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頂紅

民間傳說，丹頂鶴頭上的紅，是漂亮的頂峰，也是劇毒的頂峰。

 

一

 

1974年年初，我在北京為探親的老穀送行，在這個小聚會上遇到了內蒙之行相識的多位朋友。韓誌紅大概是最後才來的，呆了大約十分鍾就告辭了。別人告訴我，她的離婚案已經得到批準。她表情淒涼慘淡，隻和別人打招呼，連一眼也沒有看我。

大家或許沒有注意到她對我的態度，但卻有人告訴我，她這個跟頭栽得太大，再也沒有了歡笑和歌聲，性格上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大約在1971年或者1972年，她在被奸先孕的情況下與那個蒙族人結了婚，這也完全是出於漢族人的道德觀念。但日子是過不下去的。蒙族丈夫睡了別人的老婆，要用她的身體去“還帳”，這就是當地人的“風俗”，漢族人絕對不可能接受的“風俗”。所以隻有離婚一條路。

歎息這顆被徹底摧毀心靈的同時所想到的是：我自己，會不會是在這顆善良的心靈上刻下第一道傷痕的凶手？

如果不把她熱情關懷我的郵包寄回，而且按上麵的地址和她保持聯係，她一定能在對命運的抗爭中得到更充分的信心和勇氣，這一切也許就都不至於發生。如今的她，就象不認識我一樣，眼光中也看不出任何的怨和恨，默默承擔著命運所帶來的一切。這反而更加讓我自責。

就因為這個自責，我深深感到當個“薄情郎”不但不是什麽驕傲，而且一點兒也不光采。但我也萬萬沒料到，就在我反省以往的薄情，打算改過自新的時候，卻因為以往的薄情，遭受了來自另一顆心靈的感情的報複。

 

二

 

1968年的12月，一列列滿載北京中學生的火車，給了山西這塊土地上送去了數萬名知青。北京車站送行的站台上，送的人和走的人哭作一團。當然他們都哭錯了，這是去插隊呀，又不是充軍發配。有的人沒過一個星期就自己跑回了北京，“怎麽？回來了？前兩天我們不是剛剛哭的你嗎？”

而我在這送行的站台上卻顯得興高彩烈。從內蒙歸來，心裏那塊大大的陰霾在此已經消失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還並非沒有我的容身之地。豐台工作的哥哥後來給我寫信說，他一個同事看到我，坐在車窗口一直笑得很開心。

是啊，總算有地方證明我的忠誠和毅力了。父親也在出發前不久被從牛棚放回家來幾天和我告辭，我深深記得的一句話就是：生活上一定要注意，別以為是臨時的就可以瞎湊合——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臨時的。

然而我的想法更革命：我從來不認為這麽多城市青年會統統在農村一輩子幹下去，但不排除有一部分要一輩子幹下去，而首先要做這個準備的就是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

聽了父親的話，我在知青集體中長時間就是持這樣一種態度，在中條山一個小山村的插隊集體中，沒人做飯我做飯，沒人挑水我挑水，沒人拾柴我拾柴——別人愛怎麽樣怎麽樣，反正我是要在這裏正經過日子的，別人嘛，就算沾了我的光吧。

也搭上老高三，在知青中是歲數最大的，體力也比較充沛，我又有每年寒暑假自己主動去北京郊區農村義務勞動的底子。即便是在這插隊的山溝裏，我也是來了就能挑會擔。那非幹不可的下深山溝最深的溝底挑水，理所當然也是我必須承擔的活兒。

就這樣，雖然十一個知青來自不同的四個學校，大家一致推選我為知青負責人。

老忠是個工作狂類型的人，無論幹什麽工作，不累不困不渴不餓，可以長時間地連續幹。有人說，這樣的人很適合搞科研。可惜這世界上，大概隻有科學家是不能子承父業的。誰讓老忠的父母都是科學家呢！

在農田的勞動中，連農民也耗不過老忠。農民甚至說，讓誰當隊長也不能讓你當，你領著幹，大家不累死也要渴死餓死的。

可是隻有一個叫小紅的女知青，幹什麽活都咬著牙死死地跟在我的後麵。這個革軍出身的小姑娘在女知青中年齡最小，1968年隻有16歲，卻非常要強。為了不服老忠的氣，她很長一段時間總是混在男社員中一起幹。

 

三

 

送走了老穀不久，就在1974年的三月的北京，那還仍然是料峭的春寒。北京這個城市，春天的氣候多風沙，而且真正屬於“春天”的氣溫隻有不到一個月——四月初還很冷，四月底就讓你過夏天了。

因為患了肝炎（後來稱為“甲肝”，在那時候還是不很常見的病）春節過後也沒急著回村去。父母剛剛從平房搬到筒子樓不久，隻有門對門的兩個12平米房間。單位大院住房一直緊張，文革來了，“牛鬼蛇神”就要騰出住宅樓來讓給“革命群眾”，於是在平房又住了很多年。我此時在家顯然帶來居住的困難。於是在單位另一座筒子樓的單身職工宿舍給我申請了一個床鋪——沒有別人，其實就等於是單獨一個房間，不過不準許搬其他東西進入。我在那邊看書、寫字、拉琴，吃飯還要到父母的家去。

一天的下午晚飯以前，我隨著廣播大喇叭哼著《杜鵑山》，從自己的房間走到父母家的筒子樓前。夕陽的餘輝中，從樓前道路的西麵走過來一個似乎很熟悉的姑娘的身影——這是誰？我站在台階上沒有進樓，眼睛緊盯著她那條灰色的拉毛大圍巾。

這種拉毛大圍巾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北京姑娘們冬天的流行打扮。圍巾很長，搭肩膀上能兩頭拖地，姑娘們連頭帶嘴帶脖子大繞幾匝，可以捂得嚴嚴實實，象穆斯林婦女似地隻露出兩隻眼睛。人們因此不能看到姑娘們的真正相貌，有人給這圍巾起了個外號：“大家都美麗”。

同村插隊的女知青有三個圍這樣大圍巾的，一條紅的，一條綠的，那都是常見的顏色。唯獨小紅姑娘，圍的就是一條這樣的灰色拉毛大圍巾。

 

