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潤墨跡
每一篇真相文章的閱讀，都會對我們這些文革後長大的人的曆史認知產生一次顛覆性衝擊。
正文
〔 原載《記憶》 78 期。轉載自《共識網》 2011-12-13 ； http://new.21ccom.net/ 〕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義，鄧小平主持製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說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此，毛澤東夫人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而是毛澤東利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鄧小平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否決了胡耀邦實事求是的草案，把虛假的決議強加給中央全會。閻長貴生於1937年。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至紅旗雜誌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平反，次年調回紅旗雜誌社。2011年10月，閻長貴在北京寫了這篇文章，發表於中國政論網站共識網12月13日：《究竟誰利用誰？——對<決議>中關於文革定義的評析》。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評述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決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關於文革的定義又是《決議》文革部分的核心觀念。《決議》關於文革的定義是這樣說的： “ 曆史已經證明， ‘ 文化大革命 ’ 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這個定義雖然僅有 42 個字，但它的職責和使命重大，因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它又是回答對文革評價的根本性質問題，內涵深刻、內容豐富，是具有政治權威的結論，需要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我就試著來對它進行一番分析和評論。
一、
所謂文化大革命 “ 由領導者錯誤發動 ” ：這是敘述曆史事實。這個說法由 1966 年 5 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5 月 16 日通過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通知》 1967 年 5 月公開發表時改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1966 年 5 月 16 日》，人稱 “5 ． 16” 通知首次提出： “ 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 ” 。毛澤東本人對這點也毫不隱諱，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語言說： “ 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燒起來的。 ” （ 1966 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李宗仁說，見《毛澤東與國民黨愛國將領》）他在 1966 年 10 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 “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 ” 已經被選為接班人的林彪在這次會議上也說： “ 這個運動（指文化大革命）從頭到尾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 所謂 “ 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 “ 內亂 ” 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 “ 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 ，這是承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後果。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危害後果，人們還經常使用 “ 浩劫 ” 或 “ 十年浩劫 ” 來表述。 以上所說文革 “ 定義 ” 的兩層意思，或 “ 定義 ” 的兩個短語，在多數人中沒有什麽爭論；而文革 “ 定義 ” 的另一層意思，或 “ 定義 ” 的另一個短語，即所謂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其爭論就多了。誰都知道，所謂 “ 反革命集團 ” 就是指所謂 “ 林彪反革命集團 ” 和所謂 “ 江青反革命集團 ” 。所謂文革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 “ 利用 ” ，就是說文革中的所有壞事都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打著文革的旗號和名義做的，文革的災難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是文革的罪人。當然，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也要擔負責任，但那隻不過是 “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 ” 而已。這就是文革 “ 定義 ” 的這層意思，或這個短語（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的真正含義。 關於文革的 “ 定義 ” ，這樣說符合文革的曆史實際嗎？能夠說服人和站得住嗎？對此，曆史、現實和人們的廣泛輿論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 年，在一次紀念文革中北京地區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遇難四十周年的會議上，有一個 80 多歲的老革命（也是 “ 兩頭真 ” 的人物）聽到關於文革 “ 定義 ” 中的這個說法時大聲吼道： “ 究竟誰利用了誰？ ” 這種不滿和憤怒的話語，使我震驚，也使我醒悟，這句話牢牢地深深地定格在我腦海裏，終生難忘。 30 年後回顧和討論座談《決議》，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以它為題做文章。
二、
所謂文化大革命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也就是說，毛澤東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被林彪、江青利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林彪、江青究竟誰利用了誰？我們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我們看看科學研究文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生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他在 2004 年 5 月 12 日一封信中談到《決議》關於文革的 “ 定義 ” 時說： “ 胡喬木說 ‘ （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 ’ ，太講政治實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實。汪東興在接受蘇采青采訪時說過：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 ”“ 說毛為林、江所利用，並無根據。 ‘ 文革 ’ 的 ‘ 偉大戰略措施 ’ 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 …… 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但都是在毛的 ‘ 偉大戰略部署 ’ 下作的。 ‘ 文攻武衛 ’ 也是響應毛的號召。毛要武裝左派 100 萬，才有 ‘ 文攻武衛 ’ 一說。至於抓個保姆，抓個廚師，隻是小打小鬧，並不決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 （《王年一書信選輯》，載《記憶》第一期） 王年一先生這段話講得很清楚，按照汪東興的說法： “ 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 ” ，他怎麽會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還是毛澤東嗎？說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這究竟是如實地述說（莫說歌頌）毛澤東，還是貶低毛澤東？無疑是貶低毛澤東！完全徹底地貶低毛澤東！在肯定毛澤東的前提下認可 “ 被利用說 ” ，一定要走到這種尷尬境地 …… 王年一先生告訴我們， “ 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 ” ，他們在文革中有錯誤有罪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有人要替他們塗脂抹粉，做這樣或那樣的掩飾，都是不應該的，徒勞的。對林彪、江青，也應該和必須實事求是，即：既不能醜化，也不能掩飾，一定要遵循古人說的 “ 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 ” 。王年一先生又告訴我們： “‘ 文革 ’ 的 ‘ 偉大戰略措施 ’ 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 ” 因此，林、江做壞事， “ 都是在毛 ‘ 偉大戰略部署 ’ 下作的 ” 。王年一先生還特別說到： “ 江在打到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 說到這個問題，不禁想起吳法憲的觀點，他說： “‘ 文化大革命 ’ 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8 頁）十分顯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災難的責任都推給林彪、江青（或者說：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王年一先生不愧為科學研究文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對《決議》關於 “ 文革定義 ” 中所謂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的分析是深刻的、精辟的，值得我們在他提供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和發揮。
三、
毛澤東和江青是夫妻，他們二人經常互相利用（在這裏， “ 利用 ” 不是作為貶義詞），那是很自然的，人們不必說什麽。至於在文革中他們的關係主要和基本是政治關係，江青無疑有利用毛澤東的時候和地方，她經常自稱代表毛澤東問候群眾，在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時，她一天不知說幾次： “ 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 據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說，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江青到小靳莊還跟群眾說： “ 我是代表毛主席來的，代表主席向你們問好！主席身體很好，我是主席批準才來的，你們想想主席不批準我能來嗎？ ”── 毛澤東明明說了：江青 “ 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 。江青仍然這樣說。這次在小靳莊，江青還叫邢燕子、侯雋她們兩人代表青年給主席寫信，並說： “ 你們在信封上寫江青同誌轉交主席就可以了。 ” 江青在文革中經常向人們說通過她可以向毛澤東反映問題，她也確實幫忙反映過問題或轉送過材料，如 1966 年 7 月 28 日在海澱區的一次文化革命會議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是通過江青向毛澤東遞交了反映他們受壓的信和他們寫的兩篇關於論 “ 造反精神萬歲 ” 的大字報稿，毛澤東 8 月 1 日即給他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而又後果嚴重的信 ── 這是毛澤東 “ 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 ” ，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 “…… 紅衛兵信還沒發出，全國紅衛兵都動起來了 ” 。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這樣精心地利用毛澤東的身分來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說，江青作為毛澤東夫人的身分，比政治局委員都重要，此話一點不假。 “ 狐假虎威 ” ，這在江青身上表現得十分突出和明顯。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澤東並不一定知道的壞事，如抓保姆，以及迫害文藝界和其他界的這個或那個人，她不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分（要知道她這個身分也是毛澤東給的），同時，也利用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圍和環境，盡管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報告毛澤東。 上麵說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那就更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是背著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 ── 實際上即背著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做的。這把火點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沒想到的抵製；毛澤東性格 “ 開弓沒有回頭箭 ” ， “ 一不做、二不休 ” ，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又出新招。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點文藝的本領，叫她去找林彪，所謂 “ 請尊神 ” ，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 ── 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壇的關鍵一步棋，這樣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為他所利用。 