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無罪之門”
紐約中央公園110街上靠近東北角的一個大門邊的矮牆上刻著“無罪之門”（Gate of the Exonerated）。攝影：溪邊愚人
紐約中央公園110街上在馬爾科姆-X大道（Malcolm X Boulevard）和第五大道之間的大門，是公園幾十個入口中為數不多有自己“名字”的一個。大門邊矮矮的石牆上，刻著“無罪之門”（Gate of the Exonerated）幾個字。門內的牌子上說明，命名“無罪之門”的意義是向所有被錯誤定罪的人致敬，而選擇這個地點絕對是為了紀念30多年前的一起著名冤案主角 —— 被錯誤定罪為毆打強奸一名女性慢跑者的“中央公園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
中央公園所有大門的名稱都是特意寬泛的，如“工匠之門”、“商人之門”，“發明家之門”，“陌生人之門”，“婦女之門”，等等，都不是以某個人的名字來命名。公園管理者們曾經說明，命名的名字應該“代表全體人民”，並“對每個公民給予尊重的歡迎”。
命名一個中央公園的大門是一件大事。“無罪之門”是自19世紀公園最初原始設計的一批有名字的門之後，150年來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被命名的大門。2022年12月12日，紐約中央公園保護協會全體成員投票一致通過了這個命名。
如此做，是為了承認一個巨大的錯誤 —— 以刻入岩石的方式。公共藝術史學家米歇爾·H·鮑嘉（Michele H. Bogart）說：“這是在官方層麵的自我鞭撻。”
蒙冤入獄
這個巨大的錯誤，始於1989年4月19日的夜晚。當晚，在中央公園慢跑的投資銀行家特麗莎·梅裏（Trisha Meili），在園內遭到了嚴重毆打和強奸，幾乎喪命，現場慘不忍睹。第一個到現場的警察說他從來沒看見過有人被打得這麽慘，梅裏看上去像是經曆了酷刑。因為梅裏被毆打得麵目全非，她所戴的項鏈是她朋友唯一能夠用來確認她身份的東西。梅裏雖得以幸存，但因為嚴重創傷造成的失憶，她12天後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時，對整個事件沒有一點點記憶。
特麗莎·梅裏案發時穿的衣服成了血衣。（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當晚中央公園還有其它案子，有不少去做晚間鍛煉的人被毆打或搶劫，甚至有多名受害者被毆打至昏迷。警察去公園時，有幾十個青少年在中央公園其餘幾個案發現場，其中有人參與了騷擾和襲擊。警方逮捕了幾個人，趕走了所有人。正是警方的及時介入把時間線的範圍壓縮了，造成理論上作案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回於梅裏案和其它案子的作案現場。
其餘案子無論是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都有比較清晰的線索，隻有梅裏案，除了作案地點外，其它信息是一無所有，而這個地點離其它案件現場還很遠。可惜警方不是另外尋找線索，而是主觀地認為一定是所有案子都是同一批人做的，哪怕時間線上完全無法解釋。
梅裏案成為當時所有媒體的焦點，轟動全國，給警方和檢方帶來很大壓力。隨後幾日，警方共逮捕了大約20人。在逮捕後的審訊中，有6人在警方的威逼利誘下承認參與或旁觀了梅裏案，但事後他們都推翻了自己先前的供詞，說是被警察逼供的。
事實上，警方采取了多種手段進行逼供，包括長時間不允許吃喝、睡覺等，對這幾個孩子分別連續審訊了14-30小時不等。其間，沒有一個人得到律師的幫助。有幾個孩子甚至是在未征得家長同意，就在沒有家長陪同的情況下被審問。而且他們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招供”的：你朋友已經把你供出來了，你也說真話吧，說了就可以回家了，然後就把警察需要的話“喂”給他們，讓他們招供。他們事後才知道，每一個人都被審訊警官騙別人先說了。而在長時間的逼供之後，回家對他們來說是最為誘人的。薩拉姆說，一個偵探騙他說受害者的衣服上有指紋，如果他的指紋與之相符，他將被指控犯有強奸罪，而當時他聽見隔壁房間裏懷斯在挨打。“他們過來盯著我說：‘你知道你就是下一個。’”這種恐懼使得他感覺自己不可能免罪，才承認他在梅裏強奸案現場。
雖然這五人在整個案子的審判、服刑期間都堅持自己的清白，非常荒唐的是，法官居然允許把他們不再承認的供詞作為法庭證據，甚至，薩拉姆既沒有錄像，也沒有在早先的書麵聲明上簽字，而法院在最後裁定時仍然接受那份書麵聲明作為審判的證據。而檢察官在開庭辯論時就強調主要證據就是他們的供詞。
