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6-2

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恐懼，在1900年聯軍入侵後，清政府開始現代化改革時更為激烈。當皇朝派出的大使去學習西方政治、技術、社會和軍事並朝向君主立憲努力時，新聞敵視變得加劇。泰唔士報總結：“中國是一充滿生命力的國家。。。緩慢地現代化後，會突然急於擴張，也許征服，成為世界強權，如果不是為了報複幾乎每個歐洲強權對其所犯的罪行。”當中華帝國拒絕參與西方主導的國際體係，它被攻擊成一個傲慢、排外的威脅。當它開始按西方規矩（派它的臣民到它國工作，現代化和西式化它的軍隊、學校和政府），它被指控陰謀用西方技術來對抗西方。

回看英倫，及其它中國勞工定居的西方國家，它們開始害怕中國報複性的“入侵”會匯集在某一可怕的中國鴉片館，因鴉片是用來貶低一個民族的最為完美的工具：這一東方的毒藥悄無聲息地潛入英倫，並在其人民中散播它那複仇的煙氣。為了忘掉不久之前西方還急切地為中國人提供鴉片，維多利亞晚期和愛德華時代的記者們（包括《好朋友》的專訪記者），將中國移民在像倫敦那樣城市裏所設的煙館，描繪成邪惡四溢的犯罪老巢。查爾斯-狄更斯1866年在一次短程旅行後，為這些觀念設置了一標準格式，章頁間充滿對野蠻獸性的亞洲人的描述，關於他們“灰暗且麵無血色，有如死屍”的臉和“麵無表情有如綿羊般沉思”。一位在1891年向《蛛絲螞跡》（Strand）雜誌投稿的人，發現他所參觀的鴉片煙館裏的所有東西都很恐怖：邪惡麵像的煙館主人和他那“羊皮紙色的膚色”；“他的小而狡猾的眼睛。。。令人恐怖地轉來轉去”；肮髒黃色的牆；就連樓梯都是“最為邪惡般地欺騙性的。。。我輩從未上下過的通道。”1904年，另一位去過一鴉片煙館的人觀察到：“東方的狡詐和殘忍顯現在所有人的臉上。”一篇關於白教堂（Whitechapel）煙館的報導評論說：“大多數的人蔑視中國人：他們不誠實、奸詐、殘忍、自負並且不講衛生。。。在這一切中包含著大量的真相；但我們必須記住他們是異教徒。。。對鴉片的鍾愛會使一個人良知喪失，從而使他準備做任何邪惡的事情。”

令人好奇的事實是，與人們對鴉片煙館的恐慌持續的同時，在十九世紀即將結束的那幾年，就在英的中國人整體而言，並沒有多少人，鴉片煙館就更少了。在1860年，全英國華人人數不到100，人數到1911年上升到了1100人。在1884年——差不多是狄更斯對蘭姆豪斯（Limehouse）的突擊調查20年之後­——人們估計在倫敦東區僅有6間鴉片煙館。“並非極其惡劣”，那年，一位鎮靜的觀察家得出結論：“和平的、對小事完全忽略的平和。。。僅有鴉片所能達到。”另外一位證人在1908年證實，鴉片吸食者們隻是一些“普通的工作階層。。。他們在享受他們的快樂時光。。。在他們的錢所能維持的條件下。”

最深層的恐懼是，中國人會將“醜陋的邪惡”傳染給帝國具有生殖力的女人，及她們生氣勃勃的兒子們――被精心保護、為帝國和白種人作為一個整體所依賴的福祉。吸食鴉片，正如一部流行小說所言，“對一個英國女人，象異教徒一樣生活已是糟糕極了，而用毒品麻醉自己則是非基督徒和獸性行為。”在鴉片館的報導中，一個幾無生息的角色是中國鴉片館主的英國妻子，在她身上（如震驚的記者所描述），令人恐怖的退化清晰可見。“她的皮膚黑中帶黃，”一位憐憫的旁觀者歎息說：“她自從結婚後，過著如此方式的東方生活，她的外表器官顯而易見地迅速失去歐洲人的型態。。。她說，這不斷地微量吸入她丈夫所買賣的毒品的煙氣，簡直是在殺她。”中國人和他們的鴉片，如廉價刊物及文學觀點所視，正在刻意地腐化脆弱的英國民族。狄更斯在他最後一部、未能完成的小說，神秘的愛德溫-祝德（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以一個肯特郡的合唱指揮進入一家倫敦的鴉片煙館作為起始，而鴉片煙館的英國女主人則是“被鴉片煙薰得與中國男主人奇怪地相像，他的臉頰、眼睛和太陽穴，及其顏色，都在她身上重現。”

