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與翻譯了一篇發表於“信息正義”公眾號的文章，轉載如下。
信息正義今天準備發布的就是其中一位被刪除的作家塔-內西·科茨的重要作品，《賠償的理由》（The Case for Reparations）的中文翻譯。
《賠償的理由》十年前作為封麵故事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科茨期待通過這部作品提供對美國黑人支付賠償的依據，在追溯了美國黑人400年的曆史後，科茨提出：鑒於在美國施行了兩個世紀的奴隸製，以及近百年的吉姆·克勞法、私刑、歧視、種族隔離和係統性種族主義對美國黑人所造成的重重傷害，應該對美國黑人進行道義和實際的補償。
這部長篇報道在全美激起了一場關於政府和公民應如何麵對過去和現在的係統性不公正的大辯論。負責編輯這部作品的《大西洋月刊》編輯史考特·斯托塞爾（Scott Stossel）說，《賠償的理由》是《大西洋月刊》過去50年裏引起討論最多的作品之一。紐約大學卡特新聞研究所則將其列為2010-2020年美國最重要的新聞作品。
斯托塞爾說，《大西洋月刊》使命的一個核心，就是從多個角度推動大膽的爭論，促進來自多個觀點的善意辯論。“我們堅信自由表達、公開辯論和提出經過仔細論證的觀點的價值，即使是那些可能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觀點。”
“你可能不同意《大西洋月刊》出版的所有內容（我就不同意），但即使是 —— 也許特別是 —— 你不同意的文章，也應該讓你思考。”
這也正是信息正義花了很長時間翻譯這篇十年前的長篇文獻的原因。目前正在加州進行的關於對黑人賠償的努力，在華人社區也激起了比較長久和激烈的討論。如果你隻是在情緒上去否定這種努力，我們建議你認真讀完這篇重要的文獻。而且，我們還認為，在沒有讀完本篇報道之前就對這種努力進行的否定，輕佻而沒有價值。
《大西洋月刊》2014年6月號封麵。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翻譯作品
文：塔-內西·科茨（Ta-Nehisi Coates）
譯：白水，溪邊愚人
編輯：新約客，溪邊愚人
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賣給你，已服事你六年，到了第七年就要讓他自由離開你。你讓他自由離開的時候，不可讓他空手而去，要從你的羊群、禾場、壓酒池中取一些，慷慨地送給他；耶和華—你的 神怎樣賜福給你，你也要照樣給他。要記得你在埃及地作過奴仆，耶和華—你的 神救贖了你。為此，我今日將這事吩咐你。
- 申命記 15: 12-15
構成罪行的，是違法和不符合正當理性規則的行為，一個人因此墮落，並宣布自己拋棄人性的原則而成為有害的人，除此以外，通常還有對某一個人所施的侵害，以及另一個人由於他的犯罪而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受到任何損害的人，除與別人共同享有的處罰權之外，還享有要犯罪人賠償損失的特殊權利。
- 約翰·洛克（John Locke），
《政府論下篇（Second treatise）》
通過我們的無償勞動和苦難，我們的付出已經是土地權的很多倍了，現在我們決心擁有它。
- 匿名者，1861年
芝加哥北朗代爾廢棄的房屋之一（攝影：Carlos Javier Ortiz）
I. “所以這隻是我的損失之一”
克萊德·羅斯（Clyde Ross）於1923年出生在“藍調的故鄉”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代爾（Clarksdale）附近，他是13個孩子中的第七個。羅斯的父母擁有並耕種著一塊40英畝的土地，裏麵養著牛、豬和騾子。羅斯的母親會駕著馬車到克拉克斯代爾購物，她對馬車投入的自豪感就像人們可能對凱迪拉克那樣。他們家還有一匹紅色的馬，他們把它給了克萊德。羅斯家想要的東西不多，除了當時南方腹地的所有黑人家庭都極度渴望的東西——法律的保護。
20世紀20年代，實施吉姆·克勞的密西西比州，在各個方麵都是一個強盜統治的社會。該州大多數人的選票長期被剝奪，這是通過人頭稅的詭計和私刑暴徒的力量而設計的劫持。從1882年到1968年，密西西比州被私刑殺害的黑人比任何其他州都多。“你我都知道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辦法是什麽，”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自豪的三K黨人西奧多·比爾博（Theodore Bilbo）大聲地說。“你就在選舉的前一天晚上動手。”
該州的政權將搶奪特許經營權與搶奪錢財結合起來。許多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農民生活在債務奴役中，受棉花大王的支配，而棉花大王同時也是他們的地主、雇主和主要買家。工具和必需品的預付款與作物的收益相抵，而收益則由雇主決定。當農民被認為負債時 —— 他們經常是這樣 —— 負的餘額就會被轉到下一季。對這種安排提出抗議的男人或女人會麵臨嚴重的傷害或死亡風險。拒絕工作意味著根據“流浪法”【注】被逮捕，並在國家的刑法係統下被強迫勞動。
【注】殖民者在北美定居時引進了英國的“流浪法”。在整個殖民時期和民族早期，“流浪法”被用來監管窮人的流動和經濟活動。無家可歸者和少數民族特別容易被當作流浪者逮捕。美國內戰後，一些南方州通過了“黑人法典”，這些法律試圖控製數十萬獲得自由的奴隸。至少從1930年代開始，美國的“流浪法”通常將沒有固定謀生手段或固定謀生職業定為輕罪，而南方一些州將所有未從事有酬工作的健康成年人定為流浪者。大量獲得了自由的黑人又因為“流浪法”成為被迫勞役的囚徒。
一直到20世紀，黑人談論他們逃離密西西比州的方式與他們的流浪祖先的方式基本相同。在她2010年出版的《其他太陽的溫暖》（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一書中，伊莎貝爾·威爾克森（Isabel Wilkerson）講述了埃迪·埃爾文（Eddie Earvin）的故事。埃爾文是一名菠菜采摘者，在槍口下被迫工作。1963年，他逃離了密西西比州。“你不會談論逃跑，也不告訴任何人，”埃爾文說。“你不得不偷偷溜走”。
“從黑人家庭手中奪走的一些土地已經成為弗吉尼亞州的一個鄉村俱樂部，”美聯社報道。
當克萊德·羅斯還是個孩子時，密西西比州當局聲稱他的父親欠下3000美元的稅。老羅斯不識字。他沒有律師。他在當地法院不認識任何人。他不可能指望警察會公正不偏。實際上，羅斯家沒有辦法對索賠提出異議，也得不到法律保護。當局沒收了土地，沒收了馬車，沒收了牛、豬和騾子。就這樣，為了維持“隔離但平等”【注】，整個羅斯家族淪為佃農。
【注】“隔離但平等”是美國憲法中的一個法律學說，根據該學說，種族隔離不一定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該修正案名義上保證法律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根據該原則，隻要提供給每個“種族”的設施是平等的，州和地方政府就可以要求服務、設施、公共住宿、住房、醫療、教育、就業和交通按“種族”分開，整個前邦聯各州已經是這種情況。該短語源自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項法律，盡管該法律實際上使用的語序是“平等但隔離”。
這並不罕見。2001年，美聯社發表了一份由三部分組成的關於黑人擁有的土地被盜的調查報告，其時間可追溯到內戰前時期。該係列報道記錄了約406名受害者和24,000英畝土地，價值數千萬美元。這些土地是通過從法律欺詐到恐怖主義等各種手段被奪走的。美聯社報道說：“從黑人家庭手中奪取的一些土地已成為弗吉尼亞州的一個鄉村俱樂部，”以及“密西西比州的油田”和“佛羅裏達州的一個棒球春季訓練設施”。
克萊德·羅斯是個聰明的孩子。他的老師認為他應該上一所更具挑戰性的學校。在密西西比州，對黑人教育的支持非常少，但西爾斯百貨的老板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Julius Rosenwald）開始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努力，為整個南方的黑人兒童建立學校。羅斯的老師認為他應該去當地的羅森瓦爾德（Rosenwald）學校上學。對羅斯來說，那太遠了，他不可能步行去學校並及時趕回田裏工作。當地的白人兒童有一輛校車。克萊德·羅斯沒有，因此失去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
然後，在羅斯十歲時，一群白人強行要走了他童年唯一的財產 —— 一匹紅馬。“你不能擁有這匹馬。我們想要它。”其中一個白人男子說。他們給了羅斯父親17美元。
“我為這匹馬做了一切，”羅斯告訴我。“一切。然後他們把它帶走了。讓它去賽馬場比賽。我從來不知道它後來發生了什麽，但我知道他們沒有把它帶回來。所以這隻是我的損失之一。”
損失不斷加重。作為佃農，羅斯一家看到的是，他們的報酬被地主當作隨意挪用的基金。地主本應與佃農們分享棉田的利潤。可是，在清點過程中，棉包往往會消失。分成也隨時會改變，如果棉花賣50美分一磅，羅斯家可能得15美分，但也可能隻得5美分。有一年，羅斯的母親答應為他買一套7美元的衣服，用於他們教堂的夏季活動。她郵購了這套衣服。但那一年，羅斯家的棉花隻得到每磅5美分的報酬。郵遞員帶著這套衣服來了。羅斯夫婦無法支付。這套衣服被送了回去。克萊德·羅斯沒能去參加教會的活動。
正是在這些年幼時期，羅斯開始了解自己是怎樣的一個美國人，他並不是生活在沒有偏袒的正義公平法令之下，而是生活在一個用巧取豪奪代替武裝搶劫的係統之下。他想過要抗爭。“消停點，”父親告訴他。“因為他們會來殺了我們所有人。”
克萊德·羅斯長大了。他被征召入伍。征兵官員為他提供了豁免權，如果他留在家裏工作的話。但他寧願冒險去打仗。他被派駐到加利福尼亞。他發現，在那裏他可以進入商店而不被打擾。他可以走在大街上而不被騷擾。他可以進入餐館並接受服務。
羅斯被派往關島。他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把世界從暴政中拯救出來。但當他回到克拉克斯代爾時，他發現暴政跟隨他回了家。那是1947年，是密西西比州對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施以私刑並將他破碎的屍體扔進塔拉哈奇河（Tallahatchie River）的八年前。當時正處於非裔美國人大遷徙的第二波，那是600萬非裔美國人在跨越20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大規模逃亡。黑人到北方去，並不隻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或明亮的燈光和大冒險。他們還是為了逃離南方貪得無厭的軍閥般的統治，去尋求法律的保護。
