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風險

按照人們對發展的一般理解，發展使社會獲得明確而實際的收益，包括物質生活整體而公平的改善，普通人的尊嚴得到提升，社會更加穩定而平和，人們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有了進步。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了另外一種發展，它沒有使人們普遍和公平地從發展中獲益，財富以不公平的方式向少數人集中，人們的精神和道德在倒退，社會貧富差距在擴大，發展給社會帶來的收益與它給社會帶來的問題相比，它的負麵效應更大。 　　被高調宣傳的“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跡”，如果稍加察看就會發現，宣傳者對它隻是作了非常簡單同時也非常片麵的詮釋：稱為奇跡，是因為中國GDP持續高速發展；稱為模式，是因為這種持續的高速發展體現了政治集權的優越性。　　當然，實際圖景遠不是這樣隻由一兩根線條勾勒而成。我們知道，宣傳是為了現實預先確立的廣告目標，需要突出和誇大某些事實，但同時又需要隱瞞和“忽略”某些事實。這也是宣傳與要求尊重客觀事實的新聞報道的最大區別。　　中國奇跡的故事沒有說經濟高速增長從根本上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創造的結果。中國憑借充裕的廉價勞動力獲得了世界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成為世界工廠，強力推動了經濟增長。低廉的勞動成本吸引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跨國公司紛紛把其產業鏈的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加速了這一進程，它們推動了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形成。中國大規模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發生在同一時期，農民工數量從1997年的3890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1•3億人，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70和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韓國，都曾經同樣得益於全球產業轉移而獲得了高速發展。　　中國奇跡的故事沒有說是全國人民為中國經濟源源不斷地輸血，沒有這種輸血，不要說奇跡無從談起，就是正常的增長也不可能。2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依靠政府投資推動，2009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92%，2010年中國投資占GDP的比例達49%。政府的資金來源無非一靠財政，二靠銀行。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稅收每年都保持在20%-30%的速度增長，兩三倍於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而納稅人則承受著世界上最繁重的稅負，銀行則用隱蔽的方式蠶食著居民的財富，國有壟斷性銀行人為壓低存款利率，使中國的實際存款利率長期處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出現嚴重的實際負利率。　　可政府又是這樣的一個投資主體，它自己沒有一分錢，卻可以大手筆投資，不會有投資失敗的約束；它又是這樣一個利益主體，投資的決策者不花一分錢，不承擔任何風險，卻從投資中獲取巨額的淨收益--升官發財。正是大量的和十分廉價的資金支撐著政府年複一年的大規模投資，無休止地建樓和推倒重建，修高速路，建機場，投資重化工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重複建設造成的大量資源浪費，GDP卻因此獲得了快速增長，長官的個人政績熠熠生輝。　　中國奇跡的故事沒有說增長的質量。就經濟發展的質量而言，中國明顯不如當年同樣高速發展的日韓，它們都通過承接世界產業轉移成功地步入了創新國家的行列。中國也未必比得上同為金磚國家的巴西和印度。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私營企業更具活力，金融體係更加健全，大學更加富有創造力，巴西則在解決貧富差距上表現出色，近10年來，巴西半數的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了68%，而10%的富人群體的收入僅增長了10%。印度和巴西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更加健康和牢固的基礎上。中國製造業至今仍隻能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獲取競爭優勢，隨著中國的勞動成本升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將逐漸失去競爭力。以汽車產業為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汽車銷售市場，卻無法擁有汽車生產的核心技術。模仿因襲，不能實現技術創新，始終是“世界工廠”的尷尬和無奈。　　科技作為人類創造精神的集中體現，在財富的創造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上那些偉大的企業都是高度創造力的產物。權力顯然不是這樣的創造性力量，它有能力集中社會財富進行大規模投資，可以組建行業壟斷性的龐大企業，但沒有能力創造偉大的科技型企業。權力是分配財富的力量，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它隻蛻變成攫取社會財富的力量。攫取比創造簡單的多。