毛澤東為了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作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專門機構，並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實際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江青極其信任，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他 1966 年 7 月 8 日給江青寫信講 “ 黑話 ” （毛澤東語），和 1967 年 8 月 4 日又給江青寫信，提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等，這封信通過江青向政治局傳達，以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而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 “ 厚望 ” 。江青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先鋒 ── 急先鋒，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終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麵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5 ． 16” 通知，還有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 “ 批林批孔（批周公） ” 以及 “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等等，毛澤東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積極響應和千方百計地變著花樣去做，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當然，毛澤東對江青也有不滿的地方，也不時地批評她，甚至還讓政治局開會批評她，但他對江青的批評是 “ 恨鐵不成鋼 ” 、 “ 小罵大幫忙 ”── 這從他告訴鄧小平等人對江青 “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 ” 的話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據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說，陳伯達告訴他們，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就說過他認為江青沒有武則天的本事這樣意思的話。在文革後的一次聚會中，我親耳聽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說，有一次，李訥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經常吵架），李訥說： “ 你想當武則天啊，你還沒有那個本事。 ” 我看，這話隻有她親生女兒李訥敢說，恐怕連毛遠新都不敢說；不過，我覺得，李訥這樣說也是傳達的她爸爸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她雖然敢說，但也很難一下子想起說這個話。大概就因為這樣，即江青沒有武則天的本事，毛澤東最後沒有把大權交給江青；但盡管如此，江青作為堅決維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還是毛澤東十分信賴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符號和象征。所以，毛澤東從來（一直到他逝世）都沒有要打倒江青，連一點這樣的意思也沒有。 1976 年 10 月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 “ 四人幫 ” ，這本來是順應民意（ “ 民意 ” 在 1976 年的 “ 四五運動 ” 中鮮明尖銳地表現出來了）、攸關中國前途命運、違反毛澤東意願終結文化大革命的正義行動，卻打著毛主席的名義和旗號，說是 “ 繼承毛主席的遺誌 ”── 當時這樣說，情有可原，是一種政治鬥爭策略；後來也就逐漸不這樣說了。 毛澤東從來沒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對毛澤東也是忠貞不二，始終如一的。在說到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時，江青在特別法庭的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中對著廣大聽眾公開說： “…… 你們借助國家名義，拚湊了一個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 …… 古代有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 ，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 …… 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 ‘ 打狗看主麵 ’ 。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麵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 ……”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曆記》，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6 ～ 277 頁）江青辯護詞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你們哪裏是審判我，是審判毛主席！ 江青說 “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 ，這話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並且很是愛惜 ── 惺惺相惜。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 “ 狗 ” ，她一方麵常常 “ 狗仗人勢 ” ，同時，她也是始終忠誠於其 “ 主人 ” 的，直到她 1991 年自殺都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毛澤東的話。 說到這裏，不由得想順便說一個問題。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問題，或者說，毛澤東和江青的政治關係問題，我覺得恐怕是中共黨史（包括文革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應該和需要認真研究；台灣還有《毛澤東與江青》的專著，我們不是更應該有嗎？恐怕還應該有多部（或多本）！可以預期和斷言，有誌於此者，對黨、對國家、對人民以及對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前途無量！我很想做這件事情，可惜身體不好，並且垂垂老矣，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我期盼著，熱切地期盼著關心和有興趣的人來做這個研究；如有，我願盡綿薄之力，說說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以供參考和討論），和提供關於這個問題的若幹資料。
四、
下麵，我們再來說說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在文革中他們二人究竟誰利用誰？當然，說林彪一點沒有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對。從 1958 年開始，毛澤東明確提出希望有個人崇拜，林彪投其所好，屢屢極力吹捧毛澤東，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極端，把毛澤東送上神壇，其中有沒有提高和鞏固自己地位的動機呢？林彪當了國防部長，特別是 “ 接班人 ” 之後，壓製、排斥和打擊自己不滿和看著不順眼的幹部，對別的派係（或曰山頭）的人更是如此，他在毛澤東的同意和認可下，把軍委辦事組這個軍隊的最高領導機構搞成主要成員都是紅 “ 雙一 ” （指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的人（葉群不是紅 “ 雙一 ” ，但是他妻子），等等，但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講，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我們舉幾件事實。 關於打倒羅瑞卿。這是文革還未正式開始時的事情。羅瑞卿是被拿來為文革祭旗的第一個高級幹部。他是怎樣被打倒的？為什麽被打倒？到現在為止，我們黨史書上還是這樣說：是林彪的誣陷和誣告。他們說，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6 日在上海召開的處理羅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的妻子葉群說什麽羅反對 “ 突出政治 ” 、 “ 反對毛澤東思想 ” 、 “ 搶林彪的班 ” 、 “ 篡軍奪權 ” 等等；這樣說來羅瑞卿是林彪非常痛恨的人，也就是說，林彪要毛澤東除掉羅瑞卿。毛澤東 “ 仿佛 ” 答應和滿足了林彪的要求。在有些人，特別是起草《決議》的人看來這就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利用。 其實，這個問題得從 1959 年的廬山會議說起。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本來沒有出席會議，是毛澤東要求林彪上山出席會議，並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上山，投入對已經遭到 “ 群起而攻之 ” 的彭德懷的大批判。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對林彪的利用。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名羅瑞卿擔任了解放軍總參謀長。本來毛澤東有些猶疑，但林彪堅持，又經過周恩來做工作，毛澤東才同意了（《邱會作回憶錄》上卷 367 頁）。從 1963 年起，林彪因身體不好需要休養，毛澤東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就親近、密切了，加上羅瑞卿作風 “ 霸道 ” ，和其他元帥、大將的關係很緊張，他們紛紛向林彪報告（也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對羅瑞卿確有不滿，批評過羅瑞卿，但羅瑞卿是他的手下愛將，是他提名擔任總參謀長的，同時他也知道羅瑞卿是毛澤東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稱是毛的 “ 大警衛員 ” ，因此林彪不會提出打倒羅瑞卿。要打倒羅瑞卿，隻能是毛澤東的決策。在所謂葉群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之前，葉劍英就已經按毛澤東的授意向一些軍隊高級幹部 “ 打招呼 ” ，談到羅瑞卿的問題了（《邱會作回憶錄》 377 ～ 381 頁，《心靈的對話 ── 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 11 頁）。 “ 9 ． 13” 事件後為掩人耳目，毛澤東把他打倒羅瑞卿說成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是林彪誣陷和誣告羅瑞卿等等，實際上，打倒羅瑞卿是他利用軍隊的派係（或曰 “ 山頭 ” ）矛盾，以及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和羅瑞卿的矛盾，而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前哨戰。很顯然，打倒羅瑞卿不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利用，而是毛澤東對林彪的利用，文革中的第一次利用。 關於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其《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到現在我們黨史書上還在說，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在林彪的 “ 完全支持 ” 下召開的，最後形成了一個座談會《紀要》。這個座談會及其《紀要》是 “ 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 ” 的產物。所謂 “ 相互勾結 ” ，姑且不論，隻說 “ 相互利用 ” ；而隻要討論清楚 “ 相互利用 ” ， “ 相互勾結 ” 也就不言自明了。事情果真是他們 “ 相互利用 ” 嗎？ 如上所說，這個會議的召開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去找林彪 “ 請尊神 ” 。 “ 尊神 ” 者，軍隊也。為什麽要請 “ 尊神 ” ？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 去年 2 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 ‘ 尊神 ’ ，無產階級專政的 ‘ 尊神 ’ 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 ‘ 權威 ’ ，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 江青這段講話很值得注意。 是 “ 林彪同誌委托 ” 和 “ 完全支持 ” 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嗎？非也。 “ 完全支持 ” 是一句虛語，而 “ 林彪同誌委托 ” 則是毛澤東在修改《紀要》時加上的。對這一點，當時總政副主任劉誌堅，作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參加者和《紀要》的起草者之一，在文革後寫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在這篇文章中，他雖然重複著 “ 林彪、江青互相勾結、互相利用 ” 的話頭，但他還是揭明了 “ 林彪同誌委托 ” 是毛澤東所加的真相。他說題目原叫《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又說：本來稿子修改結束時，江青說稿子經張春橋、陳亞丁修改後，她就 “ 不管了 ” ，可以 “ 傳達了 ” 。但事後，她又在不征求我們意見的情況下，把稿子鉛印了送毛澤東審閱。江青在 1966 年 3 月 19 日給林彪的信中，開頭就說： “ 根據你的委托，我於 2 月 2 日至 20 日，邀請劉誌堅等四位同誌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 ” 又說，毛澤東 “ 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指示請伯達同誌參加，再作補充和修改。我於 3 月 10 日至 15 日，請伯達、誌堅、春橋、亞丁四同誌一起討論修改後，又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並於 17 日批示： ‘ 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同誌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誌的意見 ’ 。 ” 劉誌堅說，毛澤東第一次審閱時，修改共 11 處，其中（ 1 ）在標題上加了 “ 林彪同誌委托 ” 六個字。標題成了 “ 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按：這也就是江青在 3 月 19 日給林彪信中所說 “ 根據你的委托 ” 的來源 ── 筆者） ” 。（ 2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 “ 江青同誌在上海召集劉誌堅 ……” 改成 “ 江青同誌根據林彪同誌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 （《回首文革》上，中央黨史出版社 2003 年第二版第 328 、 333 ～ 334 頁） 明明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到蘇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求林彪支持。在那種情況下，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不能不支持。 1966 年 3 月 22 日林彪在給軍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確地說： “ 送去江青同誌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按：請注意這個 “ 她 ” 字 ── 筆者）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 ” 林彪對毛澤東在標題上添加的 “ 林彪同誌委托 ” ，不置可否，淡然處之；他這種態度令人玩味，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毛澤東為什麽指示江青去請 “ 尊神 ” ，正如江青所說，隻有請了 “ 尊神 ” ， “ 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 ” ， “ 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 。這是什麽意思？其潛在的意思是說，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打響，沒有象毛澤東所想象的那樣 “ 一呼百應 ” ，而是受到許多學者的非議，特別是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等）的頑強抵製，北京沒有報紙及時轉載，毛澤東很生氣，在上海出小冊子，北京也不訂， ── 作為獨具軍事天才的毛澤東，在指揮打仗時，非常 “ 慎重初戰 ” ， “ 首戰必勝 ” ，初戰失利，他是很難接受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軍隊拉上文革的戰車。毛澤東並沒有征求林彪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地把《紀要》的標題加上 “ 林彪同誌委托 ” 六個字。加上這六個字，意義非同小可。其一，不僅使江青名正言順，而且顯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紀要》是江青在大躍進失敗後的 20 世紀 60 年代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標誌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對《紀要》，毛澤東是改了又改，精心修改有三次，而所謂 “ 委托 ” 江青的林彪則一字未動。在這個意義上，《紀要》與其說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說是毛澤東的作品，《紀要》的炮製和出籠，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請人們看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及其《紀要》的產生過程，究竟是毛澤東利用林彪，還是林彪利用毛澤東？這個問題難道還需要什麽大智慧才能弄明白嗎？！ 關於 “ 借助鍾馗 ” 。對這個問題，要弄清到底誰是 “ 鍾馗 ” （古代民間傳說中的 “ 賜福鎮宅聖君 ” ）？誰要借助鍾馗打鬼？ 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了 “518 講話 ” ，其中講到政變問題，他說： “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 …… 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部門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 並舉了古今中外大量政變的例子。關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他說： “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主要談他當時的一些想法，還特別提到林彪的 “5 ． 18” 講話，說： “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 今年 4 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 5 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 20 世紀 60 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 從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看，林彪 5 月 18 日的講話仿佛使他不滿意，而其中的政變問題林彪不正是按照所謂實際情況和他的要求講的嗎？至於林彪講的關於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又違背了他的什麽意願呢？！從毛澤東希望有點個人崇拜講，這也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林彪在這篇講話中，說什麽 “ 毛主席所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 ” ， “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 等等，這些明顯過頭的話，毛澤東可能不夠滿意。但毛澤東在這封信中還是把林彪稱作 “ 我的朋友 ” ，十分清楚，他並沒有什麽否定林彪的意思。 1966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把林彪 “5 ． 18” 講話印發全黨，其批語中高度評價這個講話 “ 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 ” ， “ 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 ” 。很顯然，若無毛澤東認可，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自稱 “ 鍾馗 ”──20 世紀 60 年代共產黨的 “ 鍾馗 ” ，說什麽他們（指林彪等人）要借助 “ 鍾馗 ” ，即借助毛澤東打 “ 鬼 ” ； “ 鬼 ” 是誰？這裏沒說 ── 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證明林彪等人要借助毛澤東打倒誰。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誰早有確定的目標了。這就是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5 月 16 日通過的《通知》中所說的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這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指誰？當時有人還不清楚，如張春橋 1967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說： “ 運動開始時， …… 對 ‘ 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 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隻想到彭真。 ” 戚本禹 1967 年 4 月 30 日在中直禮堂作報告時說： “ 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養為接班人，我們很不理解。 ” （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 頁注）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即在 8 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 8 月 5 日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把謎底揭開了：這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而在這次全會上，形式上經過 “ 選舉 ” ，劉少奇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即不再是接班人了，而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即成了接班人。 我們想想，我們看看，是林彪要打倒劉少奇嗎？不是，絕對不是，沒有，確實沒有；如果說是、說有，誰能拿出證據？十分顯然，在打倒劉少奇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借助林彪 ── 實際上，林彪在這個問題上並沒說什麽話（他是毛澤東寫了打倒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後才到會的），也就是說 “ 鍾馗 ” 是林彪。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為什麽要借助林彪，把林彪當做 “ 鍾馗 ” ？這既有曆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從曆史方麵講，林彪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是毛澤東鍾愛的部下，在曆次黨內鬥爭中，林彪經常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毛澤東；林彪又能征善戰， 25 歲就當了軍團長，不論在曆次反圍剿中，還是在長征中，林彪率領的軍隊衝鋒陷陣，斬關奪隘，勇往直前，在抗日戰爭中，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威震中外，在中國最後的解放戰爭中，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以林彪為主指揮了兩個，他率領軍隊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從北到南，其足跡縱貫中國，建國後授軍銜，在十大元帥中，他年紀最輕，卻名列第三；這是認可和表彰他的赫赫戰功。 從現實方麵說，林彪通過 1959 年廬山會議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後，他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和在軍隊中大學毛主席著作置於首位，特別是在 1962 年 “ 七千人大會 ” 上，麵對著許多人批評這個錯誤、那個錯誤，在中央領導人中唯獨他 1 月 29 日發表講話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麵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 …… 造成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特大的自然災害，我們工作上的一些錯誤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如此等等，等等。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讚賞，他說： “ 林彪同誌做了一個很好的發言。 ”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48 頁） 1962 年 3 月 20 日，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又做了批示和修改，在批示中說： “ 田家英、羅瑞卿二同誌：此件（指林彪 1962 年 1 月 29 日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修改稿）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 又說： “ 此件沒有什麽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誌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1996 年版第 62 頁） ── 這個 “ 批示 ” 入木三分、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毛澤東的心態！此後，毛澤東念念不忘林彪在 “ 七千人大會 ” 上的講話， 1965 年 11 月，羅瑞卿（離被打倒隻剩一個月了，也許還不到一個月！）告訴毛澤東要去蘇州看林彪，毛澤東說： “ 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和 ‘ 七千人大會 ’ 時一樣，能夠做三、四個小時的報告。 ”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56 頁） “ 七千人大會 ” 以後，即 1962 年以後，毛澤東對林彪搞的 “ 四個第一 ” 和 “ 突出政治 ” 等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揚，大力號召 “ 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 。與林彪不同，劉少奇在 1962 年的 “ 七千人大會 ” 上提出的 “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 ，不能到處套用 “ 九個指頭、一個指頭 ” 等，使毛澤東很憋氣，特別是在 1964 年底和 1965 年初召開的製定關於 “ 四清 ” 運動進一步開展的措施的中央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又公開爭論 “ 四清 ” 運動的性質，毛、劉矛盾進一步激化，這使毛澤東下決心拿下劉少奇換接班人。誰能代替劉少奇做接班人？不論從曆史看還是從現實看，林彪不僅懂軍事，而且懂政治，因而，林彪代替劉少奇做接班人成為必然。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個過程中，是毛澤東主動利用林彪，依靠軍隊打倒劉少奇，而決不是相反。這難道不是十分清楚嗎？ 關於林彪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本來是請假沒有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毛澤東為什麽一定要林彪到會？無疑也是為了利用林彪。眾所周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於 8 月 1 日召開時，林彪不在北京，在大連休養，毛澤東一定要請林彪到會，讓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這是為什麽？