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楠在《夷氛聞記》所記,楊芳是在3月初抵達廣州,他在鎮壓白蓮教和新疆反叛時立功卓越,但此時他已71歲了,耳聾眼花,需用文字與人交流。他一到廣州,就斷言洋人使用邪術,否則他們的炮打不到如此準確,而清軍的大炮也一定會擊中他們。於是下令挨戶收集女人馬桶,然後將它們置於木筏之上,用於攻破英軍大炮。
這一切表明楊芳來粵之前沒有任何作戰計劃,據他人回憶,楊芳在粵每日就是拜神開道場、紮草人等方法禦敵,其他時候則到處去買表和其他外國物品,晚上則呷男妓。他的“尿壺”陣沒有效果,英軍大炮一響,他的部下頓時鳥散。在3月初楊芳主政階段,英軍沿珠江支流繼續推進,僅靠數支軍艦,攻下數個炮台和港口,擊毀了數十艘水師船,繳獲百餘門大炮。
義律在商館升旗的同時,也致信楊芳,向其表明如貿易一日不恢複,英軍就決不退兵。楊芳於3月20日複信同意恢複通商,於是原躲避戰火的商人,又陸續返回了廣州,珠江上的商貿又蓬勃起來,商館也重新開館,人們在戰爭中靜靜地做著生意,這種情形在接下來的整個戰爭過程中一直未變。鴉片貿易也重新開始了,商人用汽船將鴉片運到預先約定的珠江某段,廣州的鴉片商販劃著小船來接應,將鴉片接轉到小船上,再快速劃到岸邊, 茶等中國貨物則反向運到汽船上,到1841年5月,每天有超過50萬磅的茶葉運出廣州。楊芳本應“剿滅”洋人,但在才盡智窮後,他回到這些官員最常用的辦法——對皇帝撒謊。在其3月6日一抵粵,即上奏聲稱珠江上隻是幾艘英軍巡邏船而已,沒什麽可擔心的;3月12日,他又奏報“烏湧大捷”——將原本的慘敗,描繪成清軍大勝,消滅英軍416人,使得道光歡喜若狂;3月17日,他聲稱擊敗英軍由兩艘軍艦、一艘汽船和數十艘舢舨組成的艦隊,擊沉其中兩艘並殺死英軍無數,英軍敗退不敢再戰,道光讚不絕口,但不明白為什麽楊芳不乘勝攻擊,將英軍斬盡殺絕呢?3月22日,由於義律已抵廣州,並要求重啟貿易作為不進攻廣州的條件,楊芳不得已奏請道光同意,聲稱英人隻想恢複舊的貿易條件,不敢再生事端。但道光不為所動,堅持要全殲英軍,奪回香港。無可奈何,4月3日,楊芳承認他已同意重啟貿易, 道光火冒三丈:如果我們同意恢複貿易,那我們為何要開戰?4月23日,楊芳被解職留中,以觀後效。
奕山是康熙第十四子胤禵之孫,胤禵與雍正爭奪皇位失敗後,被貶去守靈。奕山成年後,長期駐守西北偏遠邊界,廣州的差事,對他而言,環境大為改善。在得到任命兩個星期後,2月16日,他才帶著隨從慢騰騰地由北京啟程南下,46天後才抵達廣州省界;在省界,他又盤桓十日,說是等新任廣東巡撫祁????一同赴任,這樣,他一共用了57天才到廣州,這和該年夏天英國新任命的全權大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由倫敦來華所花的時間相同,讓人覺得奕山在故意拖延行程,以期在他抵粵之時,戰爭已結束。
奕山不積極的明顯原因是他對廣州事態束手無策:離京赴粵之時,道光訓示非常清楚,要他一心全力剿滅洋人,如有一句重新開啟貿易的話,則他的任務就算失敗了。而他一到廣州,廣州以南的海陸防禦已完全垮掉,珠江上的貿易蓬蓬勃勃,剿滅英國人顯然是不可能的了。在與廣州各界廣泛會商後,奕山得出的結論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廣州可通過加強防禦來保證不失,英軍可以用甜言蜜語“趕出”珠江,失陷的炮台和港口可重建和修複並重新駐兵。但如何才能將英軍哄走呢?隻有給英國補償和特權,但這又是違背道光的旨意的。而道光此時一心要將英軍徹底消滅,拒絕任何妥協方案,他從其它7個省份調集了17000士兵,投入150萬兩銀子的軍費,用於消滅英軍,收複香港。僅以數量來看,清軍和他的愛國“臣民”們,數倍於區區幾千名英軍,可以輕易地向“殺害了許多清軍”的英軍複仇。