克萊德·羅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於1947年來到芝加哥，在金寶湯公司（Campbell Soup）做了一份試吃員的工作。他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他結婚了，有了孩子。他的工資是他自己的。沒有三K黨人剝奪他的投票權。當他走在大街上時，他不必因為一個白人走過而避讓，他也不必摘下帽子或挪開視線。他從農奴到完全公民身份的旅程似乎接近完成。隻缺一樣東西 —— 房子，那是進入艾森豪威爾時代美國中產階級神聖殿堂的最後徽章。
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全國各地的黑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合法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之外
在北朗代爾兜售合同的人以虛高的價格出售房屋，然後驅逐無力支付的家庭 —— 將他們的首付款和每月的分期付款作為利潤。然後，他們會找來另一個黑人家庭，重新開始新的一輪。1963年，一位辦公室秘書在談到她的老板、投機者盧·福山尼斯（Lou Fushanis）時，告訴《芝加哥每日新聞》：“他讓他們進入他們無法承受的付款計劃，然後把財產從他們那裏拿走。他已經把一些房子賣了三四次了。”
羅斯曾試圖在另一個街區獲得合法的抵押貸款，但被一位貸款官員告知沒有貸款資金。事實是，隻有像克萊德·羅斯這樣的人拿不到貸款。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全國各地的黑人被通過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排除在合法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之外。芝加哥的白人采取了各種措施，從“限製性契約”到使用炸彈，以保持他們的社區隔離。
他們的努力得到了聯邦政府的支持。1934年，國會成立了聯邦住房管理局（FHA）。FHA為私人抵押貸款提供保險，導致利率下降，買房所需的首付款規模也隨之下降。但是，對於克萊德·羅斯來說，獲得FHA保險的抵押貸款是不可能的。FHA采用了一個地圖係統，根據社區所謂的穩定性對其進行評級。在地圖上，被評為“A”的綠色區域代表“有需求”的社區，正如一位評估師所說，這些社區沒有“哪怕一個外國人或黑人”。這些社區被認為是有很好前景的保險對象。黑人居住的社區被評為“D”，通常被認為沒有資格獲得FHA的擔保。它們被塗成紅色。無論是住在那裏的黑人比例還是他們的社會階層，都無法幫助他們逃避被劃紅線。黑人被認為是一種傳染病。而且，紅線的影響還超出FHA擔保的貸款範圍，蔓延到了整個抵押貸款行業。該行業本來就已經充斥著種族主義，將黑人排除在獲得抵押貸款的大多數合法手段之外。
探索芝加哥的紅線
1939年芝加哥房主貸款公司“住宅安全地圖”顯示了對低收入和少數民族社區的歧視。標記為紅色的地區（代表“危險”的房地產市場）的居民被拒絕獲得FHA擔保的抵押貸款。（繪圖：Frankie Dintino）
曾幫助創建紐約市住房管理局的城市研究專家查爾斯·艾布拉姆斯（Charles Abrams）在1955年寫道：“一個向建築商和貸款人提供如此優惠的政府本可以要求他們遵守不歧視政策。相反，聯邦住房管理局采用的種族政策，很可能是從《紐倫堡法律》【注】中摘取的。”
【注】納粹德國於1935年分別頒布了《保護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法》和《帝國公民權法》這兩項反猶太法律，合稱《紐倫堡法案》。《保護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法》禁止德國人（指具有德意誌民族血統者）與猶太人結婚或有婚外性行為。並禁止猶太家庭雇用45歲以下的德國女性為家庭傭工。《帝國公民權法》宣布隻有德國人或有相關血統者有資格成為德國公民。現在《紐倫堡法案》成了法律形式種族歧視臭名昭著的象征。
被鎖在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財富積累的機會之外，那些渴望並有能力買房的非裔美國人發現自己毫無選擇地被安置在中心城市的社區，他們的投資受到FHA評估師“自我定義的價值預言”的影響：與FHA評估師認為理想的房屋和社區相比，他們的房屋和社區因為被切斷了新投資的來源而惡化並失去價值。
這種殺戮是有利可圖的。盧·福山尼斯到死的時候擁有600多處房產，其中許多位於北朗代爾。他的遺產估計價值300萬美元，大部分是以像克萊德·羅斯這樣的黑人移民破滅的希望為代價賺取的。根據一項估計，在這一時期，在芝加哥買房的所有黑人中，85%的人是按合同購買的。一位合同銷售商在1962年對《周六晚報》說：“如果有誰在芝加哥的這一行業中站穩了腳跟，一年賺不到10萬美元，那就說明他遊手好閑。”
合同銷售商變得富有。北朗代爾成為一個貧民窟。
克萊德·羅斯仍然住在那裏。他仍然擁有他的房子。他已經91歲了，生存的象征無處不在 —— 為社區服務的獎狀，他的孩子們戴著畢業帽和穿著禮服的照片。但當我問他關於他在北朗代爾的房子時，我聽到的隻是一片混亂。
“我們很羞愧，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們如此無知，”羅斯告訴我。他正坐在他的餐桌前。他的眼鏡和他的克拉克斯代爾口音一樣厚。“我才從密西西比州出來，逃脫了那裏的困境，卻又在這裏走入了另一個困境。這多蠢？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有多蠢。
黑人被驅趕到不擇手段的放貸者手中，這些人以金錢和娛樂為目的掠奪他們。
“合同購買者聯盟”進行了反擊。成員們 —— 最終人數超過500人 —— 前往投機者居住的豪華郊區，通過敲開鄰居的門，告知他們合同貸款交易的細節而羞辱那些投機者。他們拒絕支付他們的分期付款，而是將每月的付款存入一個托管賬戶。然後，他們對合同賣家提起訴訟，指責他們以這種方式購買房產並轉售，“從黑人種族成員身上獲取巨額不當利潤”。
依據“剝奪他們在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修正案【注】下的權利和特權”這一理由，聯盟要求“禱告者的救濟” —— 歸還所有已支付的合同款項和所有已支付的房產結構改善款項，減去他們居住期間一個“公平、非歧視的”租金價格，附加6%的利息。此外，該聯盟要求法院裁定被告“故意和惡意的行為，惡意是本訴訟的主要內容”。
【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於1865年12月6日生效。其第一款規定：在合眾國境內受合眾國管轄的任何地方，奴隸製和強製勞役都不得存在，但作為對於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懲罰除外。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於1868年7月9日通過。其第一款規定：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製定或實施限製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範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
羅斯和“合同購買者聯盟”不再僅僅為了平等而向政府提出呼籲。他們不再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獲得更好的交易而逃跑了。他們在指控社會對他們的社區犯下了罪行。他們希望這一罪行被公開裁定為犯罪。他們想讓犯罪的執行者被宣布為對社會的冒犯。他們對上述犯罪者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傷害尋求賠償。1968年，克萊德·羅斯和“合同購買者聯盟”不再隻是尋求法律的保護。他們也在尋求賠償。
II.“是截然不同，而不隻是程度不同”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北朗代爾現在幾乎在所有的社會經濟指標上都處於錯誤的一端。1930年，其人口為112,000，今天為36,000人。關於“跨種族生活”的光輝言論已經消失。該地區92%是黑人。凶殺率：每10萬人中有45人，是整個城市平均水平的三倍；嬰兒死亡率：14%，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一倍多；4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芝加哥整體比率的兩倍；45%的家庭依靠食品券，幾乎是整個城市比率的三倍。1987年，西爾斯百貨撤離該地區，帶走了1800個工作崗位。北朗代爾的孩子們不必對他們的前景感到困惑：庫克（Cook）郡的青少年臨時拘留中心就在附近。
北朗代爾是芝加哥黑人社區走向衰敗的一個極端寫照。其衰敗的程度如此嚴重，可以說黑人和白人似乎不是居住在同一個城市。芝加哥白人社區的平均人均收入幾乎是黑人社區的三倍。當哈佛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J·桑普森（Robert J Sampson）在其2012年出版的《偉大的美國城市》一書中研究芝加哥的監禁率時，他發現，監禁率最高的黑人社區（西加菲爾德公園，West Garfield Park）的監禁率是監禁率最高的白人社區（克利恩，Clearing）的40多倍。“這是一個驚人的差異，哪怕是社區一級的比較，”桑普森寫道。“這是截然不同，而不隻是程度不同。”
換句話說，芝加哥的貧困黑人社區 —— 以高失業率和單親家庭為特征 —— 不僅僅是貧困；它們是“生態上的不同”。桑普森寫道：“這與簡單的經濟地位低下並不是一回事。這樣的模式，芝加哥並不是唯一的。”
美國黑人的生活比半個世紀前要好。極具侮辱的“隻有白人可以進入”的牌子已經消失。黑人的貧困率已經下降。黑人少女懷孕率處於曆史最低水平 —— 黑人和白人少女懷孕率的差距已大大縮小。但是，這種進步是建立在一個不穩定的基礎上的，而且到處都有斷層。今天，黑人和白人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與1970年時大致相同。紐約大學的社會學家帕特裏克·沙基（Patrick Sharkey）研究了1955年至1970年出生的兒童，發現全美國有4%的白人和62%的黑人是在貧困地區長大的。同一研究表明，一代人之後，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出生在富裕社區的白人往往會留在富裕社區，而黑人往往會離開這些社區。
