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反擊 3 – 憶2000年港大的一次政變

話分兩頭。港大自1996年聘用鄭耀宗之後，又於1998年聘用黃紹倫為副校長。這黃紹倫是個社會學家。本來隻想做學問。自當了副校長之後，心無旁騖，便想讓他的一個博士生快點畢業。這博士生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故事的中心人物鍾庭耀。

這鍾庭耀卻不是個科研的料子。耐不住導師黃紹倫要他做學問的嘮叨，鍾庭耀也努力寫了些東西，爭奈導師和其他教授都不滿意，所以心裏也確實著急。人說無心插柳柳成蔭。這鍾庭耀在學術界無所建樹，卻發現其導師扶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轄下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有一招可以引起媒介的共鳴。每次宣布特首民望降低，各大報紙和電台便競相傳播。而鍾庭耀便會受邀做政治評論，十分風光。有一次立法會表決特首的施政報告(Policy Address)，民主黨首李柱銘便引用港大民調的結果，指出香港民眾不讚成特首的施政報告。鍾庭耀得此青睞，自然激動萬分，把導師黃紹倫要他做學問的嘮叨，一概置諸腦後。試想一個人如果絞盡腦汁，好不容易寫出一篇文章，卻被老師們批評為不學無術，而不用動腦所做的民調，卻可以吸引眼球，贏得稱讚，何樂而不為呢？我想大多數人可能都會拒絕前者而選擇後者的。所以鍾庭耀選擇後者，似乎無可厚非。這民調就像我們工人在工廠勞動一樣，上班時去擰幾個螺絲，下班後就可以打牌賭博吃夜宵。人一旦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想改都難。

大凡喜歡做學問的教授，都喜歡安心科研的學生，而厭煩不做科研而到處招搖的學生。黃紹倫是個喜歡做學問的教授，看到鍾庭耀不做科研而到處招搖的樂不思蜀的模樣，黃紹倫隻得繼續嘮叨，爭奈軟硬兼施卻無甚效果。對鍾庭耀的厭煩之色，也自然溢於言表。但黃紹倫對鍾庭耀已沒有約束能力，因為此時鍾庭耀已有其他經費來源，黃紹倫對他已是鞭長莫及了。

再說前麵提到那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是個忠仆。看到香港媒介和鍾庭耀的民調相互呼應對主人不利，心中著急。俗話說慌不擇路，饑不擇食。這路祥安心裏一急，便想給港大校長鄭耀宗打個招呼，讓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將鍾庭耀那沒有科研成分而且又不公正的的民調，不再以港大的名義發表。鄭耀宗本就以強化科研體製，討伐港英餘孽為己任，所以自然是一拍即合。1999年1月4日，鄭耀宗透過校長辦公室查問鍾庭耀民調經費來源，但沒發現有何不妥。副校長黃紹倫聽說此事後，以為拿到了讓鍾庭耀終止民調改做學問的王牌，便於1999年1月29日，邀請鍾到其辦公室，告訴鍾不光是他不喜歡鍾繼續做民調，上麵高層也不喜歡鍾繼續做民調。豈知鍾此時已有後台，所以依然我行我素，對黃的勸告置之不理。

1999年11月1日，黃紹倫再次明確問鍾何時停止做政府及特首聲望的民調，以便有時間做些學問。鍾再次對黃的勸告置之不理。據鍾後來的指控，黃威脅鍾說要“陰幹”民調經費。黃否認指控。鍾曾和他的直接上司Dr. Kai W. Ng提過“陰幹”之說，Dr. Ng很吃驚，因為其一他不覺得黃紹倫會說出這樣的話，其二是鍾庭耀的民調彼時完全經費自理，沒有任何“陰幹”的可能。Dr. Ng問鍾港大有可能“陰幹”他的民調經費嗎？鍾微笑地回答說完全沒有可能（“Dr. Chung apparently smiled and agreed with Dr. Ng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ry him up.”）。所以鍾的“陰幹”之說，應屬虛構。此外，Dr. Ng覺得黃紹倫的意見，屬於學術上的討論，所以他告訴鍾說想直接和黃紹倫交流一下。但鍾說他和Dr. Ng的談話屬於私人性質，不想讓別人知道。（Dr. Ng “said that he asked could he talk to Professor S.L. Wong but was told tha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as Dr. Chung hoped that Dr. Ng would keep it confidential”）。

