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譴責巨大的貧富差距？

有工作的無家可歸者

以前我在紐約的曼哈頓上班，坐長途巴士來往於新澤西和曼哈頓。偶爾在早上上班高峰時間去光顧曼哈頓 42 街巴士總站的廁所時，幾乎每次都會遇見有個別女子在鏡子前整理容貌——不是我在長途巴士上看見的利用通勤時間匆匆化妝的那種，而是感覺把那個公共廁所當作“家”，她們不僅簡單化妝，還經常會認真梳頭並對著大鏡子整裝。然後她們以一個職業女性的姿態走出去，你完全看不出她們與我們有什麽不同。

我明白，她們是或者住在車子裏，或者住在庇護所的無家可歸者。她們同時又是有工作的人。

職業人員和無家可歸者，這兩個概念似乎是不相容的，有工作的無家可歸者卻又是生活中的真實存在。而這個現象的症結就是巨大的貧富差距。

一項分析 2010 年人口普查的研究發現，40% 以上無家可歸者是有正式工作的。或者因為工資太低，或者因為房租飆升，很多人盡管有全職工作，卻是無家可歸者。這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結果：高收入的逼高了房租，低收入的越來越無法承受住房的負擔。

有工作的無家可歸者隻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標誌之一。

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接受這樣的貧富差距？

為什麽譴責巨大的貧富差距可以是名正言順的？

我們接受這個世界上總會有貧富差距。均貧富的理念讓人談虎色變，也普遍被認為不鼓勵個人奮鬥，阻止社會進步。

但為什麽我們又可以名正言順地譴責巨大的貧富差距呢？就是右翼人士也不敢說巨大的貧富差距是好事。他們反對對富人征高稅的理由都不是要讓富人更富，而是富人投資後會惠顧到窮人。就是說，給窮人一條出路，是左右的共識，至少在理論上如此。為什麽？

因為，這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承諾，是一份社會契約。

我們每個人都是帶著契約來到這個社會的，無論是以在此出生的方式，還是以移民的方式。這個契約承諾：每個人都會被社會公平對待。

雖然並沒有一個簽約儀式，這個契約是切切實實存在的，否則憑什麽要我們遵紀守法？承認並接受這是一個法製社會，承認並接受現行法律，就是代表我們承認並接受這個社會契約。

要所有人都接受這個社會契約，其潛台詞必然是，這是一個公平、公正而且合理的社會契約。哪怕距離理想狀態很遠，至少這是該契約的初衷，也是其終極目標。

也正因如此，當人們感覺被不公平對待了，就有權利要求更改契約。更改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如修訂法律，更改政策等，甚至可以包括對以往錯誤的道義道歉和經濟賠償。

這就是為什麽人們可以譴責超出正常範圍的貧富差距，因為過大的貧富差距可以被理解為是不公平的事情。

當然，這裏的關鍵詞是“超出正常範圍”。而如何定義正常範圍，才是爭執的真正焦點。

貧富差距再次達到鍍金時代水平

都說疫情後美國經濟的恢複好得讓世界各國妒忌。目前美國全國失業率僅為4%。但與此同時，無家可歸者人數卻飆升至曆史最高水平。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提交國會的《2023 年無家可歸者問題年度評估報告》(The 2023 Annual Homelessness Assessment Report to Congress，AHAR)封麵

下圖來自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提交國會的《2023 年無家可歸者問題年度評估報告》(The 2023 Annual Homelessness Assessment Report to Congress，AHAR)，圖中數據為 1 月份最後 10 天進行的單次時間點(PIT)統計中收集的全國無家可歸者人數。PIT 計數提供的是單個夜晚的鏡像。該圖顯示，2023 年無家可歸者人數（653104 人）已超過 2007 年經濟大衰退時的水平（647258 人）。

很久以來，沃爾瑪全職員工家庭生活水平在貧困線以下，必須靠政府救助才勉強溫飽的現象，一直被社會詬病，因為這是在沃爾瑪盈利不斷創新高的情況下發生的。企業賺麻了，員工卻不得不吃政府救濟？

