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潤墨跡
每一篇真相文章的閱讀，都會對我們這些文革後長大的人的曆史認知產生一次顛覆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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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1月以來，世界各大媒體集中報道了中國人向海外移民的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多達60%的中國富人（資產淨值在150萬美元以上）已經決定或者正在考慮移民；在淨資產在1500萬美元以上的群體中，27%的人已經辦理了移民手續。美國國土安全部《2008年移民數據年報》顯示，這一年度有4萬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加入了美國國籍。
法新社援引中國銀行與胡潤研究院的調查報告稱，資產超過1000萬元的中國富豪們，有46%的人正在考慮移民國外，有14%的人已經辦理了移民手續，接受采訪的富豪們透露，至少30%的人已在海外投資，由於某些國家會為來投資的外國人提供永久居留權甚至給予國籍，所以這批人隨時可以移民海外。
新華社報道，在過去10年裏，中國大陸已有200萬人拿到了美國綠卡，40萬華人取得了加拿大國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最近發布《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藍皮書稱，自1978年以來，中國向海外移民總數達到450萬人，其中赴海外留學的107萬人中，僅有27.5萬人回國，70%以上的留學生流失海外。
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顧問聯合發布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1）》透露，中國內地資產1000萬元的富人投資移民意願強烈，近60%接受調查的富人都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投資移民考慮，資產1億元以上的富人群體中這種表現更加明顯，大約27%的人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47%的人正在考慮投資移民。
無獨有偶，中國社會結構中十分重要的階層--官僚特權階層，也出現了更值得警惕的異動。我這裏有一份很陳舊的資料：2004年10月，全國檢察機關境外追逃工作會議披露，僅1998年至2004年7月期間，因貪汙、賄賂、侵吞、挪用公款而潛逃海外的黨、政、公安、司法、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幹部、管理高層人員就有7160餘人，這還不包括外逃未遂被捕的1267人。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透露，申報到美國投資移民的人數，2008年大約500人，2009年就超過了1000人。觀察家指出，能夠把子女送到美國留學，或者能拿出數百萬人民幣把老婆送到美國投資移民的絕非普通百姓，而是財力雄厚的官員，在這些官員中很多是所謂的“裸官”。“裸官”是指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國內做官的人。據說我國有118萬名“裸官”，平均每個省(包括直轄市)有3萬多名，這些“裸官”已經把數百萬家屬子女移民到了海外。
據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和諧溫暖的國家，人民生活簡直幸福得要死，半夜做夢都在嚷嚷著感謝黨和政府，怎麽會有那麽多人留戀萬惡的資本主義，去了就不回來了呢？怎麽會有那麽多吃裏扒外的東西放著天堂一樣的日子不過，非要墜到地獄裏去活受罪呢？
英國路透社是這樣解釋的：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將經濟增長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惠及到所有民眾身上，但未能克服一些長期困擾中國的難題，如僵化的教育體製、惡化的社會環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隱患等，人們為了逃離這些社會弊端，所以在他們有條件離開的時候選擇了離開，這也是中國銀行與胡潤研究院的調查報告的觀點。路透社說，海外移民現象“在中國網絡上引起了普遍的豔羨情緒。”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CNN)則認為，那些想離開中國的人，主要是想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選擇在海外投資的人，則是為了分散和規避人身及資產的風險。國內有論者則站在國家立場上憂心忡忡地說，如此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的出現，不僅會造成我國的財富流失，同時也會造成人才流失、稅收流失和消費流失，對中國建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將產生消極影響。