回到1883年，當時的鴉片問題的評論家們，對不久之前英國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仍能有足夠的記憶，這些行動應對鴉片吸食在英國人心中產生的極度不安負責。“我們實際上有”，那年一位前駐廣州的傳教士說，“一個飽含邪惡的新習性，在我們中間發展。。。它在急速地靠近我們並出其不意地撲了過來，突然的就連那些一直對其鬼祟和看不見的腳步充滿恐懼的人都大吃一驚。”這個鴉片瘟疫“在我們重要身體器官中擴散並攻擊它們”，他解釋道，這是對“我們所作所為的報應”。在隨後的二十來年，這一曆史性良知被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小說、戲劇及後來的電影將中國人刻畫成一個“東方潰瘍”，陰謀摧毀白人世界。“許多這些天朝人和印度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是低賤的”，1897年的一篇短故事不經意地評論道，“他們經年不停地吸食，似乎並未受到任何傷害。但他們的精致的本質在受難、變質並垮掉，這些眾多且可怕的行為就是毀滅。”在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年中，英國街頭小報的讀者們被一係列的繪聲繪色的故事所震驚，在這些故事裏，年輕貌美的英國姑娘被亞洲的毒品販子所勾引（常常伴有致命的結局）。1918年，一位來自上海、綽號叫“聰明張”（Brilliant Zhang）、富有的業餘藝術收藏家，在一位倫敦戲劇界的寵兒，比麗-卡樂頓（Billie Carleton）的可卡因吸食過量而死亡的案件中被指控。四年之後，三姐妹，弗洛倫斯（Florence Paul），關多蘭（Gwendoline Paul）和羅賽塔（Rosetta Paul），被發現由於吸食鴉片而不醒人事地躺在卡地夫（Cardiff）一間洗衣店樓上的一間臥室內，身邊躺著一死去了的中國人。“這些女孩的外表是如此之蠟黃”，發現她們的那個人聲稱，以致於他“一開始還未能認出她們是白種女孩”。

大約在1910年，一個名叫亞瑟-亨利-沃德（Arthur Henry Ward）的前愛爾蘭-伯明翰銀行職員，與他妻子伊莉莎白一起討論他的未來。伊莉莎白是一個倫敦西區非常勵誌的藝術家，在音樂廳舞台上做平衡和轉盤表演，同時等待著她出頭的機會。亞瑟的背景比較白領，他最初是想研究埃及學，當這一希望落空後，他成了一個銀行職員；但當他想催眠他的同事，以便進入銀行保險庫進行強劫時，他的銀行生涯也就悲哀地結束了。但象他的妻子一樣，他將他的目光投向了演藝界：嚐試著為劇院寫作一些短故事和喜劇歌曲。由於對不斷地收到拒絕信而感到厭惡，他與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坐在扶乩盤前，想乩出他人生下一步應如何走。他們的手，亞瑟後來說，拚出了“CHINAMAN” （中國佬）。他放棄了亞瑟-沃德這個名字，而轉用較為雅利安的薩克斯（Sax，盎格魯-撒克遜語中意為刀刃）及更加羅曼蒂克的羅默（Rohmer意為漫無目的遊蕩的人，‘he who roams’- ­生來的自由作者），3年之後，暢銷書《神秘的傅滿洲博士》（Mystery of Dr. Fu Manchu）誕生了。

