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社會與其黑社會化前景(節選)

   作者：王思睿   
   
    讀了崔衛平的《後極權主義及其反抗》一文，深受教益。此前，筆者曾交替地使用威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對這兩個概念未曾加以辨析，現在看來，有必要使用更加精確的術語來描述中國的現狀，並在此基礎上展望中國的未來。
     
    威權、後期極權和後極權製度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又稱權威主義或獨裁主義，後期極權製度（late -totalitarian system）和後極權製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則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衍生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雖然都是專製體製，但在專製的範圍和程度上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威權主義主要用來描述拉美和東亞的專製體製。可以進一步將其區分為軍人威權主義和官僚威權主義，或者硬威權主義和軟威權主義。巴西和智利曾是典型的軍人威權主義體製。“在1964－1985年期間，統治巴西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專製政權，其領導人都是四星將軍。盡管各個政權的結構和人員不同，但它都是由軍官、有一技之長的行政管理人員和老資格政治家組成的聯盟構成。” 1973年9月，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政變後，解散了國會，廢除了憲法，並實施“黨禁”和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製，甚至還命令軍人接管大學，軍政權“在使用鎮壓手段方麵從不猶豫不決，對發生勞工動亂和民眾抗議的任何苗頭尤其如此”。
    1970年代，樸正熙在韓國推行的“維新體製”，蔣經國在台灣實行的“戒嚴體製”，可以作為官僚威權主義的典型。
     
    崔衛平指出：區別極權主義和權威主義，是不可缺少的。當然，它們之間也有一些重疊，比如說，一個由警察力量和軍隊來保障的政府；意識形態控製（或者神權統治），以及殘酷、拷打、殺戮等。就殘酷性而言，一個權威製度的獨裁者可能比極權主義暴君更為過分。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比較它們之間誰好誰壞，而是它們各自的性質。“極權主義”正如其字麵意義（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種全麵的、無所不在的控製，它所掌控的範圍、領域是權威主義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將人們經濟活動的權力牢牢掌握在一個中心之內。而當年的台灣、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諾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還是自由自便的。筆者也曾指出：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就已經決定從訓政轉型為憲政，隻是由於內戰的緣故，實行了四十年的戒嚴狀態。但是，他們對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基本上是開綠燈的。台灣民進黨的締造者主要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黨外公職人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省議會議員、縣市長、縣市議會議員等），一部分是黨外知識分子團體以及民辦刊物（如《美麗島》）的負責人。這二者都是公民社會成熟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與“玻璃桶江山”不可同日而語。笑蜀在與冼岩討論時說：諸如台灣這樣的權威主義體製，雖然民主受限，但基本人權、基本自由還是保障的，包括相當程度的政治自由，如自由結社、自由表達等等。因此可以生成一個比較成熟的民間社會，從而保持對於官場的相當程度的民間壓力。這意味著合作的另一方，即民間也為官方所承認和尊重。廟堂和江湖彼此都懷有起碼的善意，彼此都有起碼的周旋空間。雖然政府主導，但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多元是有保障的，比如司法獨立。
     
    極權主義一詞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發明，作為負麵用語源於漢娜·阿倫特1951年對納粹主義的研究專著《極權主義的起源》。1956年，弗裏德利克和布熱津斯基出版《極權主義獨裁和獨裁》一書，將斯大林主義（蘇維埃製度）納入了極權主義的範疇。如果根據弗裏德利克所概括的極權主義的六個特征——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2、一個受寡頭控製的群眾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係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斯大林主義（蘇維埃製度）才是標準的極權體製，納粹主義隻能算是半極權體製。納粹黨對軍隊的控製力有限，所以才會發生1944年7月20日軍隊領導人刺殺希特勒的事件；而且，納粹黨對國民經濟的集中管理和動員體製也沒有蘇維埃製度那麽嚴酷，直到戰敗前夕，希特勒都沒有對德國的婦女勞動力進行充分動員。
     
    筆者曾指出：蘇維埃製度有兩個亞種——斯大林模式和毛澤東模式，前者又可以稱為馬彼主義（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後者又可以稱為馬秦主義（馬克思加上秦始皇）。如果說斯、毛有什麽差異的話，斯大林更加依賴克格勃專政；毛澤東則喜歡采用群眾專政的手段。毛澤東在逝世前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就其實質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為師”、“全盤蘇化”，在中國大陸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製度；第二件事是試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解構斯大林模式的基礎上建立毛澤東模式的社會製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敗了。現在的中國執政黨，更多繼承的是毛澤東思想中斯大林模式的一方麵，而不是毛澤東晚年“文革”模式的一方麵。可以說，毛澤東把斯大林模式在中國推到了極致，“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企業黨委領導製”、“支部建在連上”、“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等一係列舉措，使極權主義在中國的“全麵”和“總體”（total）性遠超過蘇聯東歐國家，能夠於之相媲美的隻有金氏父子統治下的朝鮮。
     
    李慎之先生辨析了“後期極權製度”與“後極權製度”，他在這個問題上傾向於米奇尼克而不讚同哈維爾的用語。他認為，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蘭，用“後期極權製度”來描述比較確當。“後期極權製度”是“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極權主義製度，它的主要特征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在事實上已經疲軟和失效，已經不能真正統攝和控製人們的靈魂了。代替烏托邦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是人們普遍的恐懼心理和犬儒主義。欺騙與撒謊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這個製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群眾參政：無法無天叫做遵法守紀；壓製文化叫做百花齊放；帝國影響的擴張說成是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為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它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沒有無處不在、不受製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麽也不怕，假裝從不做假。”人們在社會、文化領域中逃避現實政治的種種行為都帶有某種“反（極權）政治的政治”含義。
     
    筆者以為，“後極權製度”用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最為合適。眼下中國的體製既與1970－1980年代的捷克和波蘭有所不同，也與同一時期的韓國和台灣有所不同。
     