Netflix推出4集連續劇《當他們看見我們》時，《紐約時報》采訪了“中央公園五人”的五個原始人物和在連續劇中分別扮演他們的演員，並發文：“中央公園五人：‘我們隻是小男孩’”。此合影中上排為原始人物，中、下排為演員。上排從左至右分別為：安特隆·麥克雷（Antron McCray），凱文·理查德森（Kevin Richardson），雷蒙德·桑塔納（Raymond Santana），尤瑟夫·薩拉姆（Yusef Salaam）和科裏·懷斯（Korey Wise）。中排從左至右為阿桑特·布萊克（Asante Blackk）和卡萊爾·哈裏斯（Caleel Harris）。下排從左至右為伊桑·海瑞斯（Ethan Herisse），傑瑞爾·傑羅姆（Jharrel Jerome）和馬奎斯·羅德裏格斯（Marquis Rodriguez）。
最終，有五名黑人、拉丁裔青少年因梅裏案被起訴並定罪，分別服刑6至13年。這五人就成了著名的“中央公園五人”。他們分別是15歲的安特隆·麥克雷（Antron McCray）和尤瑟夫·薩拉姆（Yusef Salaam），14歲的凱文·理查德森（Kevin Richardson）和雷蒙德·桑塔納（Raymond Santana）以及16歲的科裏·懷斯（Korey Wise）。（當初認罪參與梅裏強奸案的第6人史蒂文·洛佩茲（Steven Lopez）的庭審被安排得比較晚。後來洛佩茲對其他案件的較輕指控表示認罪，並獲得減刑，沒有因為梅裏案被審判。）
真相大白
這五個男孩中，16歲的懷斯是唯一一個被以成人身份審判的，定罪也最重。但是，懷斯本不是嫌疑人，隻是警察來逮捕他的朋友薩拉姆時，他們倆正在一起。懷斯為了給朋友一點道義上的支持，主動陪著一起去警察局。結果懷斯也被審問，最後還被指控並定罪，在成人監獄服刑12年，何其荒唐。
然而，正是懷斯遭遇的這樁荒唐判決，竟然給該案帶來了戲劇性的大翻轉。
2001年，懷斯在獄中偶然遇上了梅裏案的真正作案者馬蒂亞斯·雷耶斯（Matias Reyes）。當時雷耶斯因多個強奸和謀殺案已經被判無期徒刑。可能是良心發現，與懷斯相遇後，雷耶斯沒有告訴懷斯就主動向官方供認：他才是梅裏案的作案人。
梅裏案發生後，當時媒體報道說沒有一個嫌犯的DNA與犯罪現場的DNA相符。（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羅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任命了一個團隊再次調查梅裏案。結果，不僅雷耶斯的DNA與作案現場精子的DNA相符，雷耶斯還提供了一些未經警方公開的，隻有當事人才可能知道的作案細節。另外，案件的某些細節也排除了多人作案的可能。調查小組得出結論：證據表明，雷耶斯是梅裏案的真正凶手，也是唯一的作案人。
至此，一件事情清晰了：梅裏案是一個單獨的案子，與當晚公園裏其它地方的案子無關。檢方這時也意識到，如果當初就給這樣的思維一個考慮空間，應該很有理由懷疑在梅裏案後不久因其它案子被捕的雷耶斯就是梅裏案的嫌犯：雷耶斯已經認罪的幾個案子，與梅裏案在案件性質、作案方式和作案地點上都極為接近，特別是其中一個作案細節 —— 他用被害人的衣服捆綁被害人的捆綁方式獨一無二 —— 都證明了這些案子是同一個人。而梅裏是雷耶斯那周在公園裏毆打和強奸的第二個女人。
尤其難以原諒的是，參與梅裏案的一個警探也參與了調查雷耶斯的另外一個案子，兩案都有DNA和其它類似證據，但警方卻硬是把梅裏案歸罪於五個無辜的少年，而放過了就在眼前的真凶。
美國的失敗
根據《紐約時報》的事後調查，這5個青少年所有有關梅裏案的供詞都矛盾百出，與警察在現場收集的證據也不符。但是，他們對當晚其他案件的描述卻大致準確。這說明他們至少是旁觀了那些襲擊。他們是否參與，沒有足夠的證據。最關鍵的是，無論是哪個案子，這幾個人都沒有DNA或衣服上有血跡等任何物理證據。
這裏隻說一件事就可看出警方不可原諒的不公正：這幾個嫌犯的DNA均與犯罪現場收集到的DNA不匹配，連媒體都知道這個結果，警方的報告上卻說成是“不確定”。
因為警方、檢方處理這些案子的整個過程是一塌糊塗，所以在雷耶斯認罪後，檢方認為公平的做法是撤銷所有指控。
