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卻也是一個我無法回避的話題。
28年前的這個季節，北京作為風暴的中心自然是全民參與，熱鬧得不可開交。擁有無數高校的上海，同樣是滿街的學生隊伍，特別是外灘一帶，經常是水泄不通。
我所在的工作單位與南京路鬧市區是鄰居。那天，一位同事來招呼我：“我們上街遊行去，怎麽樣？”我立即響應，放下手中的活就跟著走了。不出十多分鍾，我們科室裏幾個差不多同齡的年輕人，舉著臨時準備的橫幅和旗幟，驕傲、自豪地走出了公司的大門，走上了南京路。隻有我們幾個人是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想到邀請“老”的同事一起參加。因為文革造成的大學生斷層，我們這些“年輕”的與“年老”的至少相差10歲，又由於經曆的不同，真的是有代溝，我們搞什麽活動基本上都是在“年輕人”的範圍內。當時我們科室新大學生總共也就十來個。但我是直到今天碼字至此才意識到，好像幾個人還是太少了點，也許有人“政治成熟”了的沒有參加？我已經沒有記憶了，在寫這個文之前，我一直的感覺是沒有人“選擇”不去。絲毫沒有責備任何人的意思，隻是再次看到自己的不成熟，因為我當時根本就沒有這根筋。
不記得我們走了多遠，也不記得是不是在下班前趕回了公司，反正我們就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也是運動的一員，我們就像人要呼吸一樣很自然地參與了一把。然後事情就過去了，或者說我們以為過去了。
大概是幾個星期後的一天，我被請到了單位的人事處。談話應該是嚴肅的，隻是我那時還不懂。
問：“你們那天上街遊行了？”
答：“是啊！”
問：“你參加了？”
答：“是啊！”
問：“為什麽去遊行？”
答：“覺得應該去就去了呀！”“你不覺得應該去嗎？”
短暫沉默。
問：“還有誰一起去了？”
答：“我隻能告訴你我去了。還有誰，你自己去問。”
反複拉鋸，僵持了很久。
再問：“還有誰？”
我火了：“我們是光明正大地走出去的，沒打算瞞任何人。你們都看見了的，為什麽還要這樣來問呢？你難道真不知道嗎？不知道怎麽會來找我呢？”
我聲音越來越大，對方卻是很有修養，始終心平氣和，但也不肯放棄，同樣的問題一遍遍地問。我真的很鄙夷：“我們是上班時間走出去的，是當著全單位人的麵走出去的。你這樣問，是不是太小人？”我心裏說的是，我們都沒有請假，是必須與組長打招呼的。你豈有不知道之理？！
又是磨了很久，我終於沒耐心了：“告訴你吧，就是這幾個人：。。。我們是光明正大地去的！”
我不是磨不下去了，我是認為磨了也沒有意義，因為他們是知道哪幾個去遊行了。
晚上回去告訴家裏那位，他的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幾秒，說：“你沒必要說出名字的。”又說，“你也沒必要承認自己去的。”
說實話，我當時沒真正聽懂，而且這裏有兩層意思，我都是很久以後才明白的。第一，我說有去遊行與組織處的人間接知道我們遊行不是一回事。我說了，就好象有了招供，可以立案了的意思，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第二，在夫妻相處更久之後我才知道，他這樣說我就已經是很重了。那時的我還太不成熟，體會不出這兩層意思。
我相信我們幾個都被找去做了同樣的談話，具體每個人是怎樣談的，我不知道。我那時並不知道我可能是闖禍了，因為我還是認為這是光天化日下發生的事情，對誰都瞞不了。我至今也不知道別人是不是因為我而被“確認”的。可以不承認在我看來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這樣的概念實在是超出我當時的政治智商。
然後就又是風平浪靜了。家裏那位很快去美國讀博了，我開開心心、無憂無慮地過獨來獨往、自由自在的日子。
接下來發生的我的記憶比較模糊，有點不明不白了，隻是記得忽然又開始擔心遊行的事會有麻煩，就讓已經在美國的他趕快給我辦陪讀。沒費什麽周折，去美的簽證就到手了。然後，我卻又篤定了，不著急走了。這擔心和篤定的背後如果真是有原因的，我現在是想不起來了。手裏有了簽證，我繼續安安靜靜過一個人的日子。
然後，有一天，我們科室的黨支部書記悄悄對我說，趕緊走！他沒說為什麽，我也沒問，特別是他好像怕被人看見的樣子，我更不想多問，以免他為難。我們彼此心知肚明。在行李和機票都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我不到一周就離開了。
來美後，我與一起參加遊行的一位好友維持通信聯係。她告訴我，被迫寫了個情況說明。我讀信後就想，也許書記的好意是免了我這個麻煩。現在我又想，再晚點走，有沒有可能當時會出不來？我不知道，但我始終認為我們這樣的小人物，又不是什麽有實質意義的“錯誤”，的確不應該有其它後果。我真不敢太抬舉自己。
後來，不記得是一年後的後來，還是兩年或更多年，反正是後來，好友在來信中說，被叫到人事處，取出檔案袋中那份情況說明，告知，這事過去了，文件還給本人，不再有記錄了。她信中說，她當場就撕了！這個消息讓我非常高興，知道哪怕沒出國的也不必擔憂了。（我曾在網上看見故事說，有人被告知自己的某材料被從檔案中取出了，不再有記錄，卻於多年後發現還是有記錄在案。但我好友說的我們單位人事處的這個處理是真的不留痕跡，我有眼見為實的“內部消息”證實了的。有意思的是，為寫這個文我特意向好友詢問，她居然說都忘了，居然不記得她有當場撕掉那回事。）
很久很久以後，在我明白了家裏那位的那兩層意思之後，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我“闖禍”了？是不是如果沒有我的“出賣”，大家都可以沒事？從那之後，我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潛意識裏有沒有覺得自己可以去美國所以不在乎，結果害了別人？我找不出答案。