    “後期極權製度”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是失敗的、無效的，但其“集中管理的經濟”體製尚存，人們仍然受“單位社會”的鉗製和擺布。1992年以後，中國的“單位社會”逐步趨於瓦解，多數城鄉居民已經生活在“民間社會”中，號稱六千多萬人的中共黨員也有很大一部分已經與“組織”脫離了聯係，“一元化”黨組織係統的重要性正在被“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係統”所取代。“後極權製度”並不意味極權製度已經完結，而是極權製度的一種衍生與變異。極權主義的“整全性”已經不複存在，政經、政社已經分離，但“在道統和法統上並沒有改變”，“極權主義的教條並沒有改變”，它的一個基本規則－－“黨的領導作用”沒有改變。按照米奇尼克的說法，後極權製度“由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伴隨著一個不能以極權主義方式來控製的社會所合成”，國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極權主義的權力，但是它已經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右翼威權主義理論家喜歡將現在的大陸與蔣經國統治時期的台灣相提並論，但筆者以為絕不可忽視二者之間的原則性區別。胡平指出：國民黨從一開始就認同憲政民主理念，它把實行威權統治視為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要求回歸憲政，要求還政於民的主張總是合法的、正當的、可以理直氣壯的。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也差不多，連當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也不能不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隻敢把自己當作臨時性的過渡性政權，因此在這些右翼專製的統治下，民主力量總擁有一定的正當生存空間。而在後極權製度下，憲政民主的基本原則並不具有“政治正確性”，其道統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絕對領導”。
     
    陳奎德早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就指出了中國大陸向後極權製度轉化的趨勢，並概括了這一製度的六個特征：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政治目標；3、仍然拒絕分權製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製比以前要弱一些；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製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製仍是無所不在；5、私有財產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個預測與後來現實的發展非常吻合。
     
    後極權社會具有兩種可能的前景：一是以“穩定”的名義壓製一切政治改革的努力，政治發展長期停滯和僵化，並導致種種內憂外患和社會危機；一是積極和妥善地啟動全麵改革，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盡快跨越“後極權、前民主”的過渡階段。
     
    後極權社會的內憂外患
     
    學者們對於僵化的後極權社會將會導致的局麵，已經有種種描述，譬如說“蘇丹化”、“西西裏化”、“社會斷裂化”等。
     
    極權社會需要有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作為社會運轉的中樞，隻有像他們這樣的鐵腕人物，才能控製地方上不受民意約束的“南霸天”、“北霸天”們。而後極權時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失去了有獨裁魅力的領袖，是政治侏儒的時代。但這些侏儒們在各自的領地中又是大大小小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欺男霸女、貪汙盜竊、無所不為。所謂“蘇丹化”，主要關注的是後極權體製（或蕭功秦所謂“後全能體製”）中的中央地方關係的走向。
     
    蕭功秦指出：“蘇丹式政權”（Sultanistic Regime）或者漢語中所說的“土皇帝”政治有以下四種基本特征：首先，是權力範圍的私產化。掌權者把自己的治理區域視為私產或封建領地，國庫與當權者的私人財產幾乎沒有分界。其次，是權力行使的無規則性。權力者使用其權力是任意的，不受製度與規則約束的，權力者個人的意誌就是法律，統治者為所欲為的個人的決定，可以不斷地破壞官僚製度內部原有的程序規則。第三，統治方式的非意識形態化，蘇丹式的統治者則無須借助於意識形態的理想或信念來作為自己的統治權力的合法性的基礎，他們甚至並不感覺到有必要用意識形態的用語，來包裝或辯解他的私人權力與意旨的合法性。第四，私人關係的網絡統治，在蘇丹式政權裏，家族成員掌握著重要部門，統治者任用官員並不是根據正常的官僚程序規則或標準，而是任用私人朋黨、親族紐帶、甚至是黑社會式的團夥。在統治者與其任用的官員之間就形成以私人效忠為基礎的關係網統治。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地方自主性加強，低政治參與與地方官員腐敗的正相關性，為一些地方出現“蘇丹化”的現實提供了前提條件。以河南盧氏縣為例，該縣原縣委書記杜保乾為了鞏固自己在盧氏縣的統治，下令縣電視台掐斷了中央、省市的電視頻道，這種信息封鎖足足維持了三年。杜在盧氏六年裏，各鄉鎮、局委、二級機構領導全部被他換過一茬。他權傾一方，濫用國家每年給予的6000萬扶貧款，把對資源（物的資源、人的資源）的支配權（公權），統統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杜保乾對農民橫征暴斂，虛報、重報農民的收入。農民拒絕交苛捐雜稅，盧氏縣所屬潘河鄉政府甚至會下令撬門砸鎖，強行拉走農民的電視機、縫紉機。杜保乾繼父去世，該縣全部鄉鎮領導、各局委領導及二級機構負責人一律赴數百裏外杜的老家奔喪，共出動小車120 多輛，單這一次，杜收禮達100 多萬。這種蘇丹化傾向，已經從鄉鎮、區縣向地市級和省級蔓延，不久前揭露的原黑龍江省領導班子的問題，就夠觸目驚心的了，但這僅是浮出水麵的冰山一角。
     
    在極權時代，國家與社會渾然一體，無所謂區分，到了後極權時代，國家已經不能全麵控製社會，但又不允許社會自治，結果是為黑社會蠶食市民社會，“黑道”排擠、打壓和滲透、控製“白道”（法治社會、納稅人社會）大開方便之門。所謂“西西裏化”，涉及的就是後極權體製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走向。
     
    孫立平指出：“西西裏化”包括兩個並行不悖的趨勢，“黑社會政府化”和“政府黑社會化”。在意大利的西西裏島（以及那不勒斯地區），因為社會信任的普遍缺乏，一度造成黑手黨對於政府法製秩序與社會生活的高度滲透。當後極權社會中欺騙與撒謊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人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從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裏尋找特權，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強行要求特權，並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給地位低的群體”。而黑社會的組織和行動方式無疑是最適應這種環境的。其“成功不僅在於它能夠防禦性地應對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殘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過不斷地排外，把不信任變成有利的行動。它最重要的行為就是在盡可能大的領域內壟斷盡可能多的資源。”就整個社會來說，由黑手黨來控製經濟秩序和社會生活，盡管“交易成本要比一個信任社會中要高，但回報又比一點交易也沒有要高一些”。黑社會組織高度參與了“以強力為特征的秩序的定型”，在某些方麵甚至替代了政府功能，這就是黑社會政府化。
     
    另一方麵，則是體製內官員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會化。這裏所說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經濟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許多行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動）本身就是以違法甚至犯罪的形式進行的。例如，按照《行政處罰法》，省以下政府無權單獨設定行政處罰，但為了“強化”地方或部門權力，幾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紅頭文件”都規定了名目繁多的處罰。一些以“紅頭文件”為指導的政府行為，有時其實是一種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它不僅造成社會秩序的紊亂，而且破壞了行政係統的社會公信力。基層政權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縣鄉兩級政府招收了一批類似於流氓的人員，為他們提供裝備，委托他們去處理一些可能引起民眾反抗的棘手任務，如市政管理、計劃生育、強收攤派等。這實際上產生了政府機構流氓化的社會形象。根據已有報導，現在各地官員中也有不少人與黑社會團夥合作，參股開妓院或參與走私等違法犯罪活動。這就是官員本身的黑社會化。
     