四

 

在1968年插隊之前，拉毛大圍巾還有一個含義：女流氓。在北京“兵痞佛三結合”的文革特殊時期，大批百無聊賴的中學生成了偷盜搶劫、打架鬥毆、滋擾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拘留所、局子都已經不夠用，於是開辦了許多“學習班”，那年頭，一提“進了學習班”，就和“進局子”意義是類似的。

一個壞小子去某學習班找人，成心問：“你們這裏是小偷流氓學習班嗎？”，對方自然地點頭說：“是啊！”“噢！原來還不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呀！”

進“學習班”的女中學生，也大都是家裏經濟上有底子，能夠趕時髦地使用拉毛大圍巾。所以雖然從圍巾上判斷女流氓是一種玩笑，但女流氓確實是很普遍地圍著這種大圍巾。

我們知青點的三條拉毛大圍巾都曾是“學習班”的客人。不過三個姑娘都比較文雅，大約屬於“擴大化”的範圍，尤其小紅這個灰色拉毛大圍巾，據說她所在的部隊大院嚴得很，所有這個年齡段的無一漏網地都要進“學習班”。

雖然老忠從來就不把她們當做什麽女流氓，但也用拉毛大圍巾這個詞的另外含義來開過玩笑。

筒子樓前，圍灰色拉毛圍巾的姑娘攔住一個過路人問，這個樓是不是XX樓的時候，為了講話清楚拉下了捂住嘴的部分——小紅姑娘，果然是她！

我從台階下來走到她跟前，她那很不情願戴眼鏡的近視眼，這才認出了走近的我。

 

五

 

沒有問候，沒有寒喧，打了個招呼，她就跟著我上了樓。

我和她已經是兩次失去聯係了，這一次中斷聯係大約有一年半。

小紅姑娘是1971年春天離開山村，當了後門兵。革軍出身，當然有這個條件。一走就是一年多，1972年突然給我寫來了信。最初的信是試探性的，不知道我是否還在村裏。自然，“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照章回信，有來必有往。四、五封信過後不來信了，我也就得以清靜，不再去信。往來信件的內容，不外乎一些非常“革命”的官樣詞句——人家又不是我的對象，有什麽可調侃的？

倒是她的來信還有些值得回味的內容：“生活是鬥爭，也是綠的樹，深藍的海洋，美麗的花朵，這些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東西。對不對？”那個年代寫出這個來，也就夠“小資”的了。

即便如此，我也沒認真對待。當然決不是因為我什麽都沒看出來，我還不至於傻到那份上。我深深地明白，我們不是同類型、同命運的人，而且我一向堅持的態度就是：與世無爭。

而這次直接找上門來，她居然找了整整一下午。我從來就沒告訴過她我父親的名字，她居然不知道從什麽途徑了解到了。但她錯了，我們家住的是我母親單位大院的房子，我父親卻從來沒屬於過這個單位，按照這個線索她當然是找不到的。不過她還算機靈，想到了插隊知青回家都要在家屬委員會登記，於是跑到那裏按我的名字現查現找現打聽，天快黑了才找到了樓前。

 

六

 

她告訴我是從部隊回北京探親的，我領她進了我們那個很不象樣的筒子樓的家裏，見到了我爸爸、媽媽，她都是禮貌地叫著“叔叔”“阿姨”，並且在他們走開以後問我：“你爸爸是黨員嗎？”“你媽媽呢？”嘻嘻，這就開始“政審”了？我當然實話實說：“都不是。”

我媽媽在文革前就工作上積極，業務上帶頭，政治上進步，也要求過入黨，但因為太多的海外關係，一直沒被批準。文革後1982年居然入了黨。因為那時候她已經是教研室主任，大概也是屬於“邀請人黨”。

不過當時小紅姑娘朝我微微一笑說：“就那麽回事！我在部隊呆了幾年，也沒入黨。”似乎在說，她對這個並不在乎。

沒談多長時間，天就黑下來，我說了句留她吃飯的客氣話，也隻能送她走。送出樓去，路上她說告訴我實話，她已經複員，現在在家等待分配；家裏隻有她一個人，讓我去找她玩。告訴我地址之外還特別地告訴了我她家裏的電話號碼，說是門口大兵如果不讓進可以給她打電話。

隻送到了家屬委員會門口，她的自行車鎖在那裏。她忽然發現，那條灰色的拉毛圍巾忘在我家裏。她說：“不必取了，你來玩的時候給我帶過來。”

老忠從小不愛睡覺，上高中住校時沒辦法，經常早早醒來睜著眼躺著，看著上鋪的床板熬時間。下農村插隊以後更是每天隻睡五小時。但睡眠一向很好，沾枕頭就著，而且睡得死，睡得沉，打雷、地震，從來就不帶醒的，讓人抬走活埋了大概都不會知道。

但惟有這天晚上，我守著那圍巾幾乎徹夜難眠。

 

七

 

中條山的大嶺上，我們拾柴常去的老成窪，滿山坡開滿了黃色的北迎春，花叢中有一個天藍色的身影。這是我對小紅姑娘比較深刻的印象。在咬牙吃苦方麵，男的女的全算上，她是我唯一佩服過的人。

三條拉毛圍巾，都是高幹家的嬌小姐，但隻有她學著我的樣子，帶頭將一擔八十來斤的水從十幾層樓高度的溝底挑上來；也是她鼓動所有女知青，和男生一起上嶺拾柴。

離村四十裏的深山中，有個五戶人家的葫蘆溝村，那裏有我們生產隊十幾畝“飛地”，每年春天要派人去那裏種地。那年我是知青中第一個首先去的，和前坡沿的黃土高坡不一樣，那裏的景色真美，一架山一架山的，全都是大森林。派去幹活的清一色都是男社員，隻有她，一聽我說到深山老林的美景，硬是跟著去了。

那個地方是真正的未加雕琢的自然風光。有詩為證：

 

地僻人煙斷，

山深鳥語嘩。

清溪鳴石齒，

暖日長藤芽。

綠映高低樹，

紅迷遠近花。

林間見雞犬，

直擬是仙家。

 