這些解釋有沒有道理？當然有道理，然而如果認為僅隻是上述原因就推動起了如此大的移民浪潮，讓那麽多不同的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同一條道路，我又認為是不全麵的，沒有真正觸及產生這種巨大社會動能的最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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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家戴維·伊斯頓把社會過程描述為一種致密的政治係統，他試圖證明，這種政治係統不分時間和空間，不管民主的還是專製的，原始的還是發達的，傳統的還是現代的，都體現出了大致相同的規律或者說特征。伊斯頓所做解釋的基點，就是把社會過程中的國家特征、政府運作和公民行為看成是一種相互依存的政治互動關係，即所有參與其中的人所構成的行為係統，為了更好地說明他的觀點，他通過《政治生活的係統分析》一書，創建了在社會學研究領域著名的“伊斯頓政治係統模型”。
這個模型非常複雜，簡要概括，我想它應當是這個樣子的：所謂社會係統，主要由政府與人民這兩種最基本的要素構成，這兩者隻有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才顯示其存在，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係統。在這個社會係統中，公民的要求被稱之為對係統的“輸入”（input），而政府作為係統中的接受方，則根據這種要求製定政府政策，采取有效行動，滿足公民的要求，這就是“輸出”（output）。“輸出”既有可能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產生好的影響，也有可能產生不好的影響，也就是說，未必全部能夠達到公民所要求的那種條件，於是，公民繼續重新表達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這樣，就形成了這個模型中的另外一極，即“反饋”（feedback），“反饋”有兩方麵的作用，一方麵，政府將不得不重新審查已經做出的決定，改變某些行為；另一種，就是針對公民要求中提出的新問題，繼續製定政策，繼續采取行動……社會過程進入到另一個循環。
一般來說，循環暢通有效的社會，就像一個人擁有強健的肌體一樣，我們將其稱之為健康的社會，反之，就是一個不健康的社會，伊斯頓為這種阻滯的社會過程發明了一個專有詞匯：“黑箱”（blackbox）（與波普爾的“封閉社會”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意思是，在公民意願和政府的政策製定和行為選擇之間，不透明，不暢通，決策僅隻在政府成員中間（也就是極少數人）產生，而非由最廣大的構成社會的公民提議產生，公民用來表達願望和實現利益的通道被淤塞，政府決策與公民利益有很大的衝突，甚至背道而馳，完全違背他們的願望，侵犯他們的利益。
伊斯頓試圖揭示帶有普遍性的社會規律或者說政治運行規則，因此他沒有對“黑箱現象”給出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學歸納，但是，稍微具備政治學常識的人都會發現，“黑箱現象”所對應的恰恰是人們常說的極權專製主義，也就是說，隻有在極權專製主義狀態下，政策才可以被少數人依據自己的意誌和利益製定，政府才可以毫無顧忌地違背人民的意願，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民的利益，並拖延乃至於拒絕在社會過程中做有效的“反饋”。
我們觀察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和德國，觀察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觀察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僅存的好朋友古巴和朝鮮，都無法否認伊斯頓的概括具有無情的精準性，當你弄清楚他的思路以後，你得到的驚喜將不亞於閱讀哈耶克和波普爾所得到的喜悅，你甚至會覺得，這三個人盡管處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然而他們卻都在指認同一個事實。
對於這個事實，生活在憲政民主時代或國家製度下的人一定會極為驚訝，體麵舒適地問：“怎麽會是這個樣子？”而生活在專製獨裁時代或國家製度下的人則隻能瘦骨嶙峋，長歌當哭：“命！這全是命呀！唉嘿嘿嘿……”
“命”好還是不好，既受製於文化傳統，又受製於現實政治。就像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在新教倫理中產生一樣，極權主義是在等級製觀念中產生出來的，隻要這種觀念作為精神現象廣泛地存在於社會機體之中，這個社會也就很難能建立起健康的“輸入”和“輸出”過程，也不可能形成政府與人民的有效互動（即“反饋”），這個社會一定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廣泛社會領域出現“擰巴”，形成所謂的“特色”。