    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兩極分化以及無產階級貧困化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改變了曆史進程，並導致了馬克思的預言破產；正是社會中下層爭取憲政民主製度的鬥爭，阻遏了社會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的態勢，避免了“社會斷裂”的危險。然而，後極權體製對於社會中下層爭取人權與民主的強硬鎮壓措施，正在日益加劇“社會力量的不均衡與不平等機製的形成”。在歐美國家最終沒有出現的社會底層的“絕對貧困化”，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可能出現。“社會斷裂化”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後極權體製中社會階級關係的未來走向。
     
    孫立平指出：社會斷裂既發生在城鄉之間，東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之間，也發生在城市內部各階層之間。有三種被“甩”的人——被甩在社會結構之外的沒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崗職工、被甩在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外的小農經營式的農民、被甩在城市就業體係之外的出賣勞力的農民工。應當把“斷裂社會”與人們一般所說的“多元社會”加以區分。“多元社會”通常被用於指稱西方現代社會的特征，大體不外如下的三種含義：第一，在社會結構分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體，承認每個群體（包括各種“少數群體”）的利益都是正當的。這種利益的多元性表現在政治和社會的層麵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各種“壓力群體”的存在。第二，就政治製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種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為基礎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組織形式就是政黨。其政治哲學的基礎是：一個政黨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樣性的社會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說，並不存在“唯一正確”或“唯一正當”的社會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而斷裂的社會，從表麵上看起來似乎有著類似的多樣性，但其實這兩種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說，在多元社會中，盡管社會結構分化深刻、各種社會力量並存、不同的價值甚至互相對立，但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處於同一個時代，社會的各個部分能夠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而在斷裂的社會中，不僅“社會中最先進的那些部分與整個社會已經失去了聯係”，而且“斷裂社會的不同的部分幾乎是處於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們之間也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斷裂社會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狀態。用王力雄的話說，就是盛在專製玻璃桶裏的一桶散沙。
     
    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異，有時會達到一種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斷裂的社會實際上對社會的管理提出了挑戰，社會的斷裂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難度。但是，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恰恰進入了一種無力麵對這一現實的狀態。一方麵，政府機構越來越龐大，過去十幾年來雖然屢次精簡機構和人員，但實際結果是政府機構和人員反而進一步膨脹；無論是政府機構的種類和數量，還是政府公職人員的規模，都遠遠超出了改革前的時期。不僅如此，各級政府機關的辦公樓越來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職人員的消費也越來越豪華。另一方麵，許多本應由政府機構承擔的公共管理、服務職能和責任，卻在很大程度上處於無人負責的狀態，從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會治安，人們都不難體會到這一點。孫立平認為，政府的非政府化，也就是政府行為的“市場化”和“企業化”，是社會脫序的重要象征。它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其一，政府機構直接參與贏利性經營活動，這在基層政府更為普遍，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卻明顯地被忽視；其二，用行政權力牟取部門或官員個人的經濟收入，很多部門和官員都忙於“創收”，如果找不到“創收”的機會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對“”都當成了創收的機會；其三，以“為企業辦實事”的名義介入企業活動，其實“辦實事”是幌子，從中收費甚至從中營利才是真實的目的，結果由於“層層設卡”，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效率下降；其四，層層下達經濟增長指標，片麵地將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衡量政府官員政績的基本標準；其五，政府官員與企業私下結合，即通常人們所說的“官員傍大款”。  )
     
    “官員傍大款”，“大款傍官員”，這二者的結合（包括“一家兩製”和擬家族式的關係圈的形成）就是吳敬璉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雖然吳敬璉說“權貴資本主義”“其實就是老一點的中國人很熟悉的官僚資本主義”，但在筆者看來，陳伯達當年所謂的“官僚資本主義”和現在的“權貴資本主義”相比，就太小兒科了。據當事人轉述，胡啟立早在1988年就坦承，中共政權的官場腐敗已經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的1948年。更不要說十幾年後的現在了。
     
    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其專製勢力之凶狠，權貴資本之貪婪，是其前輩們望塵莫及的。哈耶克曾說：目前這個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是，極權主義國家好像比“資本主義”國家更不受“社會公正”的約束，更願意讓那些受發展的不利影響的人背負重擔。胡平指出：“由於缺少起碼的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中國的私有化必然導致權貴私有化，導致權勢集團公然地、大規模地搶劫公有財產，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方麵是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另一方麵是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不公不義、傷天害理。現今中國的貪汙腐敗，不但在程度上遠遠超過當年的台灣、南韓，也超過當年的菲律賓和印尼，而且在性質上要比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還惡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樣，中共先是用專製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製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難道不比蘇哈托治下的印尼還惡劣百倍嗎？”
     
    秦暉把上述現實形象地描述為“尺蠖效應”。在不受製約的權力之下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同樣依托專製強權，先以“左”的名義搶劫，再以“右”的名義分贓。以“社會主義”為名化平民之私為“公”，以“市場經濟”為名化“公”為權貴之私。“國有部門”在“左右循環”中成為“原始積累之泵”：以不受製約的權力為強大的馬達，一頭把老百姓的私產泵進國庫，一頭又把國庫的東西泵進權貴的私囊。這可比“資本主義”條件下富人在市場上通過交換“私對私”地兼並窮人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隻朝著一個方向──有利於權勢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
     
    一位著名的民辦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應”在教育領域中的運作實證。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門幾十年來“集權-養權-分權-享權”的曆程。所謂“集權”，指的是改革前幾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毀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門在教育領域的壟斷地位。所謂“養權”，指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重點學校的建設。教育行政部門“養權”的做法，使中國2-3%的學校成為著名大學、著名中學和著名小學，它們無論在校舍、師資、財力上都遠遠優於普通學校，使之成為家長們狂熱爭奪的對象。當然，競爭獲勝的“擇校生”，無外乎三類人，這就是“條子生”（教育係統領導的條子）、“關係生”（非教育係統，但利害相關的單位領導）、“票子生”（塞錢進校），也就是有權有勢的家庭。所謂“分權”和“享權”，指的是2000年以來以“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為代表的公立教育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教育行政部門經過多年“集權”和“養權”的階段，終於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點學校。而現在，教育行政官僚們（含公立學校的校領導們）不願意這些名校繼續姓“公”了，他們要將這批重點大學和重點中小學校的好處分歸個人所有和享用，中國教育現在就進入了“瓜分”教育權力資源和“享受”教育權力資源的階段。公立重點學校的領導一方麵從教育行政部門得到財政支持，一方麵將血輸到他們自己的私有學校之中，靠納稅人的血來養肥自己的“獨立學院”和名校辦的“民校”。“獨立學院”和名校所辦“民校”的受益人是誰呢？誰能成為高等教育的“獨立學院”和中小學名校所辦的“民校”的股東或實際控製人呢？隻要清查一下，隻會是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和校領導的利益關係戶。教育行政部門為了給自己控製的“獨立學院”爭奪自費生資源，發出通知，規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進行文憑考試試點的民辦教育機構，一律終止招收文憑考試學生。同時，“獨立學院”剛一成立，就擁有招收文憑考試學生的權力。這一收一放，就將原有的真正的民辦高校逼入了死角。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闕如的情況下，“經濟改革”現已淪為“財富掠奪”的代名詞，也就沒有什麽可以讓人奇怪的了。“毛澤東熱”長盛不衰，對“走資派”的大批判言辭堂而皇之地登上網絡平台，這些都是對執政者的警示：如果社會斷裂化的趨勢得不到遏製和扭轉，極端主義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緒的逐漸積累，改朝換代的普遍期待，就是難以避免的。)
     
