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5

15. 和平與戰爭

“這是一個多麽偉大和榮耀的事件”， 1842年底，當<<南京條約>>簽定的消息傳至英國，一封致泰唔士報編輯的讀者來信如是說，就連法國的報紙也讚同說“（條約）會使中英雙方均受益”，“對所有的歐洲國家日益增長的商業活動（打開了）一個新大陸”，粗俗的漫畫小報則大肆登載蔑視中國的戰爭漫畫。1845年，林則徐的蠟像入住杜莎夫人蠟像館，6年之後，其它中國文物，包括一艘中國水師戰船被拖到英國展於萬國展覽會。在展覽會開幕式上，一個事先安排好的，穿著長袍馬褂的中國人，由人群中衝出，跑到女王跟前跪下磕頭。狄更斯也參觀了展覽會，並嘲諷了一番“黃色的黃疸病人的榮耀”，將“偉大的英國成就”與“極其不顯眼的中國產物”相比較，認為“大清”的精美磁器製作（great Teacup Works）過於耗費物力，象牙製作華而不實，“球球相套，環環相扣，沒有絲毫先進可言且在數千年中沒有丁點用處”；至於那艘戰船則是“荒謬的流產製造”，是一個“漂浮的玩具船”，是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浪費和消磨時間”的像征。

盡管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和戰爭之間，英國民眾對中國有著複雜的矛盾心態，但勝利則使許多原本反對戰爭的人，轉而認為英國的戰爭決定是正確的：這場將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戰爭是必要的，相對來說流血甚少。當南京條約膨脹了人們對貿易、傳教等的期待，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們，開始尋求中方進一步的讓步和優惠——如必要則發動第二場戰爭來達到目的。對於其餘的人，仍對鴉片戰爭感到羞恥，並由此負罪反思。《鴉片戰爭》這一專用詞，（因在1840年國會辯論中，用以指責“可遲的”輝格黨政府“誤導”民眾，從而被深烙在人們的心中。）表達了這一負罪的良知。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素以相對於它所征服的非歐洲國家，有著優越的基督精神為自豪——這種想法能使其心安理得。英國為了向中國民眾推銷一種會上癮、非法的毒品而發動了一場戰爭，因而對這場戰爭有一種觀點：“我們曆史上最為可恥的一場戰爭。。。我們損失了約69人，殺死了20000到25000名中國人，這是一場沒有任何榮耀的戰爭！”1858年，一位演講者宣稱：“任何一位有一絲道德的人。。。不敢為這場戰爭進行辯解。”

但戰爭的負罪感亦會有相反的效果，導致更多的自我認可式的軍事行動。在原本疑慮的情況下，一旦流血事件發生，所有參與者都厚顏無恥地想擺脫幹係：首先，責備受害的一方逼迫他們出手；其次，通過進一步行動來懇定他們行為的合法性。在整個19世紀，這種反應模式，似乎在英國這些國家裏的，最有影響的對華觀念倡導者中占有統治地位，這包括絕大部分商人、外交人士和傳教士，而後擴大到記者和學者。這個集團拒絕同情中華帝國，反而渲揚難以忍受的中國人的罪孽導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必要性（中國人的傲慢、排外、僵化、冷酷和缺乏道德），這一切隻能被更多的暴力所壓服。

當中國文化研究在19世紀成為一門學科時，早期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可以想像的到，當然主要是男性——對中國的文化表現得特別同情，他們主要是來自那群原認為中國需要由西方來“打開”的人。因此，當中國的政客和民眾，對英國粗暴的“文明”介紹日益反感時，英國人僅會認定他們對中國排外的指控，並以這個敵意作為發動進一步戰爭的依據。

如果讓我們選一個英國人來展示第一次鴉片戰爭所引起的期待、假設和敵意是怎樣積累並引發後續衝突的，我們也許應選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出類拔萃的中國通，欺人太甚的仇華分子，及1856到1860年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策劃者, 一個如他自傳所總結的：使印度帝國和英國殖民種植園遍布地球的人。

巴夏禮在中英關係中初次登場，是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商討過程中，當時他僅14歲。巴夏禮5歲時成為孤兒，但他的一個表親嫁給了郭士立，從而使他的姐姐們得到了啟發，在1841年時將13歲的他送往中國。他在10月8日一到澳門，就被英軍的高級翻譯，馬儒翰，收為學徒，因為英國人極度缺乏翻譯。在第二年5月，馬儒翰北上中國東南沿海參與南京條約的談判，他帶著巴夏禮同行。這對14歲的巴夏禮來說是一段極不平凡的經曆：強征當地農民的水牛；沒收中國人的船隻；虛張聲勢地哄過守衛，混上璞鼎查的旗艦並進入條約簽字會場。在這場漫長和奇怪的戰爭的結束場合，使得這個鐵匠的兒子得以熟識英國殖民精英們。璞鼎查非常喜歡他，要他：“隨時可以來我這兒吃晚飯”，當有人覺得他太過年輕，而試圖阻止他進入一些主要的外交場合時，璞鼎查會大笑著說：“他是我的孩子，他必須參加。”