為了證明我的觀點，下麵我選擇一些與我們的話題有關的數據，來說明我們的“特色”究竟是什麽“特色”，這些“特色”究竟是怎麽來到我們麵前的，它又在什麽條件下促使產生了移民浪潮，希望讀者有耐心讀下去，當然，對數字頭疼的讀者也可以跳過去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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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國行政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巨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收入增長了985倍，老百姓的收入隻增長了19倍，中國44%的政府開支都用在養公務員上了（日本同樣的費用僅為2.5%）。以2007年為例，用稅費供養的黨政事業單位工資為29425億元，加上其他支出，共計花費37530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9．95％，而我國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所占比例卻低得可憐，僅有12%，這個比例在日本占到54.18%，美國占到58.31%，德國占到53.84%，英國占到55.27%，巴西占到40％。與之相對應，中國用在全民教育和醫療的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卻是這樣的：日本23.3%，美國21.5%，印度19.7%，中國呢？不好意思，是3.8%！
另外一個數據或許可以解釋我們對上麵的數據感覺錯愕的原因：中國曆代官民比例，西漢為1：7945；東漢1：7464；唐朝1：2927；元朝1：2613；明朝1：2299；清朝1：911；當下是多少呢？1：67，也就是說，我們每67個人就要供養一個官員。
據預測，中國政府2011年全國稅收將突破60000億元，這是什麽概念呢？相當於13億國民（包括被城管追打的小販、每天奔行20個小時的長途運輸汽車司機、在地鐵口賣針頭線腦的老太太、住在簡易工棚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民工、被迫下崗的工人和被政府強行拿走土地的失地農民）每個人都強製性地被政府征繳了4615元稅款，相當於每個家庭（以4人計算）繳納了18461元稅款，可是--我們不說別的，單說學費：中國大學的學費相當於一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學費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位居全球第一！
下麵的數字同樣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政府掠奪所導致的社會後果有多麽嚴重：195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是韓國的3.2倍，日本的1.1倍，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持續增長，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德國和日本，達到世界第二了，我們的人均國民收入又是多少呢？以2008年為例，中國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韓國的7％！美國總統奧巴馬前不久接受采訪時，讓我們很沒麵子地說，中國人均生活水平還停留在美國1910年的水準。
再說一說讓人心碎的房價。合理的房價與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銀行標準是5：1，聯合國標準是3：1，現實中，美國是3：1，日本是4：1，發達國家城市中，澳大利亞悉尼是8.5：1，美國紐約7.9：1，英國倫敦6.9：1，韓國首爾7.7：1，日本東京7.9：1，新加坡5：1，中國是多少呢？平均大約為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更是達到了40：1！房價為什麽這麽高？最重要原因是政府壟斷土地市場，各級政府形成依賴土地收入的“土地財政”維持運轉，據統計，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單是土地轉讓金收入一項年均增幅就超過33.6%，這筆錢都是從老百姓兜裏用近乎於搶劫的方式拿出來的。如果說賣地收入是明搶的話，那麽，房地產項目各項環節的行政性收費就是暗搶了，這種毫無道理的行政性收費竟然達到50餘種，涉及25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總體費用占到全部房產項目開發成本的15%-20%！
有論者指出，一方麵特權壟斷造成了巨大的財富損失，另一方麵醫療、教育、環保等成為了無米之炊。中國的衛生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中位列倒數第四，中國政府曾經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數地區建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一項也沒有實現。2005年，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被850萬黨政幹部所占用（《社會科學報》
