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紐約時報》對時報與Siena學院共同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的報道，標題為“選民看到民主處於危險之中，但拯救民主並不是優先事項”。（《紐約時報》截屏。）
中選即將到來。很多地方已經開始提前投票了。《紐約時報》和Siena學院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盡管絕大多數選民認為美國民主處於危險之中，但拯救民主並不是他們的優先選項，甚至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獨立選民和少數民主黨人表示，他們願意支持那些拒絕接受2020年選舉合法性的候選人，因為他們對經濟或犯罪率的擔憂比對國家政治製度命運的擔憂更緊迫。
可是，經濟或犯罪率問題難道不是一個事關民主的問題嗎？如果一個選民的投票會因為選舉時的物價而變化，這樣的民主是牢靠的嗎？
犯罪率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至今學界還沒有對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犯罪率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地、緩慢地但也是持續穩定地下降的真正原因達成一個完全的共識，這說明影響犯罪率的最重要因素應該是有長期效果的，而且不是那種一目了然的因素。所以，選民的投票會因為某時某地犯罪率的變化而變化，這不是一件讓人寬慰的事情。
一個推文：看著人們因為東西太貴而在“交易”中放棄掉他們的民主，真是令人驚訝。我想那些用鮮血換來自由的人們白白浪費了他們的時間。
記不記得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國人習慣稱他為FDR）提出的民主製度應該保證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小羅斯福總統發表於1941年1月6日的關於四大自由的演講曾經改變了世界。今天，希望這個理念也能夠讓選民明白什麽才是最關鍵的選擇。
經濟問題就是民生問題，就是民主製度的問題
經濟問題當然應該是選舉話題。但美國現在的情況是，每天的油價會讓相當一部分人麵臨是為家庭提供食物、藥品還是學費這樣的選擇。這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民生問題了。而民生問題就是民主製度的問題，不是嗎？
當每日的油價會影響選民的選票時，當選民的生活質量甚至生存與否都取決於每日的油價時，你如何指望選民考慮長期利益？而這正說明了，美國的民主已經岌岌可危。
這也是為什麽FDR提出免於匱乏的自由應該是基本人權之一。隻有深刻理解了民主的含義才可能意識到對民生的保障也是基本人權之一。
FDR的新政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麵，就是從改善民生開始到保障民生，一步步提升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藍領的生活水平，消減當時巨大的，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FDR新政後的時代是一個幾乎人人分享經濟成果的時代。
FDR另一個消除貧富差距的手段是緩和地區等各種差異，包括1930年代的農村電氣化，對管理水域、水運和提供廉價電力有極大貢獻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建立，對農產品價格的支持/補助，社會安保係統的建立，為K-12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提供聯邦援助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老人醫療保險和窮人的醫療補助。
從FDR的新政後到1980期間，美國經濟增長相當快，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在此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同時期內，CEO的收入大致是員工平均收入的20倍。
1980 – 2000期間，美國經濟總體來說依舊是增長的，大致趨勢是，大部分人的收入沒有變化或略微降低，而頂部1%的收入成長極快。在此期間，CEO的收入與員工平均收入的對比不斷拉大，達到了400比1，而對衝基金管理員的收入是美國平均收入的22000倍！（這裏數據都是考慮了通貨膨脹後的比較。）
2000年後，美國經曆了經濟大蕭條和金融風暴。在此期間，大量人失業，在房屋市場和股市上慘遭損失的大有人在。但最高收入群是受影響最小的。CEO與員工的平均收入比降為300比1。
就是說，1980年當選的裏根實施的經濟政策恰好是FDR新政的反方向，而且的確起到了部分消除FDR新政的作用。等到川普當選時，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又回到了FDR當選時的程度。因為裏根的經濟政策影響長遠，我們今天還在承受其副作用。這也是為什麽拜登競選時說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新政。也隻有類似FDR新政的政策，才是從根子上解決民生問題的手段。
《紐約時報》關於拜登基建項目的報道，標題是：“邊緣地區正在尋找工人。他們需要寬帶來獲得他們。”該報道主要是說私企在沒有寬帶的地方招不到工人。（《紐約時報》截屏。）