我們對薩克斯-羅默所說的絕大多部分，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他的助手凱-範-阿什（Cay Van Ash）所著的自傳——阿什認為他是一個幻想家，均應采取謹慎的懷疑，這樣會比較明智。除了15部傅滿洲暢銷書，羅默極度沉迷於不同宗教的神秘性，著有魔術指導，巫術和超自然：邪術的羅曼史。一件事是無可爭議的：他所描寫陰險邪惡的傅滿洲的小說，及其後改編成的廣播劇和電影，使他成為了一個名人。僅有不多的作家能夠如此幸運，作品能在死後仍被記住，然而，歸功於傅滿洲和他全球性針對白種人的陰謀，薩克斯-羅默在其入土半個世紀後，仍未被人忘懷。

一些人也許會爭辯他的著作所產生的對中國人的偏見不值得認真討論，因為全都是廉價公式化的描寫——撫慰性的重複，羅默用來一再強調他筆下的惡棍的邪惡欲望（這個‘陰險的天才’，‘那個可怕的家夥’，‘東方奸詐本質的體現’）；數次故事中的白種人英雄，離他們的東方獵物近在咫尺卻功虧一簣，敗在按鈕控製的翻門下——似乎在懇求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來看它的可笑部分。也許我們應幹脆不理睬羅默的偏見：種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和美洲的作家中令人沮喪地常見。例如，約翰-巴奇（John Buchan）的反猶，並未阻止他的著作名列文藝巨作之列。然而，並不能輕易忽略傅滿洲現象的流傳廣泛和持久性，及它在當時所滲透的深度和對反華的情緒的加強。在羅默的名聲處於高峰時，傅滿洲係列作品充斥著公共圖書館、電影院和運載西方人往返中國的客輪上的藏書室，保證他們（按一位1920年的年輕旅客的話）“了解中國佬的方方麵麵，他們是一夥殘忍、邪惡的人。”

薩克斯-羅默的傅滿洲隻是一個最為成功、虛構的中國恐懼症的化身。大致從1873年起，針對中國人的卑鄙的病態恐懼（利用對中國移民的經濟竟爭的廣泛的擔心），變成了廉價的美國小說的基本元素：衛斯特（H. J. West）1873年所著的《中國入侵》；阿特威爾-惠特尼（Atwell Whitney）1878年的《杏仁眼》；羅伯特-沃爾特（Robert Wolter）1882年的《1899年中國人奪取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短而真實的曆史》（是澳大利亞勞工聯合會發起者所著的《白種人或者黃種人，1908年種族戰爭故事》一書的翻版）。

1898年使得“黃禍”這一詞流行的作品，馬修-謝埃爾（Matthew Shiel）的《黃色危險》出版了。此書中，絕頂聰明的中國總理顏豪（Yen How，一位半中、半日血統，整個是撒旦的東方化身），構思並實施了一個“恣意且邪惡的陰謀”，意圖在歐洲進行大屠殺，而後以眾廣的黃種人來取代，因這興奮和單一的原因“他內心珍藏著這個秘密並對白種人族群極度的厭惡”。他是中國人殘暴的概括，顏豪在他那肮髒的計劃中得到罪孽的快感，在他公布他那不會失敗的摧毀白人的計劃時，他的“眼睛會迷卷並散發出極度歡樂的喜氣”。在19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邪惡世界的異形入侵小說裏，所產生的恐懼有一點不協調和缺乏身份；謝埃爾所塑造的，第一次，以東亞最高領導層中的人為主謀，策劃著一個陰謀。謝埃爾進一步煽動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焦慮，加給他的反派主角以對白種女性的淫穢的想法：“什麽是顏豪博士的目標？簡而言之，是最終占有一個白種女人，他的次要目標是對世界上其餘的白種女人和男人進行傷害。除非大地裂開並吞噬了他，他會放棄他的希望，否則任何原因不會動搖他的信念。”

