條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審判，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這一條款影響最為深遠，至今仍然是普通法係的一項重要原則，有人將之稱為現代司法製度的“基因性條款”，“一切暴政和司法不公的天敵”。
《大憲章》的第61條更加關鍵。該條款授權二十五名男爵（貴族）成立委員會以監督國王的權利，倘若國王違反《大憲章》，“即可聯合全國人民，共同使用權力，以一切方法向餘(國王)等施以抑製與壓力，諸如奪取餘等之城堡、土地與財產等等”。這一條款被有些學者形容為後來議會製度的先導；更重要的是，這是人類社會曆史上第一次以公開契約的形式，確立了一條根本性的法治原則，即“the Rule of Law”，沒有任何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任何權力都必須接受法律的製約。
保護民眾權利與自由，拒絕“絕對王權”，強調法律至上和正當程序，這些《大憲章》的核心內容，蘊涵著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所依賴的一些最根本的原則，凝結著巨大的曆史價值。遙想《大憲章》訂立之時，歐洲上處於中世紀的漫漫長夜，專製橫行，人類理性缺失，《大憲章》能提出這樣綱領性的基本原則，似長夜明燈熠熠，引領後世踐行800年，不能不令人慨歎再三！
然而，有哪一種權力會俯首帖耳被關進籠子呢？1215年的《大憲章》訂立不久，很快就被本不情願的約翰王單方麵廢止了。此後曆任英格蘭國王或出於傳統，或迫於貴族階層的壓力，曾反複重頒或表態要恪守《大憲章》，但是到了15、16世紀的都鐸王朝時期，王權專製強化，《大憲章》沉寂了200多年，幾乎無人提及。
曆史的車輪行進到17世紀，斯圖亞特王朝和英國議會的矛盾衝突越來越激烈，新興的英國資產階級從《大憲章》中為反抗君主專製找到了曆史的依據，《大憲章》的內容被重新解釋，“自由”的權利被賦予包括普通民眾在內的全體英國人，《大憲章》由此成為反對君主專製製度的一麵旗幟。1688年，英國完成“光榮革命”；次年，議會通過《權利法案》，確立“法律至上”和“議會主權”兩大原則，以議會立法的方式，奠定了法治的崇高地位，而法治又為向君主立憲的民主製度過渡提供了前提保障。英國紀念《大憲章》800周年委員會主席Robert Worcester爵士這樣評價道，“《大憲章》是自由的基石，也可認為是民主的基石。”
電子展板的世界地圖上，標記著一個個紅點，隱隱似星火燎原。我的目光停在亞洲大陸的東端，那裏一片空白。其實，在中華數千年的文明史上，也有幾多靈光閃現。早在殷商初年，即有賢臣伊尹將殘暴的殷王太甲流放到桐之宮，直到七年後他改過自新後才還政於他。秦以後，郡縣取代封建，皇權大一統，曆代的儒生士大夫，唯有從人治的角度，期待“君權天授”的帝王懂得克己複禮，以天下蒼生為重，卻總是失望大過希望，鬱鬱而毫無作為。到了傳統專製集權達到頂峰的明清時期，石破天驚，出現黃宗羲這樣的學者，對“絕對王權”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必須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梁啟超曾評論說，“在盧騷《民約論》出世前之數十年，（黃宗羲）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令人歎息的是，以小自耕農為基礎的中央集權體製下，完全沒有這些先進思想付諸實踐的土壤。黃宗羲的傑出著作《明夷待訪錄》自清乾隆始便長期列為禁書，直至清末，康、梁等人推動變法改良，為開啟民智，才“節抄印書萬本，秘密散布”。專製政權的本能，一要禁錮思想，二要貶抑法治，概莫能外。光陰迅忽，世事流轉，黃宗羲光輝的思想注定如流星一般，隱入黑漆漆的夜空。我又一次低頭，端詳展櫃中的《大憲章》，它靜靜躺在那裏，泛著幽幽的光澤。800年，從一紙羊皮卷到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之圭臬，個中傳承，草蛇灰線，若有似無。《大憲章》真正的意義，也許並不限於那張羊皮紙上的字裏行間，更在於它作為一種理念的圖騰，如何被人根據現實的需要而解讀，然後努力付諸實踐。理念的引導和製度的設計固然重要，而踐行的結果卻必然取決於每個曆史階段中，各種矛盾的碰撞妥協，各個社會階層的博弈平衡，在時間軸上積累、盤旋、走向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憲章》800周年，值得紀念的豈止是最初那一個點，更是這800年來人類的奮鬥曆程。
（網絡圖片：雨過天晴天青色，夜幕下的博物館）
Magna Carta Canada Exhibitions
June 12, 2015 to July 26, 2015
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Ottawa
October 4, 2015 - November 7, 2015
Fort Yo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Toronto
August 15, 2015 to September 18, 2015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Winnipeg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Alberta Visitor Centre, Edmon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