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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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邊愚人 (熱門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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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訪問：

不就是賺錢嗎？臉書沒必要惹禍上身！

(2018-03-22 18:37:21) 下一個

臉書的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中國人喜歡稱他為小紮）在保持數天的沉默後，終於在本周三（3月21日）就臉書大量數據被第三方非法獲取並違法應用事件公開發表聲明、接受媒體采訪，承認失誤，道歉，並承諾努力補償。

《紐約時報》報道臉書最近經曆的信譽危機。

“保護你的數據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做不到，我們就不配為你服務。”小紮信誓旦旦。

小紮的目的是要彌補臉書與其用戶之間破裂了的信任，因為一個叫“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政治谘詢公司，得以獲取5000萬臉書用戶的數據，用於幫助特朗普2016年的總統競選。而這數據的獲取過程中出現多個層麵的違法、違規。

事情的來龍去脈

臉書是一個網絡社交平台。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臉書每月有22億活躍用戶。（活躍用戶是指在過去30天內登錄臉書的用戶。）因為其用戶人數巨多，又擁有每個用戶一定性質的個人信息，臉書的用戶數據就是一個金礦。為了充分利用自己手裏數據的價值，臉書於2007年決定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 - 使人們能夠使用臉書登錄到其他應用程序並分享關於他們自己和他們朋友的詳細個人信息。

2013年，劍橋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Aleksandr Kogan創建了一個用於收集用戶數據的個性測驗應用，以給予用戶小額獎勵的方式，收集安裝該應用用戶的個人信息。大約有30萬人安裝了這個應用。由於臉書當時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平台，Kogan在收集這3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同時，也能夠同時收集到這30萬用戶臉書朋友的個人信息。最終Kogan共獲得了5000萬用戶的數據。就是說，Kogan獲得的數據中，大約有4970萬用戶是完全不知情的。然後，Kogan將信息賣給了由前白宮政治顧問Stephen K. Bannon和共和黨的富有捐助者Robert Mercer共同創建的“劍橋分析”。

2011年2月17日奧巴馬與加利福尼亞Woodside的技術商界領袖一起舉行的私人會議前Mark Zuckerberg聆聽奧巴馬總統的談話。

臉書表示，Kogan將數據交給第三方違反了臉書的政策。此話不假。但臉書沒有說的是，在此之前臉書就已經被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F.T.C.）調查了，並於2011年達成consent decree協議（consent decree是一種雙方達成的協議，其潛在意義是一方承認有錯誤，願意在今後的一段時間裏接受另一方的監督以換取不受懲罰），因為當時F.T.C.發現臉書告知用戶第三方的應用軟件將無法獲得他們的個人信息，而實際上卻是能夠獲得用戶幾乎所有的信息。所以，即便Kogan沒有將數據交給第三方，臉書也已經違背了自己與F.T.C.的協議。（順便說一句，臉書很可能麵臨F.T.C.每個違規用戶40,000美元的違規罰款。最終數字也許會是災難性的。）

後來的事情就是一個又一個特大新聞了：特朗普競選團隊獲得了大量臉書用戶數據，並根據每個用戶的個人信息，靶向化“喂”假新聞，影響選舉。

問題的關鍵在哪裏？

現在臉書麵臨的問題很多。也許最大的，也是最難以麵對的是，臉書這個平台是不是在美國2016年大選中充當了一個使特朗普勝選的關鍵角色？（同時質疑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的也大有人在。）這個問題太大，也的確很難回答。我們暫時不討論。

目前最直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

臉書明明知道自己沒有對客戶說實話，沒有告訴客戶第三方應用軟件可以獲取客戶個人信息，為什麽還要這樣做？
臉書在與F.T.C.簽了協議之後，為什麽不照章辦事？
臉書在發現Kogan把數據給了第三方之後，為什麽隻是形式上走過場，草草了事，沒有真正花力氣確定對方確確實實是按照臉書的要求把數據刪了？
事發之後，臉書為什麽還是捂捂蓋蓋的，沒有足夠的誠意？

有些事情，比如確認第三方按規矩把數據刪了，要做到，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看你的決心。而有些事情是完全掌控在自己手裏的，做不到，沒有半點借口。所以，隻能理解為臉書沒有誠意。

