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三天前（2月13日），非營利新聞編輯室“信息正義”刊發了《紅州驚人的犯罪率：三份報告揭示對美國治安的最大誤解》（以下簡稱“紅州文”）一文。文章發表後，我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鼓勵，當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讀者對這篇文章提出質疑。
鑒於“信息正義”的宗旨就是對誤導性信息正本清源，故在此做個簡單的反饋。
正如我們之前所言，美國治安問題“相當複雜”，涉及到整體社會結構和運作的方方麵麵，不可能以一兩篇文章把什麽都談論到，更不可能把什麽都說明白，而且這個問題的確也仍然還有很多未知領域需要持續地觀察和研究。本文作為對讀者意見的答複，涉及的內容自然很狹窄。“信息正義”會在《被誤解的美國治安》係列中繼續這個話題的討論，繼續對誤導性信息的清理。
-- “信息正義”編輯部
一、“紅州文”要點
該文主要是介紹了來自美國兩家著名智庫的三個研究報告。其中兩個報告都出自“第三條道路”（Third Way），一個出自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第三條道路”的主要結論是：紅州的謀殺率高於藍州，而且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這個差距越來越大；如果以2020年的數據來看，紅州無論是犯罪實際數字還是犯罪率增長都超過藍州。
盡管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媒體在過去的幾次選舉中都將犯罪作為對手的一個主要問題來攻擊，“第三條道路”從數據中得出的一個更準確的結論卻是：共和黨人在將高謀殺率歸咎於他人方麵做得很成功，但在真正減少高謀殺率上卻做得更差。
美國進步中心的研究則側重於這些年進步改革的檢察官的作用。該研究證明了，近年來凶殺案增長是全國範圍的事情，但檢察官是進步派的城市的增長速度低於那些傳統地方檢察官的城市。
二、對讀者意見的答複
對某些不可理喻的讀者，自然沒必要浪費時間。但一些貌似有邏輯，實則誤導性極強的信息則有必要進行反駁。
質疑一：盡管紅州謀殺率高，但謀殺率最高的大城市都是民主黨人做市長的。
如果“紅州文”隻介紹了“第三條道路”的第一份報告（“紅州文”第三部分，“紅州無論是犯罪實際數字還是犯罪率增長都超過藍州”），這種質疑也許值得更認真對待。
事實上，在“第三條道路”第二份報告尚未出爐之前，喬治·布什總統的前首席演講稿撰寫人馬克·蒂森 (Marc Thiessen )去年10月就曾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文章裏進行了同樣的質疑。
蒂森在文章中引用了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拉斐爾·曼古爾（Rafael Mangual）對美國50個最大城市2020年謀殺率的數據分析，“藍色城市的凶殺率為每10萬人15.8起，而紅色城市的凶殺率為每10萬人9.4起”。看起來顯而易見，藍城的謀殺率更高，是不是？然而，蒂森說的並不是整個故事。
在這個看起來很明顯的數字後麵，至少有三個事實沒有被講出來：
第一，即使是民主黨市長執政的紅州城市，也因為美國共和黨在槍支、學校和監獄方麵的政策而不得不受到影響，這一切都在增加暴力事件。
第二，除了蒂森所說的大城市，在美國農村，也有著一個巨大的因阿片類藥物流行所推動的犯罪浪潮。如果不去計算紅色農村地區的謀殺率，那麽你當然隻會看到民主黨人管理的地區的高謀殺率。
對任何數據的分析都要有意義。你用美國最大的50個城市來做謀殺率分析，那麽如果有城市的謀殺率非常高，但夠不上前50大城市，就可以被無視了？如此取用這樣一組數據本身就有問題。
第三、在紅州的藍色城市還有著“美國特色”的獨特問題。
一位紅州藍城的讀者講述了他的家鄉的困境：在印第安納州的布盧明頓（Bloomington in Indiana），有著相對較大的無家可歸者人口。作為民主黨管理的城市，該市有一些幫助無家可歸者的前瞻性計劃，以及經營庇護所的私人組織。但問題是，因為周圍共和黨管理的城市拒絕對無家可歸者提供服務，布盧明頓很自然地成為整個印第安納州中南部無家可歸者流向的中心。更有甚者，有的縣直接運用警力把無家可歸者運到布盧明頓。而藥物濫用和心理健康危機自然也隨著貧窮群體的流入成為這個紅州藍城的問題。
如果每個城鎮的管理者都能做正確的事，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麽由這些人驅動的犯罪問題一定會大幅下降。但如果隻有紅色海洋裏一葉藍舟孤立無援地承載這些重擔，藍色孤城的安全前景可想而知。而當推卸責任的人再反過來指責它時，這就成為他們最惡毒的一個部分。
正如一位讀者指出的：蒂森的文章拋棄自己不喜歡的事實，挑揀和歪曲其他的事實，它其實隻是直截了當的宣傳。
當然，每個人受自己的視野局限，很有可能缺乏對上述未被講出全部事實的認知，但如果看了“紅州文”的第二部分就應該知道，“第三條道路”的最新研究已經針對這種質疑做出了回答。“紅州文”在成文之時，也考慮到蒂森此類言論或許比較有代表性，還特地將“第三條道路”的第二個報告挪到前麵來講，但遺憾的是，有的讀者在誤導性信息的泥淖裏停留得太久，居然能夠自動過濾了有針對性的證據，而繼續隻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偏見。