當看到每年有千千萬萬的年輕學子為擠入權力部門而拚搏考場的時候，我們極難想象，無法想象，不敢想象，在年輕人普遍以謀取一官半職為價值取向的社會將會有多少創造潛能。即使在大學和科研部門這樣專門從事創造性研究的單位，更多的人們也不是潛心研究，卻是熱衷於追逐權力--可以攫取財富的權力。對於企業家，他成功的捷徑不是經營自己的產品，而是接近權力和向權力投資，尋求權力的庇護。　　中國奇跡的故事沒有說“奇跡”付出的巨大代價。它不隻是讓一代人付出代價。中國為世界輸送廉價產品，把汙染留給了國內，這使它成為世界上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從土地到河流，我們的生存條件在日益惡劣；被汙染飲用水、食品和空氣，都已危害到廣大民眾的身體健康，一場不可小視的健康危機正在迫近我們。可以表明這種危機的證據是，目前我國有85%的死亡病例是由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非傳染性疾病引起的。據權威機構預測，2000年-2025年中國患病人口將增長近70%。在一個窮人占大多數的國家，僅醫療支出就將對很多家庭和個人帶來沉重的負擔，甚至災難。　　中國奇跡的故事也沒有說社會財富是怎樣分配的。政治和經濟製度決定國民收入的分配情況，政府通過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最終實現國家穩定的目標。經濟增長越快，社會財富越豐裕，意味著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手段來推進社會公平和穩定。但中國不是這樣，增長不是縮小貧富差距，而是擴大了差距；不是使社會更加穩定，而是使社會更加動蕩。政府既自行決定征稅，又自行決定開支，這不但導致它過度征收，也導致它過度揮霍，不但擠掉了民眾的收入，也擠掉了民眾的福利。中國政府的高收入與高開支多年來都為社會輿論所詬病，勞動者報酬則長期偏低，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國家財政收入相當大一部分用在政府自身的奢侈性消費上，極不透明的“三公消費”（公款消費、公車消費、公款旅遊）據人們估算已達萬億元人民幣，但另外一方麵，2010年全國的公共衛生醫療支出卻不到區區15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僅相當於英國的八分之一，而中國人口是英國的20倍。　　誰來分配和怎樣分配社會財富，是一國政治體製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在沒有大眾的政治參與、權力絕對集中的政治體製中，財富分配遠不隻是國家財政收支，它還包括對以國家名義控製的所有資源的分配，從全部國土一直到國有壟斷企業。稅收、土地收入、國企的壟斷利潤，它們所形成的規模巨大的財富都被納入政府的支配之下。掌權的人作為利益主體決定財富分配，其結果就是形成權力為一方和民眾為一方的財富博弈。官與民爭利，這隻能是一場零和遊戲，即政府所得是民眾所失：政府的土地收入來自於民眾喪失的土地收入，國企的利潤來自於行業壟斷和向大眾消費者收取的壟斷高價，政府把更多的國家財政用於自身的開支，國民的福利就會減少。　　中國奇跡的故事也沒有說社會在精神和道德方麵付出的沉重代價。無論是權力的放任，還是資本的放任，都導致人們精神和道德的敗壞。在政府推動大規模投資的同時，權力和資本也在加深勾結，權力尋租極其活躍，它整體地汙染了人們的精神，就如碳排放整體地汙染了空氣一樣。對於很多普通人來說，想象一個官員廉潔要比想象他腐敗困難得多。精神和道德造成的汙染比環境汙染更難以清理。一個陷入腐敗泥潭不能自拔的社會能夠獲得什麽樣的發展？看看中國足球的可悲命運就一清二楚，無須多說。假球、黑哨、賄賂、貪官一樣不少的中國足球是不可能有未來的，它雖然曾在某個時刻似乎就要崛起，但假象很快就破滅了。汙穢貧瘠的土壤不會盛開美麗芬芳的花朵。　　根據一種十分盛行的說法，政治集權的最大優勢就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諸如修築世界上最大的水壩，舉辦世界上最豪華的體育盛會，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修建高速鐵路網。但不應忘記，這些大事中還要包括全民大煉鋼鐵。更不應忘記，還有很多比上述的事情大得多的事情是集中力量也沒有辦好的，它們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社會公平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持久穩定，發展健康的教育，培育創新型國家。　　中國模式，被稱為創造了中國奇跡的中國模式，究其實不過是這個古老國家權力運作模式的現代版本。這種模式曾在農業社會時代創造過所謂的漢唐盛世，盡管它至今仍令一些人激動不已，但那終不過是基於勞動力豐裕的優勢、而不是基於科技優勢的簡單成功，今日的“中國奇跡”，它仍不過是基於勞動力優勢的簡單增長，而且還沒有將真實的環境成本計算在內。據權威測算，中國每年因環境汙染造成的損失約占到GDP的10%。在當代經濟中，凡是不是建立在科技創新之上的經濟都不可能持續增長。隨著中國人力成本的增加，廉價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中國增長的動力也在逐漸喪失，而如果科技動力又無法形成，增長放緩的時刻就必定到來。　　中國模式的風險包含了多種風險，經濟風險，環境風險，道德風險，還有社會風險。說到社會風險，它主要表現為傳統的社會衝突形態，即官民衝突。中國的權力模式對中國曆史上一再爆發的農民起義和由此引起持久的社會動蕩負有絕對責任。這種模式在實質上是官民之間的利益搏弈模式。在一個由權力分配的模式中，必然出現按權力分配的格局，形成掌權的少數與無權的大多數的利益衝突。當經濟處於上升階段、社會財富總量能夠滿足人口的增長時，官民兩個階級的關係趨向平穩，當經濟處於下降階段、財富總量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時，兩者的關係就趨於緊張，社會矛盾呈爆炸性的累積增加。　　中國當前經濟下行的可能性不再是遙遠的猜測。一旦經濟增速下降，它與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些新因素結合起來，就將產生不難預測的後果。