2002年，“中央公園五人”被除罪。2014年，他們與政府達成和解協議，5人共收到4100萬美元的賠償，但紐約市政府依然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尤瑟夫·薩拉姆（Yusef Salaam）的媽媽堅信自己的兒子沒有犯罪，她一直穿著一件印有“Yusef Salaam是無辜的”的T恤。案子原判被推翻那天，她驕傲地敞開大衣，露出裏麵的T恤。兒子服刑期間，她每周三次去看他，從未間斷。監獄在靠近與加拿大交界的地方，那可是開車單程要幾個小時的路程。她也是命名“無罪之門”的主要推動人之一。（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中央公園五人”後來都不同程度地投身於推動司法改革，他們捐款，發表演講，以各種形式親力親為去做。2017年，紐約州通過了一個司法改革的法律，內容包括警察審訊嫌犯時必須全程錄像。“中央公園五人”對此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在獄中讀完大學課程的薩拉姆貢獻尤其大（五人中大多在獄中完成了本科或大專學曆，但監獄中這個項目被取消後，在獄中拿學位受到了很大的限製）。他在2016年還因長期推動司法改革的努力獲得奧巴馬總統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真相大白後，人們這樣檢討對五個孩子的錯誤定罪：辯護律師的工作失敗了，警察的工作失敗了，檢察官失敗了，法官失敗了，陪審團失敗了（有陪審員不同意判罪，但最後迫於其他陪審團員的壓力同意了），司法係統失敗了，政府失敗了，媒體失敗了。
在這樣的一個整體性的失敗中，個體也一敗塗地。家長也失敗了：有兩三個孩子最後錄口供時，家長是在場的，但卻不懂得如何保護孩子，隻有一個孩子的媽媽阻止了口供。而有一位家長甚至還鼓勵自己孩子認罪，最後聽從了的孩子自此一直不肯原諒家長。
一句話，我們整個社會都失敗了。
普利策獎網站所列獲獎的歌劇《中央公園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
從那時起，社會一直試圖理解並彌補這個無法挽回的失敗。以“中央公園五人”為主題的影視作品不斷出現：一部2012年的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一部同名的2019年的普利策獲獎歌劇，還有一部2019年的Netflix 4集連續劇《當他們看見我們》（When They See Us）。
這一次，命名他們當初進出中央公園的大門為“無罪之門”，隻是試圖從這一事件中學習、補償的最新的一個努力。
媒體的失敗
可以說，從一開始，媒體就在這個全麵的失敗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019年，Netflix的連續劇《當他們看見我們》上線時，現已故世的時任《紐約時報》記者吉姆·德懷爾（Jim Dwyer）在時報發表了一篇標題為《真實的故事是：一個恐懼中的城市如何殘害中央公園五人》的反思文章。1989年，德懷爾曾參與了中央公園強奸案的原始報道（當時他供職於《紐約新聞報》（New York Newsday）），後來又在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中出鏡當評論員。德懷爾在其反思文章中將這個案子與他後來參與報道的911和伊拉克戰爭這樣做比較：
這是一個當時最大的故事，一個為墮落的底線創造了新低的案子。
這些男孩是恐怖的化身，是這座城市的宣戰理由，就像伊拉克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在多年後對這個國家而言一樣。這兩個故事都是錯誤的。
易犯錯誤是人類的天然弱點，來自公共生活的許多方麵的人都沒有做好他們的工作，包括像我這樣的記者。
德懷爾這一宏觀敘述的角度正中要害。隻是，真正看清這一點的人有多少呢？
1989年中央公園慢跑者強奸案案發後一些媒體的報道，所用語音從“狼群”、“野蠻”等不斷升級到要求死刑，而這些報道很少將肇事者描述為“涉嫌”。（《紐約客》視頻截屏。）
《當他們看見我們》上映後，“中央公園五人”之一薩拉姆感慨道：這個事件很大，但他們個人很渺小。他說：“我這樣說是因為，當我們被認定為無罪時，並沒有像最初幾周內他們認為我們有罪時那樣出現海嘯般的媒體報道。刑事司法係統說，在證明有罪之前，你是無罪的。但如果你是黑人或棕色人種，你就是有罪的，必須證明自己無罪。而我認為這就是區別，也就是經常被談到的兩個美國。有這麽多的組成部分是靠不住的。”
當然，媒體也不是所有聲音都一致。梅裏案認罪的6個人的信息公開後，媒體發現他們大多來自經濟上有保障的穩定家庭，而且都沒有犯罪記錄。警察也排除了毒品等因素。當年4月26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文章，警告人們要謹慎下結論，並質疑為什麽這樣“素質良好的年輕人”可能犯下這樣的“野蠻”罪行。