讓我們再將這個時間線說得更清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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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第三條道路”發表第一個報告，指出紅州的謀殺問題比藍州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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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馬克·蒂森在《華盛頓郵報》專欄文章中質疑，稱根據美國最大的50個城市的數據，藍色城市的謀殺率比紅色城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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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第三條道路”發表第二個報告，指出紅州的謀殺問題20多年來一直比藍州嚴重，而且差距在不斷加大。
讓我們再重複一遍：最關鍵的是，“第三條道路”的第二個報告就是考慮到右翼會爭辯說，紅州的謀殺率更高是紅州內的藍色城市所致，特地給予紅州一定的“數據優勢”：刪除了25個紅州中19個最大城市所在郡的所有謀殺案（其餘6個農村紅州內不存在有大量謀殺案的大城市）。而投票拜登的州，就沒有獲得任何刪除謀殺案的“數據優勢”。即使經過這樣不太公平的數據傾斜，剔除了紅州最大城市的謀殺案，在這21年期間，投票川普的州的總體謀殺率仍然比投票拜登的州高出12%；並且，在這組數據涵蓋的21年中，有18年都比12%還要高。
在紅州獲得如此的“數據優勢”的情況下，還來拿高謀殺率的城市說話，就完全沒有意義了。如果這樣的城市在紅州，這部分數據就已經被去掉了。如果是在藍州，那麽這個高謀殺率就對藍州的數字做貢獻了，更沒必要再說三道四了吧。
再者，做數據比較，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有沒有可比性。“第三條道路”的報告中將前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所在的舊金山與佛州的傑克遜維爾（Jacksonville）比，因為傑克遜維爾的人口與舊金山相當。然後又將舊金山與現任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所在的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比，因為兩者在同一個州，“大環境”非常相近。比較的結果是：共和黨人任市長的傑克遜維爾在2020年發生的謀殺案比人口相當的民主黨人任市長的舊金山多128起；也是共和黨人任市長的貝克斯菲爾德的謀殺率是舊金山的兩倍。
另外，“第三條道路”第二份報告采用了從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數據。之所以選擇CDC數據而不是FBI數據，是因為CDC數據不僅是最新的，而且不依賴於郡和州的自願報告。所有州都必須向CDC報告死亡數據，但他們隻是被“鼓勵”向FBI報告犯罪數據。所以，美國司法部也承認CDC數據更準確。就這一點而言，該報告比那些用FBI數據做的研究，在數據質量方麵就已經略勝一籌。
質疑二：美國實施的是分權製，警察和治安的主要職責在郡或市政府，其資金來源於地產稅。州政府隻負責跨郡、市界的犯罪問題。所以犯罪率、謀殺率問題，責任不在州政府。
要說以郡或市為單位來比較謀殺率比以州為單位更合理，必須有足夠的理由和邏輯，以資金來源作為理由並不令人信服。一個郡或市的內部資金分配也並不是均勻的，是不是要更加細分呢？分到怎樣的程度才算合理？如果是大城市，如果分得夠細，也許最後高犯罪率就集中到黑人社區了。這是不是也代表了什麽呢？
其實，怎樣的單位才是合理的這個問題背後牽涉到的是：謀殺率/犯罪率升或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麽？我們知道答案嗎？如果不知道，如何可以說責任在誰？
美國犯罪率自上世紀60年代持續上升，又從90年代後開始持續下降，直到2020年的疫情才打破了這個下降的趨勢。現在，隨著疫情的緩解，犯罪率再次開始出現了下降的趨勢，雖然隻是一點端倪，但具普遍性，這就有意義。
自上世紀90年代始，對高犯罪率承擔最大罪名的各大城市分別采取了各種措施。隨著犯罪率的不斷下降，政界、警方、市政府都宣稱自己的措施奏效了。可是，犯罪率的上升和下降幾乎一直是一個全國的“一致行動”，無論當地政府是否采取過什麽措施。回頭看去，人們才意識到，那些所謂非常奏效的措施似乎無法“居功”。
這也是為什麽，幾十年過去了，學界、政界都無法對犯罪率上升或下降的根本原因達成共識。既然如此，我們又有什麽理由可以相信，犯罪率/謀殺率的問題，責任僅在郡或市政府呢？
三、美國治安問題需要治標也治本