工業化程度加深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意味著脫離土地的人口空前增加，經濟不景氣波及的人口數量空前龐大，赤貧人口將迅速增加。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的時候，他們對收入下降更加敏感。年輕一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他們更容易獲取和交流信息，對生活有更高的期盼；他們中還有上百萬失業大學畢業生，以及更多在社會底層艱難度日的人，深懷挫敗感的年輕人有著更加強烈的改變現狀的願望和衝動。　　當社會危機迫近時，社會管理者沒有通常他們自己想象和希望的那樣在連貫的思維中形成係統的解決方法，實際上經常是被動應付，被眼前的事件推動前行，冒出一個火星後就急忙去撲滅一個，然後進行一些修修補補。對待出現的麻煩，不外剿和撫兩大手段。在麻煩尚處於可控之時，它們也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但麻煩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無論是剿是撫都可能成為使事態全麵失控的導火線。當前的社會問題，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整體的性質。每年都呈快速上升態勢的群體事件，它們的具體起因、參與人群、表現形式各不一樣，有為了土地的，有因為拆遷的，有要求加薪的，有抗議環境汙染的，但它們都是“中國模式”所產生的問題。因此，某些個別的具體問題的解決並不會緩和整個緊張的社會局麵。早先幾年沉重的農民負擔危及農村社會的穩定，減輕農民負擔曾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取消全部農業稅、農民負擔問題解決之後，社會並沒有變得更加穩定，因為新的危機又產生了。　　一個不難想到的應對方式是努力調整分配辦法，在短期內增加居民收入，穩定人心，這就要減稅和增加工資，但它們都隻有十分有限的操作餘地：對一個增長高度依賴政府投資的經濟體來說，減稅的空間不可能太多，而發展方式的轉變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仍然要依靠投資推動增長。政府縮減開支的其它途徑也同樣沒有多大可能性，“維穩”的龐大開支將隻會增加不會減少，糜費國帑的“三公”消費依然不會減少。如果財政收入驟減，首先會影響到的必然是投資減少，這樣對經濟將造成劇烈震蕩，給當權者帶來極高的政治風險。雖然國家財政部最近確定了明年的減稅改革目標，但是否能實現目標還未可知。過快增加勞動工資也不是企業能夠承受的，中國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本已十分微弱，廣大的中小企業到了要靠偷稅逃稅才能求生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把社會問題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分配上的問題，或者把中國社會的風險僅僅理解為經濟上的某些失策，肯定是看走了眼。醫生診斷的錯誤，將導致整個治療方案的失敗。如果說中國經濟總量迅速上升到世界第二是一個奇跡，那麽一個經濟領先世界的國家其人均收入排名世界120多位就更是一個奇跡。曆史上還從未出現過這種富裕的國家和貧窮的民眾如此怪誕的統一。這不免讓人對過去關於發展成果的真實性疑慮重重。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嚴重病態的呈現，不僅是經濟病態的反映，也是政治不適的反映。中國模式的基本特點是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經濟問題必然與政治問題聯係在一起的，經濟的成功既然被看視為政治的成功，相應的，經濟問題也要轉化為政治問題。任何改革或改良如果脫離政治目標是不會有結果，都會有名無實，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早就證明了這一點。　　對中國社會的風險評估，觀測社會心態的變化比察看經濟形勢的變化更加具有意義。隻要不是生活在真空裏的人們，都能真切的感受到憤怒的情緒彌漫在自己的周圍。對貪汙腐敗的憤怒，對謊言的憤怒，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對踐踏基本人權的憤怒……人們嘲笑權威，嘲笑自封的代表，嘲笑皇帝的新衣。當普通人看不到改變的希望的時候，憤怒和嘲笑就是他們的表達方式。民眾不再有對社會管理者的起碼信任，不信任政府部門公布的數據，不信任它對事情的解釋，不信任它的承諾。人心思變。　　需要改變的是中國的發展模式，首先是權力模式，這個模式產生的代價是中國無法承受的。目前，它的代價完全由中國普通民眾承受著，但不要認為這一局麵總是會維持下去。隻要模式沒有改變，社會危機的根源就始終存在。就象洪水那樣，隻要上遊漲水，下遊的水壩就會麵對越來越大的壓力，並終於有一天被洪水所衝跨。再堅固的水壩也無法對抗洪水的不斷衝擊。根據一相情願的想法，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可以解決，可事實並不是朝著這一方向進展。發展的確能帶來某些問題，並通過發展使問題獲得解決，但它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發展是在一個健康的模式內進行的，這個模式內在地具有糾偏功能；反之，如果發展的模式自身就是產生問題的根源，發展的結果將不是促進社會的和諧，而是不斷激化社會矛盾。在常態下，社會有組織的少數很好地控製和管理著無組織的大多數，但曆史之河在一定的時候會轉入非常態的時刻，無組織的多數變成浩浩蕩蕩的洪流滾滾向前。洪流無須任何人組織和策劃，蓄勢已久的力量總會在某個時刻驟然衝出，原有的看似堅固的秩序很快瓦解，任何人、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洪流。唯一可以獲得雙贏的方法是主動改變發展模式，把一個官與民的利益博弈模式，改造成政府充當社會裁判的模式，使發展符合廣大民眾的利益，與大眾的福祉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