在謝埃爾的書發行的時代，有不少人認為謝埃爾的觀念令人發笑地聳人聽聞，“[謝埃爾]一定是期待我們大笑。”泰唔士報的評論員開懷的格格大笑：“但我們要與他一起大笑而不是笑他。”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的高潮使得該書的好笑部分不再好笑了，黃禍小說開始與滿懷複仇心的士兵、傳教士、外交官從中國傳出的見證交匯在一起，兩組敘述相互證實並相互推動，使得仇恨上升到一個新階段。

“呃，對這樣一個族群我們該如何說呢，夥計們？” 顏豪的英倫對手、英雄的複仇神、約翰-哈代（John Hardy）向他手下的一群陸戰隊員說：“你們不和我一樣認為除去這些人會使這個世界美好嗎？”“是的！是的！是這樣的！” 陸戰隊員們同聲回應著。“我在此時此地，終身投入摧毀這些人的事業裏。”到1904年，這個中國的首要罪犯（戴著他那‘由於薄嘴層上的露齒奸笑而扭曲的狡猾黃臉’，夢想著‘用從罪犯身上所提取的病菌，注射到無辜的人身上而迫使他們犯罪’，從而使他可以統治整個世界）已成為兒童出版物《採摘》和《磁石》的主題。他的東方式的邪惡罪行，通常是在鴉片刺激下所進行的：“一定劑量，”一篇漫畫中的偵探揭露，“麻痹人的道德觀念。。。使得受害人無視基本的誠實而偷竊任何物品，或不擇手段地做任何事。”

中國人的入侵陰謀在兒童係列讀物中經常占有大量篇幅，在《來自東方的恐怖》中，“人們夢中所見的黃禍最終放了出來”，一群童子軍們在布萊頓的海灘上與“嘴中吱吱嚼著米飯的一群東方水手”戰鬥著。1910年，就連《女生擁有年刊》都感到它須警告它那些天真的讀者，在她們周圍正發生這一全球性的陰謀（中國人已準備就緒在它國居留下來，惡魔會隨之而來。。。形成“黃禍“）。同一年，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小說也找上了黃禍這一題材，《無與倫比的入侵》，想像中國最終在1976年“睡醒”了，“中國返老還童了！”倫敦倒吸了一口氣，“這隻是中國走向狂妄的第一步。”在故事的結尾，西方被迫用生化武器來毀滅中國人，用精巧的玻璃瓶向“喋喋不休的黃色民族”投放“所有劇毒類型傳染性的死亡病毒”，“瘟疫將他們吞噬。”那些嚐試逃離中國的人，則被已聚集等待在中國邊界的西方軍隊所屠殺，“人吃人、謀殺和發瘋到處都是，如此中國滅亡了。”故事結語：“從而開始偉大的任務，淨化中國。。。以美式民主方式。”

然而，所有這些均無法象薩克斯-羅默的魔鬼博士那樣讓人具有想象力。傅滿洲的形象成功並能持續其影響力有幾個原因: 第一，它非常技巧性地在歇斯底裏和合理性間跳來跳去，將對中國人在英倫出現的模糊、荒誕的恐懼，與人們所關心的頭條新聞和警方報告——有關華人有組織性的犯罪網，和中國人的鴉片煙館、古玩店及其它小商店的陰暗世界混合起來。第二，羅默將所有的假想都集中在唯一的反派主角，這個反派主角有著令人記憶深刻的屬性（他熱衷於用科學的方式、策劃邪惡行徑及異乎尋常地精致的折磨方法），這種寫作方式被後來的作家如伊安-弗萊明所摹仿。（到了1930年，據傳說，傅滿洲式的中國超級惡魔，已在英國暢銷小說中如此普遍，以致於英國偵探小說作家協會，要求其新作家會員發誓他們自己絕不嚐試創造如此形象。）最後，羅默看到他所創作的反派主角的長期性的潛力，因而將他寫成無法摧毀（火燒、砍頭和近在咫尺射中頭顱），而不是毫無耐心地將他在第一部小說中就殺死（如謝埃爾對顏豪的處理）。

