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8月29日,中國曆史所書的鴉片戰爭的主要策劃者、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公爵和往常一樣,前往那間座落在唐寧街的外交部辦公室。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封義律從中國發來的信函,信中描述了在中國所發生的事件:恐嚇、封館和收繳鴉片。義律在結尾說:“我認為,我的公爵,對這些不公正的回應,須以快速而有力的回擊來回答,無需考慮任何文字交涉!”
按中國曆史所述,作為一個一心想擴張的帝國主義分子,巴麥尊逮住這個機會,與貪婪好戰的商會相配合,迅速發動早已計劃的對華戰爭, 但遺憾的是巴麥尊並沒有機會製作這樣一個計劃。巴麥尊的外交部,實際上是一個與歐洲各國聯絡感情的俱樂部,充斥了剛由大學畢業的酸腐文人、花花公子和賭徒。他經常被貴族、同事和首相要求任命一些不稱職的人出任各類國內外的職務,造成效率低下。顯而易見,這個外交部更不可能對中國這樣一個遙遠、語言相比歐洲各國難度更大的國家有更好的外交政策。信件傳遞就是用快速帆船、蒸汽船等手段,也需月餘。義律致巴麥尊的信件用了5個月,而義律接到英國出兵的消息則用了6個月。
不光如此,英國從1830年開始,遭遇到糧食欠收、工業衰退、失業人口俱增, 由此引起英國社會巨烈動蕩。1839年夏,伯明翰發生暴亂,暴亂後的城市有如風暴剛剛橫掃而過,滿目蒼夷。輝格黨首相於5月7日辭職,托利黨黨魁羅伯特-皮爾依法組閣。但由於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拒絕將她所喜歡的、由輝格黨人妻女構成的伺寢大臣們,換成由托利黨人的妻女,皮爾憤而辭職,維多利亞女王不得不請她所鍾愛的輝格黨人墨爾本公爵組閣。這使得輝格黨內閣不僅僅是不受歡迎,而且不合法。托利黨人在議會中反對輝格黨的任何提案,而議會中的極端派發現執政黨需要他們的支持,於是要求政治改革。總之,1839年對巴麥尊所服務的內閣來說,並不是一個舒服的夏天。
1839年英國的海外領地更是不平靜。愛爾蘭、牙買加和加拿大均爆發反叛,英國不得不中止後二者的議會活動。法國和俄國在埃及和阿富汗,挑唆部落與英國的關係,使得英國不得不派出一萬多人的部隊,橫跨印度次大陸前去喀布爾,以期扶持軟弱沙-蘇加來替換阿富汗當時親俄的統治者,這場遠征最終在三年後以悲劇收場。但英國政界在一開始就指責巴麥尊,在進行一場耗費巨大的戰爭,故意誇大俄國威脅;準備在數千公裏外對華進行戰爭,也是同樣被指責。
正在休假的印度總督奧克蘭公爵,在1839年5月25日收到了有關中國的事態的信件,他決定暫放在一邊,因為英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正在進行,他覺得相對於中國的事態,此軍事行動更為重要。他在致英國負責印度事務的督查霍博豪斯(John Cam Hobhause)的信中說:“對於印度,我們現在要準備鴉片收益會大幅降低。。。但您知道,我一直對印度的產出有信心,我看好我們的財政前景無需依賴對華戰爭來維持,這場戰爭讓我覺得難為情,我也看不到它的前景。” 霍博豪斯同意他的意見,認為英國應從這潭混水中撤出。
這就是威廉-加丁在那年九月抵達倫敦時的情況,巴麥尊不願對華開戰,議會各派均不容易說服。加丁嚐試爭取巴麥尊的會見,但怡合在倫敦的代理人,也是一位議員,無法說服巴麥尊同意會見,僅從巴麥尊處得到英國會采取措施的回答。被冷落的加丁隻好整天地投入各種商會會議、請願,與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代表會談等,他不無失望地寫信給梅瑟森抱怨,說倫敦對他們不感興趣,混淆貿易和對英國的汙辱,拒絕支付被毀鴉片的貨款。但到9月27日,事情有了轉機,巴麥尊同意見他。在巴麥尊辦公室外等了兩個小時後,加丁最終見到了巴麥尊。但巴麥尊除了向他詳細了解了中國海防、港口等情況,沒有向他提供任何保證。
9月30日,包括巴麥尊在內的八名內閣在溫莎城堡開內閣會議,對華政策為議題之一,但頭天會議僅討論了埃及問題。第二天,會議轉到了中國,但與會的閣員們都累了,不想討論了,於是話題轉到對華戰爭是否可行,會花多少錢的問題上來了。