小紅甚至想當然地對我說：別人都回去，咱倆就在這兒插隊吧。你每天到山坡上割荊條，我在家裏做飯、編筐。簡直有些異想天開！

那年是1969年，也已經將近夏收。生產隊拿著我們的安家費，打算給知青在離葫溝蘆二十裏遠的泗交土產門市部買幾條麥收用的好扁擔。派了一個社員，讓我代表知青也一起去。小紅又是非要跟著。

到了泗交，沒有賣的，土產公司的人說原先有，是從唐回村收購的。派來的社員說不買了，我執意要買，讓小紅和他一起回去，我一個人去唐回。順著泗交河穀走了將近一公裏，小紅從後麵追上來。真拿她沒辦法！

 

八

 

走遠路不能和女的一起走，這是當初步行串聯的一個經驗。主要是不方便，都不方便。但這次是無奈，大山溝溝裏，怎麽可能把她一個人扔下不管？

那天真的走了很長的路，從唐回到了車莊，從車莊又到了任家窯。唐回沒有扁擔；車莊的扁擔看了幾根，都不直順；任家窯的兩根扁擔，真正直順的桑木扁擔，小紅姑娘是看中了，說買下來，和我一人一條。可是不行，這兩根扁擔都比較短。最終當然是我說了算：不買，回家。這裏離葫蘆溝已經超過四十裏，再不回家就趕不回去了。

唐回大隊的野豬嶺也有北京知青，他們的知青負責人和我有一麵之交。所以就在他們那裏蹭的飯。回去的路上，我讓她在前麵走，掌握速度，反正我跟得上。一來一去八九十裏地的路程，沒跟她說什麽話，隻是告訴她為什麽不買。當地土話我已經會說很多，但她還是不大懂。

日頭西斜，她走在前麵，頭也不回，一件天藍色的衣服，時不時地采一把路邊的野花。等回到葫蘆溝，天已經黑下來。別人早已經吃完了晚飯，她腳上大概是打了泡，一拐一拐地做好了一鍋麵條，給我也盛上了。端回這一大碗麵條時我才發現，裏麵還臥了一個雞蛋。外號“老怯”的男知青笑著說：“看看，人家多關心你呀！”

我夾起雞蛋放到嘴裏，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吃糖衣不吃炮彈。”

這話後來還是被多嘴的人傳到她耳朵裏了。

這就是當年的老忠。1974年再次見到她時，對這句不識抬舉的話她雖然從來沒提過，但我也深知這足可以下地獄了：本·拉登下十七層，我下十八層。

 

九

 

小紅漂亮嗎？在我們知青點她隻能排第三，三條拉毛圍巾中另外的紅、綠兩條都是美人。她比一般的相貌要好，當然隻有情人眼裏才會出西施。

我守著她忘了的灰色拉毛圍巾夜不能寐的時候，這些回憶就都泛起來。第二天提起筆，根據記憶中的印象畫出了她的側麵像。這樣“活照相機”的本事是插隊以後有意練出來的，因為想到的是：貧下中農照不起相。

從學齡前我就愛畫，上初中的時候已經有比較高的水平。如果不是數理化的能力更強更突出，完全可以去報考美院附中。文革前大院子弟中有兩個考上美院附中的，在小學初中他們都還不如我那兩下子。

文革中，畫了大量的毛主席像。在學校裏，老忠的炭筆畫乃是全校頭一把交椅。1968年四月學校成立革委會時門廳正牆上貼的就是老忠的巨幅炭筆毛主席像：亂雲飛渡仍從容。直到1969年十月老忠回到北京，學校門廳裏居然還貼著那幅畫。

這以後，人物寫生已經覺得不夠過癮，後來就仔細觀察，力爭當個“活照相機”。這樣的業餘愛好者即便是寫生，成功的作品也不多，但給小紅姑娘的這個記憶畫像，卻是非常成功。

也許隻有在這個時候才出來了真正的美術靈感。是啊！冷麵郎君未必是什麽光榮，韓誌紅的故事已經是無可挽回的罪惡，地獄的滋味也一定很不好受。安徒生童話《白雪女王》中，男孩子那顆冰心最終要被女孩子的熱情所融化。

 

十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還有兩個“美人”，我為什麽不去追？這就是老忠的致命缺點了。老忠幾乎具備所有應該具備的優點，但既不好女色，又與世無爭，這可就要了命了。那兩個美人是“有主”的，而且“主”就在我們這個知青點。

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會的這麽多業餘愛好，而且每一樣都在不同的業餘群體中出類拔萃、顯山露水，這對於追求虛榮的姑娘們必定有極大的吸引力。這就使得美人的“主”們對我時刻防範。我總是提到“男人的嫉妒心”，這方麵的體會很深刻。所以對美人，最好還是敬而遠之，少找麻煩，即便沒那個心，人家還在懷疑你是“有那個心沒那個膽”呀！而且撬人家的老婆，自己也覺得是件很缺德的事。

在從葫蘆溝回到插隊的前坡沿不久就聽知青中傳說，那紅、綠兩個拉毛正在給這個灰拉毛“說媒”，介紹的是知青點中唯一沒有女朋友的幹部子弟大袁，而且聽說小紅剛開始不同意，但後來有所動搖。那大袁是很追她的，人家都是幹部子弟，與我有什麽相幹！我躲得越遠越好。

再說，自從那句“不識抬舉”傳到她耳朵裏，她待我已經明顯冷淡了。隻有在麥收的地裏，她揮鐮仍然是死死地跟在我的後麵。

那個紅拉毛甚至告訴我，小紅的情緒已近崩潰。但所說的原因是：她父親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以現在的看問題方法來分析，這不大可能是主要原因。

 

十一

 

她家在玉淵潭南邊的一個部隊大院，1974年她父親幾經輾轉也早已經官複原職。幹部家裏是有電話的，我給她打電話，卻隻能去打公用電話。

她果然隻是一個人在家。我下了好大的決心才把那畫像拿出來，她一看就說，畫得真象啊！仔細看了幾分鍾，忽然放下去看窗外，中斷了好一會兒才回過頭來，提起了其他的話題。

這次會麵，她提到自己還“有可能回山西農村”，提到大袁那樣的人“很壞”，更提出一個這樣的要求：陪她去趟山東老家。這些都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的，都沒敢當場妄加評論和答應。