要想弄明白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傅滿洲現象如何表述如此之多的對華的扭曲看法，人們需仔細檢視這一現象, 及它向它的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們，所售賣的它對中國人的觀點的方式。在形式上，小說大量借助於柯南-道爾的歇洛克-福爾摩斯的藍本，通過敘述者，一位在科學上學術深厚的培特理醫生（Dr. Petrie），和他的聰明、善變的朋友，奈藍-史密斯（Nayland Smith），講述他們的鬥爭，講述他們在全英國四處奔波去偵破中國人的陰謀。（在第二部傅滿洲小說，《邪惡的博士》中，史密斯和培特理在索姆塞郡的沼澤地裏，差一點就被泥潭吞食，極其厚顏無恥地抄襲《巴斯克威爾獵犬》）。在每部小說即將開始時，通常是一位不列顛帝國的支柱被亞洲黑暗勢力所謀殺。由此，培特理和史密斯很快就推導出誰是這件壞事的主謀：“黃色種族運動的邪惡天才”，傅滿洲。“想像一個人，” 羅默對傅滿洲的第一次描述，

高、瘦如貓科動物；雙肩聳起，有著一副莎士比亞式的眉毛和撒旦的臉，刮的鋥亮的腦殼，細長的磁石眼睛如貓一樣綠色。他身上匯聚了全部東方人的殘忍奸猾，是集中了所有過去和現今科學的資源所形成的一個智慧體，你也可說在他身上集中了一個富有政府的所有資源，雖然這個政府完全否認著他的存在。。。你頭腦裏有了一個傅滿洲的圖像，黃禍寄生在一個人身上。

為不使他的讀者遺漏這一點，羅默每隔幾頁就概括他的評述要點：“傅滿洲博士的臉比我所見過的所有的臉都要更加令人反感”；“這個黃色撒旦”是“地獄散發出的死亡。。。領隊的死亡天使”；諸如此類。就象謝埃爾的顏豪，是一個充滿神秘的人，漫無目的地充滿惡意，對白種人心懷一種無法解釋、報複性的仇恨，以及一心想要主宰世界：“這位既出類拔萃又邪惡的人，一心夢想將歐洲和美洲置於中國的統治之下。。。這是個白種人的敵人，一個沒有憐憫心的禽獸，一個被其種族冷酷、精心算計的殘忍所激勵全部才智的人。”僅管他作惡的衝動有著廣度和複雜性，但這位博士似乎完全不知自己的動機，沒任何緣由就發誓要與全部白種人進行戰爭。

於是傅滿洲成為中國恐懼的絕好的體現：殘忍、奸詐、傲慢和仇視外國人。在書籍的封頁和電影中，他被臆想成一個永恒帝國的中國古董：好萊塢啞劇中的滿大人形象，長長的八字胡和滑稽可笑的長指甲，坐在亞洲格調、豪華頹廢的座椅上。他的陰謀，通過倫敦的東方巫術師來散播：幾乎不算人類的亞洲土著水手；黑白混血兒；來自緬甸叢林可怕的有毒野獸；印度圖基強盜；長著９英尺長手臂、令人崇拜、有著無法掙脫的握力的阿比西尼亞狒狒。他的計策經常是過於複雜因而顯得愚蠢：一次，他試圖向他的敵人派出一隻爪上塗有毒藥的貓；另一次，為了使人們遠離他的藏身處，他將一群尾上綁上鈴鐺的老鼠放到牆腳板後，使整棟房象棟鬼宅——僅當奈藍-史密斯用一塊奶酪將它們引誘出來，整個把戲才被揭穿。僅管如此，他同時也是個裝備了現代世界令人恐懼摧毀性武器的人：牛津大學的科學博士，總是置身於一些“製藥用具”之間。在“一張精雕細刻巨大的桌子”邊上，（又）被囚禁在反派主角巢穴裏的培特理醫生注意到，“坐著傅滿洲博士，一本黃色且退色的書卷攤開在他麵前，他手中的試管裏裝著一些黑紅色的液體，幾乎和血液一樣，在本森燈的火焰加熱下冒著泡。”