這並不令人驚訝。黑人家庭，無論什麽收入水平，都明顯不如白人家庭富裕。皮尤研究中心估計，白人家庭的價值大約是黑人家庭的20倍。隻有15%的白人財富為零或負數，而超過1/3的黑人都是如此。實際上，美國的黑人家庭是在沒有安全網的情況下生存。當財務災難發生時 —— 醫療緊急情況、離婚、失業 —— 就會墮入災難的深淵。
正如各種收入的黑人家庭仍然因缺乏財富而受到限製一樣，他們也因缺乏對社區的選擇而受到限製。擁有中上階層收入的黑人一般不會住在中上階層的社區。沙基的研究表明，收入為10萬美元的黑人家庭通常居住在收入為3萬美元的白人家庭所居住的那種社區。“（同樣收入的）黑人和白人居住在如此不同的社區，”沙基寫道，“因此不可能比較黑人和白人兒童的經濟出路。”
一個全國性的房地產協會的建議是，不要賣房給“有經濟能力的，要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的有色人種”。
其弦外之音令人不寒而栗。一般來說，貧窮的黑人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出貧民窟 —— 而那些走出貧民窟的人往往麵臨看著自己的子孫重新跌回去的恐怖。
即使是看似進步的證據在強光下也會暗淡。2012年，曼哈頓研究所興高采烈地指出，自1960年代以來，種族隔離現象已經減少。然而，到目前為止，非裔美國人仍然是全國隔離程度最高的族裔群體。
伴隨著隔離，伴隨著被傷害和被搶劫的人被孤立，隨之而來的是劣勢的集中。一個沒有隔離的美國或許可以看到貧窮及其所有的影響沒有膚色偏見地分散到全國各地。相反，貧困的集中與膚色的集中相伴時，任何災難都是毀滅性的。
非裔美國人社區的一個想法是，這些令人沮喪的數字部分源於文化病態，這種文化病態可通過個人勇氣和行為端正來改變。[ 2011年，費城市長邁克爾·納特（Michael Nutter）在回應年輕黑人男性的暴力問題時，就將責任歸咎於家庭。“太多男人生了太多他們不想照顧的孩子，然後我們最終要處理你們的孩子。”納特轉向那些可能沒有父親的嬰兒。“把你的褲子拉起來，買條腰帶，沒人要看你的內褲或者屁股溝。”] 這種想法和黑人政治本身一樣古老。它也是錯誤的。黑人一直以來所遭受的那種嚴酷的種族主義，永遠不可能通過使其受害者更受尊重而被打敗。美國種族主義的本質是不尊重。在看清冷酷的數字之後，我們看到了冷酷的遺產。
由克萊德·羅斯和他的盟友提起的“合同購買者聯盟”的訴訟直接瞄準了這種遺產。這場訴訟的根源在於芝加哥長期以來的種族隔離，這造成了兩個住房市場 —— 一個是合法的，有政府擔保的，另一個是無法無天的，由掠奪者巡邏的。這場訴訟一直拖到1976年，聯盟在陪審團審判中敗訴。確保法律的平等保護被證明是困難的；確保賠償被證明是不可能的。如果對陪審團的目的有任何懷疑的話，首席陪審員在被問及裁決結果時說，他希望這將有助於結束“厄爾·沃倫（Earl Warren）【注】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造成的混亂和所有那些胡說八道”。
【注】厄爾·沃倫，1953 年由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為美國第14任首席大法官。沃倫大法官被廣泛視為美國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首席大法官和政治領袖之一。其主政下的美國最高法院（沃倫法院）主導了美國近代史上一場劃時代的自由主義“憲政革命”，作出了確立美國“一人一票”民主普選製、禁止種族隔離、推廣權利法案、政教分離、逮捕程序改革（米蘭達警告）、抗擊麥卡錫主義、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眾多裏程碑式的判決。沃倫大法官還協助廢除了美國的種族隔離法 —— 吉姆·克勞法。1954年，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裁定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也是其最重要的判決之一。
最高法院似乎也有同感。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一些1960年代的進步立法被廢除。自由主義者發現自己處於防守狀態。2008年，當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還是總統候選人時，他被問及他的女兒瑪利亞（Malia）和薩莎（Sasha）是否應該從平權法案中受益。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這種對話錯誤地將普通美國白人家庭和特殊第一家庭進行比較。在向上流動的較量中，巴拉克和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贏了，但他們是以雙倍的優秀和雙倍的耐力取勝的。瑪利亞和薩莎·奧巴馬享有的特權超出了普通白人兒童的夢想。但這種比較是不完整的。更有說服力的是，他們與珍娜（Jenna）和芭芭拉·布什（Barara Bush）相比如何 —— 他們是多代特權的產物，而不僅僅是一代。無論奧巴馬的孩子們取得什麽樣的成就，這都將是他們家族獨特毅力的證明，而不是廣泛的平等。
III. “我們繼承了豐富的遺產”
1783年，被解放的婦女貝琳達·羅亞爾（Belinda Royall）向馬薩諸塞州政府請願要求賠償。貝琳達出生於加納（Ghana），在童年時被綁架，賣為奴隸。她經曆了中央航路【注】，在艾薩克·羅亞爾（Isaac Royall）及其兒子手下被奴役了50年。但小羅亞爾忠於英國，在革命期間逃離了美國。由此，經過半個世紀的苦役的貝琳達終獲自由，她向新生的馬薩諸塞州立法機關懇求說：
【注】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是臭名昭著的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中段航線。1518年至19世紀中期年間，數百萬被奴役的非洲人經此被運到美洲。奴隸們在船上的生存條件極其惡劣，慘無人道，他們沒有空間可以坐起來或四處走動，沒有通風，沒有足夠的水，大約 15% 的人在此過程中生病並死亡。
時間已在你們的請願人臉上刻下溝壑，歲月已將她的身體壓成佝僂，盡管對她的奴役令整個財富增加，但除了省吃儉用的一點兒勞動所得，根據國家法律，她卻被拒絕使用那巨大財富中的一丁點。
因此，她將自己放在你們的腳下，懇請你們 —— 一個為消除奴役、獎勵美德和令誠實勞動獲得公正回報而組織起來的一群人，從羅亞爾上校的財產中給她一些補償，好讓她和她更虛弱的女兒免遭最嚴重的痛苦，並給她們今後短暫的生命之程撒下安慰。
貝琳達·羅亞爾獲得了15英鎊12先令的撫恤金，從艾薩克·羅亞爾的遺產中支付，這是最早成功申請賠償的嚐試。當時，美國的黑人已經忍受了150多年的奴役，他們可能應該得到一些補償的想法，即使不是全民共識，至少也不是離譜的。
“作為一個公民社會，我們對那些沒有傷害我們的人所犯下的壓迫行為負有沉重的責任，”貴格會成員約翰·伍爾曼（John Woolman）在1769年寫道，“如果對許多人的特殊情況進行公正的陳述，就會發現他們應該獲得相當的償付。”
正如曆史學家羅伊·芬肯賓（Roy E. Finkenbine）所記錄的那樣，在建國之初，賠償黑人的問題就被積極考慮，並經常得到執行。紐約、新英格蘭和巴爾的摩的貴格會甚至將“成員資格取決於對前奴隸的補償”。1782年，貴格會成員羅伯特·普萊森斯（Robert Pleasants）解放了他的78名奴隸，授予他們350英畝的土地，後來在他們的土地上建立了一所學校，為他們提供教育。普萊森斯寫道：“為被傷害的非裔人伸張正義，將是對‘在人的國中掌權’的那位可接受的獻禮。 ”
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門生愛德華·科爾斯（Edward Coles）通過繼承遺產成為奴隸主，他把許多奴隸帶到北方，並在伊利諾伊州授予他們一塊土地。傑斐遜的表弟約翰·倫道夫（John Randolph）立下遺囑，在他死後，他的所有奴隸都將獲得解放，所有40歲以上的奴隸都將獲得10英畝的土地。倫道夫寫道：“我給予並遺贈我所有的奴隸自由。我對自己曾是一個奴隸主感到衷心的遺憾。”
在他的《永遠的自由》（Fover Free）一書中，埃裏克·方納（Eric Foner）講述了一個心懷不滿的莊園主訓斥一個在工作中偷懶的自由人的故事：
莊園主：“你這個懶惰的黑鬼，你讓我失去了一個勞力一整天的勞動。”
自由人：“馬薩（Massa），我已經被你浪費了多少天的勞動？”
在20世紀，賠償被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所接受，其中包括認為賠償會刺激南方經濟的邦聯老兵沃爾特·R·沃恩（Walter R. Vaughan）、黑人活動家卡利·豪斯（Callie House）、“王後”奧德利·摩爾（Audley Moore）等黑人民族主義領導人以及民權活動家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該運動於1987年在一個名為“美國黑人賠償全國聯盟”（N’COBRA）的組織的框架下凝聚起來。有色人種協進會在1993年支持賠償。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小查爾斯·J·奧格利特（Charles J. Ogletree Jr.）則在法庭上提出賠償要求。
雖然主張賠償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但來自國家的反應幾乎沒有變化。《芝加哥論壇報》（Chicaga Tribune）在1891年發表社論說：“他們已經被教會了勞動技能，他們被教導基督教文明，說高貴的英語而不是一些非洲的胡言亂語。這筆賬對前奴隸來說是公平的。”
並非如此。在被奴役了250年之後，黑人並沒有獲得自主權，而是被恐嚇。在南方腹地，實行著第二個奴隸製。在北方，立法機構、市長、公民協會、銀行和公民串通一氣，把黑人困在貧民區，在那裏他們承受的是過度擁擠、過度收費、教育不足。企業歧視他們，給他們最差的工作和最差的工資。警察在街上對他們施以暴行。而黑人的生命、黑人的身體和黑人的財富是理所當然的目標這種觀念，在更廣泛的社會中仍然根深蒂固。現在，我們已經半脫離了長達幾個世紀的掠奪，承諾 "永不再犯"。但我們仍然被困擾著。就像我們已經用完了信用卡額度，但在保證不再產生新賬後，仍然對餘額沒有消失感到困惑。這筆每天都在產生利息的餘額對我們的影響，在我們身邊隨處可見。
今天一提到賠償的話題，一連串的問題就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賠償誰？賠多少？誰來賠？但是，如果賠償的真正症結所在是實踐問題而不是正義問題，那麽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有了解決方案的雛形。在過去的25年裏，代表底特律地區的國會議員約翰·科尼爾斯（John Conyers Jr.）在每屆國會會議上都會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國會對奴隸製及其殘餘影響進行研究，並就“適當的補救措施”提出建議。