在經過兩年的學徒生涯後，僅16歲的巴夏禮擔任了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的翻譯，勤勉地捍衛著英國的尊嚴。那些年裏，他趾高氣揚地坐著他那頂編有流蘇、紫墊藍綢座的轎子，在福建各地奔波。他對中國人的評價是：一個最為騷鬧和難以管理的族群。到了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夜，他已非常嫻熟中國話了（同時也懂藏語和滿語），但對中國人的同情心也是最低。他深知：“中國人做事的方法，當需要向中國人還擊時，知道何時何處準確地向對手發出一擊。。。在中國取得尊重的唯一策略是運用這一方法。”

與巴夏禮逐漸升職的同時，14年過去了。這些年裏，在清政府與沿海的外商間，發生了許多不甚愉快的對立事件。在香港北部海邊，磚屋取代了木棚，鴉片在新的倉庫中堆積如山。到了1842年一月，僅管戰爭中斷了貿易，此地充斥了兵營、醫院、酒店等各類商業設施。上海的外商也發展迅速，南京條約簽訂後僅兩個月，新成立的英國領事館，已在滿是沼澤的上海郊區為英國商團選定了租界，界內僅有11間商行，2間教堂和一麵英國國旗。到1852年，租界膨脹到內有銀行、建築商、出版商、船運代理等200餘家商號，這一年，鋪設了第一條下水道。但在這些發展的背後，商貿發展並不理想，曼徹斯特的廠商們擔心中國人對他們所運到香港的產品沒有興趣。而香港，作為一個商貿中心，相對於廣州，仍差一些，僅管南京條約允諾外國人可以在廣州居住，但外國人與廣州人之間的關係緊張。

關係緊張的原因是出於鴉片戰爭中許多誤解之一。盡管璞鼎查盡力避免滿清在條約上玩花樣，特意將它紮在一起，但中英版本之間，意思有出入。條約第二條允諾給英國人和他們的家屬在開放的港口的永久居住權，但在中文版本裏則是允許在貿易期間短期居留，在條約簽訂後的15年裏，這個錯誤逐漸演變成戰爭的理由。

廣州人民拒絕英國人進城是可以理解的。1841年5月那個炎熱的最後一周，在經曆英軍用大炮要脅贖城費，同一批英軍在廣州附近強奸和盜墓，他們絕不願意與英國人共居一起。從1842年開始，每次提及“進城”，公眾的怒火便高漲到要對英人：“食肉寢皮”。如清政府向英國的要求屈服，則會導致民眾暴亂。

此時在中國南方，內戰正在進行，曆時15年的太平天國，將吞噬中國東部絕大部分地區，造成上千萬人的死亡，幾乎使清朝滅亡。太平天國與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一方麵，他們的理想是基於清教徒式的，對基督教崇拜式的閱讀，而這一切與廣東的傳教士和他們的傳教緊密相聯。另一方麵，太平天國領袖們詛咒另一西方輸入：鴉片，一旦抽吸鴉片被抓到，幸運的會被立即斬首；不走運的則會被杖擊1000，賜米飯一碗，而後再被斬首。太平天國對鴉片的仇恨也是他們反滿的表達，他們認為滿州人故意讓鴉片泛濫，以便奴役中國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滿洲人和中國人間所暴露出的的緊張關係，也許是造成滿清1850年分裂的原因，對於在1850年登基的鹹豐來說，相對於太平天國，與英國人之間所產生的麻煩隻是精彩馬戲間的雜耍。

一些英國人仍隱約明白暴力是無法贏得中國人的心，就連巴麥尊和璞鼎查，也被他們自己的國人在華的所作所為而激怒，前者對那些“以踢翻他人水果攤和將中國人當球踢來娛樂”的人表示憤慨，但這些良心發現，被中方不遵守南京條約所引發的怒火推至一邊。廣州人拒絕英國人入城，被縮寫成更大且更為邪惡：中國人的無理排外；和對南京條約所設立的條款的不加掩飾的厭惡。其結果形成惡性循環，每當英國人推動“入城權”，廣州民眾便會有強烈反應；而每次與廣州民眾的衝突，反過來，更使英國人相信事情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全國性的反對他們的陰謀，盡管在當時，根據外界記錄，在一般情況下，廣州人與外國人能和平地一起居住。一位在1825至1844年間在廣州外國人居住區居住的美國人注意到：如果一個外國人在街上卷入一場衝突，幾乎可以肯定是他自己的不好。