然而清軍中的各支部隊之間卻矛盾重重,經常暴發毆鬥甚至械鬥;而官員們對他們所應保護的平民卻是極度的不信任,在他們的上奏中,強調當地百姓極不可靠,部分原因出於他們對民眾的不信任,另一原因則是預先找好替罪羊,一旦失利,則可怪罪於當地百姓。約在3月16日,楊芳上奏列舉了防衛廣州的八大不利因素,包括事實上廣東水師已全軍覆滅;英軍已兵臨城下;廣東兵勇士氣低落及廣東到處是英軍奸細;用外省兵也不是辦法,因為他們不熟悉當地地理環境。而奕山在其一抵廣州,他就得到如下觀點:“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各商因夷以致富,佃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之狡者布為奸細,凡在省各衙門,一舉一動暗為通知,捷於影響。”為此,他認為:“是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
就奕山所言,也並非完全無中生有。廣州當地民眾,其身家利益顯然高於純粹的愛國主義。以伍秉鑒為例,當義律帶英軍重新占領商館後,他很高興地與他的老朋友重逢,也理所當然地談論琦善的撤職、奕山和楊芳的任命諸如此類的事情。當1841年秋英軍占領香港後,大量的廣東商人移居香港這個自由貿易港口:“管它什麽戰爭,這裏有錢可賺。”新出版的香港記事(Gazette)如是說。
而失靈的滿清戰爭機器,使原本混亂的局勢更加糟糕。在整個春天,17000名缺吃少穿、薪俸微薄、武器低劣、缺乏訓練的軍隊進入了廣州,楊芳上奏說這些軍隊不習水戰,並說有傳言他們每打一發空炮,就可收受300銀洋。奕山則上奏說:“。。。水師一營自兵丁以至千把總,前此無不藉包庇鴉片以為生理。用兵以來,於逆夷,惟恐其不勝;於煙禁,惟恐其不弛。”這些官員試圖對道光撒謊以拖延開戰,但最後不得已,他們還是要打這一仗。
奕山的計策是趁黑夜對停泊在城外江邊的輕型英艦進行偷襲,以火攻的方法消滅英艦,大量的火箭、火船等已偷偷地集結在城南。但這個計劃有許多缺陷,首先是兵勇不可靠,其次是兵力和物資集結的困難。由於奕山認定廣東兵不可靠,他堅持從福建和浙江調集水勇來執行他的偷襲計劃,但臨近偷襲時日,僅有約1000兵趕到;倉促之間,他在最後時刻補充了約700名對偷襲行動一無所知的四川兵和廣東兵。
但最大的缺陷是消息早已泄漏。自從英軍兵臨城下,剿逆聖旨就一道道傳到了廣州,而軍隊的集結就在英軍的眼皮底下,不加掩飾;公開地招募當地的鄉勇;而楊芳則在致義律的信函中公開地宣稱大軍已到,英方隻有和談的一條路。在5月21日奕山偷襲的那天,應有英方奸細已探知進攻的時間,因為義律疏散了商館中的英、美商人。
除了幾個一心想錢的商人外,商館在5月21日夜已全部撤空,與此同時,停泊在香港和澳門的英艦隊中的大型艦隻,啟程進入珠江,沿航道停泊。四艘戰艦加上“複仇女神號”,停泊在商館附近。夜深人靜,江麵出現小型的師船,三三兩兩聯在一起,被點上大火,順流而下,向英艦隊飄來,在其後,是更多的載有油浸過的棉花的師船和木筏。水勇們也出現在江邊,他們跳入水中,向艦隊遊來,估計是想鑿沉英艦。