一個對賠償如何真正發揮作用感興趣的國家，在科尼爾斯的法案中會找到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該法案現在被稱為HR40，即《美國黑人賠償建議研究委員會法案》。我們會支持這個法案，提交問題進行研究，然後評估可能的解決方案。但我們並不感興趣。
“這是因為提出要求的是黑人，”幫助建立N’COBRA的恩凱奇·泰法（Nkechi Taifa）說。“談論賠償的人被當成左派瘋子。但我們所談論的隻是研究[賠償]。正如約翰·科尼爾斯所說，我們研究一切。我們研究水，空氣。我們怎麽就不能研究這個問題？該法案並未授權給任何人一分錢。”
HR40提案從未 —— 無論是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領導下 —— 進入眾議院議程，這表明我們的擔憂不是源於賠償的不切實際，而是源於更多的現實問題。如果我們得出結論，北朗代爾和美國黑人的狀況並非無法解釋，而恰恰如你的預期，一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美國的十字準線之中的社區就該如此，那麽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
人們不能通過對過去揮揮手，不承認自己祖先的行為來逃避問題，也不能通過列舉一個最近的祖先移民日期來逃避問題。最後一個奴隸主已經死了很久了。最後一個經曆了福吉穀（Valley Forge）營地【注】的士兵死了更久。驕傲地宣稱自己是老兵而不承認是奴隸主是點菜單式的愛國主義。一個國家的壽命是超越它的世代的。華盛頓渡過特拉華河時，我們不在現場，但伊曼紐爾·戈特利布·洛伊茨（Emanuel Gottlieb Leutze，德裔美國畫家，繪製了很多有關華盛頓的油畫，包括華盛頓渡過特拉華河的場景）的渲染對我們有意義。當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把我們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不在那裏，但我們仍在支付養老金。如果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天才很重要，那麽他占有薩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身體也很重要。如果喬治·華盛頓穿越特拉華河很重要，那麽他對逃跑的奧尼·賈奇（Oney Judge）的無情追捕也很重要。
【注】福吉穀是1777年至1778年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喬治·華盛頓將軍領導下的大陸軍冬季營地的所在地。盡管將士兵集中在此可以讓軍隊保護鄉村，並能更好地抵禦英國人的進攻，但由於缺乏補給，流感和傷寒疾病蔓延，福吉穀雖從未發生過戰鬥，仍然造成近2000人死亡於此。
1909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總統告訴全國人民，“聰明的”南方白人已經準備好將黑人視為“社區的有用成員”。一周後，黑人約瑟夫·戈登（Joseph Gordon）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外被處以私刑。私刑時代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人們對那些被奪走生命的人的記憶仍然揮之不去。的確，在美國有一種奇怪而強大的信念，如果你捅了一個黑人10刀，在襲擊者放下刀的那一刻，血就會止住，傷口就會開始愈合。我們相信白人霸權已是不再發作的陳病舊疾，我們隻需無視，這筆欠債就會消失。
其實另一條路一直存在著。耶魯大學校長蒂莫西·德懷特（Timothy Dwight）【注】在1810年說：“強調是我們的祖先而不是我們把他們帶到這裏，是徒勞的。”
我們繼承了豐厚的財產以及所有的負擔；我們有義務償還我們祖先的債務。特別是這一債務，我們有義務償還：當宇宙間的公義審判者與他的仆人清算時，他將嚴格要求在我們手中進行支付。給予他們自由，然後止步於此，就是給他們詛咒。
【注】蒂莫西·德懷特，美國學者和教育家、公理會牧師、神學家和作家。1795-1817年任耶魯大學第八任校長。他的這段發言是廢奴後的美國第一次正式呼籲對奴隸進行某種形式的賠償，在討論黑人賠償問題時，經常被引用。然而德懷特不是什麽左翼自由主義者，事實上，他是當時最保守的美國人之一。
IV. “因為奴隸製我們得以逃避承認的弊病”
美國始於對黑人的掠奪和白人的民主，這兩個特征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曆史學家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寫道：“那些走到一起建立獨立的美國，致力於自由和平等的人，要麽持有奴隸，要麽願意與那些持有奴隸的人攜手合作。他們中沒有人對這一事實感到完全沒有問題，但他們也不覺得有什麽責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從上一代人那裏繼承了他們的奴隸和對自由的依戀，他們知道這兩者之間並非沒有聯係。”
當被奴役的非洲人，被掠奪了身體，被掠奪了家庭，被掠奪了勞動，於1619年被帶到弗吉尼亞殖民地時，他們最初並沒有忍受後來吞噬其後代的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他們中的一些人被釋放了。一些人通婚了。還有一些人與那些和他們一樣受苦的白人契約仆人一起逃亡。有些人甚至一起反叛，在納撒尼爾·培根（Nathaniel Bacon）的領導下，於1676年火燒詹姆斯敦（Jamestown）。
一百年後，奴隸和貧窮白人聯合起來的想法會讓人感到震驚，但在英國殖民地的早期，這兩個群體有很多共同點。來到弗吉尼亞的英國遊客發現，弗吉尼亞的主人“以難以忍受的壓迫和苛刻的待遇虐待他們的仆人”。白人仆人被鞭打，被騙去做超出合同的服務，並被以與奴隸相同的方式進行交易。
這種“苦役”源於新世界的一個簡單事實 —— 土地無邊，但廉價勞動力有限。隨著殖民地上人的壽命的延長，弗吉尼亞種植園主發現被奴役的非洲人是一個更有效的廉價勞動力來源。契約仆人仍然是英國王室的合法臣民，因此有權獲得某些保護，而非洲奴隸則是作為外國人進入殖民地的。由於不受王室的保護，他們成為美國早期不可或缺的工人階級 —— 適合於最大限度的剝削，隻能夠進行最小限度的抵抗。
在接下來的250年裏，美國法律致力於將黑人降為賤民階層，並將所有白人男子提高到公民的水平。1650年，弗吉尼亞州規定，“除黑人外的所有人”都必須攜帶武器。1664年，馬裏蘭州規定，任何與奴隸結婚的英國婦女必須成為其丈夫的主人的奴隸。1705年，弗吉尼亞議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肢解不守規矩的奴隸，但禁止主人鞭打“赤身裸體的基督教白人仆人，如果沒有治安法官的命令”。在同一部法律中，殖民地規定，“所有現在屬於或以後將屬於任何奴隸的馬、牛和豬”都要被沒收，並由當地教會賣掉，所得利潤用於支持“上述教區的窮人”。在那個時候，應該還有人記得29年前黑人和白人聯合起來燒毀詹姆斯敦的事情。但在18世紀初，美國出現了兩個主要階級。
南卡羅來納州的資深參議員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1848年在參議院會議上宣布：“社會最大的劃分不是富人和窮人，而是白人和黑人。而所有前者，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屬於上層階級，並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
1860年，生活在南卡羅來納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大多數人，幾乎半數生活在佐治亞州（Georgia）的人，以及大約1/3的南方人，都在卡爾霍恩所劃分階級的錯誤一邊。美國被奴役人數最多的州是弗吉尼亞州，在該州的某些縣，約有70%的人帶著鐐銬勞動。近1/4的南方白人擁有奴隸，而美國以及大西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基礎都建立在他們的身上。在七個棉花州，所有白人收入的1/3來自奴隸製。到1840年，由奴隸勞動生產的棉花占全國出口的59%。這個奴隸社會的網絡向北延伸到新英格蘭的織布機，並跨越大西洋到達英國，在那裏它推動了巨大的經濟轉型，改變了世界曆史的軌跡。曆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寫道：“無論誰談到工業革命，都會說到棉花。”
奴隸製給美國帶來的財富不僅在於奴隸從土地上獲得的東西，而且在於奴隸本身。耶魯大學曆史學家大衛·布萊特（David W. Blight）指出：“在1860年，奴隸作為一種資產的價值超過了美國所有的製造業、所有的鐵路以及美國所有的生產能力的總和。到目前為止，奴隸是整個美國經濟中最大的一筆金融財產。”哈佛大學曆史學家沃爾特·約翰遜（Walter Johnson）寫道，這些奴隸的出售 —— “他們身上凝結著金錢” —— 產生了更多的附屬財富。用於購買[奴隸]的貸款，要連本帶利地償還。為防止奴隸的過早死亡和潛在利潤損失的保險業應運而生。奴隸銷售被征稅並經過公證。黑人的販賣和黑人家庭的拆散本身就成為一種經濟，據估計，它為內戰前的美國帶來了數千萬美元的收入。1860年，密西西比河穀的人均百萬富翁人數比全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隱藏在這些冰冷的數字下的是家庭被分離。“我一直擔心她的女主人莫爾夫人（Mrs Moore）會因為缺錢而賣掉我親愛的妻子，”一位自由人回顧他在奴隸製下的生活時寫道。“我們一直害怕最後的分離。我們對彼此的感情非常強烈，這使我們總是擔心會有殘酷的分離。”
強製離別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很常見。在該地區的一些地方，一個奴隸在他或她的一生中有30%的機會被出售。25%的州際交易破壞了第一次婚姻，一半的交易破壞了一個核心家庭。
當弗吉尼亞州裏士滿（Richmond）的奴隸亨利·布朗（Henry Brown ）的妻子和孩子要被賣走時，布朗試圖尋找一個可能買下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白人以維持家庭成員依然在一起。他失敗了：
第二天，我等在路邊，那裏有三百五十個奴隸要通過。購買我妻子的人是一個衛理公會的牧師，他正要去北卡羅來納州。 很快就有五輛載著小孩子的馬車經過，最前麵的一輛，我除了我的孩子看不見別的。他用小手指著我，高聲喊著：“那是我父親；我知道他會來和我告別。” 那是我的長子!
