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歡迎轉載，但請注明出處）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萬言堂中之一分子。無此一堂之言，便無百家之爭。故君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二零二一年在學術圈裏最令人震撼的消息，恐怕是西湖大學申請的生物學、化學、電子科學與技術三個博士點均未成功。為什麽沒有成功？一時間眾說紛紜。
最直截了當但未必正確的解釋，是因為“出言不遜”而遭到國內院士專家的圍剿。先有饒毅因為“出言不遜”而落選院士。彼時施一公還是謹小慎微，即使偶有不慎，也隻是說要趕超洛克菲勒大學。但後來忽然喊出了五年後比肩清北的口號，於是便遭遇圍剿。須知在國內超英趕美是被鼓勵的，是屬於愛國情懷的自然流露。但邀請一批在國外成名的教授歸國辦學，且要在五年後比肩清北，立馬便有西風壓倒東風的嫌疑。這樣的輕舉妄動自然而然地要引起警覺。於是便要遭遇圍剿。
饒毅的成就能不能當院士？答案應該是綽綽有餘。西湖大學的教授在生物學、化學、電子科學與技術三個領域內的科研和教育能力夠不夠支撐這三個博士點？答案應該也是綽綽有餘。為什麽饒毅落選？為什麽西湖大學申請的生物學、化學、電子科學與技術三個博士點均未成功？答案是因為有非學術的原因而遭遇圍剿。
這樣的解釋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否還有其它原因呢？
我們學生物的，都知道每種成功的生物，都有些適應它生長的特定環境的絕活。離開了它生長的特定環境，便不能活出它原來的瀟灑。橘子不能種在東北，北極熊也不會在海南島繁衍。什麽樣的土壤往往決定長什麽樣的莊稼。
西湖大學和中國杭州，是天造地設，還是格格不入？
現在流行一句話，不忘初心。西湖大學的初心，原本是要走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在國內高等教育的沼澤地上，破除原有製度的束縛，殺出一條血路，辦出一個教育界的深圳特區。
曆史把施一公放在這篇沼澤地上，囑咐他前行。被曆史選擇的人，應該是幸運的。
萬眾矚目之下，施一公大刀闊斧地走出了第一步，戰戰兢兢地走出了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時候，他突然回頭了。
曾經有人在社會主義的土壤裏種出了資本主義的莊稼，而且莊稼長得很好。豁出去的勇氣，帶來了豐厚的回報。
但施一公沒有豁出去的勇氣。一陣涼風吹來，讓他忽然覺得他所在的地方，正是中國的東北。而他的手裏，卻是一顆橘樹。他不應該把一顆橘樹種在東北。
於是他“回雁兼程溯舊蹤”。
在西湖大學的二零二二年招收理科博士生的申請條件裏，第一條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條是“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招收理科博士生為什麽要有這些條件？從事科學，最重要的是堅實係統的基礎，百折不撓的毅力，敢為人先的勇氣，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就是列出再多的申請條件，也不應該是“具有一個盲從的頭腦”。一個盲目相信的科研工作者，肯定不是一個優秀的科研工作者。
接觸過西方基督教神學院的人，都知道神學院的老師和學生經常質疑基督教，經常發表離經叛道的言論和文章。如果一所理工科大學，連神學院的學術自由都沒有，竟要求師生披上沉重的精神枷鎖，這樣的大學能走多遠？即如武藝超群的林衝，隻因多了一具枷，一條棍棒便不能運用自如，何況是一所剛剛開始積累資本的大學。
大學貴在求是。每個人在求是的征途上，都應該問尖銳的問題，為什麽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什麽要有堅定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應該容許多黨民主的實踐，就應該容許對不同社會製度的探討。如果一所學校一開始就給學生灌輸“某些東西不能碰”的理念，這所學校或許能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洛克菲勒大學，但我們已經擁有很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哈佛和斯坦福。再加上一所中國特色的洛克菲勒大學又能如何呢？這樣的不提倡學術自由的大學，不但不會如何，而且完全沒有必要。
西湖大學曾經有過雄心壯誌，但如今初心安在？
中國特色的洛克菲勒大學，和中國特色的哈佛和斯坦福大學競爭人才和資金，會有什麽優勢？ 這樣的大學，還需要圍剿嗎？
西湖大學，曾經是仲永般的神童，被人寄予無限的厚望。然而眨眼之間，已是“泯然眾人矣”。
為什麽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總是有綿延不絕的仲永之殤？
因為選拔人才的第一標準是服從黨的領導，而盲從者很少能作出科學貢獻。
人雲亦雲者，奴才而非人才也！古往今來專製獨裁製度摧殘人才不計其數，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記得曾經讀到過一個厚顏的聲明：“‘你們獨裁！’--- ‘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