英艦不得不大幅度轉舵才躲開火船,同時用炮火將襲擊者打退。隱藏在民房中的清軍火炮對英艦隊造成較大威脅,因為在狹窄的江道裏英艦難以躲避,僅靠黑暗和潮水提供掩護。“複仇女神號”上前來解救英艦隊,用其火力壓製清軍炮火。清軍的攻擊開始出問題了,約50餘艘火船突然起火,慌恐的水手無法及時離船,不得不跳入水中,許多人被淹死,另外許多人則成為英軍火槍手的靶子。到黎明時分,清軍大炮停止了射擊,也許被英軍炮火摧毀了,(也許是彈藥消耗殆盡?)炮手們開始逃跑。此時開始漲潮,殘留的火船被潮水帶回,點燃了城南江邊的木質房屋,使整個近郊成為一片火海。
事後發現,在清帝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和對榮耀的渴望下,奕山下令進行此次偷襲,他僅在行動開始後才通知楊芳,也許是擔心楊芳會逼他放棄此次偷襲,因為楊芳想拖延任何軍事行動,寄希望能說服道光放棄開戰。當楊芳聽到偷襲的消息時,跺腳歎息說此戰必敗。
5月24日,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生日,在正午短暫地向英女王致禮後,英軍開始向廣州進軍。2393名英軍在掃蕩了廣州城南的所有還能用的港口後,於25日晨在城西北登岸。全軍中,相當部分人員染上了痢疾,他們取路稻田和墳地,向越秀山進發;他們拖帶著4門12磅榴彈炮;4門9磅加農炮;2門6磅野炮和3門迫擊炮及2門62磅火箭。一名隨軍腳商,由於負重過大而掉隊,盡管與下一連隊距離不到200米,結果被綁架;第二天,他的無頭屍體被丟棄在路邊。
25日早10時,四方炮台落入英軍手中。此戰為第18愛爾蘭步兵團和第49威爾士步兵團間的一次競賽,先攻下炮台者獲勝,清軍在英軍的夾擊下倉惶潰逃。英軍在25日下午及晚上,將大炮拉上越秀山並就位,至此,英軍在廣州城南有艦隊的大炮,城北有步兵炮將整個廣州置於炮火的威脅下。
26日晨,越秀山上的英軍成為第一批親眼見過廣州城內景象的外國人。在約100年的商貿曆史裏,外國商人的進城要求一再被拒絕,這一天,按一封英軍報告所描述:這座擁有1百20萬人口,由4萬軍隊,經過約一年的戰爭準備所保衛的一個滿清帝國古老的城市;盡管有牢固的城防建築、複雜的地形、地處400英裏的內陸,會在3天內被不到3500人的英國步兵、陸戰隊和水兵所攻占。。。
這一天,廣州陷入一片混亂,僅英艦的炮擊就給城市以重大的損壞;炮聲幾乎未停過,入夜,城中大火使城內有如白晝,官兵無人敢出來救援,充耳都是燃燒的劈啪響聲夾雜著人們的哭叫聲。清兵也是一大禍害,當21日的偷襲失敗後,清軍的紀律就渙散了,失敗的清軍開始攻擊並徹底地毀壞了外國商館,而後,七、八千外省軍隊開始退入廣州市內,與此同時,廣州平民開始逃向城外,混亂之中,許多婦女和兒童被亂軍衝倒、踐踏而死。退入城中的外省軍隊約15人住在1個帳篷中,充滿失敗情緒,抱怨軍餉低,到處偷搶平民。下級軍官們則散居到平民家中,平時看不到,僅到發餉時露一下麵,他們的上司根本找不到他們。
高級軍官們不但自己推諉不願出戰,也阻撓別人出戰,楊芳一度想出戰,但其他同僚強迫他放棄了這個決定。奕山手足無措,當一群當地父老向他追問他的救城方案時,他一怒之下將為首的父老斬首示眾。數不清的屍首遺棄在街道兩側,士兵們假裝追殺洋兵,帶著劫掠的財產,逃之夭夭。