臨分手，我指了指放在桌上的畫像，她大方地說：“送給我吧！”並把畫像拿在手裏，按在胸前，一直送我出了部隊大院的大門，看著我騎上車。

這以後我開始給她寫信了。在信中明確表示，回山西農村沒有必要，雖然我不能判定這就是打算為我做出的犧牲，我也告訴她：我們堅持農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部分人能夠離開農村。對她提到的大袁我也說，這些打架鬥毆的幹部子弟並不是什麽壞人，我一直拿他當朋友看待——他離開山村以後曾來信，需要一個貧下中農的鑒定，那都是我幫著起草的，評價很高。

陪她去老家？這我可無法回答。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特殊關係，怎麽可能！至今也無法判斷她當時是怎麽想的，正如無法判斷她的圍巾忘在我家是不是故意的、到底有幾分故意的一樣。

 

十二

 

就在我那次回訪後不久，一天下午，她又一次突然闖來，這回是我那一個人的小房間。剛一進門的第一句話居然又是問這件事：能不能陪她回山東老家。還進一步提出，能不能再找第三個人，而且“要可靠的”。

我也隻能說：找找試試。可是，連我自己也不敢說可以陪她去呀，這麽大的行動，是不可能隱瞞的，她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會同意嗎？

她也沒正麵回答我為什麽要說大袁那些人“很壞”。

這一次，她留給了我那首據說是郭路生的詩《相信未來》：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地發出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淚水，

當我的鮮花依傍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拿起凝露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是啊，相信未來，這是最溫暖的幹柴，

是啊，相信未來，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那滾向天邊的激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著太陽的大海，

搖曳著曙光那枝漂亮的筆杆，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

 

那麽我又應該相信一種什麽樣的未來？哪兒來的那麽多啞謎？猜不透！

這次是我送她一直出了單位大院的大門，一路走著，我提到了我的家庭，提到她以前不知道的海外關係，美國的、台灣的、澳洲的。既然她這樣主動地來找我，我沒必要對她有任何隱瞞。

我也一樣認為，不隱瞞應該是對等的，特別是夾在當中的和大袁的這層關係，她應該對我講清楚。

 

十三

 

其實，我與小紅真正的兩人世界卻是僅僅有這樣的兩回。其間兩個人坐得遠遠的，不但是連手都沒碰碰，而且連纏綿悱惻的話也沒有講過半句，除了有贈畫贈詩的舉動外，那氣氛簡直就是國家級的談判。

要說象柳下惠一樣從來就是絲毫不動心，那是假的。在她當時那個花季的年齡段，再沒有魅力的女人也會顯示出一定的魅力。1969年的仲夏，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和大袁一次談到很晚；1971年她剛剛徹底離開的時候也隻給當時在北京的大袁寫信；大袁甚至含含糊糊地告訴過我她在武漢當兵的部隊番號：“啊…啊…記不清了，不是五三一就是三五一。”

哼！這樣拐著彎讓我知道，誰稀罕去主動聯係！

即便如此，1971年的12月路過武漢我還是下了火車。看看長江，這當然是個非常真實的心願，內心裏卻也存在著與她邂逅的妄想。乃至於日後還在詩中寫過這樣暗示的句子：“秦塞羊聲遠，楚澤鶴影單”。

如果說，是初夏那句“吃糖衣不吃炮彈”撲滅了她的第一波攻勢，冬天的第二波又是被我再次撲滅，雖然自心裏也有很多矛盾，但無可推托，是我自己，多次把她拱手讓給了、甚至是推給了大袁。

1969年的國慶，對堵住北京的路不許回家的政策不服氣的我，回了北京。就在不到一個月以後重返山村時，唯一沒見到的知青就是小紅姑娘。那心裏也是多少有些難言的失落，雖然表麵上不可能有任何人看得出來。

她回家是因為父親的問題落實了，也重新安排了工作。

冬天，小紅再來山村，一直呆到1970年的春節前。這期間又發生過兩件給我深刻印象的、近乎明目張膽的事情，也就是上麵提到的“第二波”。

 

十四

 

那年冬天（1969—1970），縣安辦組織了一次知青參觀，參觀的也是一些先進知青點。冬天在村的知青不多，所以隻派出兩輛卡車。車上也沒有座，大家隻能在上麵站著，道路也不好，到了上山下山的路上，大家都要扶著車幫擠在兩側。我和小紅都在車上。

我那隻扶著車幫的手忽然感覺到上麵又壓了一隻手，隨著車的晃動看到，那正是小紅的手，她也沒看我，似乎好象是無意的。我故意把手動了動，這是什麽地方？這麽多人！怎麽能搞這種名堂？她還是不看我一眼，但手就是不肯拿開。

這以後，她卻仍然裝得象什麽也沒發生過。

僅僅在這之後不久，大袁找來了相機膠卷，在村裏留影。那張高歌窯洞前的照片也是來自這卷膠卷。小紅當然也願意在村裏留影，和她房東大娘合影是大袁給照的，但大袁讓她自己再單獨照一個的時候，她把大袁的相機拿在自己手裏，東轉西轉地找到了背景，卻不還給大袁相機而是把它交到我的手裏，一定要讓我來按快門。

真不知道是怎麽琢磨的！

那膠卷不是我的，那張相片最終我也沒能看到，大袁說，底片衝出來就剪下來交給她自己了。據她房東老鄉後來說，照得比她真人還要好。

1970年的春節前，她又要回家了，所有的行裝都是我幫著準備的，包括知青那口豬的後丘、葫蘆溝的木耳。從山村到縣城二十多裏沒有車，隻能憑兩條腿扛著東西走去。但就在她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大袁告訴我，他正好去縣城有事，可以去送她。第二天一早，她洗完了臉轉過身來問我“咱們什麽時候走？”的時候，我頭都沒回地說：“今天我不去了，讓大袁送你去縣城。”

我不想看她的表情，更不打算回答她的問話。

但是她卻是什麽也沒再對我說，連告別的話都算上。直到回到家，她在給大家寄來報平安的信中提到，那天晚上“一個人住在縣城的小旅館裏好難受！”似乎是話中有話。

 