1842年秋，滿清簽約大臣們與璞鼎查所達成的協議是含糊不清的，某種意義上，英國人是允許入城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事情沒有任何進展。南京條約簽字後僅3個月，一名印度士兵與一個當地水果攤販間的爭吵，演變成商館門前的拔刀相互刺殺和放火。1845年，英國再次要求入城，這次發展成一幫人揮舞著手槍，企圖強行入城。當兩廣總督耆英貼出告示要人們思考再三拒絕英軍入城的後果，但很快告示被撕去換上了揭帖，聲言一旦英國人越過城門將格殺勿論。1846年，另一起與水果攤販間的爭吵，演變成一場混戰，三名中國人被槍殺。英國以流行的方式，派了一艘炮艦闖入珠江示威。1847年，6名英國人在廣州西郊野遊時，被當地農民殺死，在衝突中也許是英國人先開的槍。隨著英國人對入城定居權的年複一年的要求，和廣州人的不斷抵製（詛咒、扔石頭、搶劫、追逐、傷害、謀殺），英國議會將所記錄的衝突匯編成藍皮書，名為《在中國所受的汙辱》。

在巴夏禮這一類人心中，廣州已變成“以排外為目標的狂熱、傲慢、表裏不一的大本營”。戰爭販子們爭辯說：這個大本營必須被攻破和羞辱，與這些殺戮成性的暴徒們談判，不會有任何結果，他們根本不願看一眼南京條約各款，隻能將他們從高人一等的綜合症中打出來。１８５２年，英政府在廣州的代表得出結論：滿清在廣州的官員的唯一願望，就是對英國的進城要求裝聾作啞並拒絕，同時，鼓動廣州人民反對英國。作為前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重新在人們心中縈繞：中國人隻能在逼迫下才會改變。僅管南京條約是一“明智和穩固的基石。。。一個條約在沒有大炮的支持下，僅是一張廢紙。”

盡管巴麥尊和他的顧問盡力想製造出道德借口，但英國人所不滿的是經濟，於是鴉片又一次被牽連進來。自１８４２年以來，４個新貿易港口開放給了英國人，原以為英國工業出口會增加５倍，但１８４８年官方紀錄的出口反而低過１８４３年；與此同時，英國人對茶和絲的興趣不減（茶的進口在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５６年間增長一倍多，絲的進口增長超過了２０倍），重新回到舊時的逆差。減低從中國的進口不是辦法，英國的相當大的進口稅收來自這些進口，也同時提供了英國海軍軍費。巴麥尊認定是問題出在南京條約的局限，認為不僅是沿海港口，中國內地也應對英開放，他對那些在中國強力進行、但非法並毫無收效地推動修改條約的領事們宣稱，給予中國再一次痛擊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他把尋找道德理由的工作留給了《泰唔士報》，《泰唔士報》評論說，英國必須“強力保證文明國家在這個廣大的地區的自由貿易和交流的權力”，聲稱“將這個國家與開化了的歐洲國家同等對待”是錯誤的。

鴉片明顯是唯一能使英國貿易免受災難的商品。盡管中國人對英國的鋼琴和餐刀叉不感興趣，但在1840年至1850年間，他們對毒品的需求仍然旺盛。巴麥尊公開承認對華貿易中，英國產品的出口僅能部分抵消進口，其餘部分則要用鴉片或白銀支付。《廣州紀事報》估計，鴉片貿易的利潤從1840年的3360萬，躍升到1845年至1847年間的4200萬，無論英國政客和商人如何高調渲叫自由貿易的文明進程，事實上在1850年及之後，鴉片在對華貿易上支撐了英帝國：它為1856年的英屬印度提供了資金（到1856年，鴉片收益占英屬印度的總收入的22%）；它為英國在印度洋沿岸的貿易提供了貨幣——白銀；在中國，英國商人用鴉片買回茶和絲。在某種程度上，它使得世界貿易得以運作——英國人在北美付款購買棉花，美國人用出售棉花的收款在廣州購買茶，廣州人然後用售茶收款換回印度鴉片。由於鴉片壟斷貿易的重要性，英國在1843年將西印度的信德省並入英屬印度，由此增加英屬孟加拉之外的鴉片產量，使其它非英控製區的鴉片無利可圖。在璞鼎查未能成功地勸說清政府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後，直到1850年前，英國政客一直擔心另一場禁煙運動，不斷糾纏清政府以期其放棄禁煙的法令。

