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皇帝看上去是過著令人羨慕的生活,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從一大早,他就必須上朝,聆聽和申閱著數量繁多的奏折,有些須立刻決定,有些則需與大臣討論後再決定,很多時候幾乎整天忙著這些事情。道光繼承了一個麵積廣大的帝國,這個帝國從1644年進入中原以來,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發展,滿清的疆土已擴大到北囊外蒙古,西括準噶爾和西藏,南至越、老、緬甸。但是,如所有前朝一樣,滿清的統治是靠暴力奪取的,它也同樣想方設法說服百姓承認其政權的何法性。它對外商的行文千篇一律如:“我天朝。。。養育萬民, 明鑒。。。,光大。。。”,這一切,並非簡單地渲染給眾人看,更重要的是顯示自己的威權。每一代的“賢皇”,都向外展示其“非凡”的能力,而將因責任重大而引起的慌恐不安深藏於他們心中。
這個帝國在道光接手時已開始衰敗:動亂、財政拮據,更糟糕的是軍隊的作戰能力下降,下降的軍力反過來進一步使得各種內亂難以收拾。在十八世紀後半葉,清政府控製其邊界能力開始下降,先是1766年到1769年間對緬甸的征討不順,清軍被擊敗或者說是停頓不前;而後,1788年對越南的占領在一個月中損失了4000人,並被越南人趕了出來。國內也不平靜:1774年白蓮教起義,起義一直延續到1805年才被完全剿滅,而最後剿滅還是靠民間所組織的團練。總而言之,當時,中國各階層的矛盾尖銳:滿漢、南北、外省豪傑與中央政府,等等。
平心而論,道光在其即位後的十年中,對各種棘手的天災人禍處理的頗為得當:他整修了河堤;整頓了鹽稅;鎮壓了西北的回民起義。但他並不知道問題根源,他所作的隻是不停的對官員們任命、升職、降職、免職。
中國官員的文化也是一個大問題:滿清繼承了漢族近千年的科舉製度,這個製度在文化人的心中,深植了隻有“作官”才是文化人自豪的正道。但隨著曆朝代人口的膨脹,到了清朝,在近2百萬人的鄉試中,僅有1.5%的人能通過成為秀才;通過秀才考試的人中,低過5%的人可考取舉人;在剩下的人中, 約1.5%最終成為進士而進入官僚係統。絕大部分落榜者咽下懊喪,來年再試;一小部分中則有的失望退出;有的發瘋;有的自殺;更有極少的則造反。李自成據說就是一個因科舉失意後而成為驛卒,最後起義推翻了明朝;而領導太平天國運動的洪秀全,同樣是一個科舉失敗後的小學教師。太平天國在與清朝搏鬥了十四年後才被撲滅,幾乎推翻了清朝。
然而,僅為漢族人口三百五十分之一的滿族人,則不完全需要遵循這個科舉製度,在每一階段的錄取中,都會為他們留有一定通過的比例。他們的提升遠快於漢人,因為為他們所保留的職位多過他們能通過考試的人數。那些奮鬥半生的漢族同僚,眼巴巴地看著那些不稱職的異族一個個地高升——你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感受。這種環境造就了兩類官員:不加約束的激進思想和極端守舊的保守思想,這兩種思想的極端對立,部分促使了鴉片戰爭的暴發及不幸。
1832年,清朝軍隊在鎮壓廣東西南的少數民族起義時被擊敗。其後,派去調查失敗的官員向道光報告該軍來自沿海,不適應山地,許多士兵沾染了鴉片癮,這件事讓道光開始擔憂。與此同時,水旱災情和饑荒也接踵而來,加重了道光的憂慮,他更換了放任鴉片走私的廣東官員,指示接任者強力禁煙。然而,新任官員不久也與當地腐敗的商宦同流合汙,因為在鴉片走私泛濫的沿海地區,腐敗的機會與文化,遠大於封閉的北方。以廣東十三行中伍秉鑒“Howqua浩官”為例,其個人財富是歐洲巨富納丹-羅斯柴爾德(Nathan Rothschild)的十倍!另外,阻斷鴉片的走私,會影響資金的流動,也勢必影響地方的正常貿易。
1836年,一位高官上書爭辯禁煙令,他認為禁煙無用,嚴刑會使民眾反叛,外寇入侵,而政府尚無實力進行剿滅;而對鴉片的危害則認為食用者多是一些懶惰、無用的刁民,應讓他們吸食到自己死亡,日漸增加的新生兒會填補這些死亡人口。廣東巡撫支持這一主張,並通知十三行準備讓鴉片合法化。但沒過多久,禁煙一方以黃爵滋為首,上書堅決主張禁煙,他們指控鴉片是西方列強的陰謀,指控英國人用鴉片毒害國人,誘其上癮,從而達到削弱其意誌及體魄,奪其財產的目的。他主張對吸食者給予一年的悔改期,如仍不改,則處以死刑。他認為極刑加以孔孟之道教育,吸食者十有八九將會悔改,他將用“五室連坐”方法來確保其方案的執行。同時他也暴露了他對外國的無知:他說英國人對他們中間吸食鴉片者,會將其綁在一枝竹竿上,當眾射入大海,因而西方各國僅製作鴉片而不吸食。
在讀完黃爵滋的上奏後,道光詔示滿朝及各督府,尋求建議。在二十九封回奏中,僅有八封支持黃的建議,其餘均要求加強對廣東的鴉片走私的稽查。一封奏折中認為,在廣東和福建,鴉片食用者“十有八九”,執行死刑的話至少要殺數十萬人,不但恐怖也難以執行。以此推斷,假定在全國4億人口中,僅對1%的人執行死刑的話,那就是4百萬人頭落地,更不用說還有大量的從事鴉片走私的人, 而僅針對鴉片走私的話,則牽扯麵要小的多。
在審閱完有關鴉片的奏折後,1838年底,道光召見了林則徐,經過數次懇談,於1839年初,任命林為欽差大臣兼湖廣總督,南下廣東主持禁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