十五

 

1970年的她與1969年判若兩人，一年前17歲時候的緊跟和咬牙不複存在，挑水拾柴不再參與，地裏不再和男社員一起幹。割麥子的時候我和以前一樣緊跟在所有老鄉當中，割到地頭回過來接人的時候發現，她也混在其他知青那遠遠落後於老鄉們的隊伍裏。她經常把自己關在窯洞裏看書，寫字，而且明顯地是在故意對我冷淡。

那段時間隻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知青的灶房窯洞裏她突然眼睛一亮，發現我丟棄的廢紙上寫著的毛筆字。當時的她正在練隸書毛筆字。那紙上我寫的恰恰也是隸書，撿起來仔細看了看，與她的水平相比，足可以給她當字帖用了。

當然這也不足以改變她的冷淡，雖然對我來說情緒上沒有明顯的影響。但那年的麥收以後我約了幾個朋友跑到山裏最遠的祁家河公社，找那裏的知青去玩。那些日子裏，一向精力充沛的我一反常態，大約有三、五天，除了吃飯以外的時間，不分白天黑夜地悶頭大睡。

秋天，又跑了一趟大廟公社的後沙嶺大隊，一去就是六、七天。那大廟公社的知青都和我來自同一個學校，這一趟幾乎轉遍了那個公社所有的知青點。

1970年的冬天，我開始在生產隊裏喂牛。“馬不吃夜草不肥”，樵溝的牛圈幾乎成了我的家。小紅何時走的，怎麽走的，誰去送的，一概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時間的流水，本應該把一切衝淡，衝走，衝得一幹二淨。

又有誰能料到在離去以後，1972年她會突然來信，1974年她會重新出現，而且出現得那麽冒失，那麽大膽，那麽不可思議。然而更無法料到，局麵卻會那麽快地急轉直下。

 

十六

 

在陪她回山東老家的事情上，為了履行“找找試試”的諾言，我找了高中同班的一個老同學。他恰恰也是個正在待業的複員後門兵，有得是空閑時間。我也知道，人家不大可能應許這樣的事。不過那個同學聽說了這當子事非常驚訝，說是如果她小小年紀果真能下這麽大決心，是很令人佩服的。還告訴我，幹部家庭對子女婚姻方麵的要求他比我再清楚不過了。

對此我又何嚐不知道呢！

我那一而再的類似“傷害”的舉動，還不是都來自這種非常矛盾的心理！我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明明白白地知道和她不是一類人，也走不了一條路。想給我當情人還有可能，願意做我的老婆大概沒門兒，而我，不需要情人。

不過這一次找上門來卻很象很象是多年的深思熟慮以後的決心，早已不該是十七八歲的衝動。那個不眠之夜所反複考慮的就是這個：如果這次再負了人家的真心，大概要有多半輩子的後悔。韓誌紅就是個先例。

兩次“二人世界”以後，我還找過她大約三、四次，不過都是有別人在家，要麽是她的妹妹，要麽是她的父母。她媽媽是個小學校長，一邊抽著煙，一邊從吐出的煙霧中端詳著我，被她連推帶請地送進裏屋去。

她爸爸是個軍官，自己從裏屋出來的，是因為聽到我和她在談《紅樓夢》的一些感受，便插上來發表意見，卻是認為《紅樓夢》不健康，不應該看。也不知怎麽就扯到了胡適，我提到胡適的實用主義，老爺子居然接過去就說：“共產黨就最講實用主義。”

我撲哧一下笑了：“實用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呀，您怎麽能和共產黨聯係起來呢？”

這話大概是太有些不敬了，老爺子濤濤不絕地解釋起來了。大概是心想，你這個教授的兒子懂得什麽共產黨？雖然他根本無法自圓其說，我也在靜靜地聽著，再也沒有反駁什麽。

盡管在這個過程中她並不站在她爸爸一方，但是那個兩次作為重要內容談到的陪她回老家的事情，就再也沒有提及。

 

十七

 

大概就在見過她爸爸以後，下一次的電話求見中她沒有了以往痛快的回答：“你來吧！”而是說了句：“我爸爸病了。”

北京真正的春天到了，樹也綠了，天氣也變暖了，但再下一次的電話中她的回答卻是：“我今天有事，你改日來吧！”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打電話求見，而隻剩下給她寫信了。自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她，而且我在北京期間她也從來沒有回過信。

從第一次被拒絕，我就預感到這件事不會有好的結局，恨不得要盡早回那插隊的山村去了。但我想到事情應該不是那麽簡單，我總是認為她一定受到了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就如同後來電視劇《蹉跎歲月》中的描寫。而能夠在精神上幫助、支持她的也隻有我。

在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下，她那種家庭出身的人如果具有突破社會觀念障礙的勇氣，這本身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的幹部子弟複員兵的老同學也不斷強調著這一點，給我加油打氣。不過到底是怎麽回事她並不告訴我，我隻能在信中小心謹慎地旁敲側擊。

我開始給她畫第二張像了，這是有兩隻眼睛的半側麵像，當然困難更多一些。我每天回憶著她麵部的凹凸，設想著主光源、輔助光、反光的方向、強弱，策劃著明暗交界線的位置……

 

十八

 

“秦塞羊聲遠，楚澤鶴影單”，當初在我心中，她是高不可攀的雲中仙鶴、巫山神女，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

男人，畢竟要是個男人，日子要正常過。除了吃飯、睡覺，每天仍然堅持的是早鍛煉和下午鍛煉，看書，看的是那本俄文原版的聯共布黨史；拉琴，拉的是當時流行的手風琴獨奏曲《打虎上山》、《乘勝追擊》：畫像，畫的還是她那幅半側麵像。琢磨著變換光照的角度，怎樣才能美化，實現更好的效果。隻有在給她寫信的時候，才開始苦思冥想：為什麽會這樣？往後應該怎麽處理？她會不會因此受到更大的傷害？我能如何幫得上她？

我的那個充當“狗頭軍師”的同學，幹部子弟的複員兵，也開始嘲笑我了：“至於嗎？這樣癡情！她有什麽了不起？不是和你沒有任何特殊關係嗎？你不是高傲得誰都看不上嗎？你不是自己說的：她也不是國色天香，你也不是登徒之輩嗎？”