    毛澤東生前講了幾十年“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準備打仗”甚至準備打世界大戰和核戰爭，但朝鮮戰爭後的中國事實上一直避免了大規模戰爭的直接危險。究其原因，一方麵是中國領導人在朝鮮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始終自我克製、謹慎對待；一方麵是中國的國力還不足以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冷戰的主要對手始終是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直到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GNP總量也隻相當於加拿大的水平，與美國、日本還相距甚遠，至此，世界民主陣營還沒有怎麽把中國放在眼裏。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迅速增長，戰爭的危險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兩個方麵的。從一方麵說，中國領導人和民眾在國力逐漸強盛後，很可能不像以前那樣謙虛謹慎了，而變得趾高氣昂、盛氣淩人起來，小小的突發事件就可能造成騎虎難下之勢；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專製體製具有一種轉移內部矛盾，從民族主義中尋求合法性資源的本能衝動。從另一方麵說，在今後二十年內，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越日本和美國，坐上世界第一的寶座；中國的戰略核力量將會與美、俄鼎足而三，中國的遠洋海軍將會遊弋全球，中國的陸軍將具有向周邊國家快速出動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及其全球盟國將會重新審視對於後極權體製下的中國的戰略態勢。
     
    麵對第三波民主化持續發展的世界潮流，後極權體製的中國無法擺脫與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體係，中國將獲得在全球化中持續發展並最終在和平禪讓中取代美國世界領導者角色的曆史機遇；堅持後極權主義的專製體製，中國就要麵對三大難題：第一，在國際上受到戰略圍堵，與美國及其盟國展開軍備競賽，甚至可能擦槍走火，導致新的戰爭；第二，國際社會不能容忍後極權體製的大陸吞並自由民主的台灣，海峽兩岸的統一始終無法實現；第三，城鄉、地區、階級、民族、宗教等各種內部矛盾日積月累，任何一處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導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說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個戰略機遇期，並不是說有這點時間韜光養晦、發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夠的本錢與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禮了；而是說，在這二十年中，國際恐怖主義與國際反恐聯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中國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調整體製和戰略，自己來決定今後的國際角色――是羅斯福曾為之盡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還是基辛格所謂的“世界革命者”或者“流氓國家”。     
    民主轉型的阻力和動力
     
    妨礙後極權體製向憲政民主體製轉型的阻力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認識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隻強調其中的一方麵，就會成為林毓生所謂“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想模式或者馬克思主義類型的“（階級）利益決定論”。
     
    自從“華夏體係”在19世紀被“世界體係”吞並後，中國人對世界乃至自身的認識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國精英階層從青睞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蘇維埃模式再到東亞模式，都是被世界潮流裹脅的結果。1919年以後――更不用說1949年以後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演變。1956年以來，中國統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政治改革的認識，曾三次受到蘇東國家事態的幹擾。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後，毛澤東曾想擺脫斯大林模式的束縛，搞一點民主化的嚐試。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發中止了這一進程，毛澤東通過“反右運動”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強化了思想控製和政治鎮壓。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了關於政治改革的講話，緊接著，全國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競選運動”，這是毛澤東去世後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波峰。但是，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興起，嚇壞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在他們的進言下，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決定“緩改革”。事實上，當局的政治改革熱情此後再也沒有恢複到那個時期的程度了。從1989年波蘭團結工會上台到1991年克裏姆林宮易幟，再一次極大地改變了國人對政治改革的認識。中共高層中有一種強烈的呼聲，要求把反對“和平演變”作為工作重心，鄧小平比他的多數同僚頭腦要清醒一些，但還是確定了一條經濟改革放開，政治改革收緊的瘸腿路線，而且一直延續至今。蘇東國家在1990年代的轉型進程給國人帶來三種認識上的困惑：民主化會不會導致經濟停滯乃至倒退？會不會導致國家分裂？會不會消弱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如果不能正麵回答這些問題，就會成為民主轉型的思想阻力。
     
    蘇東國家在轉型期間普遍出現經濟衰退（雖然在程度上有輕有重），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在於如何認識和解釋這種現象。官方媒體出於維護專製製度的需要，一方麵是拚命誇大衰退的事實，當蘇東國家經濟好轉後就不與報道了，讓一部分國人誤以為他們現在還在危機中掙紮；另一方麵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歸罪於民主化和私有化。金雁、秦暉在《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一書中對此給予了有力的駁斥，並闡述了他們對經濟衰退原因的看法。筆者在《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中也曾指出：“除了計劃經濟體製內在的種種弊端，導致九十年代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還有以下幾條：第一，經濟分工與合作體係的破壞；第二，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滯後；第三，分利集團在經濟改革中的消極作用；第四，貿易條件的惡化。”
     
    前蘇聯實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計劃經濟，並且把經濟分工與合作的範圍延伸到經互會組織的所有國家。從蘇聯向獨聯體的轉變，使得原來的國內貿易變成了對外貿易，平白增加了國際結算、匯率、海關等貿易障礙；華約和經互會組織解散後，東歐國家紛紛轉向以西歐國家作為主要貿易夥伴，申請加入歐盟，參與歐洲經濟一體化，割斷和削弱了與俄羅斯的經濟聯係。原來的緊密型跨國和全聯盟經濟體係的解體對於俄羅斯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慘重的，生產出來的東西突然沒人要了，急需的專用設備或零配件要改用外匯來購買了，這當然會導致生產的停頓與產量的下降。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19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統一經濟空間瓦解的後果。
    前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把國民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兵工廠，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算，與國防有關的產品與服務接近GDP的40%，這個比例高出中國幾倍。蘇美簽訂核裁軍和常規武器裁軍協議，進而阿富汗撤軍、中蘇和解、華約解散，蘇軍以及後來的俄軍幾乎完全停止了軍事采購，而軍工企業由軍品轉產民品的結構調整卻非常緩慢。俄羅斯還沒能分享到和平紅利，卻先飽嚐了生產過剩、工人失業和企業倒閉的苦痛。
     