很快，包括我妻子被鎖在裏麵的那幫人走了過來。我尋找著，看到了她那張熟悉的臉；但是，啊，讀者，那痛苦的一瞥！願上帝保佑我再不會忍受極度恐懼的那樣一刻。她過來了，離我站的地方很近了。
我抓住她的手，打算向她告別；但我說不出話來；說話的本能已經消失了，我始終說不出話來。我跟著她走了一段路，握著她的手，似乎想把她從命運中拯救出來，但我說不出話來，直到我不得不轉身離開也沒有說出一句話。
在一個電信還很原始、黑人缺乏行動自由的時代，黑人家庭的分離無異於是一種謀殺。在這裏，我們找到了美國財富和民主的根源 —— 以營利為目的破壞任何人所能利用的資產，即家庭。這種破壞並不是美國崛起的副產品；是它促進了這種崛起。通過建立一個奴隸製社會，美國為其偉大的民主實驗創造了經濟基礎。孕育培根叛亂的勞工鬥爭被壓製了。美國不可或缺的工人階級作為財產存在於政治觸角之外，使美國白人可以不受約束地吹噓他們對自由和民主價值的熱愛。一位來自英國的訪問者在評估弗吉尼亞州內戰前的民主時指出，該州的當地人“可以宣稱對自由和民主的無限熱愛，隻是因為這裏受壓迫、被剝奪的勞工幾乎全部是由黑人奴隸組成。如果在別的國家，大量這樣的白人將是受到更多剝奪的下層人。”
250年的奴役、戰爭，對黑人家庭和黑人的影響是深遠的。就像今天的房屋所有權一樣，奴隸所有權是一種奮鬥目標，不僅吸引那些擁有奴隸的人，而且吸引那些希望擁有奴隸的人。就像今天的房主可能會討論增加一個露台或粉刷一個客廳一樣，奴隸主們也會就繁殖工人、苛刻勞動和實施懲罰的最佳方法交換意見。就像今天的房主可能會訂閱《這個老房子》（This Old House）這樣的雜誌一樣，奴隸主們也有《德鮑評論》（De Bow's Review），其中推薦了從奴隸身上榨取利潤的最佳做法。到了內戰前夕，對美國黑人的奴役之於國家已被認為如此基本，以至於那些試圖結束這種奴役的人被打上了應該處死的異端分子的烙印。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位總統出來支持將所有美國人的房子從他們的主人手中奪走，會發生什麽：反應很可能是暴力的。
“這個國家是為白人建立的，而不是為黑人建立的，”約翰·威爾克斯·布斯（John Wiles Booth）在殺死林肯之前寫道。“從那些高尚的憲法製定者的立場來看待非裔奴隸製，我認為這是上帝賜予一個受寵的國家的最大祝福之一（無論是對他們還是我們）。”
內戰結束後，激進的共和黨人試圖在類似於普遍平等的理念上重建國家 —— 但他們被一場“救贖”運動擊退了，這場運動由白人陣線、紅衫軍【注】和三K黨領導，致力於維護一個“為白人而不是為黑人建立”的社會。一股恐怖主義浪潮席卷了南方。埃裏克·方納（Eric Foner）在他的曆史巨著《重建》（Reconstruction）中講述了黑人被襲擊的事件，原因包括：不摘帽子；拒絕交出威士忌酒瓶；不遵守教會程序；“使用無禮的語言”；對勞動合同提出異議；拒絕被“像奴隸一樣捆綁”。有時，攻擊的目的隻是為了“稍微減少黑鬼的數量”。
【注】1876年，“白人陣線”，即與民主黨結盟的邦聯老兵，肆無忌憚地謀殺了數百名非裔美國人，並最終迫使共和黨人從南方撤出聯邦軍隊，這為後來的吉姆·克勞時代打開了閘門。
美國南方紅衫軍是19世紀末美國重建時代最後幾年和結束後活躍的白人至上主義準軍事恐怖組織。
恐怖主義占了上風。1877年，聯邦軍隊從南方撤出。重建的夢想破滅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政治暴力肆無忌憚地降臨到黑人身上，有誌向的黑人更是成為重點目標。黑人學校和教堂被燒成廢墟。黑人選民和試圖拉攏他們的政治候選人受到恐嚇，甚至被謀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黑人退伍軍人回到家中，因敢於穿著美軍製服而受到攻擊。戰後士兵的複員使白人和黑人退伍軍人競爭稀缺的工作，催生了“1919年紅色之夏”【注】：從德克薩斯州的朗維尤（Longview）到芝加哥，再到華盛頓特區等數十個城市連續發生種族主義大屠殺。白人對黑人有組織的暴力行為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 —— 1921年，一群白人暴徒將塔爾薩（Tulsa）的 “黑人華爾街”化成焦土；1923年，另一群暴徒將佛羅裏達州的黑人城鎮羅斯伍德（Rosewood）夷為平地 —— 最終幾乎無人受到懲罰。
【注】1919年紅色之夏，指美國1919年夏季直至初秋在多達34個城市發生的一係列血腥種族騷亂，騷亂以白人襲擊非裔美國人為主。
一張日期為1920年8月3日的明信片描繪了在德克薩斯州中心（靠近路易斯安那州邊界）發生私刑事件後的情形。根據另一麵的文字，受害者是一名16歲的男孩。
暴民的行為是對偏見狂熱和暴力的演繹，這種偏見甚至延伸到美國政府的高層。今天，新政被視為進步政府應該做的事情的典範 —— 鑄就一個廣泛的社會安全網，保護窮人和受苦的人，同時建立中產階級。當進步人士希望表達他們對巴拉克·奧巴馬的失望時，他們指出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成就。但這些進步人士很少注意到，羅斯福的新政，就像產生它的民主一樣，是建立在吉姆·克勞的基礎上的。
哥倫比亞大學的曆史和政治科學教授艾拉·卡茲內爾森（Ira Katznelson）寫道：“吉姆·克勞南方是美國民主不可或缺的一個合作力量。”這種合作的痕跡在新政中隨處可見。1935年根據《社會保障法》通過的綜合計劃旨在保護南方的生活方式。老年保險（適用於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將農場工人和家政服務排除在外 —— 黑人大量從事的工作。當羅斯福總統在1935年簽署社會保障法時，全國65%的非裔美國人和南方70%至80%的非裔美國人不符合資格。有色人種協進會提出抗議，稱這個新的美國安全網是“一個孔洞大到足以讓大多數黑人掉下去的篩子”。
廣受讚譽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也同樣辜負了美國黑人，就像更廣泛的國家對種族主義住房政策的堅持一樣。雖然表麵上不分膚色，但旨在讓退伍軍人獲得低息住房貸款的法案第三章，讓黑人退伍軍人在與地方退伍軍人管理局的白人官員以及多年來拒絕向黑人發放抵押貸款的銀行打交道時，陷入困境。曆史學家凱瑟琳·J·弗萊德爾（Kathleen J. Frydl）在她2009年出版的《那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The GI Bill）一書中指出，如此多的黑人被剝奪了享受第三章福利的資格，“幹脆說黑人不能享受這個福利更為準確。”
在冷戰時期的美國，擁有房屋被視為灌輸愛國主義的一種手段，也是一種文明和反激進的力量。以規劃萊維頓（Levittown）社區著名的威廉·萊維特（William Levitt）聲稱：“任何擁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的人不可能是共產主義者。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萊維頓（Levittown）是威廉·萊維特和他的萊維特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美國退伍軍人和他們的新家庭（限於白種人）開發建設的七個大型郊區。這些郊區是以裝配線方式，大批量建造的，包括成千上萬座類似或相同的住宅，擁有白色柵欄和草坪。此為攝於1959年的賓夕法尼亞州萊維頓的鳥瞰圖
但是，在萊維特的默許下，萊維特社區在其早年間一直處於隔離狀態。黛西（Daisy）和比爾·邁爾斯（Bill Myers）是第一個搬進賓夕法尼亞州萊維敦頓的黑人家庭，迎接他們的是抗議和燃燒的十字架。一個反對這個家庭搬入的鄰居說，比爾·邁爾斯“可能是個好人，但每次我看到他時，我就看到我的房子價值下降了2000美元。”
鄰居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害怕。比爾和黛西·邁爾斯來自約翰·C·卡爾霍恩的雙重社會的另一邊。如果他們搬到隔壁，住房政策幾乎保證他們鄰居的房產價值會下降。
在新政前不久，典型的抵押貸款需要大量的首付，並在大約10年內全部還清，而1933年成立的房主貸款公司和次年成立的聯邦住房管理局，使得銀行能夠提供首付不超過10%，分20或30年還清的貸款。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曆史學家托馬斯·J·蘇格魯（Thomas J Sugrue）寫道：“如果沒有聯邦對住房市場的幹預，大規模的郊區化是不可能的。1930年，隻有30%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房子；到1960年，60%以上的人是房主。房屋所有權成為美國公民身份的象征。”
這個身份象征是不能授予黑人的。美國房地產行業認為種族隔離是一項道德原則。就是在1950年，全國房地產委員會協會的道德準則還有這樣的警告：“房地產經紀人絕不應該在將任何種族或國籍或任何存在明顯有損於財產價值的個人引入社區方麵起作用。”1943年的一本小冊子明確指出，這種潛在的不受歡迎的人可能包括鴇母、私酒商、黑幫分子 —— 以及“一個有錢的有色人種，他讓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並認為他們有權生活在白人中間。”
聯邦政府對此表示讚同。是房主貸款公司【注】，而不是私人貿易協會，開創了紅線做法，有選擇地發放貸款，並堅持要求其承保的任何財產都要有限製性契約 —— 契約中禁止向白人以外的人出售財產的條款。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從稅庫流向隔離的白人社區。
【注】作為新政的一部分創建的房主貸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簡稱HOLC），是政府資助的公司。該公司於1933年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根據《房主貸款公司法》成立。其目的是為違約的房屋抵押貸款再融資，以防止喪失抵押品贖回權，並擴大購房機會。
一名男子說，他的黑人鄰居 “可能是個好人，但每次我看到他時，我就看到我的房子價值下降了2000美元。”
聯邦政府是以所有公民對它的平等忠誠為前提的，作為回報，他們也將得到平等的待遇。但是，直到20世紀中葉，黑人依然沒有獲得這樣的交易，他們一再為公民身份付出更高的代價，得到的回報卻更少。掠奪是奴隸製的基本特征，是卡爾霍恩所描述的那個社會的基本特征。但實際上，在內戰結束和廢除奴隸製整整一個世紀後，即使在新政自由主義者的目標和成就中，這種掠奪 —— 悄無聲息的、係統的、隱蔽的 —— 仍在繼續。
今天，芝加哥是全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之一，這一事實反映了刻意的規劃。在維護白人至上方麵，芝加哥這個由黑人毛皮商人讓·巴蒂斯特·普安·迪塞布爾（Jean Baptiste Point du Sable）建立的城市，長期以來一直是先驅，其努力體現於所有層麵，直至社區。這些精心努力開始於1917年，當時芝加哥房地產委員會對南方黑人的湧入感到震驚，遊說將整個城市按種族劃分。但在那一年最高法院裁定反對明確的種族分區後，該市被迫通過更隱蔽的手段推行其議程。