至於被權力壟斷的殯葬業利潤可以達到1000%-2000%，骨灰盒利潤達到300%，中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壟斷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就不說了吧！
“權力最大，責任最小”的政府模式所導致的發展，從根底上來說是以犧牲廣大底層民眾的利益實現的（所謂低人權，低工資，低社會保障也），有人極而言之：“先富起來的不是人”，雖然情緒化了一些，卻也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底層民眾的利益被政府和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團強行劫掠，在相對意義上不是變得更富有，而是變得更貧窮了。事情還不僅於此，在政府的掠奪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巧取豪奪中，中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和社會代價，不僅嚴重透支了社會資源，同時還造成了觸目驚心的環境和社會問題。
據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估計，單是空氣汙染一項，在中國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就達到65萬人以上，世界銀行估計的數字還要大一些，達到75萬人。中國每年的失蹤兒童總數達到20萬人左右，而能夠被找回來的隻占到0.1%。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我國0-14歲兒童每年有超過20萬人由於意外傷害死亡，64萬名兒童因意外傷害致殘。失、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因為貧窮導致自殺、家破人亡的案件世界第一。
“陳行之同誌，你這個態度很不好，話不能這樣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困難再小，乘以13億就會成為超級困難；成績再大，被13億人一平均，也變得微不足道了，你得體諒政府的難處。”
我很體諒政府的難處，但是，我們怎麽看待政府人員日益猖獗的腐敗呢？我們怎麽看待政治運行過程對腐敗所起的製度性保護作用呢？我們又怎麽看待政府人員遠遠高於其他社會人群的犯罪率呢？一份資料說，從1999年到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推算，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有人驚呼：“中國政府工作人員成為了中國社會最大的犯罪群體！”而這裏所說的“政府工作人員”不是我們可以視而不見的遊手好閑之輩，他們是載入國家憲法的“三個代表”，是我們每一個人躲也躲不開、每天都必須麵對的“公仆”，是直接麵對民眾訴求（“輸入”）和應當對這種訴求做出回應（“輸出”）的權力者，是在社會過程中本應當對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做出反應（“反饋”）的機構，這樣一個對於國家和人民來說都至為重要的人群，居然成為了“最大的犯罪群體”，你讓我們說什麽呢？你讓我們怎麽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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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種種現實並不是飄在空中的浮雲，我們也絕沒有閑情逸致遠遠地欣賞它的五彩繽紛，因為它離我們很近，像煙霧一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直接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我們之所以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甚至死也死不起，不是源於多麽深奧的社會運行規則，它就源於這些看起來與我們沒有什麽直接關係的枯燥的數字對比之中。
這些令人沮喪的數字所反映出來的深刻的社會現實，決定著所有中國人的生存形態，必然會招致人民對政府的批評，事實上，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民沒有沉默，他們通過所謂的“群體性事件”頑強地表達著自己的訴求和反抗（於建嶸先生對此有深刻而獨到的研究），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廣大網民更是通過網絡這個唯一還透氣的孔隙，盡可能表達著自己的觀點，然而得到的結果又如何呢？據官方統計，僅2006年一年，中國政府就逮捕了604名據說是危害了國家安全的人，是2005年的兩倍，以同樣罪名遭逮捕的人數，2007年達到了742人，比前一年增加了23%，2008年逮捕了多少？2009年逮捕了多少？2010年逮捕了多少？即將結束的2011年逮捕了多少？它們分別增加了多少百分比？不知道，我們不可能知道，我們知道的是，目前國家用於維護社會穩定的費用已經超過軍費，我想，在這個令人乍舌的天文數字中，肯定不缺少對表達不同觀點的人的監督和逮捕費用。