1856年，新任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攪進了這個亂局，他遠在得到其任命前，就執意地認為進城權是所有問題的核心，並在1850年他短期返英敘職時，向巴麥尊說明了這一點；1856年，在他第二次返英敘職時，再次得到已是英首相的巴麥尊的單獨接見，他可能得到直接鼓勵，為武力解決問題尋找借口。巴夏禮也是積極地為他迅速厭倦並窩火的新職務尋找刺激，因為他除了寫一些“苦力”移居報告，為僑民證婚，到附近山邊散步以促進消化，使自己下一頓豐盛的殖民地大餐能有胃口之外，別無他事。

1856年10月8日，他的機會來了，廣東巡撫葉名琛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在廣州搜查並扣押了一艘名叫“亞羅”（Arrow）的中國海盜船。該船是中國船主，中國水手，但聲稱注冊在香港，懸掛著英國國旗。巴夏禮一聽到這個“暴行”，立即趕到現場去營救那些中國海盜，有如他們是正直、高尚的英國公民。在推搡的過程中，他挨了幾下打。同一天，他的臉頰和驕傲仍感到痛楚，他寫了封充滿怒氣的信給葉名琛，通報他如不立即賠償，英國將派遣海軍來華。他在向香港總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解釋說，扣船說明了葉名琛不尊重英國國旗和英國登記。在接下來的三天裏，他從一些西方目擊者中收集了各種不可靠、添油加醋的證詞，特別是船長，一個名叫托馬斯-肯尼迪的證詞。而這個人，在隨後的調查裏被發現，是他將該船轉作成一個浮動倉庫，以儲存偷竊來的貨物。中方和唯一的一位中立葡萄牙證人均說英國旗沒有在船上升起；另一有趣的事實顯示，巴夏禮和包令均知道亞羅號的登記已在9月27日過期，因此就算它升起了英國國旗，也是違法的。

巴夏禮不顧這些法律事實，在10月11日向包令聲稱：隻有我方采取主動行動, 才能使所受到的如此惡心的羞辱得到賠償。。。

包令，一位博學而任性的英國人，對中國充滿著無知並缺乏耐心，對有了可以威脅廣州當局的借口而興高采烈。他的總督職位已經數次挽救了他在商業上的失敗，他自從1852年來港以來，一直夢想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樹。他堅信廣州的進城權是其名留青史的途徑，他是如此的沉迷，以致於上議院認為他是個“一根筋”。整個十月，兩人故意地、自私且非法地，將他們對中國及1842年以來的膠著狀態的不滿，進行發泄。10月16日，包令密信尋問巴夏禮是否能將入城權與此事聯係起來：“如能聯係起來，我可以招來整支艦隊。”當葉名琛答應放還大多數船員時，巴夏禮拒絕接收並計劃摧毀廣州的炮台，同時要求進入廣州。他或多或少地承認，亞羅號隻是一個幌子。

10月16日，巴夏禮命令扣押一艘中國戰船使對抗開始公開。10月29日，英艦上的大炮對巡撫衙門開炮射擊；11月3日，英軍對城南開炮。從12月到1月，英艦經常性的炮擊將廣州城南變成了一片火與煙，使得驚慌的救火人不得不冒著炮火和飛濺的彈丸工作著。

在英格蘭，英國對中國所進行的戰爭使不同的觀點深深地對立。1856年11月，當英軍炮擊廣州並造成平民傷亡的消息傳來後，曼徹斯特的市民們寫信給女王，表達了他們的“羞愧和憤慨”。《每日新聞》讚同地說：“曆史上還沒有比此更草率、難以容忍和暴虐地濫用武力的記錄，評論它現已成為我們的痛苦。”《晨間郵報》則不同意地說：“至今為止，過去的經曆教導我們，似乎隻有刀劍，此外別無它法能接觸中國人的內心。”而中國自己也從被迫開放中得利甚多，該報以務實的語氣結束說：“我們在爭吵中，沒別的辦法隻好爭下去。。。（向這樣的野蠻人）退讓，將會使我們的全部利益受到威脅，不僅僅是在東方，而是在世界上所有角落。”《擊打》月刊模仿包令寫給巴夏禮的信總結性地說：“以簡明的英文來說，就是我們尚未有合法的理由，因此我招來海軍上將和大炮。”

1857年3月，英國上、下議院在一片恐懼的氣氛下就與中國的戰爭進行辯論，上議院認為巴夏禮的行為“極度醜惡”，包令則是“敗壞了。。。（英國）偉大且文明的國家”。他們認為進行這樣一場戰爭，“會給我們的名聲和旗幟帶來恥辱，會毀掉我們與中國的貿易。”在下議院，反對黨——托利黨的攻擊已是期待的，但更大的問題是來自輝格黨內部，副殖民大臣羅傑斯（Frederick Rogers）宣稱這場戰爭是“我們時代最大的疑問”，並說“包令爵士是個傻瓜。” 倡導自由貿易與和平的自由黨的理查德-庫博登（Richard Cobden），以政府在廣州的代表執迷對華采用非正義的暴力，在下議院對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他在議院發言說：“英國政府在與比英國文明程度較低的國家打交道時欺軟怕硬。”