上圖為按收入百分位數分列的財富。下圖為按財富百分位數分列的財富。兩張圖都顯示了，收入或財富在頂部的，所占全民收入或財富的百分位數高得離譜，而底部所占的比例低得驚人。以兩個圖表中最新的 2024 年第三季度數據來看，底部 60% 的收入僅占總收入的 15.3%，底部 50% 擁有的財產僅占總財產的 2.4%，而富有程度在頂部 1% 的占總財富的 30.8%！

再看下圖，標題赫然為：今天美國收入的集中程度已恢複到鍍金時代的水平。圖中所示為 1913-2018 年美國總收入最高的 0.1%（橙色）和最高的 0.01%（藍色）的收入占比。圖中標示的兩個最高點分別為 1929 年股市崩盤之前和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從這個收入占比圖中可以看出，現在貧富差距的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鍍金時代了。

不久前《紐約時報》報道說，現在紐約又開始時興私人餐館了，就是高端住宅樓裏隻供自己住戶享用的餐館（住戶可以邀請外麵的客人）。這些餐館因為不對外開放，不可能被評級，但大多由曾經的米其林大廚掌勺。該報道說：“住宅樓裏的私人餐廳在另一個時代也流行過，那是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即所謂的鍍金時代，【注】一個與今天紐約市異常富裕和不平等現象相似的時期。Dakota 是紐約最早的豪華公寓樓之一，設有私人餐廳。Ansonia 也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廳裏還有一個噴泉，裏麵養著真正的小海豹。”

【注】在美國曆史上，鍍金時代是指大約從 19 世紀 70 年代末到 19 世紀 90 年代末的時期，發生在重建時代和進步時代之間，根據馬克·吐溫 1873 年的小說《鍍金時代》(A Tale of Today)而得名。曆史學家認為，19 世紀末的經濟擴張是一個物質主義泛濫、政治腐敗盛行的時代。那個時代經濟快速增長，尤其是在美國北部和西部。工業化的迅速擴張導致 1860 年至 1890 年間實際工資增長了 40%，其中產業工人（熟練工）的增幅達 59%。但鍍金時代也是一個貧困的時代，尤其是在南方，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

 

時報這篇報道的基調是，這些著名的大廚，就職於私人餐館後，因為大部分時間沒有顧客，一身武藝的他們服務了個寂寞。但是，沒關係，這些豪華公寓的住戶有能力承擔閑賦的大廚和私人餐館，因為他們有得是錢。而私人餐館這種現象，曆史上隻在那個鍍金時代出現過。

 

《紐約時報》2025 你 1 月 22 日的報道：在 100 層的豪華餐廳，廚師在默默無聞中辛勤工作——在紐約，豪華大廈中的私人餐廳是一種很受歡迎的設施。公眾不能在那裏用餐，住戶卻隻是偶爾光顧。

說起有錢人，想起來 20 多年前曾讀過關於比爾·蓋茨(Bill Gates)私人住宅的故事，那是時報記者被邀請參觀了蓋茨的住宅後的報道，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兩句話。一，記者說該住宅的車庫裏可以舒舒服服地停 20 多輛車（當時還試圖以自己兩輛車的車庫腦補了一下）。二，蓋茨對記者說在建造這個住宅的過程中感覺“我有無窮無盡的錢”(I have infinite amount of money)，而他自己也承認這種感覺很魔幻。當時蓋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這個感覺大概是很容易讓人魔幻。

比爾蓋茨在華盛頓州梅迪納華盛頓湖畔的豪宅，名叫仙樂都 2.0（Xanadu，出自柯勒律治詩歌《忽必烈汗》中描繪的地方，那裏有著夢幻般的宏偉和奢華）。這座豪宅經由一場建築師選拔賽，由 300 名工人曆經 7 年完成，花費 6300 萬美元，居住麵積 6.6 萬平方英尺/6580 平方米，有 7 個廚房，24 間浴室，臨湖沙灘上的沙子由加勒比島進口。房子配備了大量高科技設施，如主遊泳池中的水下音樂係統和個性化的暖通空調係統。Photo by Jeff Wilcox

現在回頭看，美國的貧富差距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發生了質的變化——經曆了大約三十多年比較小的貧富差距後，又開始了快速的財富兩極分化。