和我一起在玉淵潭上劃船的時候也手指南邊：“看那水塔，那大煙筒，是什麽地方？你情人的家呀！”

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過，我隻有和這樣的同學才可以商量呀！我掌握的原則是：不向任何一個認識她的人透露這件事，因為對這件事的結局如果不是非常樂觀的話，何必給她帶來這樣那樣的影響。她以後要走的路還很長，也許比我有前途。

這個原則堅持了二十年。二十年以後透露出去，應該對她不造成任何影響了。

即便當時我心裏也明白，要論才能，她無論家庭還是本人，和我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上。不過我從來也沒計較過這些，有句老話說得好：“女子無才便是德”呀！

天下女人有得是，這不假，但真正能夠長期接觸，相互了解的卻往往非常有限。在這個有限的選擇範圍內，隻要能發現個“差不多”的，而且彼此都認為“差不多”的，應該已經是極其可貴了。

在這個理念的驅使下，在她顯然對我的所有信件不予回複的情況下，我也隻有跟她“攤牌”了。

 

十九

 

“攤牌”的這封信嚴肅認真，開門見山。鬼知道那個年代別人的情書都是怎麽寫的，反正我就這麽寫了：“我希望和你永遠要好。說得再坦率些，希望和你明確地建立戀愛關係。把這些話放在最前麵，為的是後麵可以方便地暢所欲言。”

在信中我提到：“我尤其應該感謝你一向對我的大膽和真情，對於舊日相處的回憶，是我決心給你寫這封信的基礎。”

我象寫一篇論說文一樣，引經據典地論述著：“要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即使是最革命的人，當他考慮自己的婚姻問題時也難免要掰著指頭算算帳：經濟帳、政治帳……甚至某位較高級的領導人還說：‘如果我有三個女兒，就要嫁給三個中央委員。’恩格斯所說中世紀‘結婚本身是一種政治的行為’，‘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至今不是還在起作用嗎？嚴格地說，這也是一種交易，一種買賣。麵對社會現實對人們的要求，我們又有什麽理由單單去看不慣那農村赤裸裸金錢交易的買賣婚姻呢？即使對於自己，尚且不能超越可觀現實的許可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何況對於別人，更不能提出這樣的強求。”

現在來看這篇東西簡直有些可笑！不過千真萬確的就有這麽多類似的內容。老忠當時就是這麽個人，學究一樣的態度，打死也不可能說出“一生一世，生生世世”之類的話來。

沒有溢美之辭，沒有山盟海誓。高中三年的作文，極力避免的就是華麗的辭藻，因為覺得自己這種出身的人，更要注意“情調”的問題。當時高中作文的分數，80以上才是老師欣賞的文章。高一的語文老師偏愛的就是美詞堆砌，那年我的作文就是清一色的75分；高二的老師卻是喜歡樸實的敘述，更喜歡我文章中的暗示、雙關，於是在這一年我是班裏作文的尖子，得到過一次高中三年中全班的最高分數93分。

這封“情書”中我文風依舊，並且特地對當初“吃糖衣不吃炮彈”的話表示了歉意，同時也主動承認了僅僅在一件事情上對她說了謊話。那就是在1972年的通信中提到的1971年12月在武昌下車，沒有去看她的原因並非信中所說“不知道部隊番號”——大袁告訴我了，而且還可能就是轉達她的意思。

 

二十

 

1971年12月初的一個晚上，姑姑送我登上從廣州開往北京的客車。我是個靠窗戶的座位，對麵坐著一個二十上下的年輕姑娘。她顯然是要去北京的廣州人，送她上車的那群年紀相當的小姑娘們對她說：這次你應該可以看到雪了。

旁邊座位上有一位老海員，我和那位姑娘不停地對他問這問那，但我們之間卻沒有任何交流。天快亮的時候我望著窗外，趴在小桌上的她醒來了，也望著窗外，隻問了一個字：“水？”我回答了兩個字：“湘江。”

這一路上和她就隻有這麽三個字的交談。

中午到了武昌車站，我下車了。在檢票口排隊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那個小姑娘居然也下到站台上，在不遠的地方看著我。有趣！說老實話，她很可愛，無論在這路上看到的模樣還是體會到的性格。當然，這樣的姑娘還有千千萬萬，我不是不屑理睬，而是心中另有別人。

唉，可是有誰呢？我一不去想她，二不去主動聯係，而且幾次三番地給她冷遇。就連在武昌下車，也隻是要看看長江，看看大橋，看看“孤帆遠影碧空盡”，看看“芳草萋萋鸚鵡洲”。不過無需自欺其人，那些年看不上任何一個女性，就是因為心中留下了這麽一個陰影。還能是什麽別的原因？

那次南方之行，任務是護送我臨產的堂姐回浙江老家生孩子。哦，這個孩子的名字還是我給起的，叫淼淼，如今淼淼的兒子大概也有一周歲了。去的時候過的是南京長江大橋，沒有機會下車，回程繞道走了趟廣州，在石化總廠的姑姑家住了些日子。從廣州返回北京的路上共下了三次車，還有兩次分別在河南安陽與河北保定，去看望兩個當兵的同班同學，在廣州就和他們聯係好了。

但是武昌這個當兵的沒有聯係，自從她離開我們那個大隊的山村後就斷了聯係。我也隻上大橋，隻看長江，不去市中心。雖然在這裏的化工部第六設計院還有我一個熟悉的堂叔，我也計劃夜裏就上車，沒打算在這個城市停留。那時候還沒有重建黃鶴樓，我從大橋走了一個來回，從橋上下來，到了長江邊上，一個人提著包、抽著煙，傻傻地望著大江，望著往來的船支，回味著“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直到天黑。

 

二十一

 