    分利集團在前蘇聯時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業性的，例如軍工集團、能源集團；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黨組織就是一個以第一書記為首的分利集團，中央機關與地方領導人構成一個龐大的貪汙網絡，主要從棉花的生產、加工、貿易中大獲其利。在權貴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原來隱蔽的分利集團搖身一變，轉化為公開的寡頭金融工業集團。著名學者麥德維傑夫指出：“無論在政權機關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係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講，俄國的暴發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化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業老板，是過去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人。工廠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起來的。在分利集團的強烈反對下，蓋達爾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療法”僅持續了半年，1992年7月，俄羅斯議會便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鬆銀根，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飲鴆止渴而使經濟更加困難。價格自由化的目標是實現市場均衡價格，越南的一步到位價格改革就相當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貨膨脹。俄羅斯由於分利集團勢力強大，能源與原材料產業都控製在壟斷寡頭手中，他們操縱價格的結果，使得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正如奧爾森所指出：分利集團使全社會采用新技術、新製度（即社會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
     
    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場能源價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氣為主要出口商品的蘇聯與俄羅斯每年減少了幾十億到上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這對於俄羅斯的經濟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響。2000年世界石油價格強烈反彈，俄羅斯外匯收入激增，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出現了十年來首次大幅度的經濟增長。
     
    以上四條原因中，有三條與民主化沒有直接的關係，第三條與民主化有負相關關係，也就是說，民主化越不徹底，分利集團的危害性越大，獨聯體國家與東歐國家的對比，就是最好的證據。由於貫徹鄧小平、陳雲務實經濟發展戰略的結果，軍事工業在中國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已經調整到一個比較適當的比例，除非在軍國主義的鼓噪下，江後時期掀起一個擴軍備戰的新高潮，國家民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將不會導致像俄羅斯那樣的軍事工業大轉型的強烈陣痛。在1980年代，經互會國家單獨構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係，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經濟體係之外，因而重建經濟分工與合作體係會導致暫時的混亂與失序。而加入了WTO的中國，已經成為21世紀全球化經濟中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場”的桂冠，對外貿和外資的依存度，在大國中是獨一無二的，民主化轉型將不會破壞已有的國際經濟合作關係，反過來說，這種關係倒有可能被國際社會用來作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戰略手段。目前所謂“經濟安全”的考慮，主要是基於政權安全而不是國家安全的角度，否則，諸如日本、韓國這樣在戰略資源上比中國更依賴國際社會的國家，早就退出經濟全球化進程了。蘇東國家的社會轉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後私有化”，而中國在現實中已經走上一條“先私有化，後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國民主化將不會伴隨所謂私有化“休克療法”，更類似於1980年代中期台灣的民主轉型。台灣和韓國的民主化進程，幾乎對其經濟上的持續高速發展沒有帶來任何不良影響。新興工業化國家近年來出現增長速度放緩乃至短暫的危機，乃是城市化進程基本完成所產生的新問題。
     
    作為一個國際政治概念的蘇東國家，一共包括十個國家：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蒙古、東德。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國家解體現象的，隻有前三個國家，與之相反，東德在轉型過程中還實現了國家統一。這說明，民主化與國家分裂沒有必然的聯係，但由於蘇聯和南斯拉夫在這十個國家中的重要地位，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1990年代初的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不同，它們作為一個政治實體，都隻有幾十年的短暫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情願結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經站在戰爭的對立麵刀兵相見。蘇聯與納粹德國締結密約後吞並了波羅的海三國，美國在法律上從來沒有予以承認。保、羅、匈三國都存在重要的少數民族，但是因為有一個在人口上占絕對多數的主體民族，就沒有出現國家的解體。
     
    筆者在《被綁架的憲政：黨國與邦聯的纏繞政體》中指出：蘇聯的國號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而不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表明其政體形態是邦聯製而不是聯邦製。南斯拉夫雖然以聯邦為國號（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1963年改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但卻照搬了蘇聯的邦聯製政體。這種政體的主要特征是：邦聯製國家的成員邦可以自主決定脫離聯邦；其中央政府的組成由各成員邦的代表決定而不是由全國的選民來決定。例如，所謂“斯大林憲法”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由“各平等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自願聯合的基礎上組成的聯盟國家”。“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隻受蘇聯憲法第十四條所規定的範圍的限製。在這個範圍以外，每一個加盟共和國都獨立行使國家權力。”“每一加盟共和國都有根據本共和國的特點而製訂的並與蘇聯憲法完全相符合的憲法。”“每一加盟共和國都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每一加盟共和國都有權同外國直接發生外交關係、簽訂協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領事。”“每一加盟共和國都有本共和國軍隊的編製。”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夠在一個時期內維持統一和強大，靠的是“黨國製與邦聯製的纏繞政體”。邦聯製是表，黨國製是裏，邦聯製是“明章程”，黨國製是“潛規則”。列寧式的黨是實行“鐵的紀律”的黨，其組織原則是“民主的”集中製（主詞是集中製，中文譯為民主集中製是不對的）。國人必須對法律與現實脫節的狀況保持高度警覺。法律上規定的控製手段在事實上毫無效力，現實中有效的控製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據，這種局麵可以敷衍於一時，卻不能保障長治久安。前蘇聯與前南斯拉夫一方麵在憲法上規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權，一方麵又依靠共產黨集中製的組織原則與黨對國家事務的壟斷來維係國家的統一，結果是民主化與國家瓦解結伴而來。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同時又是一個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現行憲法在類型上屬於“單一製國家”的憲法，沒有仿效蘇聯規定民族自治地區享有主權地位和包括自立權在內的民族自決權，這些都有利於遏製民主化的可能副產品――國家分裂；但是從“國家的主權不是直接來自於人民而是來自於地方”而言，又帶有一定的邦聯製色彩，應當事先考慮好應對之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行類似於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團製，除基層外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通過間接選舉產生，造成“國家的主權不是直接來自於人民而是來自於地方”。“黨國製與邦聯製的纏繞政體”所造成的政改難題是：不改變黨國製就無法實行民主化，馬上廢除黨國製又可能出現地方主義泛濫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麵。打破僵局的辦法是首先進行清除邦聯製痕跡的政體改革，實行“使全國共同體的權威直達每一公民”的全國性普選。此外，還需要在選舉法的層麵作出相應的政體選擇。許多國家實行比例代表製、議會最低門檻製、單一選區兩票製（選民把一張選票投給本選區的候選人，另一張選票投給政黨不分區候選人名單）等，鼓勵形成少數全國性大黨或競選聯盟，削弱鼓吹地方主義或民族主義勢力的政治能量。在確定中國憲政民主的大方向後，尚需學者和政治家仔細地斟酌、掂量和選擇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體形態。
     