凡此種種，不同位置的人的見解當然會彼此迥異。
有人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全麵潰敗，所謂“全麵”，我理解應當包括體現公民參與社會過程的政治狀態，包括關乎每一個人生存質量的經濟狀態和包括體現在更廣闊社會層麵的文化狀態，如果上述三個方麵都出現了潰敗，當然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有人則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官民對立嚴重，貧富差距巨大，瘋狂掠奪社會的特殊利益集團如入無人之境，已經把中國弄得滿目瘡痍，國之不國，超負荷的資源透支和環境汙染已經使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國在山河破，再往前走一步就會墜入地獄。然而卻也有人認為正是在這個匪夷所思的時代，是他而不是別的什麽人推動和改變了中國，意思是把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強大了，成為了世界矚目的國家。更有人全然看不到我們列舉的令人悲憤的數字，相反，認為目前中國處在曆史最好時期，富裕，安定，和諧，幸福，好得不能再好了，再好就要出麻煩了。甚至有人高燒四十二度，認為中國權威主義的權力主導型的社會發展模式已經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上世紀六十年代流行的那句口號：“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從哪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正餓殍遍野），再次成為了某些人的歇斯底裏臆想，他們把這種臆想強化成為了國家意識形態，為了宣揚這種意識形態，甚至把宣傳機構設置到了美國紐約、華盛頓等大城市，用貧苦中國人節衣縮食繳納的稅款，一擲千金地宣傳起了所謂“國家形象”，在全世界開設了數百家形跡可疑的孔子學院--之所以用“形跡可疑”四個字，是因為這個學院是地地道道的國家派出的文化機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著名的歌德學院並沒有使用德國政府征繳來的納稅人的錢，僅僅是一個接受各方資助的用於進行文化交流的民間組織。
這可怎麽是好？！
我們想象一下：有一池子水，清澈見底且溫度適宜，裏麵擁擠了很多人，愜意地洗濯身上的汙漬，或者甩開膀子遊泳，互相嬉戲，打打水仗，總之，池子是讓人很想往下呆的地方。忽然，池子中間出現的了一道阻隔，那一邊沒有什麽變化，人們照舊怡然自得，活得挺好；這一邊卻出現了一條身上刺了青龍的大漢，麵目猙獰，揮舞著一根棍子宣稱說：“從現在開始池子是我的了，怎麽個洗法兒，能不能遊泳，允許還是不允許嬉戲和打鬧，都得聽我的，誰他媽要是不聽話，我就用這根棍子敲死你們丫的！”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謂的“用棍子敲人”當然不是指真正意義上的暴力，譬如用推土機碾壓反抗拆遷的村民之類，而是指政府通過強製手段對國民財富的掠奪和占有，我認為這種掠奪和占有在客觀上具有一種暴力的性質。
一開始人們不以為然--水池子原本是大家的，憑什麽你說占就占了去？我怎麽玩兒憑什麽得聽你的？就因為你身上刺了一條龍嗎？不當回事。沒想到，棍子真的呼嘯過來了，有的人被打了個滿臉花，還有的人被按在水裏，問：“服不服？說！你丫服還是不服？”誰敢不服呢？結果都服了，於是大漢就開始在這個池子裏由著性兒折騰，所有人都瑟縮著，什麽都不敢說，什麽都不敢做。
“什麽都不敢說，什麽都不敢做”所造成的後果，是大漢什麽都敢說，什麽都敢做，到後來池子變得而越來越汙濁，並且不知道為什麽水一下子變得滾燙，變得很深，身子虛弱的人的腳探不著底，頭露不出水麵，隻能在那裏掙紮起伏，到處都是嗆水的聲音，有的幹脆就被淹死了。
所有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現實圖景，究竟會對人產生什麽樣的心理影響？這種心理影響將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人做出行為選擇？這些行為選擇又如何構成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稍微有一點兒頭腦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一個身體尚強壯的人心想：“不行，照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我也得讓人敲死，或者按在水裏淹死，我得早一點兒想辦法離開這兒。”就偷偷向另一個水池子看，那裏沒有刺了青龍的大漢，雖然也有一個胸前印了標記的夥計，但這位夥計麵目並不猙獰，態度很是恭順謙卑，絕不敢對人粗魯，人們很有理由地命令他做著做那，他呢？忙得呼嚕嚕的，一會兒扔給人遊泳圈，一會遞一把毛巾，沒有一刻停閑。“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不願意呆在一個溫度適宜並且有人服務的地方呢？於是那個身體強壯的人就很想到另一個水池子裏去，也像那裏的人那樣在有人伺候的情況下舒舒服服地活上一陣子。