像房主貸款公司一樣，聯邦住房管理局最初堅持限製性契約，這有助於禁止黑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種族獲得聯邦擔保的住房貸款。到20世紀40年代，芝加哥在使用這些限製性契約方麵居全國之首，該市大約一半的住宅區實際上是黑人的禁區。
今天，人們通常會對舊的黑人聚居區產生誤解，在那裏，醫生和律師，屠夫和鋼鐵工人，與妓女和失業者比鄰而居。這種對種族隔離時期的懷舊忽視了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所忍受的實際條件 —— 例如，蟲害和縱火 —— 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舊的貧民區是以剝奪黑人享受美國白人享有的特權為前提的。
1948年，當最高法院裁定限製性契約雖然是允許的，但不能通過司法行動強製執行時，芝加哥還有其他武器準備就緒。伊利諾伊州立法機構已經賦予芝加哥市議會有權力批準 —— 從而也有權力否決 —— 該市各區的任何公共住房。1949年，當一項新的聯邦住房法案向芝加哥和全國其他城市輸送了數百萬美元的稅款時，這一點就派上了用場。從1950年開始，公共住房的選址完全以種族隔離為依據進行。到20世紀60年代，該市通過其龐大的住房項目創造了曆史學家阿諾德·R·赫希（Arnold R. Hirsch）所說的“第二個貧民區”，比原來的“南方黑人帶”【注】更大，但同樣不可滲透。從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建造的所有家庭公共住房單元中，超過98%是在全黑人社區建造的。
【注】美國南部的黑帶（Black Belt）有兩層含義。地質學上強調高度肥沃的黑土。從社會曆史看，黑帶經濟以棉花種植園為基礎，也包括一些煙草種植區。寶貴的土地主要由富有的白人控製，並由非常貧窮的黑人奴隸耕種，他們在許多縣占人口的大多數。比如，阿拉巴馬州有12個縣，每個縣的黑人人數都是白人的兩倍。這12個縣從佐治亞州和密西西比州橫跨阿拉巴馬州中部南部，構成了著名的黑帶的主要部分。
政府對種族隔離的擁抱是由芝加哥白人公民惡毒的種族主義所驅動的。容易受到黑人侵占的白人社區成立了街區協會，其唯一目的是執行種族隔離政策。他們遊說白人同胞不要出售，也遊說那些設法購買了房子的黑人把房子再賣掉。1949年，一群恩格爾伍德（Englewood）的天主教徒成立了街區協會，目的是“維持街區的秩序”。翻譯過來就是：不讓黑人進入。當民眾幹預，政府政策和私人銀行的作為都無法阻擋住黑人進入時，芝加哥就借助於美國人常用的一個保留節目 —— 種族暴力。“恐怖主義的模式是很容易辨認的，”芝加哥的一個民間團體在1940年代總結道。“它在黑人聚居區的各個方向的接縫裏。”1946年7月1日和2日，成千上萬的暴徒聚集在芝加哥的帕克莊園（Park Manor）社區，希望趕走最近搬來的一名黑人醫生。暴徒們用石塊砸房子，並放火燒了車庫。該醫生搬走了。
1947年，在一些黑人退伍軍人搬進芝加哥的費恩伍德（Fernwood）區後，爆發了三個晚上的騷亂；成群結隊的白人把黑人從有軌電車上拉下來並毆打他們。兩年後，當恩格爾伍德的黑人參加的工會會議引發了關於一棟房子被“賣給黑鬼”的謠言時，黑人以及被認為是同情他們的白人在街上被毆打。1951年，在芝加哥市中心以西20分鍾車程的西塞羅（Cicero），數千名白人襲擊了一棟居住著一個黑人家庭的公寓樓，向窗戶投擲磚塊和燃燒彈，並點燃了公寓。庫克（Cook）郡大陪審團拒絕對暴亂者提出指控 —— 而是起訴了該家庭的有色人種協進會律師、公寓的白人業主以及業主的律師和出租代理人，指控他們合謀降低財產價值。兩年後，白人在距離芝加哥市中心約30分鍾車程的南迪林（South Deering）設立了糾察線並埋設爆炸物，以迫使黑人離開。
當最終連恐怖主義也失效時，白人房主幹脆逃離這個社區。傳統的術語 white flight（白人逃亡），暗指一種偏好的自然表達。事實上，白人逃亡是社會工程的勝利，是由充滿了種族歧視認知的美國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出來的完美成果。因為即使一個非種族主義的白人家庭認為，無論是從原則還是實際來說，融合可能並不那麽糟糕，他們仍然不得不與美國住房政策造成的嚴酷事實作鬥爭：當20世紀中期的白人房主聲稱比爾和黛西·邁爾斯的存在降低了他的房產價值時，他不僅僅是在信奉種族主義教條，他也準確地觀察到了聯邦政策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在黑人居住的地方，紅線的做法破壞了任何投資的可能性。
在北朗代爾和黑人聚居區邊緣的投機者，知道可以從白人的恐慌中賺錢。他們采取了“破壞街區”的辦法 —— 在街區變成黑人區之前，誘使白人廉價出售。他們會雇一個黑人婦女推著嬰兒車在街上來回走動。或者他們會雇人在附近打電話尋找“Johnny Mae”（【注】明顯的黑人名字）。然後，他們會勸說白人以低價出售，告訴他們，搬進來的黑人越多，他們的房子價值就越低，所以最好現在就賣掉。有了這些白人的房子，投機者就轉向作為大遷徙的一部分向北湧入的大量黑人，或者急於逃離貧民區的人：投機者會把他們剛剛通過破壞街區廉價買來的房子，按合同賣給黑人。
為了維持付款和供暖，克萊德·羅斯在郵局做了第二份工作，然後做了第三份送比薩的工作。他的妻子在Marshall Field’s（【注】一家高端百貨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不得不讓他的一些孩子退出私立學校。他無法在家指導孩子或幫助他們做家庭作業。羅斯想給孩子們的錢和時間，卻都被白人投機者賺去了。
“問題就是錢，”羅斯告訴我。“沒有錢，你就不能搬家。你不能給孩子好的教育。你不能給他們正確的食物。不能使房子看起來很好。他們認為這個社區就是他們應該去的地方。這改變了他們的前景。我的孩子曾經去這個社區最好的學校，但我沒辦法讓他們留在那裏。”
40年代中期，馬蒂·劉易斯（Mattie Lewis）從她的家鄉阿拉巴馬州來到芝加哥，當時她21歲，是被一個朋友勸說來的，朋友告訴她可以找到一份美發師的工作。但她卻被西部電氣公司錄用，在那裏工作了41年。我是在她的鄰居艾瑟爾·韋瑟斯龐（Ethel Weatherspoon）的家裏見到她的。她們兩人都在北朗代爾擁有房屋超過50年了。兩人的房子都是按合同買的。兩人都曾與克萊德·羅斯一起積極參與“合同購買者聯盟”的工作，向在北朗代爾經營的合同賣家、支持該計劃的銀行、甚至聯邦住房管理局爭取賠償。傑克·麥克納馬拉（Jack Macnamara）也加入了我們，他在1968年“合同購買者聯盟”成立時就是該聯盟的組織者之一。我們的聚會有一種重逢的感覺，因為作家詹姆斯·艾倫·麥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早在1972年就在《大西洋月刊》上介紹了“合同購買者聯盟”的情況。
韋瑟斯龐是1957年買的房子。“大多數白人開始搬走，”她告訴我。“‘黑人要來了。黑人要來了’。他們真的這麽說。他們掛起了牌子：不要賣給黑人。”
在搬到北朗代爾之前，劉易斯和她的丈夫在看到西塞羅的一個售房廣告後，試圖搬到那裏。“對不起，我今天剛賣掉它，”房地產經紀人告訴劉易斯的丈夫。“我告訴他，‘你知道，他們不希望你去西塞羅，’” 劉易斯回憶說。“他們不會讓任何黑人進入西塞羅。 ”
1958年，這對夫婦用合同方式在北朗代爾買了一套房子。他們對這種不公平現象並不盲目。但出生在吉姆·克勞時代的劉易斯認為美國的海盜行為——黑人不斷製造，白人不斷奪取——是自然現象。“我所想要的就是一棟房子。這是我能得到它的唯一途徑。當時他們不給黑人貸款，”她說。“我們想，‘事情就是這樣的。我們隻能一直做下去，直到我們死去，而他們永遠不會接受我們。事情就是如此。’
“你要買房的唯一方法是按他們的要求去做，”她繼續說。“我決心為自己買一套房子。如果其他人都能有一個，我也想有。我曾為南方的白人工作。我看到這些白人在北方是如何生活的，我想，‘有一天我也要像他們一樣生活’。我想要櫥櫃和所有這些其他人擁有的東西。”
白人逃離並非偶然 —— 這是種族主義社會工程的勝利。
每當她拜訪白人同事的家時，她都會看到不同之處。“我看得出來我們被騙了，”她說。“我會看到一些東西，然後我會說，‘我想在我家做這個。’他們會說，‘做吧’，但我會想，‘我做不到，因為我們做代價會高得多。’ ”
我問劉易斯和韋瑟斯龐，他們是如何做到按時付款的。
“你付了款，然後繼續不停地工作，”劉易斯談到合同時說。“到了付款的時候，你知道你必須付。”
"你減少用電。減少你的食物支出，"韋瑟斯龐插話說。
艾瑟爾·韋瑟斯龐在她位於北朗代爾的家中。她說，在她於1957年買下它之後，"大多數的白人開始搬走"（Carlos Javier Ortiz）
“你在孩子身上減少開支，這是主要的支出，”劉易斯說。“我的老大想成為一名藝術家，我的另一個孩子想成為一名舞蹈家，還有一個想學音樂。”
像羅斯一樣，劉易斯和韋瑟斯龐保住了他們的房子。該訴訟沒有為他們贏得任何報酬。但它迫使合同賣家坐到了談判桌前，他們允許“合同購買者聯盟”的一些成員轉為正常的抵押貸款，或者幹脆直接拿下了他們的房子。但那時，他們已經被騙了數千美元。在與劉易斯和韋瑟斯龐的交談中，我看到的隻是部分情況 —— 極少數人設法保住了他們的房子。但是，相對於我們所有特別優秀的人，相對於每一個巴拉克·奧巴馬和米歇爾·奧巴馬，相對於每一個艾瑟爾·韋瑟斯龐或克萊德·羅斯，相對於每一個黑人幸存者，成千上萬的人被毀了。
“很多人在中途就倒下了，”劉易斯告訴我。“一個女人問我是否願意保留她所有的瓷器。她說，‘他們不會驅逐你的。’ ”
不久前一個春天的下午，我在北朗代爾拜訪了老比利·拉馬爾·布魯克斯（Billy Lamar Brooks Sr.）。布魯克斯從年輕時參加黑豹黨開始就一直是個活動家，當時他幫助了“合同購買者聯盟”。我在他“更好的男兒基金會”（Better Boys Foundation）的辦公室見到了他，該基金會是北朗代爾的一個主要機構，其使命是引導當地的孩子不要混跡於大街上，而是進入職場或者大學。布魯克斯的工作是個人化的。1991年6月14日，他19歲的兒子小比利被槍殺。布魯克斯告訴我："這些人試圖持槍搶劫他，我懷疑他可能參與了一些事情......我一直想著他。每天如此。"
布魯克斯不是在街頭長大的，然而不可避免受到環境影響。“我每周去教堂三四次。通常那是女孩們去的地方” ，他說，並笑了起來。“嚴酷的現實仍然存在，你不能逃避生活，你得去上學。我住在這裏。我在馬歇爾高中上學。這邊是埃及眼鏡蛇幫（Egyptian Cobras），那邊是副領主幫（Vice Lords）。”（【注】埃及眼鏡蛇幫和副領主幫都是芝加哥20世紀50年代非常有名的黑幫組織。）
布魯克斯後來搬離了芝加哥西區，但他仍然在北朗代爾工作。“如果你有一棟好房子，住在一個好社區，那麽你就不太容易有暴力傾向，因為你的安全空間沒有被剝奪，”布魯克斯說。“你有一個安全的環境，不再需要什麽保護。” 但是，如果“你在這樣的地方長大，住房環境很糟糕，當公共住房被拆掉時，他們帶著那種幫派心態從高樓群來到了這附近。你什麽都沒有，所以你需要一些東西，即使它不真的是你的。你並不擁有街道，但在你心中，它就是屬於你的。”