巴麥尊根據加丁的介紹,認為派“一艘大型戰鬥艦,兩艘護衛艦和一些小型的武裝商船,其中幾艘是蒸汽驅動的就可將北京河口(天津)到廣州河口(珠江口)封鎖”。接下來爭論轉到誰應當賠償鴉片損失,財政部長斷然拒絕政府賠償,閣員們也均不認為英國政府要為鴉片“買單”。“也許中國政府應賠償”,巴麥尊建議,這個建議立即得到剛加入內閣、年輕但已是老牌的帝國主義分子、戰爭部長托瑪斯-麥考利(Thomas Macaulay)的全力支持。這位也是詩人和曆史學家的部長,隨即發表了來年4月在議會上被再次重複並引起轟動的演說:“義律在廣州一上岸,周圍是他那些絕望且飽受驚嚇的同胞,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命令將大英帝國的國旗從船上轉到商館並在陽台上升起。。。他們很自然地在這麵飄揚在眼前的勝利旗幟上得到了信心,這麵旗幟提醒他們,他們來自一個不習慣於失敗、屈服和羞辱的國家。。。她讓阿爾及爾海灣為羞辱她的領事而卑賤;她在派拉西的田野上為“黑洞慘案”複了仇;自從她偉大的保護者發誓,要讓英國人的名聲象羅馬人一樣為世人所尊重而從未失言。。。”這一刻,焦點轉到“愛國主義”上來了,鴉片貿易的道德疑慮已蕩然無存。僅管霍博豪斯嚐試警告英帝國麵對著一個占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大國,戰爭可能無法維持,但內閣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去中國。
戰爭決定雖已作出,但力量是否足夠仍讓內閣擔憂,首相將此事全權委托給處事猶豫不決的印度總督奧克蘭公爵,因而出兵又被拖延了6個月。對這場戰爭,英財政部長擔憂英國下院會反對;東印度公司僅管對其不用支付被毀的鴉片而感到高興,但對戰爭不感興趣,因為中國開放對它原來的貿易專權沒有好處。而巴麥尊對鴉片商人的賠償要求置之不理,加丁和其代理人嚐試爭取一個簡單保證的要求的信件,連拆都沒有拆,就被簡單的退回了。
11月上旬,巴麥尊指示奧克蘭作好對華戰爭準備,不需太急,不要影響貿易,戰爭應在來年3月至9月貿易中斷季節進行,奧克蘭於是返回加爾各答進行戰爭準備。
巴麥尊的計劃並未征求議會的看法,他刻意地將義律的報告鎖在外交部並對戰爭準備密而不宣。但各種消息已由商人和傳教士,從廣州和印度的英文報紙,傳到了英國報界。而加丁在10月就雇傭了一名律師來進行公關工作,向英政府尋求賠償並活動報界。在1839年底到來年初春,僅管報紙上並未連篇累牘的大肆宣揚,但給予了空間,讓鴉片貿易支持者溫合但堅定地要求政府履行義律的賠償保證,並提醒公眾:“鴉片貿易一直以來為印度政府所鼓勵和提倡,這個貿易為英國政府和議會特別許可和授權的,而且他們一直都知道這個貿易。。。為中國所禁止,是走私和非法的。。。”
但更多的報章,猶其是那些支持托利黨的報紙,則批評鴉片貿易。泰晤士報連載教士阿爾戈隆-瑟沃爾(Algernon Thelwall)的《對華鴉片貿易的罪惡》,強烈譴責鴉片貿易,認為義律和鴉片商人所受的待遇是罪有應得。泰晤士報在10月23日發表評論說:“我們在發展和鼓舞鴉片貿易上的罪惡,確實是自從人類觸犯上蒼而被懲罰中,所有罪惡中的最黑暗的一個。”利茲水星報附和說:“英格蘭不僅是在中國人眼中降低了國格,而是在整個文明世界眼中降低了國格;在那無法忍受的困境中,無法尊嚴不失地退出。”
隨著印度按巴麥尊的指示開始戰爭準備,英政府對外界有關戰爭的詢問異常冷靜。英政府在11月3日和4日,鎮壓了威爾士大約7000餘人的礦工起義,造成了20人死亡,50餘人受傷,這事件造成政府威信進一步下降。1月24日,反對黨開始在議會要求公開義律有關中國問題的通信,並在其後每次國會複會時再次要求,但巴麥尊每次均推脫。3月11日,一家巴黎報紙透露,一艘法國軍艦正在前往中國去觀察英國的遠征;第二日,消息傳來說奧克蘭公爵對華宣戰,一支總重40000噸的艦隊和16000人的遠征軍即將起程。倫敦輿論大嘩,後來出任過英首相的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要求巴麥尊對此作出解釋,但巴麥尊謊稱這隻是個建議。
1840年4月7日,托利黨對政府的對華政策提出了不信任案,在連續的三天裏,托利黨攻擊巴麥尊的外交錯誤:未給義律明確的指示和權力,未曾控製鴉片走私;麥考利用他著名的“不習慣於。。。”的演說回擊了這個指控。當辯論轉移到對鴉片走私不道德性時,托利黨議員嚴厲譴責了英政府縱容鴉片走私,但這些譴責在最後一天議會辯論中,被巴麥尊的著名回答演說所擊敗。巴麥尊問議會,他怎能賦予義律更大權力而保證這個權力不被濫用?這一職位的主要職責是捍衛英國國旗和王室的尊嚴,並確保對華貿易長期發展。最後他總結說:“從律勞卑時日至今,對在華英國人的羞辱,如果繼續任其發展而不被阻止和糾正,那將無法。。。使任何英國商人的人身安全和尊重得到保證,他們也將無法繼續在該地進行商業活動。”最終,在筋疲力盡的辯論、嚴酷的經濟形勢和自大的愛國主義相互作用下,議會以微弱優勢(271票對262票)通過對華戰爭決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