鍾庭耀經常吹噓自己做民調“如有神助”。其實民間也有人懷疑他的民調數據是神數據。2000年1月《鏡報月刊》發表文章，批評鍾做的民調有貓膩，質疑港大是「殖民地殘餘、反共及反華堡壘」。1月5日，鄭耀宗向校內高層發出通告，要求各人就《鏡報月刊》的文章提出意見。至此鄭耀宗對民調的態度公開化。

前麵談到鄭耀宗銳意改革，而得罪了一大批不學無術而占據教授職位的港英餘孽。這批人此時便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磨牙利爪，伺機反撲。得知鄭耀宗對民調的態度之後，一個倒鄭乃至倒董的計劃便形成了。鄭耀宗已計劃於2000年夏攜夫人到英國度假。港英勢力權衡利弊，決定潛伏爪牙，等鄭耀宗離開港大到英國度假後再發難。

2000年7月7日，星期五。當鄭耀宗夫婦遠在萬裏之遙的英國度假時，鍾庭耀分別於《南華早報》和《信報財經新聞》撰文，指行政長官董建華過去一年多次透過特別渠道向他施壓，要求他停止對政府及行政長官的民望進行民意調查。於是一場政變緊鑼密鼓地展開。

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和大公報社因這突發事件而不知所措。前者否認指控，後者則以守為攻，於次日（7月8日，星期六）反控鍾庭耀誣告。這樣一來一回，大多數香港人覺得也就可以了，媒體似乎也失去興趣了。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港英勢力在政府裏的代理人陳方安生，於 7月9日在巡視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之後會見傳媒。問答之間，直到例會結束，沒有一個人提到民調風波。於是陳氏隻得赤膊上陣，說“我想講講，雖然你們沒有提問，因為昨天我公開要求鍾博士（鍾庭耀）對事件作出一個交代，我想講講我留意到鍾博士的回應。事到如今，我本人非常之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以免日後影響到鍾博士的調查工作。”

任何有腦袋瓜的人，都可以看出陳方安生並不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此時該事件其實已經告一段落。如陳方安生真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她又何必在例會結束時把這事挑出來提請大家留意呢？ 港英媒體當然聽出了話中有話。於是重新起哄，最終導致民調風波擴大化。

鄭耀宗夫婦從英國報紙上得到消息，大驚失色，急如星火趕回港大，卻為時已晚。港英勢力在港大的政變已經成功。鄭耀宗被告知他已不能行使校長職權，連校長辦公室也不能進了，在家裏靜候等調查結果罷！

為什麽港大可以快速做出這樣一個不尋常的決定而能順利執行呢？有四個原因。其一是校務委員會的主席是董建華的老對手楊鐵樑。楊官看到有倒董的機會，如何收得住手！其二是完全倒入港英陣營的副校長程介明（其人直到幾年後才有所覺醒）。其三是港大站在鄭耀宗對立麵的毒蛇猛獸很多。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鄭耀宗的無能，以至於後來香港民眾形成共識，覺得此人便是沒有卷入民調風波，也絕對應該辭職，因為他完全不是當校長的料子。舉個例子說吧。1999年五月一日，副校長程介明和麥列菲菲教授向鄭耀宗建議貸款三百萬建立一個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鄭順便提到剛好可以把鍾庭耀的民調計劃納入公共政策研究所，使得民調計劃可以規範化，免去一些公眾的批評。這原本是很正常的交流。但在程介明和麥列菲菲向港大獨立調查小組重提此事時，鄭一概以不記得回答。並且在電視台的攝像機前不斷冒汗又不敢擦。也許他覺得程介明和麥列菲菲要加害於他，所以對他們重提的事件一概“不記得”。

自始至終，鄭的策略都是希望博取香港民眾的同情，說他如何方寸大亂，以至於大腦不能運轉，言辭不能達意，兩耳不能聽聲，雙眼不能視物。豈不知一方大將，即使要采取哀兵戰術，也需讓人看到不折不撓奮力抗爭的意誌，看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壯，看到臨危不亂有理有節的辯解，方能贏得人心，轉危為安。倘若以落水狗示人，當然是必敗無疑。須知我們中國人大多是牆倒眾人推，看到你如此不堪一擊，誰願意站在你這邊呢？

