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芷傷寒蒂 蛾眉憂晚花

山西土窯洞裏住了八年的北京知青,“老三屆”中老大哥,網上人見人恨的“朱老忠”就是在下我。“疏雨”是本人另一個網名,出自唐詩“疏雨過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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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小芳

(2012-04-05 08:49:45) 下一個

身邊的小芳
朱老忠

 
  一曲《小芳》唱畢,掌聲雷動,在單位這次卡拉OK比賽中我獲得了“優秀歌手”獎。熟悉我的人都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麽會拿這首歌參賽?是的,我一向對這首歌都持批評態度。我是知青,我在農村時除了傻吃猛幹窮歡樂,就是摳報紙、學馬列,還有後來的自學微積分、微分方程,很少考慮什麽“前途”,也沒有過什麽和村裏“小芳”吊膀子之類的風流經曆。我一向嘲笑這首歌的油腔滑調。
  可是後來,我的態度卻有所轉變。
  在96年的春節前,我利用出差的機會去了一趟我插隊的小山村。雖說那裏已經於92年通上了電,但我上山那天偏偏碰上停電,所以窯洞裏看到的仍是二十八年前的“麻油燈,吱吱響,點的還是那麽丁點兒亮”。
  農村人真不經老,當年的房東也就比我大15歲,我剛到村裏時他是隊裏最精明強幹的勞動力,但此時老得牙都快掉光了。油燈下,我們回憶著往事,談著其它知青的下落,他驚歎我還是可以操著純正的當地土話和他聊天。
  他忽然對我說﹕“要是醜花知道你回來了,一定會從前沙澗回來看你。”
  哦!醜花,我回想起這是個留劉胡蘭短發的小女孩。接著,他告訴了我一段我一直不十分了解的情節....
  醜花雖然沒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也不是“辮子粗又長”,但是卻並不醜,也許小時候很醜吧。她是隊長的小女兒,68年她大約隻有十一、二歲,是個性格開朗、愛說愛笑的小姑娘。我是知青負責人,經常去隊長家,當然和她也很熟悉。在我眼中,她不過是個村裏的小丫頭片子而已。當地的風俗,小孩到這個年齡就由大人包辦婚姻。醜花定親那天跟著她嫫去前沙澗,經過我們知青門口時大家正在吃飯,我早知道這事,就帶頭哄起來。她滿不在乎地回過頭,衝我們撇了撇嘴,似乎在說﹕你們什麽都新鮮,少見多怪!
  後來的日子,十多個知青走的走散的散,有後門的去當了兵,有路子的轉到了“五七幹校”農場,有“本事”的成了“工農兵學員”。到73年時,村裏就隻剩下連我在內的兩個“臭老九”子弟了。那年夏天,另一個知青到大隊學校當了民辦教員,在隊裏幹活的知青就隻有我一個了。雖然學校也曾點名要我,但我在隊裏是保管兼出納,偶爾還要代理隊長,我也對教書不感興趣,所以也沒去。即便如此,我還仍舊是個樂天派,成天和村裏的小夥子們打呀鬧呀地,不懂什麽叫發愁。在這一年的麥收季節,我才忽然注意到﹕醜花已經長大了。
  在我插隊的地方,平常幹活都是男女分開,女社員由婦女隊長帶著幹,隻有在麥收時才“男女混雜,幹活不乏”。那個地方以自然村為生產隊,人少地多,不足百人的生產隊卻有七八百畝地,正經勞動力僅僅二、三十人。所以一到麥收,那就是從天不亮幹到天黑,隻要能看得見就別閑著。每塊地都是又窄又長的梯田,淨是些近公裏長的地壟。這季節是男女老少齊上陣,連放麥假的小學生帶“三寸金蓮”的老太太一塊算,每天人均割麥子都要在2.5畝以上,以我那時的年紀,割三畝地也是不在話下的。
  那天正忍著腰疼割得歡,一個姑娘從後麵左一個“交叉把”,右一個“搶把”地趕上來﹕“冒洞啦!”原來是醜花。這裏割麥子的規矩是三人一組,一人三壟,當中這個人叫“拱洞”,必須割在前麵,如果被兩邊“掛翅”的超了就叫“冒洞”。好吧,我就把“拱洞”的位置讓給你,看你能好受得了!但跟在她後麵我發現這已經不是以前的醜花,她動作幹淨利索,要跟上她還真不是那麽輕鬆的事,沒多一會兒就被她拉下十多米。當然不能服輸!我憋足了一口氣左躥右跳地玩起了“搓把”——隊長一般不準用這手法割麥,因為腕力小的這樣會留下較高的麥茬。用隊長的話說﹕“看你割那麥茬,婦女還能蹲下尿嗎?”但我是例外,論掰腕子全公社的小夥子也沒幾個是我的對手。不到100米遠,我終於再次追上醜花也要“冒洞”了,我卻偏偏不冒,直起腰,舉起鐮,象趕牲口一樣得意洋洋地吆喝她“跑快一點兒!”讓大家都看得哈哈笑,那得勝者的感覺就別提有多爽了。
  下午該擔麥子了,小夥子們都是一人一條大扁擔,挑起兩個比人還要大的麥子捆,爬坡翻梁地從地裏挑到場上,全部那幾百畝麥子都是要這樣幹的。殺麥子捆的是挑麥子人自己,這樣可量力而行。我一手按著麥捆,另一手接過女社員們抱過來的麥子,正在和大家取笑上午醜花如何被我趕著走,醜花咯咯笑著跳到我身後,趁我兩手騰不出來的時候胳肢我來了。我忍著笑,急忙殺緊了牛皮繩,抽出一隻手向後狠拍了一掌。沒料到這一掌正拍在她屁股上,隔著那層土布褲子,我第一次感覺到什麽叫“豐腴”。眾人大笑,醜花鬧了個大紅臉。我有些後悔——我這才意識到,她已經不是個天真的小女孩,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女性了。