隻是，當時的環境裏，這樣理性的聲音幾乎完全被淹沒了。
川普贏了
那時，最響亮的噪音正是尚未出名的川普發出的尖叫。
1989年5月1日，在中央公園慢跑者強奸案案發10天後，當時在紐約地區以外還並不廣為人知的房地產開發商唐納德·川普，在紐約市四家主要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呼籲恢複謀殺罪的死刑。媒體估計該廣告花費了85,000美元（相當於2021年的186,000美元）。
川普1989年在《紐約時報》上做的廣告。
在一個擠滿人的新聞發布會上，川普說：“你最好相信，我恨那些帶走這個女孩並殘忍地強奸她的人。你最好相信這一點。”
川普在廣告中說：“我要恨這些歹徒和殺人犯。他們應該被迫受苦......是的，科赫市長，我要恨這些殺人犯，我永遠都要恨......我們偉大的社會怎麽能容忍瘋狂的失足者繼續殘害其公民？必須告訴罪犯，當他們對我們安全的攻擊開始時，他們的公民自由就結束了！”
當時，CNN的拉裏·金（Larry King）節目采訪了川普。拉裏問川普是否承認他的廣告很具煽動性，川普堅決否認，並說：“我們社會的問題是，受害者一點權利也沒有，而罪犯有難以置信的權利。令人難以置信的權利！我說這必須停止。這就是為什麽我投放這廣告。”多年以後，《時代周刊》上奧利維亞·B·韋克斯曼（Olivia B. Waxman）的一篇專欄文章指出，川普當年的廣告就是一封公開信，他“認為政客們過度關注了公眾對警察暴行的呼聲 —— 例如80年代中期紐約警察開槍打死一名殘疾老年黑人婦女。”，這封信“在塑造公眾對該案件的看法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
曾在2002年重新調查梅裏強奸案時免費為“中央公園五人”提供法律服務的紐約資深民權律師邁克爾·沃倫（Michael Warren）確信，川普的廣告在確保定罪方麵發揮了作用。他說：“他毒害了許多紐約人的思想，……，盡管陪審員聲稱他們可以公平公正，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或他們的家人，自然有影響力，絕對會受到廣告中煽動性言論的影響。”
很多東西都必須與當時當地的背景聯係起來才能真正懂得。當時的大環境就是紐約市犯罪率太高了，尤其是黑人社區，社會的共識就是要嚴懲罪犯。那時流行的一句話是：最危險的物種是年輕的黑人。（The most dangerous species is young black man.）在這種背景下，川普廣告的影響力不容低估。
當時“中央公園五人”都上了電視鏡頭，他們的姓名和地址也都被公布了。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已經生活在恐懼之中。薩拉姆說，在報紙刊登了川普的整版尖叫後，他和他的家人收到了更多死亡威脅。他說：“如果這是20世紀50年代，那些來自這個社會黑暗地方的人 —— 他們想要那種病態的正義 —— 肯定會來到我們家，把我們從床上拖下來，在中央公園的樹上吊死我們。這將類似於他們對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的所作所為。”
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是一名生長於芝加哥的黑人男孩。1955年，14歲的他去密西西比州的叔叔家度暑假，結果在當地被綁架、折磨並處以私刑，因為他被指控在一雜貨店裏冒犯了一名白人婦女店員。他被謀殺的殘酷性和凶手被無罪釋放的事實，引起了人們對美國長期以來暴力迫害黑人的曆史的關注。蒂爾之死後來成為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主要導火索之一。上圖為埃米特·蒂爾生前與死後容貌對照。圖片來源：埃米特·蒂爾紀念委員會。
也是五人之一的麥克雷說，當年案子審判期間，他們走進法院的時候，很多示威者在那裏高呼“強奸犯”、“你這個畜生”和“你不配活著”……，“那感覺就像整個世界都在憎恨我們。”
川普登廣告時，梅裏案剛剛開始調查。六個男孩被指控，但還沒有任何人被定罪。如果說川普的廣告不能直接被理解為他是要懲罰這幾個男孩，而隻是要懲罰罪犯的話，那麽到了2002年，真相大白，“中央公園五人”被洗脫罪名後，川普卻依然堅決否認他們是無罪的，就不得不問一句到底是為什麽了。川普2014年還在《紐約每日新聞》發文稱，政府與“中央公園五人”的和解協議是一種“恥辱”。究竟該如何理解在已經確認該案另有真凶的情況下，川普依然不肯放過這“中央公園五人”的原因？