我們走到他桌子後麵的一個窗口。一群年輕的黑人男子聚集在一幅紀念兩名黑人男子的巨大壁畫前，壁畫上寫著：以愛的記憶，1974年7月18日2012年3月2日，QUENTIN，又名“Q”。另一個人的名字和臉被一個敵對團體噴塗了。這些人喝著啤酒。偶爾會有一輛車駛過，開到這裏時減速至爬行速度，然後停下來。會有一名男子走近那輛車並進行交流，然後那輛車會開走。所有這些男人還是小男孩時布魯克斯就認識他們了。
“那是他們的角落，”他說。
我們看著另一輛車駛過來，短暫停頓，然後開走。“沒有尊重，沒有羞恥，”布魯克斯說。“他們平時就幹這些事。從這個小巷到那個角落。他們不會走得比這更遠。看到那個大哥了嗎？幾年前他幾乎死了。在後麵喝啤酒的那個......我認識他們所有人。他們之所以在這裏感到安全，是因為這棟樓，也因為他們太膽小了，哪裏都不敢去。但這就是他們的心態。這就是他們的街區。”
布魯克斯給我看了一張他曾執教過的一個少年棒球隊的照片。他一個個指給我看，哪些孩子進了監獄，哪些孩子死了，哪些孩子過得不錯。然後他指著他的兒子 —— “那是我的兒子，比利，”布魯克斯說。然後他邊思考邊大聲說出自己的疑問，在北朗代爾工作時把兒子留在身邊是否加速了他的死亡。“這是一種明確的聯係，因為他是我在這裏所做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我想也許我不應該將他暴露於這樣的環境。但再一想，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我希望他和我在一起。”
平權法案是為了增加“多樣性”嗎？如果是，那麽它隻與黑人的具體問題有些微的關係
演講結束後，約翰遜召集了一組民權領袖，包括受人尊敬的菲利普·倫道夫（A. Philip Randolph）和巴亞德·羅斯汀（Bayard Rustin），以解決“古老的暴行”。在一份戰略文件中，他們同意總統的觀點，即“黑人的貧困是美國貧困的一種特殊形式，而且特別具有破壞性”。但是，當談到如何具體解決“特別具有破壞性”的問題時，魯斯丁這組人又表示反對，他們更傾向於推進解決“所有窮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的計劃。
黑人所承受的掙紮使人們感覺在道德上有責任來解決更廣泛的不平等現象，這其實是源於同情心和實用主義。但這導致了模棱兩可的政策。例如，平權法案的確切目標一直是不確切的。是為了彌補堆積在黑人身上的罪行嗎？最高法院認為不是。在其1978年對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克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的裁決中，法院駁回了“社會歧視”的說法，稱其為“一種無定形的傷害概念，使得其影響範圍可能不受時間限製。”平權法案是否意味著增加“多樣性”？如果是，它隻是與黑人的具體問題有些微的關係 —— 黑人的具體問題是美國幾個世紀以來對他們的掠奪。
這種對平權法案目標的困惑，以及我們無法正視白人強加給黑人的劣勢的特殊曆史，可以追溯到該政策的起源。一位任職於約翰遜勞工部的人員這樣宣稱：“平權法案沒有固定和強硬的定義。平權法案是你為取得結果而必須做的任何事情。但這不一定包括優待。”
然而，美國是建立在對白人的優待之上的 —— 已有395年了。含糊地支持一種可愛的、感覺良好的多樣性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什麽作用。
今天，進步人士不願援引白人至上主義來解釋任何事情。在實際層麵上，這種猶豫來自於最高法院對20世紀60年代的改革所持的負麵看法。《選舉權法》已經被砍得差不多了。《公平住房法》很可能是下一個。平權法案也快結束了。用廣泛的階級鬥爭代替反種族主義鬥爭，進步人士是希望通過改變主題來組建一個聯盟。
種族回避的政治是誘人的。但記錄好壞參半。對有受撫養子女家庭的援助的最初主要受惠者是排除了黑人的——但到了1990年代，它被認為是對黑人的一種饋贈。《平價醫療法案》沒有提及種族問題，但這並沒有阻止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注】美國著名右翼電台主持人）將其譴責為賠償。此外，該法案的擴大醫療補助計劃，實際上是作為可選項實施的，這意味著前邦聯州的許多貧窮黑人無法從中受益。就像社會保障係統一樣，平價醫療法案最終將會擴大其覆蓋麵，覆蓋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在此之前，黑人將受到傷害。
“要讓一個新的WPA【注】項目擱淺，隻需要一些經過巧妙包裝的黑人男子靠在鏟子上抽煙的鏡頭。”社會學家道格拉斯·S·梅西（Douglas S. Massey）寫道：“掩蓋種族問題會導致糟糕的社會理論、糟糕的研究和糟糕的公共政策”。忽視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之一是建立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這一事實，假裝二元社會的問題與不受管製的資本主義的問題是相同的，是用國家謊言的罪過來掩蓋國家掠奪的罪過。這個謊言忽略了一個事實：減少美國的貧困和結束白人至上主義不是一回事。這個謊言也無視了這樣的事實：縮小“成就差距”對縮小“傷害差距”毫無幫助。黑人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仍然高於白人大學畢業生，而沒有犯罪記錄的黑人求職者隻能享有與有犯罪記錄的白人求職者大致相同的被雇用機會。
【注】WPA：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係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為解決當時大規模失業問題而建立的一個政府機構，是羅斯福新政時期（以及美國曆史上）興辦救濟和公共工程的政府機構中規模最大的一個。
芝加哥，就像整個國家一樣，接受了將美國黑人中精力最充沛、最雄心勃勃和最節儉的同胞置於社會之外的政策，並將他們作為合法盜竊的正當目標。其影響超出被搶劫的家庭，也包括目睹這一奇觀的社區。不要隻是想象克萊德·羅斯打三份工才能守住他的家。想一想他在北朗代爾的鄰居 —— 他們的孩子，他們的侄子和侄女 —— 想想看這對他們有什麽影響。想象一下，你作為一個年輕的黑人孩子，看著你的長輩按規則行事，但他們的財產卻被扔到了街上，他們最神聖的財產 —— 他們的家 —— 被奪走。
“他是一個溫和的人，”克萊德·羅斯談到他的哥哥時說。“你知道，他對每個人都很好。然後他開始發作，他無法控製自己。他們把他帶走了，因為他們認為他很危險。”
建於世紀之交的帕奇曼監獄，本該是對“黑人犯罪”問題的進步和改良主義的回應。而事實上，它卻成了密西西比州的古拉格，三角洲地區非裔美國人都害怕它。20世紀初，密西西比州州長詹姆斯·K·瓦爾達曼（James K. Vardaman）曾經將把黑人罪犯放到周圍的荒野中，並用獵犬追捕他們作為娛樂消遣。“在整個美國南方，”大衛·M·奧辛斯基（David M.Oshinsky）在他的《比奴隸製更糟糕》（Worse Than Slavery）一書中寫道，“帕奇曼農場是懲罰和殘暴的代名詞，它也的確是......帕奇曼是典型的刑罰農場，是內戰後依然存在的最接近奴隸製的東西。”
當羅斯一家去接溫特時，當局告訴他們溫特已經死了。羅斯一家要求得到他的屍體，帕奇曼當局說他們已經把他埋了。這家人從未見到溫特的屍體。
而這僅僅是他們的損失之一。
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在討論對於那些在美國建國和建設中付出勞動卻被排斥的人可能的賠償方式。20世紀70年代，耶魯大學法學教授鮑裏斯·比特克（Boris Bittker）在《黑人賠償案》中提出，賠償的大致價格可以通過將非裔美國人口數量乘以白人和黑人的人均收入差異來確定。在1973年比特克寫書時，這個數字為340億美元 —— 可以在一二十年內以每年投入一定資金到一個賠償計劃中的方式實現。今天，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查爾斯·奧格萊特裏（Charles Ogletree）主張采取更廣泛的措施：一個以種族正義為使命的就業培訓和公共工程計劃，但包括所有種族的窮人。
在慶祝自由和民主的同時，忘記了美國起源於奴隸製經濟，這就是點菜單式的愛國主義。
當我們想到白人至上主義時，我們隻會想到“僅限有色人種”的牌子，但我們應該想到海盜旗。
也許經過認真的討論和辯論 —— HR40建議的那種 —— 我們可能會發現，國家永遠無法完全補償非裔美國人。但是，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會發現很多關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 這也許正是嚇到我們的地方。賠償的想法嚇壞了我們，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可能缺乏支付能力。賠償的想法還威脅到更深層次的東西 —— 美國的遺產、曆史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美國早期的經濟是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的。國會大廈和白宮都是由奴隸建造的。詹姆斯·K·波爾克（James K Polk）總統在橢圓辦公室裏進行過奴隸交易。對“黑人病態”的哀歎，以及學者和知識分子對黑人家庭結構的批評，在一個以折磨黑人父親、強奸黑人母親、販賣黑人兒童為基礎的國家裏顯得蒼白無力。對美國與黑人家庭關係的誠實評估是，這個國家不是黑人家庭的養育者，而是其破壞者。
而這種破壞並沒有隨著奴隸製的結束而結束。歧視性的法律將公民權的平等負擔與公民權的不平等分配結合起來，這些法律在20世紀中期達到了頂點 —— 當聯邦政府通過住房政策製造貧富差距時。這種差距延續至今。當我們想到白人至上主義時，我們想到的隻是“僅限有色人種”的牌子，但我們應該想到海盜旗。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其實一直知道這一點。
約翰遜總統在其曆史性的民權演講中說：“黑人的貧困不是白人的貧困。”
它的許多原因和治療方法是一樣的。但也有差異 —— 深層的、腐蝕性的、頑固的差異 —— 其痛苦的根源輻射到社區、家庭，以及個人的本質。這些差異不是種族差異。它們完全是古代的殘暴、過去的不公正和現在的偏見所造成的。
我們援引傑斐遜和林肯的話，因為它們代表了我們的遺產和傳統。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認識到我們與過去的聯係 —— 至少在它們讓我們感到自豪的時候如此。但是，黑人曆史並沒有讓美國的民主感到自豪，相反，它鞭笞它。人們對賠償的普遍嘲笑是，這是由狂熱的左翼分子和智識淺薄的黑人民族主義者擬想的荒唐計劃。其實這是偽裝成笑聲的恐懼。黑人民族主義者一直認為美國有一些說不出口的東西，而融合主義者卻不敢承認 —— 那就是白人至上主義不僅僅是熱血煽動者的作品，也不僅僅是一種虛假意識，而是美國一個如此根深蒂固的力量，以至於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它的美國。