有學者評價說，把電網拉到美國的每一個角落是FDR對減小貧富差距，改變美國貧困地區生活所做的最有意義也最有實際效果的事情。拜登競選的時候也提到這個例子，並且說，當今的互聯網就是當年的電網。拜登發誓要像FDR普及電網一樣普及互聯網，作為消減貧富差距的一種努力。
美國曆史上一直是民主黨在經濟建設上更有成就，在提攜弱勢群體上也更有建樹。共和黨除了給富人減稅還是給富人減稅，哪怕他們的涓滴理論從來沒有產生過預期的效用。（共和黨給富人減稅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trickle-down theory：財富會像涓涓細流一樣，從高處向低處滋潤，高處的富人有了盈餘，低處的窮人也會被眷顧，是謂涓滴理論。）
2016年，共和黨在掌控了總統和兩院的情況下，依然無所作為，唯一的“成績”還是給富人減稅。從那時至今這麽多年，也始終拿不出任何一個治理國家的方案，沒有一個提振經濟的策略，不是已經說明了共和黨其實根本不會搞經濟嗎？美國曆史上共和黨經濟上搞砸了不得不讓民主黨來救市的例子不是一個兩個了。
《紐約時報》對共和黨政治上新動向的報道，標題是：“眼看有可能獲得多數，共和黨人開始談論對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進行修改”。）《紐約時報》截屏。）
共和黨人被今年中期選舉的選情所鼓舞，已經開始在談論減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聯邦支出的計劃，比如將領取社會保障福利的年齡從67歲提高到70歲，並要求美國老年人為其醫療保險支付更高的保費。
這樣的政策就是走在削弱美國民主的路上。
犯罪率高低，其實也是整個社會生活狀態的體現
應該說選民在乎犯罪率高低是很有道理的。這不就是FDR說的四大自由中免於恐懼的自由中的一部分內容嗎？問題是，我們如何去看明白事實的真相，看清楚犯罪率高低背後的原因。
一般來說，一個權力比較平等的社會也是一個比較少犯罪的社會。權力平等可以體現在多個方麵，經濟上的，政治上的，人權上的等等。
很多學者試圖解釋為什麽美國犯罪率從1990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普遍穩步下降。我認為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史蒂夫·萊維特（Steve Levitt）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法學教授約翰·多諾霍（John Donohue）的理論特別有說服力，因為他們提出的影響因素具備了全國範圍的普遍性，也具有長期影響效果。他們認為這與1973年美國高院對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奠定了美國憲法保護孕婦選擇墮胎自由有極大關係。
簡單來說就是婦女有了墮胎權之後，他們“不打算要”的孩子就不會出生了，而正是“不打算要”的孩子容易成為犯罪分子。從常情常理上去理解也可以發現道理和邏輯上都說得通。當然，兩位教授是認真做了研究和證明的，證明依據包括對紅州和藍州的比較，因為即便在高院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之後，紅州的婦女要墮胎也還是相對困難些。正是通過各方麵數據的比較和分析，他們才提出了上述理論。
《紐約時報》報道，羅伊案判決被推翻後的兩個月內合法墮胎率下降了約6%。新數據顯示，墮胎數量減少了1萬多例。（《紐約時報》截屏。）
不久前看見新聞報道說，高院推翻了憲法對婦女墮胎權的保護後的兩個月內，合法墮胎率下降了約6%。這是不是意味著十多年後我們又要見證一個穩步上升的犯罪率呢？
還有，一個普遍的錯誤觀念是，民主黨的地盤比共和黨的地盤犯罪率高，卻不知道事實正好相反。
不久前《紐約時報》發布的Paul Krugman的一篇觀點文章《犯罪：關於紫色現實的紅色錯覺》，用數據駁斥了上述荒謬的說法。根據Krugman的文章觀點，公眾對犯罪的看法往往與現實相悖。而在今年的選舉年，共和黨人正試圖利用其中一個最大的誤解：犯罪是大城市、藍州的問題。
Krugman說，的確，在全國範圍內，暴力犯罪在2020年大幅上升，但認為這都是關於民主黨人管理的大城市的看法是錯誤的。這是一次紫色的（注：紅色+藍色=紫色）犯罪浪潮，在投票給川普的紅州和投票給拜登的藍州，謀殺率的上升速度大致相同。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凶殺案都急劇上升。而且，如果我們去看“水平”（levels）而不是“變化率”（rates of change），將凶殺案和暴力犯罪作為一個整體來參考的話，這個數據在紅州普遍較高。
也許民主黨地盤婦女墮胎權更受保護對犯罪率高低有一定的作用吧。
民主製度的威脅就在眼前
也許太多選民還沒有意識到，民主製度其實是很脆弱的。如果我們抱有僥幸心理，不把任何對民主機製的威脅當回事，真的不知道會付出怎樣的代價。我不禁想起曾經讀到的一個故事。
大概是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爬行動物館工作了幾十年的一個專家退休了。新聞報道說，他是非常罕見的一個與蛇打了一輩子交道，退休時居然十個指頭都完整無缺的人。
是他特別幸運嗎？是，也不是。說不是，因為在此人剛入行不久就被一條眼鏡王蛇咬了；說是，因為那次那個眼鏡王蛇雖然狠狠地咬了下去，卻非常罕見地沒有同時釋放毒液。
眼鏡王蛇是一種特別毒的毒蛇，所以那次事故把這個人嚇得不輕，也讓他學會了再不敢有絲毫懈怠。他再沒有發生過意外，得以在高齡時以十個指頭健在的狀況退休。