就是因為毛澤東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 “ 法定程序 ” 換接班人。既然他已確定要林彪做接班人，而林彪不到會怎麽行呢？這時，毛澤東並不需要林彪做什麽，他隻需要林彪的一票。 “ 聖命難違 ” ，林彪在大連本不想來，但又不能不來。吳法憲回憶說： “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 8 月 8 日（應為 8 月 6 日）一大早，我就派專機赴大連去接林彪。上午 10 點半，從大連返回北京的專機降落在西郊機場。飛機降落時，周恩來已經先期趕到了機場。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滑到機場跑道的北頭停下，沒有象往常那樣進入停機坪。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我就在飛機下麵等候。就在這個時候，汪東興也匆匆趕到了機場，同我打了聲招呼後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幾個人在機艙裏談了大約有半個多小時 ……” 後來，汪東興把林彪接到人大會堂浙江廳住下，因為那裏有空調。（《吳法憲回憶錄》下卷 594 ～ 595 頁）李文普在《林彪事件真相》（又名《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也說： “1966 年 7 月林彪住大連，是汪東興奉毛主席之命打電話到大連叫林彪馬上回北京參加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由於天氣熱，汪東興安排他住進有空調設施的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他一到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就趕來看望，和他談事。 ” （載《中華兒女》 1999 年 2 月）林彪剛到，毛澤東就急急忙忙地去看望，這是破例的。如果別的地方顯示著毛澤東的權勢，這一次則表現了毛澤東的謙恭。 ── 毛澤東也有 “ 權變 ” 之時。接著，林彪在 8 月 12 日選舉中央常委時被捧上第二位，成為接班人。其目的，毛澤東就是要讓林彪在這個位置上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從積極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極、到應付以致到準備 “ 九大 ” 時希望迅速結束文化大革命（起草 “ 九大 ” 政治報告的分歧是一個標誌：毛澤東要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強調要注重生產、發展經濟），再到 1970 年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批評文革的極左代表張春橋（並未點出名字），沒料到會引起大會的震動和轟動， “ 揪人 ” 之風刮得很猛，張春橋等人 “ 四麵楚歌 ” ，江青攜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哭告 “ 禦狀 ” ，毛澤東 “ 龍顏大怒 ” ，認為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在 “ 槍杆子 ” 和 “ 筆杆子 ” 大鬥爭中，毛澤東堅定地站在 “ 筆杆子 ” 一邊，從此林彪和毛澤東分道揚鑣，結果林彪被毛澤東拋棄，最後釀成 ── 或者說 “ 逼出 ” 震驚中外的 “9 ． 13” 事件。這就是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大致情況。 “ 三支兩軍 ” 。這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林彪的利用。但說明這個問題需要的篇幅較大，需另文專論。 從現在已舉出的事實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應該說，這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或者說，需要特別指出，這就是，連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澤東利用的對象。邱會作在回憶錄中不止一次說過這個問題（見《邱會作回憶錄》下，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版，第 788 、 786 、 798 頁）。邱會作說： “1971 年 9 月 14 日晚 8 時，當確悉林彪出走的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機場機毀人亡，機上九人全部喪生。接著，汪東興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 ‘ 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 如果覺得這是孤證，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佐證。從軍長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憶說：在 “9 ． 13” 事件發生時，他作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被總理派往空軍指揮所坐鎮。 14 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給外交部發來電報，說是有我國一架飛機於 13 日淩晨 2 時 30 分，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李德生報告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聽了高興地說： “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 （參見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幾十小時》， 2003 年 10 月《縱橫》）毛澤東對林彪出逃摔死的這種心態和反應，我們過去沒聽說過。隻知道毛澤東在 “9 ． 13” 事件後，其性格變得歇斯底裏，大病一場，甚至休克過去 ── 這件事情對他確實打擊太大了。順便說一下，據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講， “9 ． 13” 事件後一段時間，江青經常做惡夢，夢到林彪、葉群兩個死鬼向她索命，嚇得她睡不著覺， ── 毛澤東是否也有這種情況，不得而知。從很多事實，特別是毛澤東對林彪事件的兩種反應看，他確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對他的認識和評論一定要避免 “ 平麵思維 ” 和 “ 直線思維 ” 。 李德生回憶，對林彪出逃摔死，毛澤東說： “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 和邱會作回憶毛澤東所說： “ 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 是同一個意思。邱會作在評論這句話時，說： “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對 ‘ 林彪問題 ’ 可以隨心所欲放手處理了 ” ，又說： “ 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也就是對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處理了 ” （見《邱會作回憶錄》第 788 、 786 頁）。應該說，邱會作對這句話的評論很深刻，很精彩。確實如此，毛澤東對林彪（及其所謂集團的人）真是 “ 隨心所欲放手 ” 而 “ 按需要任意處理 ” 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黨中央，除了說林彪組織 “ 反黨集團 ” （後又改稱 “ 反革命集團 ” ），要 “ 搞政變 ” ， “ 搶班奪權 ” ， “ 暗殺毛主席 ” 等等，十惡不赦，事跡敗露，又 “ 叛國投敵 ” ，葬身荒漠，死有餘辜。 “ 林彪事件 ” 的發生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和標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荒唐和破產，毛澤東要推脫責任，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不折不扣的 “ 替罪羊 ” （確切地說是： “ 替死鬼 ” ，因為林彪確已成 “ 鬼 ” 了），就迫害幹部講，如前麵說過的打倒羅瑞卿，還有打倒賀龍以及打倒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等都說成是林彪搞的，都是毛澤東聽了林彪的誣陷和一麵之詞，還說什麽上海 “ 1 月奪權 ” （或者說： “1 月革命 ” ） “ 是林彪、陳伯達和 ‘ 四人幫 ’ 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 ” ，甚至把林彪說成 “5 ． 16 ” 反革命集團的 “ 總頭子 ” ，如此等等，總之，一句話，林彪在文革中壞事做絕，是文革的最大罪人，他要被永遠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 根據在哪裏？官方文書、官修黨史所說的很多很多，從過去到現在都不能令人信服。 且看，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林彪從生到死的利用到了何等地步？！還說林彪 “ 利用 ”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對這種不實之詞人們能說什麽？縱觀從文革開始（毛澤東說文革從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開始，我們姑依此說）到林彪折戟沉沙的 “9 ． 13” 事件，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曆史事件（包括 “9 ． 13” 事件），哪一樁不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而林彪隻不過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罷了。 “ 文革定義 ” 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沒有什麽根據；而所以要這樣做，顯然是一種政治需要。
五、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看所謂毛澤東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即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的說法。 我們姑且對 “ 反革命集團 ” 的說法不提出疑問，但卻要問：這兩個 “ 反革命集團 ”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前就存在嗎？他們究竟是什麽時候產生和形成的？對這個問題凡經曆過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並不存在什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我們看看官方正史的說法（《中國共產黨曆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 303 、 304 頁） ── “ 林彪反革命集團 ” ：是 “ 通過文化大革命而逐步發展起來的 ……1967 年夏通過 ‘5 ． 13’ 事件和成立軍委辦事組，林彪集團初步形成。 1968 年 ‘ 楊、餘、傅 ’ 事件後，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林彪集團得到進一步發展。 ”1971 年 9 月 13 日後， “ 林彪集團宣告覆滅。 ” “ 江青反革命集團 ” ： “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2 年 9 月，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成為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核心成員， ‘ 四人幫 ’ 初步形成。 ” 一個是在文革大動亂的 1967 年夏才 “ 初步形成 ” ，而到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就已經覆滅（而文革在此後還持續了整整五年），一個是在 1972 年 9 月才 “ 初步形成 ” （而文革在此前已經開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被他們利用，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林彪、江青兩個 “ 反革命集團 ” 如果有、如果是的話，那也是在文革中產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產物；現在把 “ 反革命集團 ” 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列起來，甚至還要說它先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明顯違背曆史事實的。並且這樣做，把偉大英明正確的毛澤東置於何地？打倒劉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國就開始推行的 “ 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 ）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內容，如此說來，是毛澤東利用反革命集團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還是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這種邏輯的混亂， “ 文革定義 ” 的提出者和製定者將怎樣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說明呢？