鴉片的問題在辯論的第一天就被提了出來，一位前孟買的首席大法官說，他被告知人們應對此事閉眼為靜，但講話的人向他保證，所有問題均與鴉片相關，因為它在部分中國人的心中，對英國人和英國政府產生了極深的仇恨，也在部分英國人的心中，對中國產生了反向的敵意；因而，幾乎所有僑居在華的英國人都顯示出一種好戰的情緒。已是七、八十歲的巴麥尊，盡管疲乏並患有痛風，極力想將辯論轉向愛國主義。他聲稱葉名琛是一個“無人性的怪獸”，說他僅在前一年就處死了七萬人。他爭辯說，如果英國不開戰，就會將英國僑民“無保護地置於這群野蠻人手中”，但議員們不為他的發言所動。

經過四天的辯論後，政府挫敗：議會認為政府在“用武力來促進我們與東方的商貿關係”，而這種行為不可接受。庫博登的不信任案得到了16張讚成票，通過了。在反叛的議員中，有巴林爵士（Sir Francis Baring），1840年鴉片戰爭時的財政大臣。17年前，貪婪、鴉片和機會主義各種混亂的動機近乎使政府垮台但未垮，這次，政府失敗了。

但政府剛剛因與中國的戰爭而垮台，巴麥尊就開始向選民進行轟炸式自辯，與此同時，看守政府開始準備後來被稱作“中國選舉”的大選。它的支持者發動了一場狂熱的反華運動，用描繪著中國對犯人折磨和各種死刑的畫，如：磔、剮、分屍、活剝皮等，向英國民眾宣傳中國政府的野蠻。一個評論如此說：“整個文明世界應聯合起來。。。教育這些壞蛋們做人的基本原則。”商界則大力支持巴麥尊，說他“維護了大英帝國的尊嚴。。。決心保護和平地進行貿易的在華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倡導戰爭的一方強調性的策略很簡單，就是反複高調宣傳對華的暴力是榮耀的和不可避免的，直到民眾接受為止，從而將辯論從是否合乎國際法理，轉到情緒化的愛國主義和國家利益上去。

清教徒傳教士團體，在掉了幾滴鱷魚眼淚後，也迅速加入巴麥尊的陣營。這些傳教士，和商人一樣，對1842年以來的發展不滿，他們也要求廣闊的中國內地開放給他們，以便於他們居住、旅行、建學堂和教堂等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巴麥尊也在任何可能的場所，以赤裸裸的謊言詆毀中國：外交酒宴、議會發言、報紙評論等，聲稱“令人尊重的英國商人”的頭顱被放在廣州城牆上展覽；指控葉名琛是個“狂妄的野蠻人，踐踏了英國國旗並抵製條約實行。。。”並計劃了對英國人的“。。。謀殺、暗殺和下毒”。盡管知情的對手們發文鄙視地說他嘩眾取寵，但公眾喜歡。1857年4月7日大選後，庫博登和幾個主要的和平主義分子落選了，巴麥尊再次組閣。盡管上、下議院討厭這些戰爭販子，但英國民眾將他們重新送回對華侵略、仇視中國的舞台上。一個月前巴麥尊才被譴責，現在他可以自由地進行對華的戰爭了。

在整個1856～1857年冬天，英國的最為優秀的立法委員們辯論了一整個冬天，最終一事無成。而自1856年9月，英國就在秘密聯絡潛在的同盟（法國、美國、俄國），策劃一個對華的聯合行動，11月27日，與法國達成了共同行動的原則。早在1857年2月，內閣已通知其在印度的代表向中國派遣軍隊，去強迫中國修約，開放中國的內地而不隻是幾個港口城市。另有一封標有絕密的信件，內容是強迫中國將鴉片貿易合法化。3月10日，在議會投票反對對華戰爭後第七天，政府宣布前牙買加總督、額爾金公爵，為對華遠征的特命全權大使。

就連巴夏禮，這場糾葛的主謀，也承認：“我們的處境當然是尷尬的。但我們不能退縮，隻有保持並運用人們的恐懼，我們才可能成功或避免極大傷害我們利益的失敗。” 《擊打》月刊再次挖苦地學舌包令：“我們已走得太遠因而不能退卻，告訴海軍上將用大炮轟擊。。。我的心在為這些一見鍾情的中國人流血。”