1974年已是夏季，我還是那樣，傻傻地望著窗外的綠樹。那年雨可真大，就象相聲裏說的是“傾缸的大雨”，沒有風，愣是被雨水把樹枝子打下來，滿馬路都是。

那封“情書”發出以後，心裏真的踏實了，不再有坐立不安的感覺。該說的都說了，該認的也就得都認。在那“情書”的最後我寫到：“我以最誠懇的態度，要求你給我一個同樣誠懇的答複。”“感謝你看完了我的信，接到你的回信後，將再給你十倍的感謝。”簡直都快要跪下求饒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小紅仍舊還是沒有回音。按照信中說的我“快要離開北京了”的話，大約一周後我按計劃買了車票。臨行前把她第二張畫像裝進一個大信封，又發給她了——我還保留這個幹什麽！還會有什麽意義嗎？

真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畫過人像，甚至除了逗年幼的兒子玩耍畫些隨意的東西外就再也沒正經畫過什麽。以前畫的人像沒有什麽留下來的，基本上都是誰要就馬上給了誰。我的想法也許很怪，總覺得這畫得好的畫並不是偶然的什麽“靈感”，而就是屬於自己的本事，自己留它幹什麽，喜歡？那就自己再畫一張好了。所以留下來的隻有1963年一幅版畫雷鋒，連那張1971年的炭筆畫的馬克思像，也是送人以後要回來的一個翻拍照片。

幾天以後，無可奈何的我，一個人坐在了開往太原的火車上。

和那次從廣州出發一樣，不但座位又是靠窗戶，對麵居然又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姑娘，不過這次是個北京人。看看！這都是走的什麽“桃花運”呀！

但還是如同廣州一樣，我跟她還是沒話可說，把這個座位讓給旁邊一個六、七歲的太原小男孩，讓他跟她胡貧亂逗去了。

這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為什麽就會這麽湊巧！那小男孩的父母在旁邊議論說，那小姑娘家離玉淵潭太近，劃船隻去頤和園。說著話，把那小姑娘向他們打聽太原地址的一個信封放到小桌上，信封上寫著小姑娘家地址的上行是幾個刺目的字：北京某部隊大院——正是小紅家的大院！

就衝這幾個字，晚上火車剛一到太原站我就急著扛起包來倉惶逃跑了，仿佛那小姑娘真的就是小紅專門派來盯梢我的一樣。

 

二十二

 

1974年仲夏，村裏終於把知青的窯洞封了口安好了門窗。窯洞打好以後要敞口幹燥上幾年才能住。但知青從1973年起就隻剩下了兩個人——我和老怯。老怯在大隊學校當了民辦教員，生產隊裏實際上隻剩了我一個人。老怯和我同學校同年級，但不同班，長得一副老夫子模樣：深度的近視鏡，配的是黑色眼睛框，滿頭花白的頭發，人又瘦又幹巴，不但沒有力氣，連年輕人的朝氣都很缺乏。“老怯”，就是村裏老鄉給他起的外號。1971年以後村裏走得隻剩下三個知青時，他一度情緒非常低落。

大概隻有老忠這樣的人，才是永遠情緒高漲的，即便混得非常不得意，即便遭受了種種挫折，工作，那屬於人類對付自然界的工作，我永遠是信心百倍地勇敢迎接。我始終都是我們知青點最堅強的精神支柱。

當然，老怯對林彪事件的態度事後證明是走到了我的前麵，我的思想很固執，仍然是“堅信”、“忠於”，但老怯早就意識到：這是“勝者王侯敗者賊”的一場權力鬥爭。

老怯，卻是第一個從我這兒知道“鶴頂紅”故事的人，雖然知道得並沒有現在寫出的這樣詳細。我以書麵的形式透露給他的時候，已經是1994年，在故事發生的二十年以後。而當時，卻恰好把他也瞞過去了。就在往新窯洞裏搬家的時候，我被告知大隊部有信。

那時候，山村的郵件都是郵遞員從山下背著步行送上來的，送來就放到大隊部。信件主要都是知青的，而且知青都是誰先知道誰去取，這次卻正好是我先知道的，而我的信卻不止一封。她，終於來信了。那信封上印著個手拿著信張大嘴高興呼喊著的小姑娘，似乎在說：好消息來啦！

我並沒有盼望能有什麽好消息——有的話我沒離開北京的時候早就應該有了，我無法估計她會受到來自方方麵麵多麽大的壓力，也無法估計她有多少難言的苦衷，隻希望能以心換心，換來她幾句坦誠的心裏話。

 

二十三

 

來信沒多少字，抄錄如下：

 

老忠：你好！

來信都收到了。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回你最近的幾封信，所以拖到今天。

全都怪我原來和你的接觸多了，並沒有考慮到其他方麵的事情和你會產生什麽樣的幻想。但是，對你的願望也是有覺察的，後來和你的接觸就少了，至到參軍走後很長時間，我都不願意給你寫信。隻是出於對那幾年勞動的回憶，才給山西的老鄉和剩下的人寫了封信。我隻覺得自己對任何人都同樣熱情。我並不是封建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所以膽子不小，是事實，因為，我把大家都視為自己的同誌加以對待的。我認為，你的感覺並不客觀，更不正確。

我不希望和你建立某種特殊關係。希望你以後再也不要給我寫以前信中的內容了。隻有這樣，我們之間的關係才能相處得和以前一樣。

                                      小紅  74年8月3號

 

好極了！淡了我這麽久，原來根本就沒這麽回事，我已經成為一廂情願的“剃頭挑子”！麵對這封信，深感這幾個月的擔心、不安，都是顯得那麽多餘。

拆開另一封信，那是大袁寫給我的，告訴我小紅去找了他，他也進行了回訪。原來如此！小紅要想回絕我所缺少的力量，在他這裏終於找到了。

雖然我對大袁從來也沒有什麽壞印象，而且仍然如同什麽也沒發生過一樣地給大袁回了信，但為了尊重小紅，我二十年中沒向任何一個熟識她的人談過和她的這段交往，和大袁當然也一樣。

老怯後來從農村直接辦“病退”回了北京，大約1980年前後一次乘公共汽車去東郊上班的時候，半路某站上來了大袁，熟人巧遇，但僅僅同行了兩、三站大袁就下了車。大袁告訴老怯說他自己“住在某部隊大院”，就是小紅家所在的大院。老怯判斷是：他們倆結婚了。除此以外，還能有什麽別的可能？

天曉得！女人對待“愛自己的人”和“自己愛的人”到底是怎麽回事！

 

二十四

 