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的電影海報，畫麵意喻法律的天平並不是公平的，“中央公園五人”分明處於劣勢。
這讓我想起五人之一的理查德森在《當他們看見我們》上映後時說的話：“這就是為什麽我喜歡《當他們看到我們》這個標題：當他們看到我們這些黑人和棕色人種時，我們已經從我們的皮膚顏色中得到了評判。”
理查德森還說：“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們是這個事件的幸存者，我們不希望看到另一個“中央公園五人”；我們不想看到另一個斯科茨伯勒男孩們（Scottsboro Boys），我們不希望看到另一個埃米特·蒂爾。”
斯科茨伯勒男孩們（Scottsboro Boys）：1931年，九名13-20歲的黑人青少年在阿拉巴馬州被錯誤地指控強奸兩名白人婦女。這一事件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係列法律案件涉及種族主義和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這些案件包括在犯罪嫌疑人被起訴前的私刑暴徒、全白人陪審團、倉促的審判和破壞性的暴徒。此案通常被引為美國曆史上司法體係中法律不公正的又一個例子。上圖攝於九名男孩被捕後的第二天。
薩拉姆說，在監獄的經曆令他倍受侮辱，留下了終生的創傷。但是，2015年6月川普宣布決定競選總統的消息才更讓他震驚。他說：“看到他沒有改變他作為一個充滿仇恨的人的立場，看到他沒有改變他煽動人們的立場，看到他仍然是同一個人，而且在許多方麵他已經完善了他作為頭號煽動者的意識，我很害怕。”“我想了一下：如果唐納德·川普當上總統，這個國家會是什麽樣子？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知道2020年1月6日國會山暴動發生時，薩拉姆是什麽感受？
拒絕反省
時報記者德懷爾，曆史學家克雷格·史蒂文·懷爾德（Craig Steven Wilder）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教育記者林內爾·漢考克（LynNell Hancock）都以專家學者或評論員身份參與了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的製作。他們在影片中的分析都非常犀利。
德懷爾說：“梅裏案糾正判決時的社會反應比當初錯判時更糟糕。”他說各方麵對新的判決都很抵製。媒體並沒有直麵自己的錯誤，警察、檢察官和法官也沒有直麵自己的錯誤。
懷爾德也說，2002年推翻原判後，這個社會並沒有真正檢討錯誤，隻是輕輕地對自己的錯誤點了下頭就不再承擔責任了。他說是“我們逃避了自己的罪行。”“我希望我們記住那天發生的事情，並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驚恐，因為它確實是我們社會的一麵鏡子。我們不應該把它裝飾成一個禮品盒似的，以為我們從中學到了什麽東西，我們會成為更好的人。我認為我們真正需要認識到的是，我們不是很好的人。而且我們真的，更經常，不是。”
懷爾德還說，中央公園五人的故事，在許多方麵與今日依然有聯係。你在電影裏看見的警察的做事方式，以族裔和階級斷罪依然存在於今天的生活之中。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獲得最終結果的正義，依然是一項極其艱難的任務。這隻是一個歸還這五個人無辜身份的故事。但我們糾錯的工作隻是剛開始，因為，（1）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沒有得到公正的結果。（2）很多州因為這個案子修改了法律，嚴厲對待青少年犯罪，比如將他們作為成年人審判等等。這些法律依然還在，這個案子的負麵遺產至今到處都是。（3）當初在這個案子中犯錯誤的人，無論是警察還是檢察官，都沒有被追責。
“中央公園五人”被宣告無罪後，《紐約郵報》發文說曼哈頓地方法院檢察官羅伯特·摩根索應該把那“野蠻的5人”關在監獄裏。（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中央公園五人案的原判被推翻後，《紐約郵報》所發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沒這麽容易就還那五人清白”。（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中央公園五人案的原判被推翻後，《紐約郵報》發表的一篇安德烈·佩瑟（Andrea Peyser）的專欄文章，標題為“慢跑者案五人的供詞不會撒謊”。（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中央公園慢跑者強奸案的首席檢察官伊麗莎白·萊德勒（Elizabeth Lederer）（前左）和領隊檢察官琳達·費爾斯坦（Linda Fairstein）（前右）。（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截屏。）