    防止地方主義泛濫乃至國家解體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審慎地選擇一個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後的中國必然要實行地方自治，這是世界民主國家的通則。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單位實行地方自治，是大有講究的。七年前，筆者就在《我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初步構想》（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張實行兩級地方自治：將中央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地級市和地區改組為都、府、州（直轄市改稱都，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政府所在城市人口超過總人口30%的地級市改稱府，一般的地級市和地區改稱州），確定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簡稱地方自治體；以按新標準設立的市、鎮、鄉和坊（即現在大城市中的街道）為下級地方自治單位，簡稱社區自治體。兩級自治體均應製定自治章程，自治機構和行政首長均應由居民直接選舉產生，自治機構均應享有地方立法權。兩級自治體均應有獨立的財政來源。省、縣保留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體。省設省長和省參議會，省長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監督該省的各級地方自治，並執行中央政府交辦的各項任務；省參議會由都、府、州自治機構委派的成員組成，決定地方自治體委托省長及其領導的行政機關辦理的事項。省沒有獨立的財政來源，其收入由中央撥款和地方自治體撥款兩部分組成，並分別支出於中央交辦及地方自治體聯合委辦的事項。縣的權力構成類似於省。
     
    以哪一級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是20世紀上半葉政爭的一個焦點。清末政府宣布以府廳州縣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民初政府計劃以道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1920年代初南北政府都確定縣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國共合作的政治協商會議承認省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可謂眾說紛紜。我們主張以都、府、州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理由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適合傳統的“地理天然之區域”並順應當前的現實發展趨勢。康有為在主張“以府為行政至大之區”時指出：行省為蒙古之謬製，明誤循之，並非中國舊物；道者，明以設兵備道，駐總兵，又設按察副使，是軍政區兼上控區，強合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為行政區；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區之遺，實地理天然之區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省的權力和財力逐漸向地級行政建製下放，使其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權力角逐中的最大贏家。這當然不是地級官員們能耐大、嗓門高的結果，而是中國城市化的客觀要求。中國是一個地廣人多的大國，這就決定了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國家那樣靠發展一兩個特大城市（漢城、曼穀、開羅）來實現農村人口的城市化，也不能如某些學者所建議的那樣依賴於幾萬個小城鎮的發展；中國城市化的主流是把現有的幾百個地級市發展為大中城市，使之成為相應地域內經濟發展的“增長極”，用它們來容納大部分的進城農民。中國現有2000多個縣級行政建製，在每個縣的範圍內建成一個大中型城市，顯然是不可能的；在一個省的行政區域內，則需要同時形成10—20個經濟“增長極”，由省級行政單位去統一管理，必然顧此失彼，顯然也不適宜。這就使得地級行政單位的地位與作用突顯了出來。)
     
    其次，是與世界各國的地方體製接軌。美國、德國的州，日本的都道府縣，法國、意大利的大區，都與中國現有的地級行政建製（或未來的府州）規模相當。在這樣一個規模上實行地方自治，有豐富的曆史經驗可以借鑒。
     
    第三，是降低政治風險。中國一個強省的經濟實力占到全國十分之一左右，有8個大省的人口超過英國或者法國，如果作為地方自治體出了什麽差錯，對全局影響甚大；而且省級行政單位數量較少，如果其負責人是由民選產生，很容易彼此聯手，挾地方民意對中央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以300多個府州為地方自治體，上麵又有中央派駐的省級地方行政長官，就可以避免出現上述情況。
     
    第四，是有利於提高民族自治區的地位。在民族地區實行自治區、府州、市坊鎮鄉三級地方自治，可以使自治區的憲法地位略高於一般的省，而與香港、澳門等特別行政區處於同一級別。當然，麵積小、人口少的自治區（如寧夏回族自治區），也可以實行兩級自治，這應當由自治區的立法機關自行決定。
     
    第五，是有利於確定政治體製改革特區。如果在廣東省、江蘇省這麽大的範圍內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綜合試點，人們可能不放心，擔心會失控，而在深圳、長治這樣的地級行政單位進行試點，就比較容易獲得共識。如果以縣為上級地方自治單位，格局太小，不足以發揮地方政治體製改革的全部潛力。
     
    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後，在行政區劃與地方自治改革方麵走了兩步棋。第一步是在89個聯邦主體之上設置了7個聯邦大區，在每個區派駐直接隸屬於總統的代表，負責監督聯邦法律的執行和聯邦官員的招聘工作。第二步改革計劃是在別斯蘭人質事件後剛剛出台的：聯邦主體高級領導人（邊疆區及州的行政長官、加盟共和國總統）的選舉應當遵從俄聯邦政府組成原則，也就是說地方行政長官的產生不再由地方直選而改由俄聯邦總統提名，然後由地方議會批準。普京的地方自治新方案與筆者提出的省製改革方案具有某些類似的地方。與其出了問題再亡羊補牢，不如事先進行縝密的思想實驗，防範於未然。
     
    有些人按照毛澤東、鄧小平的思路，認為現行體製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民主轉型後則會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一種坐井觀天、自以為是的論調。英國最早實行憲政，有沒有妨礙它建立遠洋艦隊，成為世界海洋的霸主？美國最早實行民主，有沒有妨礙它集中國力發明原子彈，建立“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曆史早已證明，憲政的英國比專製的法國具有更高效的財政稅收能力，剛剛實行君主立憲體製的“小日本”比堅持絕對皇權體製的“大清”具有更強國家凝聚力和軍事動員力，自由民主的美國比極權主義的德國和蘇聯具有更持久和堅韌的國家競爭力。主張民族主義的王小東就認為，民主製能夠把整個社區的人團結起來，同仇敵愾。民主製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對於西方的強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其軍隊紀律和戰爭效能的來源之一。
    最近有兩件事形成鮮明的對比。日本舉國上下將滯留朝鮮的人質家屬問題視為日朝外交的頭等大事，民眾、媒體和政府同心協力，最終迫使朝鮮政府讓步，將人質家屬送回日本。而中國人趙燕在美國遭受警察毆打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與民間媒體（互聯網絡）之間，民眾（網民）與民眾（網民）之間，卻發生了一場激烈的口水戰，嘲諷趙燕和政府的人在網民中占了相當大的一個百分比。這表明，中日兩國的國家凝聚力現在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其原因就在於政治製度的不同。在世界曆史上，民族主義是伴隨民主主義產生的，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在貴族製國家，階級之間的差別極為明顯，誰屬於哪一個階級就永遠屬於那個階級，所以每個階級自行變成一個小國，並認為自己的這個小國比他們的大國還值得親近和愛護。”在當今中國，“蘇丹化”、“西西裏化”、“社會斷裂化”正在日益加劇，形成舉國一致的社會輿論變得非常困難。有些學者喜歡羅列民主化的不利方麵，卻沒有同時指出拒絕民主化的不利方麵：使腐敗盛行，世風日下，民心渙散，社會分裂，妨礙中國成長為政治大國或者甘陽所說的“政治民族”。
     