一旦作出開戰這個極其耗費的決定，戰爭就被迫按其固有的邏輯發展。盡管議員們時不時地聲討這場戰爭，稱其為“悲慘的戰爭”（因為它將英國從更為嚴重的、正在印度發生的叛亂上引開了）。但懷疑的論調，被政客、商人和報業人員所聲稱英國在衝突上有道德的優勢的聲音所淹沒了。泰唔士報首次派出隨軍記者、喬治-溫古唔-庫克（Geroge Wingrove Cooke）。他在英軍的大炮和火箭象暴雨一樣落在中國人的屋頂的同時，在廣州向英國報道：“是他們（中國商人和官僚）使得這一切成為必要，就廣州人的利益而言，廣州也必須攻下。”他發自中國的信函後來匯編成書，由於廣受歡迎，再版了5次。此書幾乎每頁都對中國進行惡毒地攻擊，在違反國際法的前提下，英法聯軍的大炮殺死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時，書中說：“中國已死，活著的隻存在於啞劇中。”

1857年12月29日，廣州在英軍的炮火下屈服了，城中的木屋和草屋在炮火中成為火焰，正如泰唔士報（用滿意的口吻）所報道的：一場獨特並良好地規劃的、而且全麵勝利之（仗），同時為“頑固且執迷不悟”的中國人歎息。中方約450人死傷，英法方死傷則約130人。中方的抵抗顯得力不從心，由於廣西的太平天國起義，葉名琛不敢將在廣西作戰的清軍調回。1858年1月5日，英法聯軍進入廣州，占領了所有衙門，巴夏禮自得其樂地親自在廣州的小巷裏搜尋他的敵人，廣東巡撫葉名琛，最後葉名琛在試圖偷越城牆時被抓住。完全違反外交條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英軍將葉名琛流放到印度。

5月，英法艦隊向北進發，攻下大沽口炮台，強迫滿清簽訂了《天津條約》，完成了巴麥尊的修約要求。但當1859年，額爾金公爵的兄弟，弗雷德裏克，在1859年6月返回北京換約時，滿清在天津阻斷了河道試圖阻止他進京，弗雷德裏克以炮擊大沽口來回應，出乎英法的意料，清軍以準確的射擊進行了還擊，519名英國水兵和士兵死亡，456名受傷。登陸的步兵傷亡最大，他們陷入河岸上的泥坑中，成為清軍的靶子。泰唔士報上刊登讀者來信說：“我們必須給予明確的回擊，要為我們被屠殺的同胞複仇，他們是死於曆史上最為陰險的背叛行為。讓我們發動一切力量，不要浪費時間，派出一支遠征軍。。。以恢複我們的名聲，教訓這些邪惡的野蠻人，讓他們知道他們錯讀了英國的力量。。。如果歐洲人的名字不能在這個國度以愛的名義傳播，就讓它成為他們畏懼的護照。”

額爾金從一開始就不喜歡他的中國職務，他認為英國對華政策“愚蠢”，以“亞羅”號被扣作為理由發動戰爭是“令人厭惡的。。。尷尬的。。。醜聞。”1858年，他在日記裏對巴麥尊要求鴉片合法化表示“無法安撫自己的良知”，他寫道：“盡管我被逼迫著用幾乎野蠻的手段，但在所有中國事務問題上，我是中國的朋友。”巴夏禮則認為額爾金不是一個優秀的人物。現在額爾金發現他在1859年所得到的、平靜的郵政總局局長位置，和重返中國，去完成他未完成的遠征工作之間掙紮，巴麥尊強烈要求他進攻並占領北京。額爾金不同意巴麥尊的方式：“一般概念是，如果我們隨意地用足了大棒政策，我們就可在中國隨心所欲，對此我持相反的觀點。”然而在隨後的一年中，對華戰爭使他不再敏感，從而犯下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曆史學上所稱之的、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首要罪行。

這場戰爭，在其快要結束的幾個月裏，第一次以照片形式被一個意大利的攝影師，費力克斯-比托（Felix Beato）記錄了下來。8月14日，英法聯軍對大沽炮台進行了報複性的攻擊，炮火將炮台摧毀，直到炮台外散布著清軍的死屍和傷兵。巴夏禮在其家信中說：“我們傷亡了201人。。。敵人損失1200人甚至1500人。”

在隨後準備談判那段時間裏，清政府極其短視地以背信棄義的方式進行了反擊：綁架了巴夏禮帶領的30人談判團，並在刑部嚴刑拷打。這進一步證明了“臭名昭著的中國背叛”；“被動式頑固性梗阻”；“頑固地傲慢”，使得本不情願的額爾金無理由不給予懲罰。在9月下旬和10月上旬，英法聯軍一路攻擊到北京城北，此時，這支軍隊也許已經沒心沒肺了：在向北京前進的路上，他們遇到了一送殯的隊伍，他們將棺材扔到路溝裏，將拉車的驢搶走。當被琉璃瓦的城門樓或宮殿的尖頂的陰影所間斷地覆蓋下的北京高大且厚實的城牆映入眼瞼時，英軍軍官們應會預感到他們將是1816～1817年被驅逐的英國使節（因拒絕對清朝皇帝磕頭）以來，第一批進入這個帝國都城的英國人。