這個故事對我們是不是有所啟發呢？
當年的德國不是一天之內變色的。民主的成分是一點點被剝離，去除，以至最後消失殆盡的。希特勒早期有很高的民意支持，他也是民主選舉上去的。隻是等到他徹底失去民意時，德國的民主機製已經不複存在，德國人民已經沒有機會用選票說話了。
我們說一個國家的製度民主與否，不是一個0或1的區別，而是看整體的情況來分析。民主是一個光譜，而且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新聞自由的程度，貧富差距的大小，基本人權是不是受到保護......
2020年的總統選舉，應該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退位的總統不承認選舉結果，而且至今還堅持說那年的選舉有大量舞弊。
支持川普這個說法的共和黨人不少。更令人不安的是，幾天後的中期選舉，一定會有相當多持這種觀點的共和黨候選人當選。更有甚者，已經有不少共和黨候選人聲稱，如果他們敗選，就是有選舉舞弊。這不就是2020年川普那一劇的重演嗎？這還是民主國家嗎？美國已經不再有權力的和平移交了？再看看幾天前國會議長佩洛希丈夫被暴力襲擊的事件！暴力竟然成為美國政治的常態了！而且共和黨領袖並沒有全體、公開、有力地出來譴責這樣的暴力事件，相反，還利用這個話題轉移目標，攻擊民主黨在打擊犯罪方麵的記錄。
如果發生了1.6這樣的國會暴亂後依然不意識到美國的民主已經非常脆弱了，依然沒有學會我們必須像愛護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樣來維護美國的民主，那真的是白白被蛇嚇唬了一回。也許下次眼鏡蛇下口時就不會吝嗇毒液了。那時，我們還有救嗎？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18/us/politics/midterm-election-voters-democracy-poll.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02/us/politics/republicans-social-security-medicare.html
https://freakonomics.com/2005/05/abortion-and-crime-who-should-you-believe/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abortion-and-crime-revisited/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24/opinion/rising-crime-democrats.html
本文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雜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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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不愚 非常欣賞
討厭民主黨的一些政策，也討厭共和黨管婦女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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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國麵臨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法西斯主義的局麵，沒有其他選擇，這是肯定的，否則就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貧富差距巨大。
美國已經有一半人口的家庭收入達不到納稅標準，中產階層人數在20%多，已經進入第三世界社會收入金字塔模式。
就差一次經濟危機。一旦危機來臨，美國社會就需要選擇，是小羅斯福式的社會主義嚐試，最終走到歐洲式的社會主義，還是以反移民的川普式的法西斯主義？
反正不可能繼續維持現狀。
小羅斯福時代，美國仍舊是大量需要勞力的移民國家，川普時代不同，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移民，這是社會環境的最大不同。
美國社會走向保守右傾是大概率事件，這與美國的傲慢文化有關，一旦發生，美國就進入德國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局麵，走向法西斯就隻是幾年內的時間問題。
曆史上美國並不是沒有過法西斯主義運動，隻不過多移民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基本都是白人移民）讓美國人形成不了法西斯主義最重要的環節，領袖崇拜。
川普是第一個做到這點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兩黨建製派精英都非要把川普打壓下去，因為人們並不是看不到這個前景。
所以我不怕政策錯誤，但不能容忍trump破壞民主
現在那些極端分子公開宣稱輸了選舉也不會認輸。這樣的態度還需要什麽民主，明明白白的法西斯衝鋒隊的樣子。
投票是簡單力量的表態。民主黨總想著投機取巧，蒙混過關。就如做生意不誠信，哪怕狡辯一時，最終沒人跟你做買賣，講你的民主了。
騙人一時，騙不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