涓滴經濟或者把餅做大，是答案嗎？

右翼有兩種經濟理論非常誤導。一個是涓滴經濟，另一個是把餅做大。

涓滴經濟提供了給富人減稅的理由，所謂富人手裏錢多了，會再投資，創造更多得工作機會，惠及窮人。後來事實證明涓滴現象根本不存在。現在學界和政界都已達成共識，該理論沒有實踐基礎。

把餅做大則是在生產率提高的情況下，為不給底層同樣份額的收入增長提供理由，說讓窮人變富並不一定要增加分配給他們的比例，隻要不斷把餅做大就行。隻是，如何分配與把餅做大是兩個獨立、完全不同的問題，不能用一個來取代另一個。

美國自裏根大幅給富人減稅後所發生的是，餅越來越大了，富人越來越富了，底層的人卻是越來越窮了。哈佛著名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他《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注】一書中這樣總結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麽：

從二戰結束到 20 世紀 70 年代，沒有大學文憑的人也能找到好工作，養家糊口，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而如今，這種情況要困難得多......

生產率提高了，但工人收獲的份額卻越來越小，而高管和股東卻獲得了更大的份額。20 世紀 70 年代末，美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 倍；到 2014 年，他們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0 倍。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男性的實際收入中位數一直停滯不前。盡管自 1979 年以來人均收入增長了 86%，但沒有四年製大學文憑的白人男性現在的實際收入卻低於當時的水平。

【注】The Tyranny of Merit 這本書已經有兩個中文版本出版，分別譯為《成功的反思》和《精英的傲慢》。但筆者認為《功績的暴政》更忠實原意。

就是說，給富人減稅以及單純的把餅做大，沒有體現公平的社會契約精神。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追求公平分配。

如果窮人沒有出路，這個社會契約還公平嗎？

回到本文前麵談到的有工作的無家可歸者。如果是一個非常富有的社會，這個社會有最低工資，有貧困線，也有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家庭的社會救濟，與此同時卻發生全職工作的人無法保證家庭有個最基本的住房，邏輯上是不是講不通？

根據統計數據，如今美國沒有一個州、市或縣的全職最低工資工人能夠負擔得起中位數價格的兩居室公寓；有 1210 萬低收入租房家庭麵臨“嚴重的成本負擔”，他們至少要將收入的一半用於支付房租和水電費。自 1985 年以來，房租價格的增長是收入增幅的 325%。

全國低收入住房聯盟（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的數據表明，在全國範圍內，負擔一套普通兩居室出租房所需的平均“住房工資”為 32.11 美元，而近 5200 萬美國工人的時薪不到 15 美元。如果你是領取殘障救濟的，情況更糟糕：目前全國範圍內的補貼上限為每月 967 美元，全國幾乎沒有任何地方的這種固定收入足以支付平均房租。

尤其不合理的一個普遍現象是，越是繁榮的地方也越多出現貧困。財富集中在頂部，可負擔得起的住房單元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底層人不可能負擔的高端住房。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他們會失去工作，而是這份工作永遠不會提供足夠的薪水讓他們安居樂業。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是因為遭遇了什麽災難，比如丟了工作或患了大病，才“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境地。他們是經濟繁榮的犧牲品，是相對貧困的受害人。

所以矛頭還是指向過大的貧富差距，指向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如果生活在貧困線以上的家庭，同時又是住房沒有保障的家庭，那麽貧困線的標準就有問題；如果一個全職工作不能讓家庭維持貧困線以上的生活，那麽最低工資的標準就有問題。這應該成為我們衡量貧富差距是否過大的標準之一。

僅僅把人們從無家可歸中解救出來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阻止他們被推入無家可歸的境地。縮小過大的貧富差距是唯一的出路。

但這也是一條艱難的路，需要政客有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極大的政治資本。這個話題非常大，我們以後還將繼續討論。

參考資料

https://www.huduser.gov/portal/sites/default/files/pdf/2023-AHAR-Part-1.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01/opinion/crisis-working-homeless.html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chart/#quarter:140;series:Net%20worth;demographic:networth;population:all;units:level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22/nyregion/condo-tower-restaurants.html

https://simple.wikipedia.org/wiki/Bill_Gates%27s_house

本文作者授權聯合發表於“美國華人雜談”和“信息正義”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