要說這世界上的事情湊巧，也真是沒有那麽再湊巧的。我一個原來在南苑部隊的表舅，偏偏也在1974下半年（或1975年上半年）調到了這個部隊大院。老父親不知道我這事情的底細，告訴我這個消息時還特地關照：“看表舅的時候也可以去看看你那位女同學。”

本打算再也不登那個可惡的部隊大院的大門，卻是與這個部隊大院有了不解之緣。那裏的舅媽，還是後來從外地調回北京時協助安排在京工作的人，直到我出國以前，和這個部隊大院的聯係也從未間斷。不管我對這個地方有多麽不堪的回憶。

我也早就作好了在這個大院與她或者他相遇的準備：我一定要問心無愧地和他們打招呼，無地自容的應該是她。不過雖然這個部隊大院隻有巴掌大的地方，不象那武昌一樣是個大城市，卻也是從來沒有這種遇到的情況發生。

隻有一次，大約在1996或者1997年，退休的表舅聊到在老人活動中心和“賀政委”下圍棋的時候我多了一句嘴：“是叫賀ＸＸ嗎？”

“是呀！你認識我們賀政委？”表舅問我。

“哦，我和他的女兒曾在一起插隊，彼此很熟悉，但很不愉快。”

表舅看出我不願意多說，也就沒再多問。

大概是由於這件事的影響，和我一起插隊的其他幾個幹部子弟從1974年起就都同時與我斷絕了來往——當然不是我主動斷絕，而是人家再也不來理睬我，上麵提到的大袁的來信也是最後一封。我一直在懷疑，我為了維護她尊重她而單方麵緘口不提，人家說不定還千方百計地在別人麵前洗清自己，就象上麵這封絕情的信。

那幾個幹部子弟雖然沒有來往，但如果有必要，頂多打一個上午的電話，就能把他們全聯係上。那個“紅拉毛”的大美人，文革前就是中央廣播少兒合唱團的成員，她的女兒八十年代初也曾在這個團很出名。而她的丈夫也是和我同村插隊的北京知青，現在是最高法院刑警大隊的隊長——劊子手的頭頭，還曾經上電視談過自己的這個“行業”（2006年去世）。

誰知道我這個上過山西日報的先進知青，在他們眼裏又是個什麽形象？這個小紅姑娘在當中又起的什麽作用？

 

二十五

 

1975年的泗交水利工地，身為營副的我帶領民工利用工餘時間去為灶房拾柴。拾柴、背柴本是我，以及所有山上幾個大隊的農民非常熟悉的。但拾柴地點真該死！就在泗交到唐回的路上，就是六年前和小紅一起去買扁擔的泗交河的河穀。月份更是該死！是在接到小紅最後這封來信的八個月以後，還是那陽春四月，漫山坡上又是開滿了鮮黃色的北迎春。下午返回泗交的時間，偏偏又是那個日頭西斜，將要落山的時間。

那花叢中天藍色身影的黑色回憶不斷地出現著，令人滿肚子都是沮喪和壓力，民工們都是些小青年，也象小紅當初那樣一邊走一邊隨手采摘著路旁的野花——不采白不采。可是連他們都能看出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忠營副，一反往日的趾高氣揚和談笑風聲，今天怎麽象個受了氣的小媳婦一樣耷拉著腦袋一言不發了？這可真是個誰也猜不透的千古之謎呀！

別人不知道，我自己還不知道嗎？就在這之前不久還寫過這樣一首滿是雙關語的五言詩：

 

燕京消春夏，

中條度冬秋。

千金何曾惜，

一仕未足求。

土垣辭青眼，

石嶺盼白頭。

隻恨斯逝者，

今古向東流。

 

此後不到一周，我對小紅那最後一封信給了最終的回複——不能違背自己從來堅持的“有信必回”的原則，雖然這次是空前絕後地拖延了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而且，在我以前給她的信中應允的“十倍感謝”，也應該說到做到，給予兌現。

是的，我不能幹涉她的拒絕，那是她應該受到尊重的的選擇權力。但始終使我耿耿於懷的，是她，似乎一句心裏話也沒對我說。

這封信雖然沒有留底，卻也是打了幾個月的腹稿，結構、詞句都有很深的記憶。

 

二十六

 

回複的內容大致如下：

 

小紅：你好！

本來應該沒什麽可說的了，但我答應過的“感謝”促使我不得不再寫這封信。

首先要感謝你終於給我來了信！它起碼說明，我在你心中還不至於已經成為一個不屑理睬的角色。

同時還要感謝你拒絕了我的請求！這樣我仍然可以是個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象以前一樣經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考驗。

更應該感謝你在信的最後提到“相處得和以前一樣”的希望！不過對以前的相處我已經有所懷疑。如果那真是同誌式的關係，當然也是我的希望。不過即便這樣的關係現在也已經不能繼續，什麽時候能？大概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假如那一天還有這種必要和可能的話。但如果以前的相處是一場坦率的真誠換來的無恥欺騙，這樣的相處早就沒有必要再“一樣”下去了。

麵對你的來信，我承認自己的主觀和不正確。今後無論何時何地，我都不會給你找任何麻煩，你盡可放心！也希望你能夠原諒我的所有過失（包括這封信在內），不要再來打攪我了。

 

在最後應該寫“此致、敬禮”的地方，我寫的是“謹此，添足！”

或許她根本就看不出“添足”在這裏的雙重含義。

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局！當時我隻以“蛇”來比喻“毒”，後來的若幹年才逐漸地意識到，這場可惡的遊戲更可能的，是一次感情的報複。我以前傷害過她，她就要用這樣的辦法來進行報複。也許，我以前傷她傷得很重，但這樣報複的結果會怎樣？恐怕隻會是兩敗俱傷。

不過，我將這件事徹底了斷毫無疑義是正確的，不再給她、也不再給我自己留下任何後悔的餘地。而且再也沒有心思去體諒她，雖然這樣的感情報複，她的付出也許更大。但能下這樣狠毒的決心，大概也隻有用“鶴頂紅”三個字來形容了。

哦！美麗嬌豔的鶴頂紅！

（完）

 

2001年10月初稿

2001年11月二稿

2002年9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