    有些人哀歎在過去和未來的戰爭中都無法避免“漢奸”的出現，而他們卻沒有看到這正是專製主義的果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大清與八國聯軍的戰爭中，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是與最高執政者離心離德的“內奸”。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說：“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醜南京之役，人民鹹以其地不立化為夷場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而。嗚乎!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筆者曾與一位在網上激烈鼓吹“台海必有一戰”的網友辯論，得知他的真實想法是通過戰爭消滅極權專製。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一批皇冠落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消滅了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權，通過台海戰爭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可以摧毀極權主義的最後堡壘。由此可見，準備“垂涕而迎”“海外之師”的“吾民”就隱藏在鼓吹戰爭早打、大打的人中間。現行體製不轉型，又有什麽真正的凝聚力、動員力而言呢!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來分析民主轉型的阻力，已經發表過許多文章，筆者基本上都同意，在此不再贅言。但是筆者認為，對於反民主化改革的“精英聯盟”的三個組成部分，應當進行更為細致的梳理。
     
    首先，應當把“黨官僚集團”和“現代文官階層”加以區分。前者是極權社會的孑遺，是餘英時解讀戊戌變法時所勾畫的為維護“一族專政”而嘔心瀝血的滿人權貴集團的當代翻版，他們把“本朝家法”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把“黨性”放在“人民性”之上。後者則是1980年代後期實行公務員製度以來逐漸形成的新群體，他們把專業能力放在機會主義的“效忠”策略之上，正在日益向日本政治運作“官產學”三者互動中的“官”的角色靠攏。敏銳的觀察者已經指出，近十年來，黨機關的權力正在逐步地向行政機關轉移，在行政機關任職已經被從政者青睞。
     
    其次，應當對所謂“經濟精英”有所區分。筆者在《社會階層分析與政治穩定研究——評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中曾指出：1949年以前，中共實行統戰政策的立足點是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根據當下的社會現實，在理論上作出類似的區分應當說比半個世紀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願意沿用舊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經濟精英劃分為“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和“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前者有兩個標誌性的特征：第一，他們或者是行政壟斷行業中的企業掌門人，或者是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官方認可的壟斷性經營特權的資本家。第二，他們大多出身於過去的一元化統治精英，或者是本人從政治精英搖身一變，或者是“一家兩製”、名門之後。雖然後者中的個別人有可能通過錢權交易、聯姻等方式成為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的一員，但絕大多數人注定無法跨越這條鴻溝。康曉光所說的經濟精英不愛民主，選擇集權，心甘情願接受現行體製，與政治精英之間存在天然的親和力，安在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頭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頭上則頗有疑問。對於官場腐敗分子來說，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是欺壓榨取的最佳對象。底層民眾壓榨起來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來頭大，靠山硬，輕易不敢從虎嘴裏拔牙；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就成了貪官案板上的魚肉。貪官汙吏和官僚壟斷型經濟精英構成民間競爭型經濟精英頭上的兩座大山，認為後者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現狀，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製度，似乎從人的天性上講不過去。
     
    再次，雖然1992年以後一部分“知識精英”成為既得利益者，但為既得利益辯護不可能在學術知識界成為具有“政治正確性”的主流思潮，因此類似何新那樣的人物至今寂寞得很。那些公然為權貴勢力塗脂抹粉的“知識分子”，或者滿足於做個留聲機，機械性地重複著那些誰也不相信的陳詞濫調，或者首鼠兩端，機會主義十足，隨時準備改換門庭。真正可能對未來民主轉型有所阻礙的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自認為具有學術上的真誠性和創新性，不甘於在學術上成為世界主流文明的尾巴，決心在自由、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之外另辟蹊徑、自創門派。
     
    十年前，筆者曾在《中國的民主：從說到做》（載《北京之春》，1994年第11期）中對蘊藏在社會各階層中的民主化動力進行過分析，現在看來，還不需要做出什麽修正：
     
    從以往的曆史看，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是爭取民主最積極、最活躍的社會力量。在今後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知識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鋒力量。但是，爭取民主並不是知識分子的獨家事業，不應當也不可能由知識分子來壟斷或者包辦。民主社會的最終形成將是曆史合力作用的結果，工人、農民、企業家、國家公務員和軍人、中共黨務工作者都可以為之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所謂“體製內”、“體製外”的差異，不成為民主力量不能攜手的理由。
     
    工人的勞動權包括通過集體罷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權利，是民主社會中極其重要的一項社會權利。中國工人爭取勞動權、參與企業管理權、失業保障權、罷工權和成立自由工會權的鬥爭，以及和其他市民階層一起反對特權腐敗、反對通貨膨脹等不良經濟政策的抗議活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絕不能被視為“動亂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農村中就有自治的傳統和豐富經驗，當代中國農民則深受基層政權不合理攤派之苦，因此，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積極性率先在鄉村兩級實行地方自治。隻有通過民主方式產生鄉村自治機構，才能建立健全的鄉村財政，避免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才能對鄉辦、村辦企業實施有效監督，防止少數人化公為私，巧取豪奪。
     
    無論民辦企業的發展壯大，還是國有企業的轉軌變型，本身都是對全能主義政治體係的一種衝擊，這也就是企業家為民主事業做出貢獻的一個方麵。然而，具有高度民主自覺的企業家不會不認識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離不開經濟力量的支持。集權國家主辦一次走過場式的人民選舉，就要花費數以億計的金錢，真正的民主選舉以及為爭取民主而進行的種種政治活動，同樣需要宣傳組織方麵的各種經費。為民主力量提供讚助，是企業家富有遠見的一項長期投資，同時也是他人難以替代的一種社會貢獻。
     