那麽，為什麽會沒有誠意呢？這個就是關鍵的問題了，說到底，就是一個錢字。

前麵說過，臉書的用戶數據就是一個金礦。而臉書決定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就是要挖這個金礦。如果對第三方的應用軟件限製太多，就不可能吸引太多第三方，這樣不僅不利於吸引更多的臉書用戶，也不利於讓現有用戶更活躍。而臉書的廣告收入是直接受活躍用戶數量影響的。小紮這樣的人又不是傻子，不會不知道這樣做有不道德之處，更知道在與F.T.C.簽了consent decree協議之後這樣做所冒的風險。

一些使用臉書數據的獨立研究人員表示，小紮的聲明躲避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承認用戶數據的收集是公司運營的基礎。哥倫比亞大學數字新聞研究中心研究主任Jonathan Albright說：“他（小紮）沒有談這個大問題，就是多年以來，臉書像分發糖果一樣在贈送用戶數據。毫無疑問，給予這些數據使得臉書成為一家生意成功的公司。這必須被視為其商業模式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一次性（失誤）問題。”

生意歸生意，政治歸政治

臉書明知故犯，為了錢鋌而走險是一個原因。但同時也是因為，臉書不認為事情會敗露。就是在《紐約時報》和英國的《衛報》做了揭露之後，小紮的表態也談不上坦誠，否則就沒必要隻是強調Kogan違約，卻隻字不提臉書同時也違背了自己與F.T.C.簽的協議。

《華爾街日報》報道許多臉書用戶決定離開臉書這個社交媒體。

臉書的事情暴露之後，有不少人開始抵製臉書。但是，這似乎是個不現實的抗議舉動。現在不僅僅是臉書的用戶量足夠多，人們依靠這個平台相互交流、聯係，更因為很多應用都已經與臉書融合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在應用過程中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總之，臉書已經成了太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要去除，幾乎不可能。

如果要問，臉書究竟有沒有左右了美國2016總統大選，我想，這個問題，哪怕真的能夠追究出可靠的答案，也不在你我能力範圍之內。但臉書對政治選舉有相當的影響力已經是無可置疑了，特別是在某種政治力量手中握有大量選民數據的情況下。

既然臉書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我們就撒旦的歸撒旦，凱撒的歸凱撒，把生意與政治分開。開公司要賺錢本是無可厚非的。但要同時參與政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美國，這方麵是有嚴格法律的，所以任何機構注冊時都要有一個分類，包括是營利機構還是非盈利機構等，不同性質的機構必須遵循不同的法律條約。

保證選舉的公正、公平、合法，是我們民主機製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現在臉書既然已經具備了潛在的政治功能，就必須以法律的手段對其進行製約。而小紮至今依然不夠坦誠的表態也說明了要靠臉書自律是癡人說夢。

本周二，紐約州總檢察長Eric T. Schneiderman宣布他將加入馬薩諸塞州檢察長Maura Healey一起，調查臉書是否能夠做到其保護用戶隱私的承諾。新澤西州的總檢察長宣布也要做類似的調查。

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參議員Amy Klobuchar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參議員John Kennedy要求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主席，愛荷華共和黨參議員Charles E. Grassley，舉行聽證會。參議院商業委員會共和黨領導人，由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John Thune領頭，於本周一給小紮寫了封信，要求他回答有關如何收集數據以及用戶是否能夠控製第三方濫用數據的問題。

這些都隻是第一步。保護民眾的利益，保護民眾的隱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任何一個推向社會的產品，根據其性質，就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製約。法律的作用不是為了妨礙私人企業賺錢，而是為了社會能夠有效、公正、合理地運作。法律不是越嚴格越好，也不是越繁瑣越有效。但缺乏合理的法律製約，後果的嚴重和對社會的傷害絕對是不堪設想的。

麵對這次臉書經曆的信譽危機和多方質疑，小紮說，“如果在我成立臉書公司時，在2004年的學校宿舍裏，你問我，如果我現在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阻止各個政府相互幹涉對方的選舉，那麽我會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的，科技在變化，人們的生活也相應在變化。社會的製約機製也需要跟上。

本文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ID: ChineseAmeric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