“紅州文”中介紹的美國進步中心的研究證明了進步檢察官采取的一係列共同政策，包括減少對現金保釋的依賴、減少（或不）將未成年少年作為成年人起訴、將更多非暴力罪犯從監獄轉移到治療計劃，不鼓勵起訴無家可歸者與生活質量相關的違規行為（如隨地大小便），並起訴更多警察的不當行為，的確對治安有治標的效果。
但如何才能夠做到對美國的治安問題治標又治本，這是一個百萬美金的問題。要真正認識和解決治安問題，也許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態度的端正，而不是更多的數據和研究。
比如，吸毒與失業是孿生兄弟，無論是黑人社區還是白人社區。美國鐵鏽帶白人社區的毒品泛濫就是因為大量失業才發生的。不解決就業問題就很難真正解決吸毒問題。而吸毒與犯罪又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隻當作就業問題不存在而去談吸毒或犯罪，有可能真正解決問題嗎？
沃什伯恩大學（Washburn University）刑事司法和法律副教授艾琳·格蘭特博士（Erin Grant）在談到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時就指出，這其實是生活品質的問題，物質上，精神上都有關係。而且她認為在我們真正對嚴重不平衡的財產分配動刀之前，犯罪率不可能大幅下降。
德克薩斯大學大河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Rio Grande Valley）刑事司法教授戈登·克魯斯博士（Gordon Crews）也說，疫情期間人們經曆了嚴重的經濟困境，至今沒有恢複。這導致許多人的壓力和絕望大幅增加，這顯然加劇了一個人生活中的其他問題。
“信息正義”的一個成員很喜歡的一位美國作家，尼古拉斯·達維多夫（Nicholas Dawidoff）2022年底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一文，更是以《貧窮就是暴力》為標題直擊核心（上圖）。該文副標題是：“為什麽有那麽多黑人在某些美國社區被槍殺？”文章說，雖然種族歧視和槍支泛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最關鍵的是黑人社區大量失業後的貧窮，而且，這是一種世代貧窮，讓人看不到希望的貧窮。在那樣的社區長大的人並不是沒有同理心的人，也不是反社會的人。但對他們來說，要麽殺人，要麽被殺。所以，貧窮就是暴力。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
關於困擾著許多美國人的犯罪問題，其實已經有太多真知灼見。然而，這些可貴的聲音往往被淹沒在偏見和誤導的信息泡沫中。（幫助傳遞有價值的信息，跟清理誤導性信息一樣，都是“信息正義”想做的工作。）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認真地傾聽？我們有沒有決心和勇氣，對這個巨大的問題投入規模與之匹配的巨大資源，以達到徹底解決問題的目的？
參考資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10/19/murder-rates-red-states-myth/
https://wallethub.com/edu/cities-homicide-rate/94070#expert=Gordon_A._Crews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12/new-haven-connecticut-gun-violence/672504/
本文原創首發於“信息正義”公眾號
一語中的
突顯了溪邊愚人-- 有別於眾人的智商。
有別於眾人的智商！
而紅州相反。
抽象出紅州藍州的概念，其實就是人口密度不同導致的，即使是紅州德州的首府奧斯汀這種城市地區，也是藍區。美國所有大城市都有這種特點，與紅州藍州無關，至於人口密度有關。
人口密度大，人口多，犯罪數量多，沒什麽奇怪的。而且人口密度大，人們之間接觸的機會就多，產生矛盾的機率也就高，犯罪率自然會高。
你要是把美國都弄成一平方公裏沒幾個鳥人的狀態，都會是紅州。犯罪率也低，因為沒有了犯罪的主體，人。
但這是美國嗎？
全美國監獄犯人種族百分比：
https://www.bop.gov/about/statistics/statistics_inmate_race.jsp
白人：57%
黑人：38%
印地安人：2%
亞裔：1%
那個 8,266 監獄犯人民意調查回答人種族百分比：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20/03/11/what-do-we-really-know-about-the-politics-of-people-behind-bars
白人：41%
黑人：20%
印地安人：17%
亞裔：19%
亞裔隻占監獄犯人1%，卻在那個 8,266 監獄犯人民意調查回答人中占19%。那個民意調查根本就是胡來。
打死人沒按謀殺起訴，還算不算謀殺？
是嗎？不見得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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