事實上，不少當初辦該案的警探、檢察官等人在2002年原始判案被推翻後依然不認錯，堅持說隻是作案人多了一個而已，或者說那幾個孩子對其它案件有責任。1989年擔任該案領隊的檢察官琳達·費爾斯坦（Linda Fairstein）2002年就公開反對撤銷所有起訴。在《當他們看見我們》推出後，她又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觀點文章反駁這個係列電影。對此漢考克毫不留情地指出：“琳達·費爾斯坦為自己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很大部分是因為這個案子。該案對她的職業和聲譽都極為重要。如果她說我把一切都弄錯了，稀裏糊塗把這些孩子送進了監獄，她將承受很大的損失。”但是，組隊重新調查該案的地方檢察官摩根索非常明確地公開說，這些孩子根本就不應該被起訴。
伸張正義的阻力體現在各個方麵。2002年“中央公園五人”就已經被撤銷所有指控，成為無罪之人了，但他們要求紐約市賠償的官司卻是十多年始終無進展。懷爾德說，2014年的和解協議與2012年的紀錄片《中央公園五人》有很大關係，否則真不知道會拖到猴年馬月。
每當發生暴力犯罪時，總會聽見一種聲音：一定要嚴懲罪犯，因為即使隻有一個受害者，也是太多。這話沒錯。但是，另一種聲音也不容忽視：無辜被定罪的人，一個也是太多。不如此，法律的天平就一定是傾斜的。
最後的話
寫此文時，為如何翻譯被命名的這個門的名字糾結了挺久。Gate of the Exonerated，字麵翻譯可以有多種選擇，包括“脫罪者之門”，“無辜者之門”，“洗冤者之門”和“無罪之門”等，我最初特別想用“蒙冤者之門”。問朋友，這樣算不算違背了原意。朋友說：“感覺是可以的，它肯定也紀念那些沒有伸冤成功的人。”這正是我心裏想的呀！
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識到，“中央公園五人”差一點點就得不到伸冤了！被冤枉的人在獄中遇見自己那個案子真正的罪犯，而且該罪犯還願意主動坦白，這是多低概率的事情啊！我總是忍不住地想，還有多少人沒有伸冤成功呢？大門石刻揭幕後，看見旁邊牌子上說命名該門的意義是“向所有被錯誤定罪的人致敬”，感覺更證實了翻譯成“蒙冤者之門”沒有錯。但我還是有些猶豫。
中央公園“無罪之門”入口處的一個說明牌，介紹這個門名字的來曆和意義。（攝影：溪邊愚人。）
根據中央公園網站的信息，公園大門的命名體現的是對所有紐約人的敬意，也是為了表彰幫助紐約市成為一個偉大的大都市的職業和團體。大門命名所涉及的職業有學者、藝術家、工匠、商人、開拓者、農民、獵人、礦工、樵夫、海員、工程師、發明家和戰士，涉及的團體除了婦女、兒童、男孩、女孩和眾聖外，還有一個出乎我想象的“陌生人之門” —— 以表彰移民在紐約市發展中發揮的突出作用。作為一個移民，這個“陌生人之門”讓我感動，讓我看見了建園理念的包容和謙卑，也讓我看見了公平和尊重。
現在新命名的Gate of the Exonerated，我相信也是致敬所有為了公平和正義而努力的人。這些人是在最艱難的地方和領域，幫助紐約市成為一個偉大的城市。為這樣一個群體命名一個大門，同樣體現了包容、謙卑、公平和尊重。
中央公園是所有紐約人的公園。它是住在上中城五大道和公園大道的富人的後花園，但也是哈林區窮孩子的後花園。然而，1989年4月19日，5個黑人、西班牙裔男孩隻是去公園玩，就被關進了監獄！令人唏噓的是，參加大門命名揭幕式的理查德森和桑塔納是自1989年被捕後第一次回到中央公園，盡管理查德森就住在附近。
紐約中央公園“無罪之門”的入口。（攝影：溪邊愚人。）
所以，我覺得以他們的名義命名這個門太有意義了。這是以一個大舉動來承認一個巨大錯誤。五個孩子失去的東西無法彌補，但命名一個中央公園的大門體現的是這個社會認識錯誤、糾正錯誤的誠意。同時也是一種聲明：一個人不應該因為走入這個門而被定罪。