最後再總結幾句。 修史，中國曆來有 “ 秉筆直書 ” 的傳統，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強調 “ 實事求是 ” ，並把它定為黨的思想路線。關於怎樣修黨史，中共黨史的第一號專家胡喬木曾說： “ 我們要盡量客觀、求實，不抱任何偏見，按照曆史原來的麵目寫出來。 ” （轉引自程中原《胡喬木談怎樣研究黨史》）胡喬木說得何等好啊！然而，他主要主筆起草的《決議》這樣做了嗎？嚴格和確切地說，他至少沒有完全做到這樣，他用政治 “ 掩飾 ” 和 “ 扭曲 ” 曆史，用王年一的話說： “ 他太講政治實用性了 ” 。客觀和實際地說， 1981 年這個《決議》， “ 曆史決議 ” 其名， “ 政治決議 ” 其實，這在《決議》關於文革的 “ 定義 ” 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當然，在《決議》中決不止這一個問題） ── 關於這一點，很明白，其責任也不完全在他。修一部中國共產黨的信史，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前進和興旺發達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證，而大量事實表明，這 還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任務，關心黨史和研究黨史的同誌、朋友仍須努力！ （ 2011 年 10 月於北京市昌平區園中園） （責任編輯：左小刀） 〔 原載《記憶》 78 期。轉載自《共識網》 2011-12-13 ； http://new.21ccom.net/ 〕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義，鄧小平主持製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說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此，毛澤東夫人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而是毛澤東利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鄧小平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否決了胡耀邦實事求是的草案，把虛假的決議強加給中央全會。閻長貴生於1937年。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至紅旗雜誌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平反，次年調回紅旗雜誌社。2011年10月，閻長貴在北京寫了這篇文章，發表於中國政論網站共識網12月13日：《究竟誰利用誰？——對<決議>中關於文革定義的評析》。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評述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決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關於文革的定義又是《決議》文革部分的核心觀念。《決議》關於文革的定義是這樣說的： “ 曆史已經證明， ‘ 文化大革命 ’ 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這個定義雖然僅有 42 個字，但它的職責和使命重大，因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它又是回答對文革評價的根本性質問題，內涵深刻、內容豐富，是具有政治權威的結論，需要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我就試著來對它進行一番分析和評論。
一、
所謂文化大革命 “ 由領導者錯誤發動 ” ：這是敘述曆史事實。這個說法由 1966 年 5 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5 月 16 日通過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通知》 1967 年 5 月公開發表時改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1966 年 5 月 16 日》，人稱 “5 ． 16” 通知首次提出： “ 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 ” 。毛澤東本人對這點也毫不隱諱，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語言說： “ 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燒起來的。 ” （ 1966 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李宗仁說，見《毛澤東與國民黨愛國將領》）他在 1966 年 10 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 “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 ” 已經被選為接班人的林彪在這次會議上也說： “ 這個運動（指文化大革命）從頭到尾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 所謂 “ 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 “ 內亂 ” 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 “ 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 ，這是承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後果。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危害後果，人們還經常使用 “ 浩劫 ” 或 “ 十年浩劫 ” 來表述。 以上所說文革 “ 定義 ” 的兩層意思，或 “ 定義 ” 的兩個短語，在多數人中沒有什麽爭論；而文革 “ 定義 ” 的另一層意思，或 “ 定義 ” 的另一個短語，即所謂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其爭論就多了。誰都知道，所謂 “ 反革命集團 ” 就是指所謂 “ 林彪反革命集團 ” 和所謂 “ 江青反革命集團 ” 。所謂文革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 “ 利用 ” ，就是說文革中的所有壞事都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打著文革的旗號和名義做的，文革的災難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是文革的罪人。當然，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也要擔負責任，但那隻不過是 “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 ” 而已。這就是文革 “ 定義 ” 的這層意思，或這個短語（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的真正含義。 關於文革的 “ 定義 ” ，這樣說符合文革的曆史實際嗎？能夠說服人和站得住嗎？對此，曆史、現實和人們的廣泛輿論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 年，在一次紀念文革中北京地區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遇難四十周年的會議上，有一個 80 多歲的老革命（也是 “ 兩頭真 ” 的人物）聽到關於文革 “ 定義 ” 中的這個說法時大聲吼道： “ 究竟誰利用了誰？ ” 這種不滿和憤怒的話語，使我震驚，也使我醒悟，這句話牢牢地深深地定格在我腦海裏，終生難忘。 30 年後回顧和討論座談《決議》，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以它為題做文章。
二、
所謂文化大革命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也就是說，毛澤東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被林彪、江青利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林彪、江青究竟誰利用了誰？我們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我們看看科學研究文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生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他在 2004 年 5 月 12 日一封信中談到《決議》關於文革的 “ 定義 ” 時說： “ 胡喬木說 ‘ （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 ’ ，太講政治實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實。汪東興在接受蘇采青采訪時說過：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 ”“ 說毛為林、江所利用，並無根據。 ‘ 文革 ’ 的 ‘ 偉大戰略措施 ’ 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 …… 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但都是在毛的 ‘ 偉大戰略部署 ’ 下作的。 ‘ 文攻武衛 ’ 也是響應毛的號召。毛要武裝左派 100 萬，才有 ‘ 文攻武衛 ’ 一說。至於抓個保姆，抓個廚師，隻是小打小鬧，並不決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 （《王年一書信選輯》，載《記憶》第一期） 王年一先生這段話講得很清楚，按照汪東興的說法： “ 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 ” ，他怎麽會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還是毛澤東嗎？說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這究竟是如實地述說（莫說歌頌）毛澤東，還是貶低毛澤東？無疑是貶低毛澤東！完全徹底地貶低毛澤東！在肯定毛澤東的前提下認可 “ 被利用說 ” ，一定要走到這種尷尬境地 …… 王年一先生告訴我們， “ 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 ” ，他們在文革中有錯誤有罪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有人要替他們塗脂抹粉，做這樣或那樣的掩飾，都是不應該的，徒勞的。對林彪、江青，也應該和必須實事求是，即：既不能醜化，也不能掩飾，一定要遵循古人說的 “ 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 ” 。王年一先生又告訴我們： “‘ 文革 ’ 的 ‘ 偉大戰略措施 ’ 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 ” 因此，林、江做壞事， “ 都是在毛 ‘ 偉大戰略部署 ’ 下作的 ” 。王年一先生還特別說到： “ 江在打到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 說到這個問題，不禁想起吳法憲的觀點，他說： “‘ 文化大革命 ’ 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8 頁）十分顯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災難的責任都推給林彪、江青（或者說：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王年一先生不愧為科學研究文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對《決議》關於 “ 文革定義 ” 中所謂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的分析是深刻的、精辟的，值得我們在他提供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和發揮。
三、
毛澤東和江青是夫妻，他們二人經常互相利用（在這裏， “ 利用 ” 不是作為貶義詞），那是很自然的，人們不必說什麽。至於在文革中他們的關係主要和基本是政治關係，江青無疑有利用毛澤東的時候和地方，她經常自稱代表毛澤東問候群眾，在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時，她一天不知說幾次： “ 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 據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說，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江青到小靳莊還跟群眾說： “ 我是代表毛主席來的，代表主席向你們問好！主席身體很好，我是主席批準才來的，你們想想主席不批準我能來嗎？ ”── 毛澤東明明說了：江青 “ 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 。江青仍然這樣說。這次在小靳莊，江青還叫邢燕子、侯雋她們兩人代表青年給主席寫信，並說： “ 你們在信封上寫江青同誌轉交主席就可以了。 ” 江青在文革中經常向人們說通過她可以向毛澤東反映問題，她也確實幫忙反映過問題或轉送過材料，如 1966 年 7 月 28 日在海澱區的一次文化革命會議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是通過江青向毛澤東遞交了反映他們受壓的信和他們寫的兩篇關於論 “ 造反精神萬歲 ” 的大字報稿，毛澤東 8 月 1 日即給他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而又後果嚴重的信 ── 這是毛澤東 “ 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 ” ，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 “…… 紅衛兵信還沒發出，全國紅衛兵都動起來了 ” 。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這樣精心地利用毛澤東的身分來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說，江青作為毛澤東夫人的身分，比政治局委員都重要，此話一點不假。 “ 狐假虎威 ” ，這在江青身上表現得十分突出和明顯。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澤東並不一定知道的壞事，如抓保姆，以及迫害文藝界和其他界的這個或那個人，她不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分（要知道她這個身分也是毛澤東給的），同時，也利用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圍和環境，盡管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報告毛澤東。 上麵說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那就更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是背著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 ── 實際上即背著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做的。這把火點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沒想到的抵製；毛澤東性格 “ 開弓沒有回頭箭 ” ， “ 一不做、二不休 ” ，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又出新招。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點文藝的本領，叫她去找林彪，所謂 “ 請尊神 ” ，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 ── 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壇的關鍵一步棋，這樣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為他所利用。 