當然話說回來，一個工程師出身的人，那懂得官場的爾虞我詐呢？

如果港英勢力誌在倒鄭，事情就應該結束了。但是帝國反擊，乃是要擴大戰果，將矛頭直指特首董建華。於是董建華的老對手楊鐵樑還不能離場。

 7月25日，香港大學校務會主席楊鐵樑「嚴正申明」校務委員會為捍衛學術自由及大學自主，根據《大學規章》(Arrangement of Statutes)第19條2a，委任一個獨立調查小組，職權為：

1. 調查鍾庭耀在7月7日及14日透過傳媒作出的指控，並向校務委員會提交書麵報告，
2. 向校務委員會建議應採取之行動。

獨立調查小組由3名人士組成，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鮑偉華（Sir Noel Plunkett Power）為主席、資深大律師、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王福鑫以及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陳黃穗為成員。鮑偉華何許人也？原來他是楊鐵樑的老搭檔。楊鐵樑因競選第一任行政長官而辭職時，便是由鮑偉華代行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職權。獨立調查小組甫一成立，大家就已經知道結果必然對鄭耀宗和董建華不利，結果果然如此。獨立調查小組認為隻有鍾庭耀的證詞可信，而鄭耀宗，黃紹倫和路祥安的證詞都不可信或不采納。或許正因為獨立調查小組有失公允，港大最終決定隻是「閱悉」獨立調查小組該份對鄭耀宗和董建華極不利的報告，而不是接納這份報告。於是討董的戰役未能打響。香港也因此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內亂。

民調風波暴露了一係列問題，也導致了一係列的變化。

第一，民調風波首先驚醒了董建華。知道自己不能再繼續做冤大頭，讓港府的失策都算到自己頭上。民調風波之後，董建華立即推行高官問責製，才讓大眾知道陳方安生執政能力低下。陳氏最終於2001年以私人理由提早退休。

第二個暴露出來的問題，就是香港大學的校長遴選製度。當初鄭耀宗是如何當上港大校長的？難道真的是因為世無英雄麽？至今沒聽說港大重新檢討其校長遴選製度，所以隱患還在。我相信鄭是港大遴選委員會通過民主方式選出來。但如果遴選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武大郎，那最終勝出的必然是賣炊餅的。

第三個暴露出來的問題，卻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原來美國CIA的衍生機構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是鍾庭耀的金主。這是直到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才被披露出來。美國民主基金會的總裁是Carl Gershman。他曾是裏根總統委任的駐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美國大使，其高光時刻是為阿拉伯之春的領導人頒獎。

美國民主基金會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專門以民主的名義破壞世界各地的民主，其目的就是讓美國之外的世界處於無政府主義的暴亂狀態，讓老百姓覺得民主社會就是毒蛇猛獸黑衣暴徒橫行霸道的社會。而這正是獨裁者夢寐以求的。世界上的獨裁者，正是利用美國民主基金會煽動的暴亂為借口來扼殺處於萌芽狀態的民主。

民調風波還暴露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人的內鬥， 那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內鬥。本來都是一些可以原諒的無心之失，卻被一些靈魂扭曲的人上綱上線，唯恐對手還有一口氣在。那種你死我活，落井下石，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原以為是中共的專利，卻原來是中華民族的共性。同胞們，醒來罷！

一眨眼十四年過去了。民調風波給香港的學風帶來極大的破壞，樹立了一個不學無術但敢於反潮流的典型。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香港的青年至今還癡癡地看著這個榜樣，還盲目地把反抗政府作為民主的終極體現。還記得我們年輕時貼領導大字報的那份激動，那份正義感嗎？誰會想到這些大字報的破壞力呢？東方日報有感於“占中”而說香港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其實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正是在香港十四年前的民調風波中生根發芽。

難道我們年輕時犯過的錯誤，終究還是要讓香港的年輕人再犯一次嗎？

被獨裁荼毒了幾千年的中華民族，自然渴望民主，渴望自由。但在民主自由外衣下的向你招手的，卻很可能是一個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