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們真的活過嗎？
十年前的二月五日夜裏，英國Morecambe海灣，一群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勞工被潮水圍困在沙洲上。俯身在冰冷的海水裏，他們全神貫注地挖著藏在泥沙下的蛤蜊，沒去注意上漲的潮水。Morecambe灣漏鬥般的形狀把湧來的海水聚攏起來，幾分鍾的時間就把那一片片露出水麵的沙洲淹沒。二十三條性命被海水無情地帶走，一人來自中國東北，其餘的都來自福建省。
從倫敦趕來的BBC記者John Sudworth站在那片沙洲上。他很努力地讓自己想像，該是什麽樣的貧窮生活才逼迫這些可憐的人們千辛萬苦漂洋過海，到上萬公裏之遙的異國他鄉討這樣的生活？為這樣的生活，他們每人要付兩萬英鎊給組織偷渡的蛇頭。
Morecambe十周年了，Mr. Sudworth終於有機會到中國福建去一趟。他要去找找逝者的親人，再給自己十年前那個問題找找答案。汽車穿鎮過鄉一路行去，一幅怪誕的景致反反複複呈現在他眼前：低矮老式的傳統房舍旁，一棟棟巨無霸豪宅傲然矗立。倉西村裏，一位死難者七十多歲的父親母親反反複複念叨著：兒子如果不死，一定會寄錢回來，日子怎會這樣艱難！家裏，也能蓋上那樣的大房子了吧。
站在中國福建的這個村莊裏，Sudworth開始懷疑當年站在Morecambe沙洲上的揣測和感慨，那些想法似乎很有些對不上號。他發現，這裏並沒有撕心裂肺般的貧窮，更沒有東非土地上時時發生的奪命饑荒。會是什麽東西驅使人們決然選擇背井離鄉，去過一種看起來更加悲慘的生活？然後他替自己找到一個不能算是答案的答案：他們要去追求更好的未來。
對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英國人來說，理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實在困難重重。但他卻幫我找到了答案。我也曾經困惑：這些人們真的是貧窮到走投無路，要花重金買通蛇頭偷渡他鄉，去過一種根本是暗無天日的生活嗎？這問題本身就構成一個邏輯悖論。Sudworth所見讓我終於明白了，驅動他們走上不歸路的其實不是貧窮也不是饑荒，而是一種可以被稱為'村落文化'的東西。
在一定意義上講，村落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村落把中國人集體與個人的關係以最為具體的形勢加以體現。其價值體係的重點不在個體的感受如何，而在獲得集體的認可上。做一件事大家都伸大拇哥，甚而獲得了全村的羨慕，做人就有了榮譽和尊嚴。反之，就會遭集體所鄙視唾棄，使人無地自容。
村落文化的結果就是不計利害的從眾行為。一窩蜂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趕鴨子上架也要上。今天你家娶媳婦擺了十桌，明天我擺五桌迎新娘子就很沒麵子；今年二狗子起了三層高樓，明年小臭子就算賣了媳婦兒也得鰾著跟上。當然了，媳婦還是要到城裏去賣。村裏人不大管你在外麵怎麽弄錢，但在村裏怎麽過日子你最好不要自己作主。村落文化的支柱就是這樣一群毫無自主意識、沒有個體尊嚴的人們。
王小波曾說，村落文化是一種強製的力量，個人意誌不是它的對手。他錯了。個人意誌正是村落文化的死對頭。而缺乏意誌的個人，卻正是村落文化的群眾基礎。沒有自由意誌的個體在這個文化中無意識地扮演著SM遊戲裏施虐者與受虐者的雙重角色，不能自拔。每個人就這樣日複一日地醬在其中，永無休止。
從那對老夫婦家中出來，村人又把Sudworth引到另外一處人家 — 這家的兒子也是死在了英國的 — 他們說。＂來自同一個村裏，也死在Morecambe？＂很快發現他搞錯了，這家的兒子死在Dover港，2000年六月，和另外57個中國人一起，悶死在他們藏身的集裝貨車裏。
那些還活著的人，他們什麽時候才能醒過來？他們有能力醒過來嗎？下一代人長大了，夢遊一樣他們按著老規矩循著父輩的足跡接著走下去。這其中就有Morecambe的Dover的孩子。他們不斷地走出去，帶著他們的村落文化。阿Q可以走出末莊，末莊卻走不出阿Q。
王爾德曾說，有些人活著，而另外一些人隻是存在著。他可能不知道，還有比僅僅存在著更加悲慘的人們。這些人的存在僅僅是為得到他人的認可，他們從沒有也沒能力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除了人以外，我還想不出其它動物有這樣悲慘的例子。
（又記：Morecambe慘劇背後的蛇頭李氏姐妹去年被釋放後，立刻再次被捕入獄。警方發現她們從事洗錢活動，這些錢正是賺自她們那些死去的同胞。＂她們毫無愧疚感＂，Tinsley警長說。Morecambe慘劇發生後，英國民眾曾捐款幫助死難者償還他們為支付偷渡費用而借貸的債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