駐守東門的湘兵和廣東的鄉勇之間關係極度緊張:一些帶有麻風病毒的妓女在湘兵嫖妓時將麻風病傳染給了這些湘兵,因為據說這樣可以治愈此病,而湘兵們則相信嬰兒肉可治麻風。當一個嬰兒失蹤並傳言被湘兵煮了吃掉後,粵兵和湘兵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就開始了,被殺死的士兵屍體在操場上堆積如山。
5月26日臨晨,義律派人送信給駐紮在四方炮台的英軍司令臥烏古(Hugh Gough),要求英軍不要進入廣州。此時正值夏日,廣州氣溫炎熱得難以忍受,英軍穿著長袖毛織的軍裝,帶著高頂帽,在烈日下暴曬下,駐紮在越秀山上;5月30日,一名英軍少校因中暑而死亡。義律的禁止入城要求,是尋求減少英軍對廣州市民的騷擾,以便贏得廣州市民的擁護。但英軍司令臥烏古不相信談判會成功,命令英軍繼續將大炮就位準備來日的進攻。5月27日晨,臥烏古命令英軍7時開始炮火準備,步兵一小時後開始進攻;在英軍的進攻就要開始時,一名英軍軍官氣喘噓噓地跑來通知臥烏古停火談判達成協議:中方將向英方支付600萬銀洋的贖城費,同時清軍將在6天內撤到距廣州六十英裏外,離城時不許奏樂和打著旗幟。臥烏古對停火非常氣憤,他私下寫信向義律表示抗議,認為這個停火將他的部隊置於不利的地位,因為他的部隊受到騷擾,他與後方的聯絡經常被切斷,他的運輸隊受到襲擊。
5月29日,一群駐守四方炮台的英軍趁停火休假時到附近閑逛,他們和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一樣,喜歡到寺廟和陵墓遊玩,他們在距城牆不遠的一個小村莊的寺廟內看到一些棺材,出於好奇,他們打開了幾個,他們看到幹癟的停屍並在開棺時有聞到強烈的香料氣味,別無其他,而後他們返回兵營吃飯睡覺。5月30日一早,臥烏古得到報告說約5000人的農民,手執梭鏢、刀劍和盾牌在山後聚集。在下午一時,臥烏古派出一隊英軍去驅散這些農民,這些英軍追趕了約5公裏,天上突降大雨,雨大的數米外看不清人,道路和水田無法分清。發現英軍的火槍失效,農民們開始向英軍進攻,用梭鏢和叉刺擊英軍,隊列最後的英軍被刺倒,立即被蜂擁而上的農民大卸八塊;但其他英軍並未受傷,僅一名少校的軍裝被一支三尖叉刺破。
當這些英軍匯集到一起,他們發現一連英軍失蹤,於是他們立即派出一隊陸戰隊去尋找,在滂沱大雨和黑夜中搜尋了好一會兒,最後在一塊稻田中發現這連英軍。他們中一人死亡,15人受傷,未死的英軍列成方陣,與包圍他們的數千農民對峙;這些農民被英軍的零星的火槍射擊逼退,英軍的火槍僅能靠迅速的清理,幹糙槍膛才能發射。當救援的英軍逼近,上千的農民立即潰散,所有英軍於晚九時返回兵營。
第二天,附近各村共約25000農民匯集在城北與英軍對峙,臥烏古通知廣州知府餘保純,如農民再不退走,他就要炮轟廣州,炸平附近所有村莊,趕來的餘保純最終將農民勸退。6月1日,贖城費600萬銀洋付訖,英軍退離四方炮台,廣州知府動員了800名苦力幫英軍將大炮拖回軍艦。
中英雙方對鴉片戰爭中的各次衝突的記載,充滿了分歧和不相符,而對此次衝突記錄的分歧和不符可能是最大的。依英方記錄,這隻不過是一次野遊而導致的小衝突,最後變得有點惱人而已,不值得一書,中國曆史裏則大書特書成童叟皆知的“三元裏抗英鬥爭”;英方對此事件的根源緘口不言,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英軍褻瀆了這些鄉民的祖先的陵寢,另一原因是英軍有劫掠鄉民的行為,更為惡劣的是英軍還有強奸婦女的行為。為了激勵廣州民眾,這次小衝突則被塑造成一次大勝利;一個民眾自發地反抗侵略者的愛國行為。數不清的紀念碑、詩詞和文章,不斷地增加新的、令人興奮的細節,講述著英軍悲慘的呼叫充斥著山穀,英軍如何磕頭求饒;講述著鄉民們“猛虎般的”襲擊英軍,他們的喊聲如何震天:
