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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戒嚴好久了。我們在上海的辦公室裏，每天大家都是一邊工作，一邊議論國事，關心著民運的動向，惦記著學生的安危。
我們當時有與北京合作的項目，到日子了北京卻遲遲沒有消息，就打電話去詢問。北京那邊說，你們還在幹活啊？知道我們這裏是怎樣的嗎？我們是天上飛機，地上坦克，街上喇叭哇啦哇啦叫！都戒嚴了，還上什麽班啊？！
北京可以不上班，上海不行。朱鎔基市長一再強調上海不能停。別的城市停了就停了。上海要是停，到時候苦果是要自己吃的。不知道這裏麵是什麽邏輯，反正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必須出活的，是必須養活這個大家的。於是，我們繼續工作，一邊幹一邊關心著，擔憂著。
周先生以他一貫的組長風度，口氣篤定的告訴大家：“放心好了，開槍的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的。段祺瑞才殺了幾個人？成了曆史的罪人，永世不得翻身。誰還敢步這個後塵？”他瘸著腿，繞著大大的製圖台走過來，見我定定地看著他，邊說邊對我點頭，擠單眼笑一笑，仿佛他與官方有默契。
小山東習慣性地邊眨眼邊說：“這個是肯定的。誰也不敢開槍的。”
屋裏近20個人幾乎都同意地或點頭或說是。沒有人 – 沒有一個人 – 認為會開槍。直到那一夜！
那天早上，我恍恍惚惚地來到辦公室，無力、無心作任何事情。辦公室像炸了鍋似的，群情激憤。可我感覺的是麻木，一種不相信事已成真的麻木。
我已經不會說話了，看著大家義憤填膺，仿佛在看一場戲，不知為什麽，有一種置身境外的感覺。我看著，聽著，總覺得同時有慢鏡頭在回放，回放的是大家一致認為政府絕對不會開槍！我欲哭無淚！
第二年的這個日子，我已到了美國。那天，我捉筆寫了一文，沒有給任何人看，隻為對心有個交代。一年的距離沉澱，凝聚成一個問號：為什麽事發前所有的人都說絕對不會開槍，事後卻沒有人憶起當初下的斷言？我對自己說，有一點是肯定的，遮羞布已經徹底撕破了，從今以後，再沒有人做夢了！
也許我的結論還是錯了。如果說開槍令人難以置信，令多少人幻想破滅，那麽下麵的另一個預言同樣遭遇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命運。
我們這個單位一般政治上不太緊跟，上下領導也都開明，以前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早就停了。但自那天之後，迫於上級壓力又恢複了老規矩。首先是學習人民日報的文章，和以前一樣，我負責讀報。
我敢說我讀的很好，非但發音標準，還聲情並茂。凡是“義正詞嚴”譴責學生及“黑手”的，我都念得陰陽怪氣。凡是學生的語言，我讀得正氣凜然。但我掌握得更好的，是如何停頓。我們是讀一段，討論一段，而我們的討論就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批判剛才讀過的內容。我總是停得恰到好處，總是正好有人憋不住要罵了，從來不冷場的。
印象最深的是讀袁木答記者問，當一位外國記者問到以前的無數次運動最終都平反了，這個是不是以後也要平反時，姓袁的說：“六/四是絕對不會平反的。”盡管就文章而言那裏並不是個自然段落，我的直覺告訴我，停頓！有人要說話！果然，我話音剛落，周組長就首當其衝：“這個是一定會平反的！我敢說，不出十年，一定平反！”整個辦公室幾乎人人附和，一致說平反是鐵板上釘釘的事，不容置疑！十年太久，隻會提前，不會延後。
不會過十年！！！
今天行文至此，我直想哭！現在已經是多少年了？都快3個十年了！我們在六/四事件上可曾向正義邁出一步？別的不說，光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如果還在，也是風燭殘年了。他們還能堅持多久？多年前已經有一位父親不堪無望的等待自己結束了生命！他們不僅要承受喪子之痛，還要承受人權上的屈辱，情何以堪！
每年一到這個敏感的日子，政府就會特別緊張，有各種動作，但就是閉口不提27年前發生了什麽，也不許任何人在公開場合提。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何必遮遮掩掩呢？如果沒有鬼，如果認為當年是做得在情在理，那就光明正大的說啊！如此行為，其心虛、無賴、無恥和無擔當，一覽無餘！
這27年又發生了很多事。最近的雷洋事件告訴我們，今天，很少有人依然對政府抱有幻想了，隻是這份覺悟的代價太大，太大。。。
好！再艱難的路我們一起走！
Mahatma Gandhi
與博主共勉
是的，我是徹底傻了！悲哀啊！
我想，六四結果這麽慘原因很多，包括學生太沒經驗，不懂得合理進退。也不排除學生領袖中有人私心重於公德心，害怕秋後算賬。（秋後算賬是毫無疑義的！）但關鍵還是這個政府。對秋後算賬的恐懼也是源於這個政府。
我有時也問，如果趙紫陽能在那個位置久一點，我們是不是就能走得更遠？我想是的，但不可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目標。“他們”不讓的！在“他們”眼裏，大權是不能落入“外人”之手的。雖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是“他們”的。一旦發現權利受到威脅，“他們”一定會采取什麽手段的。
歐洲的一係列“圓桌會議”非常令人羨慕。不過在中國，那時沒有，現在也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反對勢力，能起領導作用的反對勢力。很難說東歐的變天會有正麵的影響。我看更可能是讓“他們”確信絕對不能放鬆。事實上從此以後就是走的這條路，現在國內的環境遠不如80年代寬鬆。
那你是在暴風雨的中心了，一定見識了很多。那時全國人民都配合的，什麽叫民心所向，那時的經曆是我最深的體會了。在上海，連擁擠的公交車上必不可少的罵架都自動消失了。聽說北京也是，雖然交通都沒有了，到處是路障，看似混亂，但社會風氣卻是出奇的好，連小偷都罷偷了。
可是，民意對這個政府是沒有意義的！
我是真心佩服那些在槍聲響起之前就看清這個政府本來麵目的人。這是胡適與留下的那些大師的區別啊！
我不是勇者，我真的是抱著逃離的心態出來的。每個人有自己的美國夢。我的美國夢在我踏上這片土地時就實現了，買房、買車都隻是副產品。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我過了海關那一刻的安全感，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免除恐懼的自由！
抱有幻想的也包括我。是槍聲把我們的覺醒逼迫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再看看雷洋之死，現在已經沒有什麽罪惡會讓我難以相信了。哀哉！
開槍的凶狠是否背後藏著老人的恐懼呢？紅幫黨內的殘酷鬥爭隻有你死我活，所以那幫老人說不可退一步。我是5月20號那天在廣場，記得當晚就是李鵬那偏離主題的講話，其實那時我周圍的人說該撤了，因為那裏不是個生活的地方。是否當權者給學生們一個不秋後算賬的保證呢？可他們從來都是秋後算賬、反攻倒算的。
在那之後，我才看到摒棄暴力的表達訴求和反抗，才留意到伊朗國王說他不可以向人民開槍，他隻能出走流亡。
有時想，如果再晚幾個月，趕上東歐變天，也許就一起改變體製了。據說許多東歐官員就是因為看到大陸所發生的反人類慘劇，才清醒地意識到絕不能向人民開槍，東歐得以和平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