毛澤東為了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作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專門機構，並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實際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江青極其信任，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他 1966 年 7 月 8 日給江青寫信講 “ 黑話 ” （毛澤東語），和 1967 年 8 月 4 日又給江青寫信，提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等，這封信通過江青向政治局傳達，以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而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 “ 厚望 ” 。江青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先鋒 ── 急先鋒，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終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麵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5 ． 16” 通知，還有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 “ 批林批孔（批周公） ” 以及 “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等等，毛澤東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積極響應和千方百計地變著花樣去做，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當然，毛澤東對江青也有不滿的地方，也不時地批評她，甚至還讓政治局開會批評她，但他對江青的批評是 “ 恨鐵不成鋼 ” 、 “ 小罵大幫忙 ”── 這從他告訴鄧小平等人對江青 “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 ” 的話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據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說，陳伯達告訴他們，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就說過他認為江青沒有武則天的本事這樣意思的話。在文革後的一次聚會中，我親耳聽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說，有一次，李訥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經常吵架），李訥說： “ 你想當武則天啊，你還沒有那個本事。 ” 我看，這話隻有她親生女兒李訥敢說，恐怕連毛遠新都不敢說；不過，我覺得，李訥這樣說也是傳達的她爸爸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她雖然敢說，但也很難一下子想起說這個話。大概就因為這樣，即江青沒有武則天的本事，毛澤東最後沒有把大權交給江青；但盡管如此，江青作為堅決維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還是毛澤東十分信賴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符號和象征。所以，毛澤東從來（一直到他逝世）都沒有要打倒江青，連一點這樣的意思也沒有。 1976 年 10 月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 “ 四人幫 ” ，這本來是順應民意（ “ 民意 ” 在 1976 年的 “ 四五運動 ” 中鮮明尖銳地表現出來了）、攸關中國前途命運、違反毛澤東意願終結文化大革命的正義行動，卻打著毛主席的名義和旗號，說是 “ 繼承毛主席的遺誌 ”── 當時這樣說，情有可原，是一種政治鬥爭策略；後來也就逐漸不這樣說了。 毛澤東從來沒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對毛澤東也是忠貞不二，始終如一的。在說到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時，江青在特別法庭的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中對著廣大聽眾公開說： “…… 你們借助國家名義，拚湊了一個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 …… 古代有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 ，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 …… 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 ‘ 打狗看主麵 ’ 。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麵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 ……”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曆記》，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6 ～ 277 頁）江青辯護詞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你們哪裏是審判我，是審判毛主席！ 江青說 “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 ，這話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並且很是愛惜 ── 惺惺相惜。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 “ 狗 ” ，她一方麵常常 “ 狗仗人勢 ” ，同時，她也是始終忠誠於其 “ 主人 ” 的，直到她 1991 年自殺都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毛澤東的話。 說到這裏，不由得想順便說一個問題。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問題，或者說，毛澤東和江青的政治關係問題，我覺得恐怕是中共黨史（包括文革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應該和需要認真研究；台灣還有《毛澤東與江青》的專著，我們不是更應該有嗎？恐怕還應該有多部（或多本）！可以預期和斷言，有誌於此者，對黨、對國家、對人民以及對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前途無量！我很想做這件事情，可惜身體不好，並且垂垂老矣，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我期盼著，熱切地期盼著關心和有興趣的人來做這個研究；如有，我願盡綿薄之力，說說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以供參考和討論），和提供關於這個問題的若幹資料。
四、
下麵，我們再來說說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在文革中他們二人究竟誰利用誰？當然，說林彪一點沒有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對。從 1958 年開始，毛澤東明確提出希望有個人崇拜，林彪投其所好，屢屢極力吹捧毛澤東，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極端，把毛澤東送上神壇，其中有沒有提高和鞏固自己地位的動機呢？林彪當了國防部長，特別是 “ 接班人 ” 之後，壓製、排斥和打擊自己不滿和看著不順眼的幹部，對別的派係（或曰山頭）的人更是如此，他在毛澤東的同意和認可下，把軍委辦事組這個軍隊的最高領導機構搞成主要成員都是紅 “ 雙一 ” （指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的人（葉群不是紅 “ 雙一 ” ，但是他妻子），等等，但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講，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我們舉幾件事實。 關於打倒羅瑞卿。這是文革還未正式開始時的事情。羅瑞卿是被拿來為文革祭旗的第一個高級幹部。他是怎樣被打倒的？為什麽被打倒？到現在為止，我們黨史書上還是這樣說：是林彪的誣陷和誣告。他們說，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6 日在上海召開的處理羅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的妻子葉群說什麽羅反對 “ 突出政治 ” 、 “ 反對毛澤東思想 ” 、 “ 搶林彪的班 ” 、 “ 篡軍奪權 ” 等等；這樣說來羅瑞卿是林彪非常痛恨的人，也就是說，林彪要毛澤東除掉羅瑞卿。毛澤東 “ 仿佛 ” 答應和滿足了林彪的要求。在有些人，特別是起草《決議》的人看來這就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利用。 其實，這個問題得從 1959 年的廬山會議說起。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本來沒有出席會議，是毛澤東要求林彪上山出席會議，並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上山，投入對已經遭到 “ 群起而攻之 ” 的彭德懷的大批判。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對林彪的利用。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名羅瑞卿擔任了解放軍總參謀長。本來毛澤東有些猶疑，但林彪堅持，又經過周恩來做工作，毛澤東才同意了（《邱會作回憶錄》上卷 367 頁）。從 1963 年起，林彪因身體不好需要休養，毛澤東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就親近、密切了，加上羅瑞卿作風 “ 霸道 ” ，和其他元帥、大將的關係很緊張，他們紛紛向林彪報告（也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對羅瑞卿確有不滿，批評過羅瑞卿，但羅瑞卿是他的手下愛將，是他提名擔任總參謀長的，同時他也知道羅瑞卿是毛澤東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稱是毛的 “ 大警衛員 ” ，因此林彪不會提出打倒羅瑞卿。要打倒羅瑞卿，隻能是毛澤東的決策。在所謂葉群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之前，葉劍英就已經按毛澤東的授意向一些軍隊高級幹部 “ 打招呼 ” ，談到羅瑞卿的問題了（《邱會作回憶錄》 377 ～ 381 頁，《心靈的對話 ── 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 11 頁）。 “ 9 ． 13” 事件後為掩人耳目，毛澤東把他打倒羅瑞卿說成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是林彪誣陷和誣告羅瑞卿等等，實際上，打倒羅瑞卿是他利用軍隊的派係（或曰 “ 山頭 ” ）矛盾，以及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和羅瑞卿的矛盾，而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前哨戰。很顯然，打倒羅瑞卿不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利用，而是毛澤東對林彪的利用，文革中的第一次利用。 關於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其《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到現在我們黨史書上還在說，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在林彪的 “ 完全支持 ” 下召開的，最後形成了一個座談會《紀要》。這個座談會及其《紀要》是 “ 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 ” 的產物。所謂 “ 相互勾結 ” ，姑且不論，隻說 “ 相互利用 ” ；而隻要討論清楚 “ 相互利用 ” ， “ 相互勾結 ” 也就不言自明了。事情果真是他們 “ 相互利用 ” 嗎？ 如上所說，這個會議的召開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去找林彪 “ 請尊神 ” 。 “ 尊神 ” 者，軍隊也。為什麽要請 “ 尊神 ” ？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 去年 2 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 ‘ 尊神 ’ ，無產階級專政的 ‘ 尊神 ’ 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 ‘ 權威 ’ ，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 江青這段講話很值得注意。 是 “ 林彪同誌委托 ” 和 “ 完全支持 ” 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嗎？非也。 “ 完全支持 ” 是一句虛語，而 “ 林彪同誌委托 ” 則是毛澤東在修改《紀要》時加上的。對這一點，當時總政副主任劉誌堅，作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參加者和《紀要》的起草者之一，在文革後寫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在這篇文章中，他雖然重複著 “ 林彪、江青互相勾結、互相利用 ” 的話頭，但他還是揭明了 “ 林彪同誌委托 ” 是毛澤東所加的真相。他說題目原叫《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又說：本來稿子修改結束時，江青說稿子經張春橋、陳亞丁修改後，她就 “ 不管了 ” ，可以 “ 傳達了 ” 。但事後，她又在不征求我們意見的情況下，把稿子鉛印了送毛澤東審閱。江青在 1966 年 3 月 19 日給林彪的信中，開頭就說： “ 根據你的委托，我於 2 月 2 日至 20 日，邀請劉誌堅等四位同誌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 ” 又說，毛澤東 “ 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指示請伯達同誌參加，再作補充和修改。我於 3 月 10 日至 15 日，請伯達、誌堅、春橋、亞丁四同誌一起討論修改後，又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並於 17 日批示： ‘ 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同誌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誌的意見 ’ 。 ” 劉誌堅說，毛澤東第一次審閱時，修改共 11 處，其中（ 1 ）在標題上加了 “ 林彪同誌委托 ” 六個字。標題成了 “ 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按：這也就是江青在 3 月 19 日給林彪信中所說 “ 根據你的委托 ” 的來源 ── 筆者） ” 。