在這種嚴酷的生存境況（我這裏還沒有涉及人的精神發展所遭遇到的極為嚴重的困頓）下，有幸聚積起跳到另一個水池子的能力的人，當然會渴望跳出去，就像青蛙會本能地從開水裏跳出去一樣，我們沒有理由責怪他們對祖國不忠誠，沒有理由責怪他們見利忘義，更沒有理由責怪他們貪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追求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即所謂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全社會共同富裕”的精神之源嗎？我甚至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最大精神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終於認識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當然，它不僅限於物質，它更關乎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關乎人對未來的預期。
移民現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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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麵從宏觀角度談論了導致移民現象產生的社會原因，然而促使已經移民和決定移民的人之所以做出逃離決定的，還有很多絕對個人化的原因，有一些原因甚至是無法擺到桌麵上來的，因此，我們更應當注意到這一點，然而本篇主要探討的不是這個問題，所以我隻粗略地提一下。
從目前來看，移民群體大致上可以分為精英、富人和官員三類人員，他們做出移民選擇的個體原因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類：精英的逃離。
這裏說的精英，大部分是海外留學人員，也有從事社會科學理論和自然科學研究的高級人才，這部分人是一個國家最健康、最富有活力的血液，他們的流失給國家肌體造成的健康問題，怎麽想都不為過。除了我上麵列舉的數字之外，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稱，“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的同時，中國流失的精英數量也居世界之首”。
學者
然而，在這樣一個以權力為支點的社會，在這樣一個權力位置決定一切價值的社會，在這樣一個充滿了“逆向淘汰”、“人身依附”等醜陋現象的社會，一個正派人是很難保持直立的，當你不得不對權力彎下腰來的時候，你還談得上尊嚴嗎？連尊嚴都沒有了，你所珍視的自我又能保持多久呢？當你具備條件擺脫這一切困頓，讓自己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能夠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你當然要擺脫，你甚至可以不顧身家性命去擺脫，於是，移民國外成為了你的唯一選擇。
我相信，當這些精英離開祖國，踏上陌生國家土地的時候，他們一定是傷感的，他們知道是何種力量把它們驅趕到了這個地方。現在這種力量仍舊在祖國的大地上野蠻橫行，無數出類拔萃的人仍舊在被摧殘和折磨，而那些蠅營狗苟之徒卻正在為登上了權力的殿堂彈冠相慶，正在進一步麇集為逼迫精英逃離祖國的野蠻力量，他們層出不窮，這是一出永不謝幕的戲劇。
第二類，富人的逃離。
有專家譴責為富者不仁，認為富人選擇移民海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資本對利潤的追逐，這位專家就像餘秋雨大師含淚勸告災民那樣勸告富人說：“投資有風險，你的財富到了國外很可能會化為烏有……”我覺得專家很可笑。有沒有風險，那些在血與火的打拚中奮鬥幾十年的人不比你清楚？用得著你這種小兒科的勸告嗎？我們退後一步說，即使是風險，國內真的一定比國外安全嗎？在一個信誓旦旦宣稱“絕不”搞私有製的國家，在一個什麽人拍拍腦袋就可以決定整個行業“國進民退”（例如煤炭）的國家，財產能是安全的嗎？因此，我認為躲避財富風險（這是與投資風險是有區別的兩回事）才是富人逃離的最主要緣由，這個緣由之所以掩蓋在人們的種種議論之下，是因為你若想就這個話題往深挖掘，一定會碰到許多不便言說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有政治風險的，因此，人們隻好打哈哈，說能說的東西。
能說的東西是什麽東西呢？據說富人之所以選擇移民海外主要出於三方麵考慮：一、對新鮮空氣的需要；二、對食品安全的需要；三、對優質教育的需要。這三種需要恰恰對應著中國的三大痼疾：嚴重的空氣汙染、舉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以及失敗的教育體製。這種考慮合理還是不合理？這要兩說。
從常理上說是合理的，誰願意成天呆在臭氣熏天的屋子裏呢？誰願意成天吞咽有毒食品呢？誰願意自己的孩子被教育弄得神經兮兮、隻知道黨和國家的利益、不懂得也不會主張個人權利的傻子呢？在國外，空氣不好、食品不安全你可以走到大街上去遊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在這裏你朝誰去說呢？你也想上街嗎？小樣兒，先把你丫抓起來！在國外，孩子至少可以保持智力基本正常，正常地看自己和看世界，不至於被意識形態教育弄得成天說假話，說話咧咧咧，既不知道自己是誰又不知道他人是誰，六親不認，連爹媽都不認，就認得錢和權。
