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萬言堂中之一分子。無此一堂之言，便無百家之爭。故君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歡迎轉載，但請注明出處）
開宗明義。總理是偉人，是一位勤奮努力和天賜良機共同造就的偉人。
總理沒有覺得自己是他人的榜樣，但他卻為年輕人推薦了另外一個榜樣。一九四九年5月7日，他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其後整理成《學習毛澤東》這篇文章。他說毛澤東之所以最終成為我黨我軍的領袖，是因為他勤奮努力，虛懷若穀，不斷認識並糾正自己及其戰友們的錯誤認識，尊重不同意見，持續更新自己，由落後變為先進，由舊觀念變為新觀念，由片麵認識變為全麵認識，最終能團結全黨全軍而取得革命的勝利。所以我們都要學習毛澤東。
隻可惜主席進京以後，並不想成為總理所描述的這樣一位領袖。主席希望全國人民都覺得他是天賦異稟，絕非常人之所能及。所以他討厭那些知道他底細的人。在主席眼裏，如果天下都是王洪文、陳永貴等，這世界豈不是更美好！
然而總理卻一直以解放前的主席為榜樣，而且終其一生。
我們華人，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卻往往沒有為逝者諱的美德。人一旦與世長辭，便再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於是便有許多小人之心，小人之口，小人之筆，小人之鍵盤，妄判前人之功過。本文也不想為逝者諱，但覺得大凡君子紳士，如果一定要評價一位逝者，還是應該因循太史公的做法，闡述事實而不妄加評論。
總理沒有寫自傳，所以別人隻好代他寫。這裏記載的，也不是第一手資料，而是根據第一手資料所做的分析整理。
如何分析人生一世？
每個擁有過青春的人，都經曆過一些風花雪月，都知道那是一段可塑性很強的人生。研究一個人，通常也是從他的青年時代入手。
總理的青年時代，正是中華民族備受欺淩的時代，正是弱肉強食暗無天日的時代。如果我們處於那個時代，可能都會和總理一樣，上下求索，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總理年輕時留下的詩詞不多，以詩明誌的有兩首。其一是於1917年7月去日本留學時寫的《大江歌罷棹頭東》：
大江歌罷棹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
麵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總理在日本並沒有找到真理，但似乎看到了真理的曙光，於是寫了《雨中嵐山》:
雨中二次遊嵐山，
兩岸蒼鬆，夾著幾株櫻。
到盡處突見一山高，
流出泉水綠如許，
繞石照人。
瀟瀟雨 ，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
愈見嬌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
真愈覺嬌妍。
總理那時感覺到的“一線陽光”，後來很多人說是共產主義，其實是當時風靡於日本的無政府主義。備嚐世態炎涼的華人比較容易接受無政府主義。試想如果沒有政府，自然便沒有“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和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 1842-1921）。兩人都出身於名門望族，克魯泡特金原是王子，但12歲時便因為接受進步思想而不再使用王子（Prince）的頭銜。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俄羅斯思想家都接受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想而成為執著的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在宗教和無政府主義之間徘徊多年的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他們都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都覺得政府和威權是這一崇高理想的絆腳石。
克魯泡特金寫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書：《偉大的法國大革命，1789–1793》。雖然該書於1909才首次正式出版，但其手抄本卻早已風靡於西歐。克魯泡特金覺得法國大革命顯示人類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自由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已經不可抑製，一個新的社會即將誕生，所有有識之士都應該順應曆史潮流，認識人民大眾的力量，響應人民大眾的需求，而不再鼓吹所謂英雄創造曆史的奇談怪論異端邪說。托爾斯泰看到此書後，立刻全盤接受，而且在他的《戰爭與和平》的小說中，強行塞入大量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私貨。《戰爭與和平》的最後一部分，和小說本身幾乎毫無關係，全是托爾斯泰對克魯泡特金思想的闡述以及對其反對者的批駁。我硬著頭皮讀完，但不敢將其推薦給讀者。
無政府主義並不反對法律。他們覺得應該有維護人人生而平等的法律，但這些法律可以獨立於政府而存在。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敵人，是封建王朝的權貴和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僚。他們的信徒，便在各處行刺政府首腦。