10月7日，法軍（英軍在其後不遠）來到了清帝鍾愛的夏宮——圓明園，在那裏，他們短暫地與約20名缺乏武裝的太監交了下手，就將大門轟然打開，將“陛下他居住的神聖內廷，展現給中國人所說的野蠻人褻瀆的眼光下”。一座寶庫呈現在法軍麵前，英國觀察家們放肆的評論說：“這些戰爭中的軍人，行為有如“未成人的學童”，“突然被告知他們可以在糕點店裏拿走任何他們想拿的”，士兵們開始四處亂竄，開始有如暫時中邪式的濫搶；物件太重而無法拿走的就被簡單地破壞了。兵營裏有如絲綢的海洋，士兵們身著妃嬪的繡花服裝在兵營裏跳舞，軍官們無奈地嚐試著約束軍隊，當對士兵喊“列隊”時，每連僅有不到10人尊命。

三天後，士兵們才從瘋狂中恢複過來，開始在北京城前整齊列隊。但在這些圓明園洗劫者的眼裏，大清國的主權在這次褻瀆式的掠奪後已不複存在了，因為皇家失去了所擁有的、最為珍愛的寶藏，這些寶藏被隨意地羞辱和粗心大意地，經敵軍士兵和軍官之手，在拍賣會上露一下麵，而後落戶到歐洲各地的私人和公眾的收藏裏。如在倫敦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它們經常被拿來展出，驕傲地標注它的出處：中國皇帝的夏宮。在英法士兵褻瀆的行為中，他們挑戰式地站在皇帝的寶座前麵，無數的王公大臣和外國使節按中國禮節，如奴隸一樣在此處跪拜。許多見識了掠奪的寶藏的人都承認這些寶藏光耀奪目，一位法國人寫道：“它將所有的光彩展現在我們眼前。我須將所有已知寶石化為汁並以黃金為墨，灌入鑽石做的筆中，寫出充滿東方傳奇的詩句。”另外一些人則用文字極力貶低清朝，一位英國人回憶說：“總體上看沒有什麽，中國的藝術家和建築師沒有做出任何偉大的作品。”（盡管如此，他還是將皇帝座位上的坐墊拿走作為紀念品）

滿清不能再戰了，主要是它同時正麵對著各地的起義，在1850年底，南方的太平天國和東部的撚軍起義，幾乎占領了整個帝國的南部，並威脅著要向北進攻首都。在外國侵略和內部反叛的雙重壓力下，鹹豐皇帝在十餘天前已逃往長城腳下的承德避暑山莊，留下他的弟弟，恭親王，來收拾這個危機。10月8日，恭親王寫信給英軍保證送還俘虜，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巴夏禮及19名歐洲和印度士兵被放回，其餘則裝在棺材中送回，這些人質被折磨至死或死於折磨後的傷口感染，現在留給英法聯軍所要做的是給清朝一個巴夏禮所定義的“以儆效尤式的懲罰”。

10月18日，“作為對中國政府違背約定所犯罪行的懲罰”，圓明園被放火燒掉了，“為表明對恐怖和悔辱的報複，我們在這種心態下犯下了大罪。”但許多英法聯軍的士兵認為這個報複太慈善了，法國全權大使說：“許多人想要燒毀北京並折磨每一個滿清官員。”

唯一對圓明園的圖片記錄是出自於比托，他在 圓明園被焚毀前幾天拍下了一些庭閣，當火焰熄滅後，所留下的隻有煙熏黑的牆壁和炭化了的鬆樹。隨軍翻譯，同時也是自然曆史學家，羅伯特-史文豪（Robert  Swinhoe）說：“它在我們心中預示了這個廢棄了的帝國的壞兆頭。但是。。。中國有時間再造自己，與其他帝國再締友好關係，學著趕上進步的步伐。”兩天之後，此時已因沮喪而變得狂躁的“躊躇的帝國主義分子”額爾金，乘坐著由16名身著皇家赤紅服裝轎夫所抬的轎子，由軍樂隊吹奏著“上帝保佑女王”，前去參加條約換約儀式。新的北京條約在賠款上比1858年的條約增加了四倍，同時加上在北京設立大使館，自由在華旅行和不限於通商城市工作，及鴉片貿易合法化。

在勝利的硝煙中，很容易忘記這是一場戰爭——一場英、法、隨後的美、俄針對中華帝國的世界大戰；一場違背國際法，由一個年輕而獨斷的英國人所挑起，為一個脾氣暴戾的“一根筋”所利用，最後由一位認為此戰爭是“不幸的” 、愁緒滿腹的全權大使所指揮的。