羅默的英雄們通常穿過倫敦，沿著一連串的線索和屍體，直到他們的艱難曆程將他們引到博士可怕的活動中心。在第一部小說裏，並非湊巧地，這個中心是一個“簡直就是劇毒”的鴉片煙館：“一個可怕的地方”，東倒西歪地躺著沒有知覺的人和白癡、類人猿般的中國人說著洋涇浜英文。“這邊伸出一隻棕色或黃色的手，那邊一張粗糙、狀如死人的麵孔”， 培特理敘述說：“在四下揚起淫穢歎息的同時，遠處有咕噥的聲息——一種怪誕、動物般的合唱。有如被一些中國的但丁所窺視的地獄。。。我們被隔離了，我們在遠東人手裏。。。在最無法理解並且神秘的族群成員、中國人的控製下。” 羅默在此的目的很清楚：讓讀者因怪異和恐怖的外國人，隱匿在英國的心髒的想法而感到恐懼。“現在異族人隱隱綽綽的身影，正從我們周邊走入大路上的燈光下了，”一段描述潮濕、陰暗、邪惡的多重文化的倫敦，“從地洞般地巷子裏現身而出。僅僅很短的車程，我們就從光明燦爛的西方進入到曖昧的東方地下世界。”在羅默的英格蘭，不列顛帝國的白種兒女無處可尋求安全：“一架縝密的殺人機器已設置在倫敦某處”，奈藍-史密斯喘著氣說，“睡覺是危險的——每道陰影都帶著死亡的威脅。”

自然，傅滿洲本人也是鴉片上癮者：當他微笑時，“我熟知的糟極了的空洞微笑” ，培特理觀察到，博士“露出鴉片吸食者的牙齒”。該書的故事情節也因摻加了其它的詭秘毒藥情節而引人入勝，“在扭曲人的天性上，在幹擾人的平衡心態和將善意的力量扭轉到奇怪且危險的渠道上，傅滿洲博士超越。。。在純粹的毒理學上，他過去和現在，沒有對手：博吉亞家族與其相比如同兒童。” 傅滿洲的謀殺現場浸滿毒素；他手上的第一位犧牲品，科裏切頓-達維爵士（殖民廳負責人），被人用“Zayat ”之吻——緬甸叢林中劇毒的腥紅色蜈蚣所咬到；一股神秘綠色的毒霧，從埃及學家秘書托運木乃伊的箱子中升起。對傅滿洲故事中的絕大部分角色，羅默較前篇提升了其反麵主角的下毒嗜好。雜誌如《好朋友》、《採摘》和《奇事》, 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裏，均全麵確立了描寫華人大規模地投毒（用細菌戰）的偏好。

幾乎自從“黃禍”發明後，每個年代，“黃色恐慌”成為西方意識中的特色，完全不顧中國自身政治、社會和經濟能力的現實性能否成為一個威脅。1898年，當馬修-謝埃爾創造了顏豪之時，清帝國因在朝鮮令人震驚地敗給原是中華文化的分支的日本，還處在搖搖晃晃中。當薩克斯-羅默在1910年到1920年間開始製作他的“傅滿洲”大炮時，在倫敦的華族也許是最具有努力工作精神、總體上社會和政治麵貌上最不具有威脅的非白種英國人社團。1932年的電影《傅滿洲的麵具》（在此影片中，與小說同名的博士叫喊著要摧毀白種人，同時將金發白種女郎綁在石頭祭壇上獻祭，企圖將成吉思汗複活。）開始製作，而在此時，中國的軍事力量卻一方麵深陷內戰，另一方麵在防備日本的入侵——這場侵略最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達到頂峰。1938年，數以萬計、極有可能數十萬中國平民在南京被日軍屠殺，薩克斯-羅默仍在暗示即將崛起的“忽必烈汗。。。他會以其影響力，將百萬民眾編織到一起並製成一個緊密的中國”，從而使恐懼散布於它的白種鄰居。“我喜愛傅滿洲小說”，美國前駐華大使，斯泰普頓-羅伊（Stapleton Roy）爽快地承認著：“沒有什麽象邪惡的中國人策劃統治世界更使我身心震顫的。。。但當你看到曆史上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不是一部夢幻小說，你被迫得出一個非常不同的結論。”