然而我對富人移民並不全是同情。30多年來，中國施行的是一種缺失政治改革的權力主導型的經濟改革，這種改革必然會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製造許許多多幽深莫測的“經濟黑洞”，這種經濟黑洞，用形象化語言說，不是什麽別的東西，就是權力和資本瘋狂交媾之後生下的一個一個怪胎。有人用“富人原罪說”來解釋這種現象，意思是富人帶著這種權力和資本交媾的“原罪”。盡管也有靠才智賺幹淨錢的富人，但是，絕對不能小覷帶有“原罪”的人的數量，絕度不能忽略這些人選擇逃離時內心深處避罪或者脫罪的心理。
第三類，官員的逃離。
這是最令人深惡痛絕的一種逃離。
長期在海上冒險的海員都知道，當一艘船即將遭遇海難時，平時很難看到的老鼠首先會激動起來，拖家帶口地跑到甲板上，躲進輪機艙，爬上桅杆，有的幹脆絕望地大喊一聲：“去他媽的！反正是個死！我去也！”跳到海裏去了。這種現象很難得到科學的解釋，隻能認為，船上的老鼠有一種奇異的直覺能力，它們之所以拖家帶口沒命地逃奔，隻是因為它們預感到了即將來臨的滅頂之災。生物界的這種異象，在地震發生之前也會出現。我聽一個朋友講，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前，有一家人要出遠門，養了十多年的大黑狗突然淚漣漣地對主人說：“唉！真舍不得你們呀！”結果地震發生的時候，守候在家裏的大黑狗就被砸死了，主人信誓旦旦地認為，大黑狗一定事先知道要發生什麽事情。
盡管避罪和脫罪也是官員逃離的重要原因，但我認為這還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們比所有社會人群都預先感知到了這個社會潛藏著巨大危險，預感到了船將要沉沒，就像那些爬上桅杆的老鼠一樣，想在船沉沒之前為自己找一條生路，這種現象曾經大規模發生在上個世界九十年代蘇聯巨變之前的蘇聯政治官員高層。
現在有一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官位越高的人越懷疑“紅旗還能打多久”，我一個職位很高的朋友曾經鄭重地向我伸出一根手指，神情嚴肅地強調說：“陳行之，我告訴你，用不了多久了，很快了！”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我這位朋友也趕了潮流，早早就把老婆孩子送到了美國，所謂“裸官”者也。
不幸的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無法逃離的，而無法逃離的人群卻又必須無條件接受已經逃離或正準備逃離的人群的統領，今天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明天討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此同時你又在不斷遭受著他們的精神剝奪和物質劫掠，還不允許你表達不滿，非得讓你說你活得比世界上所有人都幸福，不這樣做就動用國家機器治你，這才是最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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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社會學觀點，所有人類個體都從屬於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共同體，而人的本性就建立在他與這個共同體的社會互動以及他與其他成員的社會關係之中，也就是說，隻有把個體的人放到整體之中，他的行為才能夠得到理解，而整體的意義恰恰又隱含在無數個體的行為選擇之中。
中國大規模移民潮既是個體人的“逃離”，又是整體社會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人的“逃離”和社會的“運動”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過程，正是在這種互動過程中，才構建出作為個體的人性和作為整體的社會性。有了這個認識基點上，那麽，任何個體行為就都變得可以理解了，任何社會驅動也就都可以找到動力源了。
前些日子我去美國，發現一些已經移民到美國的台灣人正在準備放棄綠卡，重新返回台灣，仔細了解，發現他們這樣做出於兩種理由：一是台灣的社會福利最近幾年正在好起來，有的地方甚至優於美國；二是兩岸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在減少。你看，就是這樣兩個如此簡單的理由，就導致了一部分人群做出新的選擇，在社會過程中顯示出新的氣象。
試想，如果中國大陸也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不再因為“特色”而讓人提心吊膽，人民不再被權力和資本掠奪，那些觸目驚心的數據不再破壞人的內心安寧，教育還原於教育本身，環境不再被汙染，食品不再是“毒品”，誰還會願意背井離鄉逃離家園呢？誰還會到外邊去寄人籬下呢？
問題在於，那種迫使人不得不逃離的力量是不會這樣想的，那個身上刺了青龍的家夥是不可能心甘情願把水池子讓出來的，於是，能夠逃離的繼續逃離，不能逃離的繼續忍受敲打，流血滿麵也就流血滿麵了，把你按在水裏淹死也就淹死了，你沒有任何辦法。
這是我們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