蓋塔諾·布雷西於1900年刺殺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
裏昂·喬戈什於1901年刺殺美國共和黨總統威廉·麥金萊
列寧的哥哥阿力山大（Alexander Ulyanov）也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他於1887年3月行刺沙皇阿力山大三世失敗而於同年5月8日被處以絞刑。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成立。當時便有兩派。其一是孫中山為代表的以民國取代清廷的共和派，其二是以章太炎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派（網友可參看北大哲學雜誌上刊登的《論章太炎之"無政府主義"思想發端》）。中共先驅董必武在共產黨建立之前也是同盟會的會員。總理在小學期間就已經通過章太炎的《國粹學報》接觸了章的無政府主義。
同盟會中的死士溫生才於1911年四月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但中國最有名的無政府主義領袖是劉思復。他在1909年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殺團，擔任團長。支那暗殺團於1911年8月13日成功炸傷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於同年10月25日聯合黃興炸死剛上任的廣州將軍鳳山。
陳獨秀和李大釗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也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是當年法國華人中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中堅人物。
當然不能將那時候發生的所有行刺都歸之於無政府主義者。徐錫麟和汪精衛並不是嚴格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兩人都覺得可以有更好的政府。徐錫麟於1907年7月6日行刺恩銘而犧牲，汪精衛於1910年謀刺載灃而被捕。
總理在日本的時間是1917年7月至1919春。其時在日本成立的同盟會早已將主要活動轉移到國內，所以總理並沒有和同盟會要員有實在的接觸。但總理在日本時遇到了倡導教育興國的嚴修，並陪同嚴修遊覽參觀。嚴修知道總理生活拮據時，便慷慨解囊資助。一九一九年南開學校成立大學部時，總理便回國在南開讀文科。南開大學創辦人正是嚴修和張伯苓。兩人認定總理就是“宰相之才”。嚴修更要將女兒嫁個總理，但總理推脫了。於是後人便猜測原因。有的說肯定不是長相，因為幾乎每個女子應該比鄧穎超漂亮。總理其實向他的南開同學張鴻誥說明了原因。總理當時囊中羞澀，覺得如果做了嚴修的女婿後便難以有獨立的思想和地位。張鴻誥不僅是總理的同學，也是摯友。總理的《大江歌罷棹頭東》，便是書贈給張鴻誥的。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開學紀念合影，第二排右九為嚴修，第二排右七為張伯苓，最後一排左一為周恩來 （wikipedia）
後來總理因為領導學生向當局請願而被捕，隨後南開校方在當局壓力下開除了總理的學籍。
孔夫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於是總理接受了嚴修的資助於1920年乘船來到法國，其時正是無政府主義思潮行將被共產主義理想取代的時候。
法國是無政府主義的大本營，總理到達法國的時候，雖然克魯泡特金早已離開，但其學說在法國哲學界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總理開始對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著迷，但研究之後覺得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破壞一個舊世界有所貢獻，但其臆想中的新世界卻是支離破碎、模糊不堪，而且在破壞了舊世界之後的混亂中，太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一番比較之後，總理便接受了共產主義。
總理在法國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成了朋友。陳延年和陳喬年當時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總理和他們討論了無政府主義有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後果。剛開始陳延年和陳喬年不為所動，認為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著重於人的思想改造，所以要區分帶私心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和不帶私心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其實孔子早在《禮記·禮運第九》就描述了接近於無政府主義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男女恪守本分，老弱皆有所養，於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樣的大同世界，並非人們要什麽有什麽，而是因為人們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精神的純潔，而不是物質的豐富。三人都是才子，其交流應該很精彩。後來陳延年和陳喬年都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而且都先後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犧牲。