  還是在那年,秋收季節婦女摘棉花,作為保管我每天將摘回的棉花過秤入庫。一天中午已到吃飯時間,我在場上還有些豆子沒碾完,一個人在忙。醜花來到場邊,要我開棉花庫門,說她的摘棉筐忘在裏麵了。我好隻放下活去了。庫房的院子四孔大窯洞,不住人,此刻又是中午,社員們都在家吃午飯,隻有我倆在一起。她拾起了筐挎在肩上,卻不走,坐到棉花堆上端祥著我,好象有話要說。從那略帶嬌羞的目光中我也似乎感到了些什麽,便拿起了門鎖催她﹕“回家吧!我要鎖門了。”
  那年入了冬,我終於不堪忍受一個人自己磨麵、自己做飯的日子,上四十多裏外的後山水利工地去鑿洞開山了,幹的是打炮眼,吃的是“大鍋飯”。那裏全是小夥子,更是混得像個高興的傻瓜。
  這樣的水利工地,勞動保護是極差的,再加上農民的文化素質低,不到兩年就已經死了三個人。在我來之前不到一個月,這個一號天井工地就有我們大隊一個小夥子掉下去摔死了。其它工作點分別還有排啞炮炸死和觸電死亡的。按城市裏的看法,這樣的活是給多少錢也不能幹的,但是農民們在幹,每天除了記工分外隻有可憐巴巴的三毛多錢補助,而且住宿條件極其惡劣。說老實話,這是十分令人感動的。
  在這裏,由於沒負擔,我成了第一號大玩命。這已經是下鄉插隊的第六年,那些自稱“一輩子紮根”的人們早就離開了農村,那“猴子稱大王”的原理居然落到我頭上,我成了全縣知青中最知名人物。盡管我在地區知青代表會的大會發言中,把“紮根農村”改成“堅持農村”、把“一輩子接受再教育”改成“繼續接受再教育”,那些當領導的還是沒聽出來。我的名字甚至還上了省報。當然,除了給縣領導壯門麵的那些活動外,我還是在工地賣我的苦力玩我的命。
  不知不覺地又到了春節,民工們回家過年,我沒家沒業,正好在工地值班。過了初五大家都來了,領導放我十天假。然而回到村裏發現慘了,我還得現搭鍋台現做飯,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十天,值得費一回工夫嗎?以往回村來都是因為要照顧那兩個知青總共的一畝二分自留地,最多也不過忙上三、五日,背回幾個饅頭就對付過去。農諺“麥在種,秋在鋤”,說的是冬小麥用不了多少田間管理,所以我們的自留地就年年種的是冬小麥。春節後小麥還沒返青,我這十天可怎麽熬?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恰好醜花家利用農閑在打私人窯洞,我就又有了幫忙和吃飯的地方。在工地是掄大錘打鋼釺,回來是掄大鎬打窯洞。這掄大鎬也是當地的一個功夫,隻要使勁使得對,一天接一天地掄鎬,手上也不會打泡。這十天就不難熬了。
  接受了這一次的教訓,以後我不再輕易回村,對我來說,“好出門不如賴在家”的說法,在村和在工地都是一碼事。後來在工地擔任了民兵營長,“水不下山,人不下山”,整整幹了一年半。
  75年的夏天,縣知青辦將各點的零散知青來了個“合點”,我被合到了山下平原地帶。為了甩掉知青的“包袱”,公社主任親自跑上山來監督我和另一個知青的搬家,我們離開山村時相當匆忙。我自嘲是“糧未增產獎增產,水不下山人下山”。在村裏隻聽說,醜花不久前已經出嫁(當地隻要虛歲滿18就發給結婚證),過門那天哭成了個淚人。
  這次舊地重遊,醜花她爹已死於胃癌多年,這是當地的常見病。房東告訴我,我在後山水利工地時醜花要她爹退婚,要嫁給我,說自己是大姑娘,不能親口說,讓她爹來跟我說,並一口咬定“他同意,我知道”。她爹卻是理所當然地大罵她一頓“死不要臉”,關在家裏幾天不準出門。
  我這才回憶起,那次幫隊長家打窯洞,伺候吃飯就隻有醜花的嫂子,打了十來天窯洞,就從來沒有見到醜花露麵。我死活再也想不起來和醜花最後一次見麵是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
  我終於明白﹕這,原來就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小芳》的故事。
  下山時我“回頭看看走過的路”,村邊沒有“小芳”。我回憶起了她的爽朗笑聲。可是,如果她當年有膽量向我直接提出來的話,我有可能接受嗎?這麽多年來,我幾乎從來就沒想起過她,也不知道她老成了什麽模樣,見了麵還能認識嗎?真沒想到她還在望眼欲穿。當初別人告訴我她哭得死去活來時我並沒有特別在意,卻不料隻有我一個人悶在葫蘆裏,如今也實在沒有再去見她的勇氣。
  為了這份感人的情意,我也隻能獻上這首《小芳》,雖然這首歌並沒有唱出她心中的淒惶,雖然她這輩子到頭也未必能夠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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