首先，我並不是迫不得已。如果知道有後果，如果知道我說出來與他們本來就知道是不同的，我是絕對不會說的。我說了，純粹是因為太幼稚，這個我毫無疑問。但我不敢說潛意識裏是不是還有點別的原因。我隻能說，我希望不是。
其次，在骨子裏，我是那種肯做吃虧的出頭鳥的人。在上海參加工作後，我挑頭“維/權”的事也不是一兩件了。維護“選/舉權”，我是唯一的出頭鳥；維護“獎金權”，我是三人代表之一；詩歌有獎比賽，我是個讓領導左右為難的參賽者。。。所以，無論我如何質疑，我想不出自己是為了逃避什麽而“出賣”別人，何況我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除了那天可以早點離開人事處，可我不是一個不能承受壓力的人。我希望，我僅僅是犯了一個判斷錯誤。
為寫這個文，再次審視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今天回頭看去，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單位裏寬鬆的環境使我看不見也想不到會有任何後果。真的，我和我那些同伴的“維/權”行為，雖然在“老”同事眼裏是大逆不道，卻沒有領導給我們任何人小鞋穿。那次“鬧獎金”可謂是亞曆山大，事後有人居然說領導發現這幾個能說會道的，決定可以重用！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有多少真實度，也不記得最後有沒有拿到被剝奪的獎金，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是真的，這個不可能有記憶錯誤。更重要的是，當時在全國處於政治高壓的情況下，我們單位沒有一點點政治正確，從上到下都是說的人話，沒有一個人 - 至少在公開場合 - 沒有一個人說“黨”話，包括各位院長、科長、大大小小的黨的書記等，更有一位副院長公開承認自己“反動”。迫於上級壓力不得不暫時恢複的政治學習也都開成了對政府的批判會。不成熟的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危險。我想，這才是我在不耐煩之後就“招供”的真正潛意識吧。
我事後聽說，我們單位真是不希望攬這個麻煩事，但有人把狀告到上級部門去了，所以不得不查，是頂不下去了才開始有查的動作的。不知道告狀的人是什麽心態，那些年，我們單位任何“出格”的事都是當天就會被上級知道，包括發獎金的理由不符合政策規定，或是發獎金的理由雖然合法但發的數量太多了。難道告狀的人不想要錢嗎？獎金的事我不懂，也許告那樣的狀有一定的“正義”可言。但遊行的事去告狀，不怕遭報應？！那年，那月，你到街上走走，人心所向從來就沒有那般地昭然如天日！
我又想，如果我們沒有一個人承認，會怎樣？單位領導能過關嗎？我很難想象自己可以說沒去遊行，真的那樣做的話，將是一個很有趣的場麵，我一定是當自己在演滑稽戲，我的麵部表情會明白無誤地告訴對方，我就胡說八道，你能怎樣嘛！一個沉重的話題，隻有這一點點地方能給我一絲輕鬆。
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對當事人道過歉。很久很久，我始終沒意識到自己闖禍了，當然不會想到有道歉的必要。我把這事想清楚還是寫博之後，在我認真地回憶並審視一些往事之後。如果以後有見麵的機會，我會詢問，會道歉，隻是除了那位有通信的好友和來叫我的那位組織者，我已經記不起還有誰了。
那年，那月，我們參與了，以微不足道的方式。也許是因為政治“不成熟”，我們才參與了。如果是，那我希望“不成熟”的人更多一些，懂得政治計算的人更少一些。我是堅信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是有作用的。
今天，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我最想對我當年的“同犯”說的是：讓我們為自己驕傲吧！
我要對所有人說的是：如果你沒有勇氣說人話，請你至少不要說鬼話；如果沒有勇氣上街，至少沒有必要去告狀；如果沒有勇氣做照亮的火把，至少不要讓自己習慣黑暗。
我曾有多篇新浪博文被刪。如果你還有一絲絲未泯滅的良心，請不要舉報刪貼！
讓我們拒絕遺忘！不僅自己不能忘記，還要讓我們的下一代也懂得、記住28年前的這一天，中國發生了什麽！
你說的你嫂嫂的事情很有意思。那是在北京吧？上海的遊行沒這麽普遍，特別是已經工作的，出去遊行的很少。我曾聽說一種不official的說法：學生遊行就算了，不是學生的成年人性質不同。也許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單位雖然不想查卻無法推脫的原因吧。
我們那個黨支部書記真的是個大好人，不僅僅是這一件事。他的人品可是有口皆碑的！也是我的幸運。
六四後，北京絕大多數的單位都采取了閉一隻眼的態度來敷衍”清查“。六四在北京是一場全民運動，幾乎每一個老百姓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當時絕大多數老百姓（99%）都支持學生們的行動，包括眾多的官吏們。因此這場清查與以往的共產黨的曆屆運動不一樣，受到了從下而上的抵抗和敷衍。
我沒寫清楚，不是文學城的文被刪，是我新浪博客的文被刪。我加上了新浪。虧得你問了，謝謝！
事實上，我這個文在新浪博客隻生存了不到半小時。
當年事發之後的甄別收尾，其實比事情本身的戲劇性也不差，可能更能昭示世間眾生相。我嫂子單位開大會，讓每個人逐一談是否參與聲援遊行，怎麽想的。沒人說話，我嫂子站起來說：我說。我參加了聲援遊行。我當時完全沒意識到這個事情是現在說的這個性質，當時的想法就是xxx, xxx。。。然後其它同事基本上都照這個說，幾天以後，黨委宣布，集體過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