“天下為公”，是無政府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充分必要條件。孫中山大聲疾呼“天下為公“，覺得它也是建立共和的充分必要條件。肯尼迪說的”不要老想著國家能為你做什麽，多想想你能為國家做什麽“，也是”天下為公“的翻版。
若幹年後文革中的無政府主義及其衍生的混亂，便是因為大家早忘了天下為公，於是便被中國的野心家們利用，建立了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毛家王朝。這段曆史，我們才真的應該“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這樣說，可能對主席有失偏頗。主席勤奮，眾所周知，294卷三百萬字的《資治通鑒》，他說通讀了17遍。如今主席已經去世，後人們看到他那套《資治通鑒》上的密密麻麻的批注，不能不心懷敬意。可惜主席的勤奮和才能，似乎都用錯了地方。《資治通鑒》裏的帝王之術，是不能用來治理一個追求自由平等的現代社會的。
列寧(1870-1924)也曾是克魯泡特金的崇拜者。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紅軍和白軍內戰正酣。克魯泡特金其時已經是風燭殘年，但還是執筆批判無產階級專政。他覺得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蘇維埃，覺得蘇維埃倡導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不可調和。列寧於是在1921年邀請克魯泡特金到克裏姆林宮長談，一方麵解釋暫時實行軍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麵討論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利弊。列寧說我們現在麵臨三大矛盾。第一是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不容許人民有自由，它要鎮壓人民政權，正如它不容許巴黎公社的存在。巴黎公社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軍隊而失敗。自由需要保護，而保護需要國家政權和軍隊，但是國家政權和軍隊又必然敗壞自由和平等。這個矛盾該如何解決？第二個矛盾是自由平等的社會要求人民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即天下為公）。然而這與當代社會裏人民的道德情操想去甚遠。我們現在的農民還是舊世界的農民。我們現在的警察還是舊世界的警察。我們現在的官員還是舊世界的官員。社會主義改造，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不能幻想一步踏進共產主義。第三是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之間的矛盾。很多人並沒有覺得自由平等是他們的第一需要。我們現在的第一需要仍然是麵包和糖。這是精神和物質之間的矛盾。網友們可能知道克魯泡特金還寫過一本書《麵包與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他認為貧富的懸殊和人們對物質的追求，正是中了資產階級的圈套，所以不能用麵包來壓自由。列寧並沒有說服克魯泡特金，但他的理論卻征服了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如周恩來等。
總理在文革中建議軍管，直接插手軍隊，這是解決上述第一個矛盾的無奈之舉。建國後，總理花很多心血抓電影，搞長征組歌，《東方紅》大型舞蹈，等等，就是為了提高官民的道德情操，能盡早解決上述的第二個矛盾。可惜總理的以身作則，並不能改變一個人欲橫流的社會。文革中總理多次強調要抓革命促生產，工人不能停工，農民還要種田，不然經濟要崩潰，沒有麵包沒有鋼鐵光有口號不得了，就是為了解決上述的第三個矛盾。總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者。
（未完待續。感興趣的網友，或可參看我寫的《周總理的求同存異》）
共產主義作為一個多世紀的思潮和實際運動有其產生的原因和曾經存在的理由。恩格斯談到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態度的區別在於自行消亡與消滅（大意）。
列寧十月革命前後出版的“國家與革命”唯一的不同，就是加了一節“無產階級專政”，深刻反映出20世紀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空想性質。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淪為落後生產力與落後文化的專製怪胎。
無產階級並不代表先進生產力，就如農業社會的農民發展不出新生產力一樣。可惜指出馬克思並沒有將其邏輯貫徹到底這一缺陷的並不是中國死後有諡號“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馮友蘭。
(2) 周恩來年輕時在書信中表達，愛沒必要限製於一個性別。後來有沒有學者確認或否認他是不是 gay 或 pansexual？
(3) 有關他在中國和歐洲有私生子女的說法，後來有沒有學者確認或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