為此，我最後還是決定用更寬泛、更包容也更帶樂觀情緒的“無罪之門”，而不是“蒙冤者之門”。我相信，這個門也是為依然蒙冤的人命名的。或者說，此門的意義在於，我們不能忘記還有人在蒙冤，還有冤案等待我們去推翻。而“無罪之門”更應該是一個提醒：我們需要時刻警覺，時刻誠惶誠恐，不要再製造新的冤案。所以，當有人強調“法律和秩序”時，我們也要強調美國曆史上曾經有、現在還在繼續發生很多“中央公園五人”這樣的冤案。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30/arts/television/when-they-see-u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30/arts/television/when-they-see-us-real-stor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2/arts/design/central-park-five-gate.html
https://www.timeout.com/newyork/news/a-central-park-entrance-is-being-named-to-honor-the-exonerated-central-park-five-121322
https://www.cnn.com/videos/cnnmoney/2016/10/07/trump-1989-central-park-five-interview-cnnmoney.cnnmoney
https://time.com/5597843/central-park-five-trump-history/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york/nyc-crime/donald-trump-central-park-settlement-disgrace-article-1.183846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feb/17/central-park-five-donald-trump-jogger-rape-case-new-york
https://www.blackhistory.mit.edu/archive/ken-burns-central-park-five-intro-craig-wilder-2020
https://franklycurious.com/wp/2018/02/14/craig-steven-wilder/
https://www.centralparknyc.org/articles/peoples-park-design
https://www.pbs.org/video/central-park-five-central-park-five/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an-artist-revises-the-racist-news-coverage-of-the-central-park-five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19/05/31/it-s-time-to-change-the-way-the-media-covers-crime
https://www.sigtheatre.org/scottsboro/a-miscarriage-of-justice
https://innocenceproject.org/central-park-exonerated-five-gate-new-york-city/
本文原創首發於“信息正義”公眾號
放在美國其它地方， 尤其是南方，就是有一， 兩個有擔當的人，在所處環境下，想改正這樣的錯誤，幾乎不可能。紐約吸引新移民，有道理的。
看一下哈佛大學的陳剛，你比他更牛嗎？ 就算是， 你的下一代呢？
好的， 公平的環境才重要。
美國在87年就已經在法庭上使用DNA作為判決證據，而警方使用DNA偵查案件更糟，記得是七十年代後期。如果認為如此多的人參與作案，而且是近距離接觸性質的犯罪，不可能不留下DNA證據。
紐約也不是什麽犄角旮旯的地方，不具備美國當時最先進的DNA檢測技術。
基督教認為，我們不能Judge別人，因為每個人都是罪人，隻有上帝才可以； 俗世中我們需要法官，檢查官，因為上帝強調的公平正義需要有人來執行，這就需要司法獨立，堅持法律至上就是堅持公平正義，而要堅持法律至上，就必須堅持法律程序至上，刑訊逼供，依據社會輿論來判案隻能是人們對良善法律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