因此，我們必須想象一個新的國家。賠償 —— 我的意思是完全接受我們的集體曆史及其所帶來的後果 —— 是我們要正視自己必須付出的代價。康複中的酗酒者很可能不得不在他的餘生中與他的疾病一起生活。但至少他不是生活在一個醉酒製造的謊言中。賠償要求我們拒絕狂妄自大的陶醉，看到美國的本來麵目 —— 一個易犯錯誤的人類的作品。
賠償不會使我們分裂嗎？不會使我們更分裂，因為我們已經分裂了。貧富差距隻是給我們感受到但卻無法說出口的事情加上了一個數字 —— 美國的繁榮是不義之財，其分配是有選擇性的。現在需要做的是揭開家醜，解決舊鬼。我們還需要做的是，治愈美國人的心靈，讓白人獲得救贖。
我所說的不僅僅是對過去不公正行為的補償 —— 不僅僅是施舍、報答、封口費或不情願的賄賂。我所談論的是一種將導致精神複興的全國性清算。賠償將意味著我們不再會在7月4日一邊大啃熱狗一邊否認我們的遺產的事實。賠償將意味著不再會有人高呼“愛國主義”的同時卻揮舞著邦聯旗幟。賠償將意味著美國意識的一場革命，意味著我們作為偉大的民主化推動者的自我形象與我們的曆史事實互相一致。
曆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他2005年出版的《戰後》一書中寫道，“剩下的人，分為兩種。一種（大約2/5的受訪者）是，他們認為隻有‘真正犯了事的人’才有責任，應該賠償，還有一種人（21%）認為‘猶太人自己對他們在第三帝國期間發生的事情負有部分責任。’ ”
德國不願意正視自己的曆史，並不僅僅反映在民意調查上。那些建議除了希特勒以外社會也應對大屠殺負責的電影被禁止。艾森豪威爾總統聲稱，“德國士兵為他的祖國勇敢地、光榮地戰鬥”，為日耳曼民族神話背書。朱特寫道：“在整個50年代，西德官方鼓勵人們對德國的過去有一個舒適的看法，認定德國國防軍是英雄，納粹隻是少數，而且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戰後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讚成賠償，但他自己的政黨存在分歧，他隻有在獲得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的讚成投票下，才得以使協議獲得通過。
大衛·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說：“如果我可以不和德國人坐下來談哪怕一分鍾，而是用吉普車和機槍進去奪取德國人的財產，我就會這麽做。”
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中，賠償引發了從譴責到暗殺陰謀的激烈而惡毒的反應。1952年1月7日，當以色列議會召開會議討論與西德達成賠償協議的前景時，以色列未來的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站在一大群人麵前，對這個掠奪其人民的生命、勞動和財產的國家高聲抨擊。貝京聲稱，所有德國人都是納粹，都犯有謀殺罪。他的譴責進而波及到他自己年輕的國家。他敦促群眾停止繳稅，並聲稱新生的以色列國家將是否接受賠償的鬥爭定性為“生死之戰”。當得知看守集會的警察攜帶的催淚瓦斯據稱是德國製造時，貝京大喊：“就是同樣的毒氣讓我們的父母窒息！”
貝京隨後帶領人群發誓永不忘記納粹浩劫的受害者，以免“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的舌頭貼於上膛”（【注】《聖經·詩篇137：5-6》）。他帶著人群穿過街道走向以色列議會。警察在屋頂上用催淚瓦斯和煙霧彈驅趕人群。但風向變了，毒氣又吹向以色列議會，透過被石塊砸碎的窗戶滾滾而來。在混亂中，貝京和總理大衛·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相互辱罵。200名平民和140名警察受傷。近400人被逮捕。議會的工作被停止了。
接著，貝京在會議廳發表了激昂的演講，譴責立法機構即將采取的行動。他說：“今天你們逮捕了幾百人，明天你們可能會逮捕數千人。不管你們怎麽做，他們都會去，他們會坐在監獄裏。我們將和他們一起坐在那裏。如果有必要，我們將和他們一起被殺。但也絕不能要來自德國的任何‘賠償’。”
大屠殺幸存者擔心這是用金錢洗白德國的聲譽，並以此替代對死者的記憶。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複仇的味道。從愛沙尼亞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 of Estonia）中幸存下來的梅爾·德沃澤基（Meir Dworzecki）說：“如果我知道會有600萬德國人死亡，以抵[死去的]600萬猶太人，我的靈魂才會得到安寧。”
本·古裏安反駁了這種情緒，但並不是反對複仇，而是出於冷靜的計算。“如果我可以不用和德國人坐下來談哪怕一分鍾，而是開著吉普車，拿著機關槍，進入倉庫，拿走德國財產，我會這麽做 —— 比如，我們能派一百個師告訴他們，‘我們要帶走它’。但我們做不到。”
賠償談判引發了以色列激進分子的炸彈行動浪潮。一次是針對特拉維夫（Tel Aviv）的外交部。另一次是針對阿登納總理本人。還有一次是針對海法（Haifa）港，用賠償金購買的貨物正在運抵那裏。西德最終同意向以色列支付34.5億德國馬克，以今天的美元計算超過70億美元。隨之而來的是個人賠償要求 —— 心理創傷、侵犯猶太人榮譽、法律職業中斷、人壽保險、在集中營度過的時間。17%的資金用於購買船隻。以色列曆史學家湯姆·塞格夫（Tom Segev）在他的《七百萬》一書中寫道：“到1961年底，這些賠償船占了以色列商船隊的2/3。從1953年到1963年，賠款資金占了以色列電力係統總投資的1/3，容量擴大了兩倍，還占了鐵路總投資的近一半。”
在簽訂協議的12年間，以色列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兩倍。以色列銀行將這一增長的15%以及45000個工作崗位歸功於用賠償金進行的投資。但塞格夫認為，其影響遠不止這些。他寫道，賠償“具有無可爭議的心理和政治重要性”。
賠償不能彌補納粹犯下的謀殺罪。但它們確實啟動了德國對自己的清算，也許還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如何使自己名符其實提供了一張路線圖。
這是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曆史上，第一次創造了一個先例，一個大國僅僅出於道義壓力就承擔起對前一屆政府的受害者進行賠償的責任。一個在歐洲各國遭受了數百年迫害、壓迫、搶劫和掠奪的民族的曆史上，迫害者和掠奪者不得不歸還其部分戰利品，甚至承諾進行集體賠償作為對物質損失的部分補償，這是第一次。
不僅僅是道義壓力要求美國進行賠償。我們不能逃避我們的曆史。我們對醫療保健、教育、住房和經濟不平等等重大問題的所有解決方案都被那些不能言說的東西阻擾著。克萊德·羅斯告訴我：“黑人現在如此落後的原因不是因為現在，而是因為那個時候。” 2000年代初，查爾斯·奧格萊特裏前往俄克拉荷馬州的塔爾薩（Tulsa）會見了1921年種族騷亂的幸存者，那次騷亂摧毀了“黑人華爾街”。對他們來說，過去並不是過去。奧格萊特裏告訴我：“看到這些殘廢的、失明的、坐著輪椅的黑人婦女和男子，真是令人驚訝。我不知道他們是誰，為什麽他們要見我。他們說，‘我們希望你在這場訴訟中代表我們。’ ”
俄克拉荷馬州立法機構授權的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證實了那場暴亂的確發生過，而這份報告多年來一直被掩藏著。但這場訴訟最終於2004年失敗了。迄今為止，類似的針對美國企業的訴訟也都失敗了，比如針對安泰保險（Aetna，為奴隸投保）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其共同創辦的合夥人擁有奴隸）等公司提起的訴訟。這些結果令人沮喪，但賠償活動人士指控國家所犯的罪行涉及的不僅僅是幾個城鎮或公司。這項罪行指控的是美國人民自己，在每一個層麵和幾乎每種形式中都存在。一項涉及全體美國人的罪行，應該在代表他們的立法機構中得到聽證。
約翰·科尼爾斯的HR 40是該聽證會的載體。沒有人能夠知道這樣的辯論會產生什麽結果。也許沒有一個數字能完全反映出美國黑人數世紀以來的被掠奪情況。也許這個數字大到無法想象，更不用說計算和分配了。但我相信，公開討論這些問題與可能產生的具體答案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一個詢問它對其最脆弱的公民有什麽虧欠的美國是在進步的，也是有人性的。一個故意無視的美國不僅忽視了過去的罪過，而且忽視了現在的罪過和未來一定會發生的罪過。比對任何非裔美國人開出的任何一張支票都更重要的是，賠款的支付將代表美國從童年純真的神話中走向成熟 —— 具備了與其創始人相稱的智慧。
2010年，那時還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的雅各布·S·魯格（Jacob S. Rugh）和社會學家道格拉斯·S·梅西（Douglas S. Massey）一起發表了一份關於當時的止贖危機的研究報告。在其驅動因素中，他們發現了一個宿敵：種族隔離。黑人購房者 —— 即使在控製了信用度等因素之後 —— 仍然比白人購房者更有可能被引向次級貸款。美國政府數十年的種族主義住房政策，以及美國企業數十年的種族主義住房做法，共同作用將非裔美國人集中在同一社區。就像半個世紀前的北朗代爾一樣，這些街區充滿了被主流金融機構隔絕的人。當次級貸款人去尋找獵物時，他們發現黑人像圍欄裏的鴨子一樣等待著。
“富國銀行（Wells Fargo）抵押貸款有一個專門針對黑人教會的新興市場部門。”
魯格和梅西寫道：“高度的種族隔離為次級貸款創造了一個自然的市場，並導致風險較高的抵押貸款，從而導致止贖權不成比例地積累在種族隔離城市的少數民族社區。”
過去的掠奪使現在的掠奪更有效率。美國的銀行明白這一點。2005年，富國銀行推出了一係列財富建設戰略研討會，自稱是“全國領先的少數族裔客戶住房貸款發放機構”，邀請黑人公眾人物參加，打造教育黑人如何創造“世代財富”的表麵形象。但是，“財富建設”研討會是盜竊財富的一個幌子。2010年，司法部對富國銀行提起歧視訴訟，指控該銀行不管黑人的信用狀況如何，將他們都分流到掠奪性貸款中。這不是魔法、巧合或不幸。它是種族主義的具體物化。據《紐約時報》報道，宣誓書發現貸款官員將黑人客戶稱為“泥人”，將他們的次級抵押貸款產品稱為“貧民窟貸款”。
前富國銀行貸款官員貝絲·雅各布森（Beth Jacobson）告訴時報：“我們就直接去找他們。富國銀行抵押貸款部有一個專門針對黑人教會的新興市場部門，因為它認為教會領導人有很大的影響力，可以說服教徒們接受次級貸款。”
2011年，美國銀行同意支付3.55億美元來了結對其鄉鎮單位部門的歧視指控。第二年，富國銀行以超過1.75億美元的價格了結了其歧視訴訟。但是，損害已經造成了。2009年，在巴爾的摩，業主在2005年至2008年期間獲得富國銀行貸款的房產有一半是空置的；其中71%的房產位於以黑人為主的社區。
讓敗等這幫政客去賠償就可以了。百姓不夠格。
賠償，應該是獲得利益者。我們華人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