三元裏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溪山。眾夷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夷兵所恃惟槍炮,人心合處天心到。晴空驟雨忽傾盆,凶夷無所施其暴;豈特火器無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躑躅,高者岡阜愁顛擠。中有夷酋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摏長狄喉,十日猶懸郅支首。紛然欲遁無雙翅,殲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網開,枯魚竟得悠然逝,魏絳和戎且解憂,風人慷慨賦同仇,如何全盛金甌日,卻類金繒歲幣謀。
於是,其他同時期另有目的的史記學者,在寫這段曆史時開始頭腦發暈了:英軍傷亡人數逐漸上升,從傷亡200人到死亡300人,總死傷750人;而英軍記錄是死5人,傷23人。梁廷楠與一眾學者,信誓旦旦的宣稱英軍司令格登-布理默(Gordon Bremer)被殺死,但他實際上已在三月赴印請求援兵,根本沒有參加進攻廣州。梁廷楠堅信,如允許民眾參加戰鬥,英軍會被殺得一個不剩。然而,他們完全忽略了大雨在整個衝突中所起的作用,或者寧願相信大雨使馬德拉斯37步兵團所佩備的老式火槍失去作用是天意。後來的馬列主義史學家,則用此段曆史作為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最好例子,從而建立起中共在中國執政的正確性。但如果我們仔細地審視這個例子,就可發現它反向地揭示了中華帝國的許多問題,唯獨沒有顯現愛國主義。三元裏的民眾可能被英軍所激怒從而自發地進攻英軍,但這是一個對其他中國社會,特別是政府厭惡和失望的行為。 “不用官兵,不用國幣,自己出力,殺盡爾等豬狗”, 《盡忠報國全粵義民申諭英夷告示》中宣稱,“我們一言既出,萬不折回,一定要殺,一定要砍,一定要燒死爾等。就請人勸我,亦必不依,務必要剝爾之皮,食爾之肉,方知我們利害也。”這樣的宣告,想必也會使滿清官員心驚膽寒,如對這些百姓不加約束,不久他們也會是這些村民的仇敵。
需要指出的是,當第二天,數以萬計的民軍聚集在四方炮台周圍,欲與英軍“決一死戰”,是他們的政府官員前來“拯救”英軍的,“不解何由巨網開,枯魚竟得悠然逝,魏絳和戎且解憂”。餘保純成為千夫所指的漢奸,他在向義律交付贖城費時不得不化裝,以免被人認出;而在數月後的會考監場時,他被參加會考的舉子們投擲硯台,怒罵漢奸。
滿清官員對廣州民眾充滿了不信任,反之,廣州民眾對這些官員也不信任。在三元裏事件發生的同時,村民們也在積極地“抓漢奸”,約1200人死在臨近的鄉村裏。他們甚至想綁架義律以交換“漢奸”,而不是金錢或者歸還炮台;他們認為背叛比外人侵略更為罪孽深重。
檢視三元裏農民反英的動機,他們隻是被動地對英軍給他們所造成的苦難進行反抗,而不是抽象的愛國主義;整個廣州附近的村民並未“揭竿而起”,共同反英,僅是受英軍騷擾的三元裏及其附近村落而已。這一事件所呈現的“愛國主義”,不僅未曾為盡管千裏之外,但消息靈通的北京所知,就連其他後來成為戰爭的主戰場的東南沿海地區也未再出現同樣事件。到1841年冬天,道光終於想到利用廣東的民眾來收複香港,奕山則回奏說廣東不想再戰了。而僅在距三元裏事件6個星期後,義律的一次海上遇險則更說明問題。