盡管不是所有人都沒看見勝利的閃耀下的模糊背景，那些對曆史有著長遠記憶的人深懷內疚，這些內疚將他們引入下一個、奇怪的戰後階段。

[acer2017]

火燒圓明園


1860年7月英法聯軍入侵中國，在大沽口擊敗清軍後，北上占領天津。8月23日清朝派欽差大臣桂良、恒祺與聯軍代表額爾金在天津議和，由於駐軍北京問題導致議和失敗。恒祺離開天津後，天津全部清政府官員四散撤離，天津由中國大商人代為管理。官員聯軍繼而進軍北京。

清政府再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到通州南張家灣議和。由於雙方爭執不下，談判再次破裂，清軍擄去英國派往負責洽談停火之談判代表巴夏禮和士兵等39人。

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政府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清朝皇帝連同上上下下的官員們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英法聯軍對中國的進攻並沒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爭，而是被當作“叛亂”；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地宣布為“剿夷”、“討逆”。既然英法聯軍入侵是“叛亂”，蠻橫扣留外交使節也“順理成章”。

1860年9月18日，僧格林沁根據鹹豐皇帝將英方談判代表巴夏禮“羈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計”的旨意，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禮等一行39人，其中英國人26名，法國人13名，送往北京，分別囚禁各處。扣留談判代表及其隨行人員，外交史上罕見。監禁期間，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淩辱，其中包括《泰晤士報》記者鮑爾比。

《泰晤士報》記者鮑爾比被關在圓明園，雙手被捆，整日下跪，3天水米未進，手腕處被皮繩勒得生出蛆蟲。第4天死去，屍體在牢房裏放置3天，後被扔到野地裏，讓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腳被勒得生出了蛆蟲，他看著手上的蛆蟲滿身蔓延，精神錯亂，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國犯人，蛆蟲進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瘋了……一個幸存者居然還在獄中數蛆，一天可繁殖1000隻蛆蟲……

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獄卒們把他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他牢牢拴在頭頂的梁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中國決心死戰，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個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後，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於已被宣布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9月18日中午，英法聯軍4000人就與清軍精銳僧格林沁部近萬人在通州張家灣交戰，結果清軍慘敗。9月21日後雙方在通州八裏橋再次交戰，英法聯軍約6000人大敗清軍精銳約30000人。鹹豐帝聞訊後如驚弓之鳥，宣布“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9月24日，鹹豐從圓明園出逃，從此再也不敢回北京。

9月23日，英法聯軍照會恭親王奕忻要求釋放巴夏禮等談判人員無果。9月25日，額爾金照會說，如3天放還全部談判人員並接受條件，聯軍停止進攻，否則要奪取北京，奕忻接到照會後，一麵駁斥額爾金，一麵寄希望於巴夏禮，加緊做巴夏禮的工作。9月30日，英法聯軍兵臨北京朝陽門，額爾金原形畢露，聲稱聯軍繼續前進。

10月5日，英法聯軍已經休整半月，準備進攻北京。10月13日，北京安定門按照英法聯軍指定時間開放，英法聯軍盤踞安定門直至撤出北京。

10月13日至16日，在英法聯軍的強烈要求下，清政府陸續放還俘虜，盡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

聯軍發現清軍將英法使節團39人中竟有21人被虐待折磨至死，遂決定報複中國之野蠻行為，及教訓中國以後不得蔑視英國及法國。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英法方麵召開了會議，巴夏禮是中國通，他知道，對中國人來說，殘酷虐待囚犯，甚至要他們的命，並不是什麽出格的事。但是對英法這些來自西方的夷人來講，那就太出格了。

英法兩國都同意懲罰清政府，按萬國公法規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雞犬不留。但是兩人提出的懲罰方式有異。

英國額爾金的意見是：第一，這些可憐的俘虜是在圓明園內受到虐待的，那麽我們就必須將這個園子夷為平地。法國公使葛羅對額爾金的意見表示反對：圓明園沒有設防，嚴格說來非交戰區，乃無益之報複。額爾金就堅持一條：火燒圓明園，於是雙方各自製定了自己的最後通牒。

10月16日，英方向清方提交最後通牒：第一，拆毀圓明園；第二，賠償被虐待致死的英方人員補恤金30萬兩白銀；第三，賠款未付清之前，聯軍駐守天津。

10月17日，法公使向清政府提交最後通牒：第一，補恤金20萬兩白銀；第二，將虐待俘虜的清方官員嚴加治罪；第三，讓出城內肅王府的公館作為法國使館；第四，給還康熙年間各省天主教堂及傳教人的墳塋、田產、房屋。清廷方麵沒有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