    近年來，國家公務員和軍人中的“非黨化”意識正在潛移默化地發展，中下層官員的這種傾向尤為明顯。國家公務員在製定改革和發展政策時，時常會覺察到國家利益與壟斷政權的少數權貴利益的矛盾，當他們被要求以前者服從後者時，總會遭受良知的責問，感受到內心的痛苦。“”屠城，是對軍人榮譽的最大汙損。當國家軍事力量越來越被用於對內防範和鎮壓民眾而不是用來保衛國家領土和抵禦外來威脅時，軍人的效忠就會成為一個疑問。可以預期，當現在的中青年軍官和文官晉升到更高階層時，軍隊國家化、公務員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將會愈來愈強烈。
     
    盡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內在的反民主傾向，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野時曾經高舉民主旗幟，掌權後仍然標榜民主理想，在其內部始終存在著要求民主的呼聲和爭取民主的力量。由於它長期壟斷政權，大量吸納社會精英，人們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極其複雜，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為了實現民主理想而加入共產黨。海內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認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五千萬中共黨員乃至其領導集團中的開明人士的參與，分歧僅在於是企盼“內部起義”還是“內部改造”。無論從中國的政治長期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計，還是從中國共產黨廣大黨員幹部的切身利益計，後者都要優於前者。隻要從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再往前走一兩步，隻要丟掉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僵硬教條，不難把現在的共產黨轉變為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以後，中共黨內出現了一些“混世魔王”，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對政權合法性的信心，隻是靠著槍杆子的力量來勉強支撐搖搖欲墜的權力，抱著“過了這村沒這店”的世紀末心理，利用手中現有的權力拚命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孫攫取世俗利益。這些“混世魔王”既是中國民主的敵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敵人。中共領導集團中不乏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們理應認清自己的前途所在。隻要勇於自我批評、自我改造，在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獲得新的政績，一個具有長期曆史傳統的大黨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中國民主製度的最終確立，既需要有忠誠、負責任的反對黨，也需要有自信、雍容大度的執政黨，這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每一個人都應當根據自己的特定角色來決定為中國的民主做什麽和怎樣做；同時，也應當加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會問題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識。
     
    下麵，我們再從“體製內－體製外”這個視角來分析一下民主轉型的動力問題。
     
    憲政意味著權力的劃分與相互製衡。任何權力機構都有擴張的自發衝動，如果它們之間的矛盾不是由一個獨裁者來擺平，而是靠衝突和妥協來達到某種均衡，就是權力分立的起始點。因此，“體製內”也有某種程度的憲政民主化的內在動機。譬如說，民政部門為了本部門的利益，而鼓吹和推動村民自治選舉；環保總局為了本部門的利益，而讚揚和扶植非政府組織；法院為了本係統的利益，而讚同和支持司法獨立；人大為了兌現“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而試行人大常委專職化，強化對立法工作的主導權。行政機關與黨委機關爭權奪利的現象，也已屢見不鮮。如果中共第幾代“核心”到江澤民而終，僅僅為了產生下一代領導人，就必須啟動某種“黨內民主”程序。
     
    近年來，體製內各種群體的“維權”活動正在逐步高漲。從眼下說，絕大多數的維權目標還是維護私權，但是，當人們積小勝為大勝，逐漸增強了維權的自信心後，就會把關注點轉向公共權力，把對法治的籲求轉向對良法的爭取。到了這個時候，所謂“民權運動”也就自然而然地轉為民主運動。
     
    至於“體製外”的民主化動力，對其發展的脈絡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定位體外，頑強生存；第二個階段是填平鴻溝，雙向滲透；第三個階段是內外攜手，實現突破。
     
    在1980年代中後期，當時體製外力量的生存狀態還是一種“邊緣生存”：一方麵，與單位社會仍保持某種藕斷絲連的關係，另一方麵，在定位上故意模糊化，既可以說是“體製外”，也可以說是“體製內”，以避免當局的鎮壓。“”以後，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處置（判刑、勞教、開除）的人已無法再享受單位社會的任何好處，也無須再把自己的定位模糊化。在1990年代末，出現了一個尚未被人們充分認識的政治演化。幾年前，當局還試圖鎮壓任何政治異見的表達，而到了這個時候，隻要政治異見人士把自己的行為方式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就可以獲得一定程度上的表達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一種沒有正式約定的政治妥協。這是“體製外”民主力量前仆後繼、堅韌不拔、頑強鬥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1990年代的體製外民主運動，無論是參與的人數之多還是活動的樣式之多，都是1980年代中後期無法比擬的。但是，由於當局花大力氣挖掘了一條鴻溝，把體製內外隔離開，使得體製外運動對知識界和一般民眾的影響力，要小於上一個十年的“邊緣運動”。從21世紀初開始，出現了一種填平體製內外鴻溝的新趨勢。一方麵，一部分體製內人士采取了原來為體製外人士所特有的行為方式（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是1980年代的“紅色教皇”鄧力群以聯署方式在網絡上發表政治公開信），並不再忌諱與體製外人士的討論或唱和；另一方麵，一部分體製外人士被體製內比較邊緣和有魄力的機構吸納，成為學院的教授和媒體的主筆。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就可以重建一條跨越體製內外民主化力量的完整光譜，並且使力量的分布從啞鈴型轉向橄欖型。
     
    中國大陸的經濟體製轉型，落後於台灣三十年。台灣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始於1950年代，大陸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始於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體製轉型，大概也要落後相同的時間。1980年代中期，在最後一個威權領袖蔣經國去世前夕，國民黨內的改革力量，黨外的政治反對派，以及獨立的學術輿論界，三種民主化動力的匯合，導致了四十年戒嚴體製的終結和民主轉型的突破。通過周舵所說的“中派聯盟”實現大陸的民主轉型，也要依靠三種民主化動力的自身發展及其攜手。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要積極推動其從專政黨向憲政黨轉化，在削弱專政意誌的同時增強民主選舉和科學執政的能力；黨外的政治反對派要日益成熟與壯大，既要有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實力，也要有政治談判和政治妥協的意願。獨立的學術界和中立的輿論界的形成，既是政治發展的階段性成果，又是民主轉型實現突破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
     
    李慎之晚年曾經不止一次問朱學勤：“這個體製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隻能看著一場革命來推翻，玉石俱焚，生靈塗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後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籲，爭取漸進改革的餘地。”朱學勤的回答是：此為“天問”。中國古代元典《泰誓》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因此，“天問”也就是“民問”。把中國的“真問題”和“可能前景”說清楚，以待“民問”，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