7月20日,義律和剛由印度帶著增援返回的布理默將軍由澳門出發去香港,他們在返回澳門時在海上遇上了台風,船帆被吹斷,船被吹到一個不知名的小島;幸存的船員和乘客,帶著從船上撈出的一些食品和酒及一片帆布,在岩石間過了一夜。天亮後,他們一共約十餘人出發尋找當地人幫忙,他們遇見到兩個澳門漁民,義律甚至認識其中的一個;漁民們同意以1000銀洋的代價,在天氣變好一點後送他們回澳門。
這群英國人被迫換上當地人的服裝,將武器交予這些漁民,徒步爬過了3座山,在一個茅草棚中渡過一個精神緊張的24小時。到23日,海上趨於平靜,漁民們將擺渡的價錢升到3300銀洋。義律和布理默同意了他們的要價,然後被藏在幾張席子下麵,出發去澳門。途中曾遇到清軍,在被詢問有無遇見英軍時,船夫們撒謊支吾了過去,最後將他們安全送到澳門。在整個過程中,義律等英國人沒有武器,漁民們非常清楚他們是誰,但漁民們並未將他們交給清兵。
“漢奸”,中國會如此稱這些漁民,但人們須知,背叛自己的祖國和正義需要一定的情感力量,對其所得和所失及其理想清醒地計算, 這些在戰爭中選擇置身於外的中國人,顯然無法分析他們的愛國性。滿清政府曾嚐試喚起廣州民眾,站到政府一方來反抗外族的慘暴,它曾宣揚鴉片是外國人的毒藥;它也將村夫和漁夫組織成鄉勇和水勇;它也允許鄉民們自行報複外國人。它對活捉義律懸賞十萬銀洋;活捉布理默懸賞五萬;俘獲英國快船一艘兩萬;俘虜一名白人英兵兩百;一名印度兵五十。這些漁民,居住在距廣州不到100公裏的澳門,他們竟然不知政府的懸賞,是他們向義律等所要的價格的15倍!
當廣州城平安後,按理,滿清的官僚們應向道光報告實情,但這些官員決對不會這樣做。奕山的虛假戰報從5月23日開始陸續向清廷發送,先是清軍如何夜襲英艦,如何火燒,英夷的哭喊慘叫又如何在數裏外都能聽見;奕山宣稱燒毀兩艘大型英艦,四艘大型舢板,數艘小型舢板和快船,數不清的英夷死於炮火或淹死。然後是此日,如何將英艦“複仇女神號”擊退,中方幾乎沒有損失。對26日和27日的停火(他在24小時內接受了義律所有的要求)的解釋簡直是傑作,他報告說在數百名漢奸的幫助下,英軍占領了四方炮台,但接著出現戲劇性情景:“該夷目即免冠作禮,屏其左右,將兵仗投地,向城作禮……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允通商,立即退出虎門,繳還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語。” 奕山將贖城費謊稱為“商欠”來騙道光,而道光竟不可思議的同意了,6月30日,奕山接到批準所奏的聖旨。兩個星期後,道光下令消減調防官兵;再過兩個星期,道光接到奕山的554人升職和獎賞的保薦。
然而道光並未料到,這個和平僅是給予廣州,義律曾兩次向奕山聲明:“我們與你們的爭鬥還未結束,我們還有很多不平和憤怒要向你們的皇帝討還公道。。。我們會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問題得到解決。但我們會從廣州撤軍。。。這座城市無需擔心更多傷害。”而道光以為這隻是發生在南方的一個小貿易衝突,而現在終於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