非專業人士推動當代中國的辯論時，較談及世界上其它潛在的新興的大國（如印度或俄國）更具深廣度， 常常顯示不加思考地拘囿於“中國是否是個威脅？”當然人們要關心這個問題，例如，中國的軍事擴張；或它通過亞洲顯示它的“軟實力” 意願；或它靠使那些非洲的獨裁者富有的投資方法來對非洲的掠奪。明顯地，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超級大國會與西方大國發生衝突，對全球資源的竟爭，會造成政治和軍事緊張，才是真正的令人擔心原因；曆史告訴我們，這樣的鬥爭，總是伴隨著新的強權的成長，但將事實上的經濟現象，渲染成神秘注定的文明衝突是無濟於事的。美國的非專業的評論員們，長期以來質疑中國政府購買價值數以萬億計的美國債卷的動機， 好像這是一種迫使美國曲膝的低調、高超的計謀，而不是一個因美國過度花費和缺乏存儲所形成的簡單案例。

有時好像是, “傅滿洲”製造出了一個持久不退的西方癖好——針對中國的低劣的危言聳聽。“中國的威脅是真實和日益增長的”，比爾-格茨，美國的一位中國陰謀論的主要理論家，在其2000年的著作，《中國威脅：人民共和國是如何以美國為目標的》中宣稱：“今天的現實是中國為美國的主要威脅，並且日益增大”；他在5頁之後，在他啟示“中國的掌權者。。。仍然是共產分子”之前，再次重複了他的觀點。在2005年，他預測大陸會在兩年內入侵台灣，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比擬成一個法西斯國家——甚至和德國法西斯一樣。“我們將再打一場多個戰線的戰爭”，一位讀者回應，“與伊斯蘭及與法西斯中國。我希望我們有所準備。”“我絲毫不懷疑”，另一位讀者同意說，“中國會對我們進行核襲擊。”無需擔心——僅管中國軍費在過去的十年中以兩位數增長，但美國的軍費預算仍是中國的8倍。

幾乎所有與中國相關的麻煩出現，舊恐懼就會再次浮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認定中國通過出口它的有毒的產品：寵物食品、藥品、牙膏、含鉛油漆玩具火車，散布中國向世界出口“毒物”的歇斯底裏看法。“中國是不是想毒死美國人和他們的寵物？”一篇文章問道。“中國有毒的玩具火車還在那兒，”美國的一個消費者協會警告說，“藏在一艘正向我們開來的集裝箱貨船上，沒人知道它何時會再次攻擊。”與此同時，中國唯利是圖的公司正忙於毒害多得多的中國消費者：在2008年約30萬嬰兒因病入院，同年姍姍來遲地暴發了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醜聞。在召回中國出產的大約21萬件玩具之後，美泰公開地向其中國生產夥伴道歉，承認“召回的產品中的絕大部分是由於美泰設計錯誤，而不是中國廠商生產中的錯誤。”中國也因其經濟奇跡而被指責汙染世界（所謂的綠色危機）——西方消費者是廉價中國生產廠家的主要市場，與此同時，中國本身的自然環境吸收了絕大部分損害。在中國同西方關係上，“黃禍”論的殘餘，顯示了自我開脫觀點和導致1840年到1850年間英國對華開戰的論點的反彈：西方固守於中國具有不加思考的排外主義的思維，及中國一心祈望西方倒黴。

黃禍最大的可信性問題在於，曆史上看，它是隔離於對華觀點和事件之外發展而成。它因西方人對華人妄想性的偏見而繁盛，它是西方人對中國人在經曆了象鴉片戰爭那樣的事件之後的現狀的漠視，及由此對他們自身與歐洲侵略者間的關聯不感興趣——這也是本書剩餘篇幅的主題。正如薩克斯-羅默驕傲地告訴他的傳記作者：“我借傅滿洲而出名是因為我對中國人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