（ 2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 “ 江青同誌在上海召集劉誌堅 ……” 改成 “ 江青同誌根據林彪同誌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 （《回首文革》上，中央黨史出版社 2003 年第二版第 328 、 333 ～ 334 頁） 明明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到蘇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求林彪支持。在那種情況下，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不能不支持。 1966 年 3 月 22 日林彪在給軍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確地說： “ 送去江青同誌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按：請注意這個 “ 她 ” 字 ── 筆者）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 ” 林彪對毛澤東在標題上添加的 “ 林彪同誌委托 ” ，不置可否，淡然處之；他這種態度令人玩味，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毛澤東為什麽指示江青去請 “ 尊神 ” ，正如江青所說，隻有請了 “ 尊神 ” ， “ 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 ” ， “ 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 。這是什麽意思？其潛在的意思是說，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打響，沒有象毛澤東所想象的那樣 “ 一呼百應 ” ，而是受到許多學者的非議，特別是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等）的頑強抵製，北京沒有報紙及時轉載，毛澤東很生氣，在上海出小冊子，北京也不訂， ── 作為獨具軍事天才的毛澤東，在指揮打仗時，非常 “ 慎重初戰 ” ， “ 首戰必勝 ” ，初戰失利，他是很難接受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軍隊拉上文革的戰車。毛澤東並沒有征求林彪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地把《紀要》的標題加上 “ 林彪同誌委托 ” 六個字。加上這六個字，意義非同小可。其一，不僅使江青名正言順，而且顯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紀要》是江青在大躍進失敗後的 20 世紀 60 年代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標誌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對《紀要》，毛澤東是改了又改，精心修改有三次，而所謂 “ 委托 ” 江青的林彪則一字未動。在這個意義上，《紀要》與其說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說是毛澤東的作品，《紀要》的炮製和出籠，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請人們看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及其《紀要》的產生過程，究竟是毛澤東利用林彪，還是林彪利用毛澤東？這個問題難道還需要什麽大智慧才能弄明白嗎？！ 關於 “ 借助鍾馗 ” 。對這個問題，要弄清到底誰是 “ 鍾馗 ” （古代民間傳說中的 “ 賜福鎮宅聖君 ” ）？誰要借助鍾馗打鬼？ 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了 “518 講話 ” ，其中講到政變問題，他說： “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 …… 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部門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 並舉了古今中外大量政變的例子。關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他說： “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主要談他當時的一些想法，還特別提到林彪的 “5 ． 18” 講話，說： “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 今年 4 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 5 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 20 世紀 60 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 從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看，林彪 5 月 18 日的講話仿佛使他不滿意，而其中的政變問題林彪不正是按照所謂實際情況和他的要求講的嗎？至於林彪講的關於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又違背了他的什麽意願呢？！從毛澤東希望有點個人崇拜講，這也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林彪在這篇講話中，說什麽 “ 毛主席所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 ” ， “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 等等，這些明顯過頭的話，毛澤東可能不夠滿意。但毛澤東在這封信中還是把林彪稱作 “ 我的朋友 ” ，十分清楚，他並沒有什麽否定林彪的意思。 1966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把林彪 “5 ． 18” 講話印發全黨，其批語中高度評價這個講話 “ 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 ” ， “ 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 ” 。很顯然，若無毛澤東認可，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自稱 “ 鍾馗 ”──20 世紀 60 年代共產黨的 “ 鍾馗 ” ，說什麽他們（指林彪等人）要借助 “ 鍾馗 ” ，即借助毛澤東打 “ 鬼 ” ； “ 鬼 ” 是誰？這裏沒說 ── 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證明林彪等人要借助毛澤東打倒誰。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誰早有確定的目標了。這就是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5 月 16 日通過的《通知》中所說的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這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指誰？當時有人還不清楚，如張春橋 1967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說： “ 運動開始時， …… 對 ‘ 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 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隻想到彭真。 ” 戚本禹 1967 年 4 月 30 日在中直禮堂作報告時說： “ 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養為接班人，我們很不理解。 ” （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 頁注）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即在 8 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 8 月 5 日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把謎底揭開了：這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而在這次全會上，形式上經過 “ 選舉 ” ，劉少奇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即不再是接班人了，而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即成了接班人。 我們想想，我們看看，是林彪要打倒劉少奇嗎？不是，絕對不是，沒有，確實沒有；如果說是、說有，誰能拿出證據？十分顯然，在打倒劉少奇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借助林彪 ── 實際上，林彪在這個問題上並沒說什麽話（他是毛澤東寫了打倒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後才到會的），也就是說 “ 鍾馗 ” 是林彪。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為什麽要借助林彪，把林彪當做 “ 鍾馗 ” ？這既有曆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從曆史方麵講，林彪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是毛澤東鍾愛的部下，在曆次黨內鬥爭中，林彪經常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毛澤東；林彪又能征善戰， 25 歲就當了軍團長，不論在曆次反圍剿中，還是在長征中，林彪率領的軍隊衝鋒陷陣，斬關奪隘，勇往直前，在抗日戰爭中，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威震中外，在中國最後的解放戰爭中，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以林彪為主指揮了兩個，他率領軍隊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從北到南，其足跡縱貫中國，建國後授軍銜，在十大元帥中，他年紀最輕，卻名列第三；這是認可和表彰他的赫赫戰功。 從現實方麵說，林彪通過 1959 年廬山會議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後，他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和在軍隊中大學毛主席著作置於首位，特別是在 1962 年 “ 七千人大會 ” 上，麵對著許多人批評這個錯誤、那個錯誤，在中央領導人中唯獨他 1 月 29 日發表講話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麵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 …… 造成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特大的自然災害，我們工作上的一些錯誤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如此等等，等等。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讚賞，他說： “ 林彪同誌做了一個很好的發言。 ”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48 頁） 1962 年 3 月 20 日，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又做了批示和修改，在批示中說： “ 田家英、羅瑞卿二同誌：此件（指林彪 1962 年 1 月 29 日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修改稿）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 又說： “ 此件沒有什麽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誌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1996 年版第 62 頁） ── 這個 “ 批示 ” 入木三分、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毛澤東的心態！此後，毛澤東念念不忘林彪在 “ 七千人大會 ” 上的講話， 1965 年 11 月，羅瑞卿（離被打倒隻剩一個月了，也許還不到一個月！）告訴毛澤東要去蘇州看林彪，毛澤東說： “ 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和 ‘ 七千人大會 ’ 時一樣，能夠做三、四個小時的報告。 ”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56 頁） “ 七千人大會 ” 以後，即 1962 年以後，毛澤東對林彪搞的 “ 四個第一 ” 和 “ 突出政治 ” 等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揚，大力號召 “ 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 。與林彪不同，劉少奇在 1962 年的 “ 七千人大會 ” 上提出的 “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 ，不能到處套用 “ 九個指頭、一個指頭 ” 等，使毛澤東很憋氣，特別是在 1964 年底和 1965 年初召開的製定關於 “ 四清 ” 運動進一步開展的措施的中央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又公開爭論 “ 四清 ” 運動的性質，毛、劉矛盾進一步激化，這使毛澤東下決心拿下劉少奇換接班人。誰能代替劉少奇做接班人？不論從曆史看還是從現實看，林彪不僅懂軍事，而且懂政治，因而，林彪代替劉少奇做接班人成為必然。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個過程中，是毛澤東主動利用林彪，依靠軍隊打倒劉少奇，而決不是相反。這難道不是十分清楚嗎？ 關於林彪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本來是請假沒有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毛澤東為什麽一定要林彪到會？無疑也是為了利用林彪。眾所周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於 8 月 1 日召開時，林彪不在北京，在大連休養，毛澤東一定要請林彪到會，讓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這是為什麽？就是因為毛澤東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 “ 法定程序 ” 換接班人。既然他已確定要林彪做接班人，而林彪不到會怎麽行呢？這時，毛澤東並不需要林彪做什麽，他隻需要林彪的一票。 “ 聖命難違 ” ，林彪在大連本不想來，但又不能不來。吳法憲回憶說： “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 8 月 8 日（應為 8 月 6 日）一大早，我就派專機赴大連去接林彪。上午 10 點半，從大連返回北京的專機降落在西郊機場。飛機降落時，周恩來已經先期趕到了機場。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滑到機場跑道的北頭停下，沒有象往常那樣進入停機坪。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我就在飛機下麵等候。就在這個時候，汪東興也匆匆趕到了機場，同我打了聲招呼後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幾個人在機艙裏談了大約有半個多小時 ……” 後來，汪東興把林彪接到人大會堂浙江廳住下，因為那裏有空調。（《吳法憲回憶錄》下卷 594 ～ 595 頁）李文普在《林彪事件真相》（又名《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也說： “1966 年 7 月林彪住大連，是汪東興奉毛主席之命打電話到大連叫林彪馬上回北京參加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由於天氣熱，汪東興安排他住進有空調設施的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他一到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就趕來看望，和他談事。 ” （載《中華兒女》 1999 年 2 月）林彪剛到，毛澤東就急急忙忙地去看望，這是破例的。如果別的地方顯示著毛澤東的權勢，這一次則表現了毛澤東的謙恭。 ── 毛澤東也有 “ 權變 ” 之時。接著，林彪在 8 月 12 日選舉中央常委時被捧上第二位，成為接班人。其目的，毛澤東就是要讓林彪在這個位置上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從積極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極、到應付以致到準備 “ 九大 ” 時希望迅速結束文化大革命（起草 “ 九大 ” 政治報告的分歧是一個標誌：毛澤東要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強調要注重生產、發展經濟），再到 1970 年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批評文革的極左代表張春橋（並未點出名字），沒料到會引起大會的震動和轟動， “ 揪人 ” 之風刮得很猛，張春橋等人 “ 四麵楚歌 ” ，江青攜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哭告 “ 禦狀 ” ，毛澤東 “ 龍顏大怒 ” ，認為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在 “ 槍杆子 ” 和 “ 筆杆子 ” 大鬥爭中，毛澤東堅定地站在 “ 筆杆子 ” 一邊，從此林彪和毛澤東分道揚鑣，結果林彪被毛澤東拋棄，最後釀成 ── 或者說 “ 逼出 ” 震驚中外的 “9 ． 13” 事件。這就是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大致情況。 “ 三支兩軍 ” 。這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林彪的利用。但說明這個問題需要的篇幅較大，需另文專論。 從現在已舉出的事實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應該說，這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或者說，需要特別指出，這就是，連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澤東利用的對象。邱會作在回憶錄中不止一次說過這個問題（見《邱會作回憶錄》下，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版，第 788 、 786 、 798 頁）。邱會作說： “1971 年 9 月 14 日晚 8 時，當確悉林彪出走的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機場機毀人亡，機上九人全部喪生。接著，汪東興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 ‘ 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 如果覺得這是孤證，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佐證。從軍長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憶說：在 “9 ． 13” 事件發生時，他作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被總理派往空軍指揮所坐鎮。 14 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給外交部發來電報，說是有我國一架飛機於 13 日淩晨 2 時 30 分，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李德生報告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聽了高興地說： “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 （參見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幾十小時》， 2003 年 10 月《縱橫》）毛澤東對林彪出逃摔死的這種心態和反應，我們過去沒聽說過。隻知道毛澤東在 “9 ． 13” 事件後，其性格變得歇斯底裏，大病一場，甚至休克過去 ── 這件事情對他確實打擊太大了。順便說一下，據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講， “9 ． 13” 事件後一段時間，江青經常做惡夢，夢到林彪、葉群兩個死鬼向她索命，嚇得她睡不著覺， ── 毛澤東是否也有這種情況，不得而知。從很多事實，特別是毛澤東對林彪事件的兩種反應看，他確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對他的認識和評論一定要避免 “ 平麵思維 ” 和 “ 直線思維 ” 。 李德生回憶，對林彪出逃摔死，毛澤東說： “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 和邱會作回憶毛澤東所說： “ 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 是同一個意思。邱會作在評論這句話時，說： “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對 ‘ 林彪問題 ’ 可以隨心所欲放手處理了 ” ，又說： “ 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也就是對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處理了 ” （見《邱會作回憶錄》第 788 、 786 頁）。應該說，邱會作對這句話的評論很深刻，很精彩。確實如此，毛澤東對林彪（及其所謂集團的人）真是 “ 隨心所欲放手 ” 而 “ 按需要任意處理 ” 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黨中央，除了說林彪組織 “ 反黨集團 ” （後又改稱 “ 反革命集團 ” ），要 “ 搞政變 ” ， “ 搶班奪權 ” ， “ 暗殺毛主席 ” 等等，十惡不赦，事跡敗露，又 “ 叛國投敵 ” ，葬身荒漠，死有餘辜。 “ 林彪事件 ” 的發生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和標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荒唐和破產，毛澤東要推脫責任，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不折不扣的 “ 替罪羊 ” （確切地說是： “ 替死鬼 ” ，因為林彪確已成 “ 鬼 ” 了），就迫害幹部講，如前麵說過的打倒羅瑞卿，還有打倒賀龍以及打倒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等都說成是林彪搞的，都是毛澤東聽了林彪的誣陷和一麵之詞，還說什麽上海 “ 1 月奪權 ” （或者說： “1 月革命 ” ） “ 是林彪、陳伯達和 ‘ 四人幫 ’ 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 ” ，甚至把林彪說成 “5 ． 16 ” 反革命集團的 “ 總頭子 ” ，如此等等，總之，一句話，林彪在文革中壞事做絕，是文革的最大罪人，他要被永遠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 根據在哪裏？官方文書、官修黨史所說的很多很多，從過去到現在都不能令人信服。 且看，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林彪從生到死的利用到了何等地步？！還說林彪 “ 利用 ”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對這種不實之詞人們能說什麽？縱觀從文革開始（毛澤東說文革從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開始，我們姑依此說）到林彪折戟沉沙的 “9 ． 13” 事件，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曆史事件（包括 “9 ． 13” 事件），哪一樁不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而林彪隻不過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罷了。 “ 文革定義 ” 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沒有什麽根據；而所以要這樣做，顯然是一種政治需要。
五、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看所謂毛澤東 “ 被反革命集團利用 ” ，即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的說法。 我們姑且對 “ 反革命集團 ” 的說法不提出疑問，但卻要問：這兩個 “ 反革命集團 ”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前就存在嗎？他們究竟是什麽時候產生和形成的？對這個問題凡經曆過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並不存在什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我們看看官方正史的說法（《中國共產黨曆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 303 、 304 頁） ── “ 林彪反革命集團 ” ：是 “ 通過文化大革命而逐步發展起來的 ……1967 年夏通過 ‘5 ． 13’ 事件和成立軍委辦事組，林彪集團初步形成。 1968 年 ‘ 楊、餘、傅 ’ 事件後，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林彪集團得到進一步發展。 ”1971 年 9 月 13 日後， “ 林彪集團宣告覆滅。 ” “ 江青反革命集團 ” ： “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2 年 9 月，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成為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核心成員， ‘ 四人幫 ’ 初步形成。 ” 一個是在文革大動亂的 1967 年夏才 “ 初步形成 ” ，而到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就已經覆滅（而文革在此後還持續了整整五年），一個是在 1972 年 9 月才 “ 初步形成 ” （而文革在此前已經開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被他們利用，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林彪、江青兩個 “ 反革命集團 ” 如果有、如果是的話，那也是在文革中產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產物；現在把 “ 反革命集團 ” 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列起來，甚至還要說它先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明顯違背曆史事實的。並且這樣做，把偉大英明正確的毛澤東置於何地？打倒劉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國就開始推行的 “ 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 ）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內容，如此說來，是毛澤東利用反革命集團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還是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這種邏輯的混亂， “ 文革定義 ” 的提出者和製定者將怎樣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說明呢？
最後再總結幾句。 修史，中國曆來有 “ 秉筆直書 ” 的傳統，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強調 “ 實事求是 ” ，並把它定為黨的思想路線。關於怎樣修黨史，中共黨史的第一號專家胡喬木曾說： “ 我們要盡量客觀、求實，不抱任何偏見，按照曆史原來的麵目寫出來。 ” （轉引自程中原《胡喬木談怎樣研究黨史》）胡喬木說得何等好啊！然而，他主要主筆起草的《決議》這樣做了嗎？嚴格和確切地說，他至少沒有完全做到這樣，他用政治 “ 掩飾 ” 和 “ 扭曲 ” 曆史，用王年一的話說： “ 他太講政治實用性了 ” 。客觀和實際地說， 1981 年這個《決議》， “ 曆史決議 ” 其名， “ 政治決議 ” 其實，這在《決議》關於文革的 “ 定義 ” 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當然，在《決議》中決不止這一個問題） ── 關於這一點，很明白，其責任也不完全在他。修一部中國共產黨的信史，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前進和興旺發達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證，而大量事實表明，這 還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任務，關心黨史和研究黨史的同誌、朋友仍須努力！ （ 2011 年 10 月於北京市昌平區園中園） （責任編輯：左小刀） 〔 原載《記憶》 78 期。轉載自《共識網》 2011-12-13 ； http://new.21ccom.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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