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者，哲學家和大權在握的統治者有著一言難盡的複雜關係。他們可能備受重用，因而成為權力的圈內人，象培根，黑格爾。他們也可能遊離於權力圈之外，或隱居，或授業，或漂泊，如斯賓諾莎，康德，尼采。他們甚至可能會因自己的思想為統治者所不喜，從而遭受打擊，如蘇格拉底，馬克思。但哲學家因為自己的血統而遭受迫害這種駭人聽聞的暴行，隻有在納粹法西斯的治下才會發生。在納粹統治德國的12年的時間裏，德意誌哲學家們和千千萬萬平民一道，經曆了一場世紀大劫難。
猶太人對於德國文化科學的貢獻是舉足輕重的。1933年納粹上台以前德國36個諾貝爾獎得主中，有16個是猶太人。也許是氣質使然，哲學也是猶太人偏愛的舞台，事實上他們占據了德國哲學甚至現代西方哲學的半壁江山。回望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短暫的二十年，你會發現德國當時在世界哲學界真是獨領風騷：在它西南部是大陸哲學的策源地：現象學，解釋學，存在主義思潮方興未艾；在中部則有充滿活力的法蘭克福學派；在柏林以及德國東南邊的維也納，邏輯經驗主義嶄露頭角。可以說，當今世界哲學的主要思潮，那時都在德國及其周邊醞釀蓄勢，就要破土而出。
然而好景不長，猝然襲來的納粹寒流一夜之間將這種欣欣向榮百花齊放的局麵變成了嚴冬。1933年3月，希特勒上任僅僅兩個月，納粹黨控製的政府就通過了《重設公職人員法》，德國大學校園內第一場驅逐有猶太血統，有民主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清洗運動”拉開序幕。5月10日，柏林歌劇院廣場舉行了一場“對一個世紀的德國文化的火刑”（戈培爾語），大批“非雅利安精神”的書籍被付之一炬，清洗運動擴展到全社會，納粹煽起的民粹風暴形成壓城之勢。隨後，1935年9月通過的《紐倫堡法》剝奪了所有猶太人的公民權，由此帶來德國大學第二波清洗潮。到1938年初，德國高校已有1800名教師被驅逐，占高校教師的39%。隨著學術精英的流散，隨著不學無術的納粹黨幹部紛紛上位占據學術要津，德國大學成了納粹黨文化的一統天下。
弗萊堡是位於黑森林腳下的古老小城，這裏的黑森林蛋糕享譽全國。弗萊堡大學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從1916年開始，現象學之父埃德蒙德 胡塞爾就在此執教。胡塞爾生於一個捷克猶太家庭，後來改信了基督教。他所倡導的現象學運動在二十世紀初就形成了歐洲大陸重要的哲學思潮。胡塞爾在弗萊堡大學教學，研究，著述。在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華的青年，他們中有後來的存在主義的海德格爾， 解釋學的迦達默爾，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 邏輯經驗主義的卡爾那普等等， 弗萊堡大學因此成了學術的大本營，現象學運動一時蔚為大觀。1928年胡塞爾退休，並在兩個候選人當中選擇海德格爾接替他的教職。退休後的胡塞爾仍然活躍在世界現象學界，四處講學開會，繼續筆耕不綴，他原本是可以和康德一樣在晚年繼續享受他喜愛的學術氛圍的。但是，納粹的上台成了胡塞爾一生的拐點。也許是因為已經退休，也許是因為是世界名人，胡塞爾逃過了第一波清洗，但卻沒有能幸免於《紐倫堡法》頒布後第二波更嚴酷的迫害：他的教師執照被吊銷，次年被從弗萊堡大學除名，他不能出版著作，被禁止出席國際學術交流，最後還被逐出了學術組織。原來現象學鼎盛時期胡塞爾家中高朋滿座勝友如雲的景象一去不返了，現在同事們視他為異己，隻有少數學生敢於冒著被迫害的危險乘著夜幕偷偷來家裏小坐便匆匆離去。曾經的哲學大師，如今成了一個被拋棄的人。在備受歧視的孤寂和令人窒息的敵意之中，79歲的胡塞爾於1938年因病去世。諾大的弗萊堡大學，竟隻有一位教授前來吊唁。人生冷暖，竟至於此。胡塞爾之死於納粹，或許並非像其他被害猶太人一樣，是肉身歿於集中營，但要說他的心靈死於納粹煽動起來的民粹之手，應該大致不錯。
胡塞爾的遭遇可不是個案，類似的故事在極權之下每天都可以發生。從這些故事裏你能發現的，不僅是個人在淪為民粹運動的祭品後怎樣被掩上身來的屈辱和絕望所淹沒，也不僅是人們見證了鄰裏同事一夜之間變為路人甚至敵人以後怎樣歸於隔絕和冷漠，這些故事講述的，更是社會的坍塌，是那些長久以來支撐社會的基石，經史大義，教化人倫，學術文章，乃至於鄉裏民俗，家規門風，修養氣度等等所有文明的底線，怎樣在極權煽起的民粹衝擊下，被從上到下地肢解，閹割，粉碎。極權切割社會肌體的利刃，刀鋒所及，人間換為荒原。類似的遭遇，相信許多文革的親曆者也都有過。可歎的是，盡管對納粹的反思一直在繼續，文革已經漸漸地被有些人淡忘了。不過，納粹的淫威到底沒能扼殺現象學。二戰後現象學得到很大的發展，胡塞爾也被重新請回了哲學大師的殿堂，這是後話。
如果你認為納粹為哲學家帶來的隻是厄運，那就錯了。海德格爾是胡塞爾的得意門生，做為存在主義大師，他後來的哲學成就決不下於甚至可能超過了他的老師。但耀眼的哲學成就怎麽也掩不住他背負的政治汙點。海德格爾1933年初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校長後加入了納粹黨。他的校長就職演說一派納粹風範。作為校長，他曾試圖將納粹的舉手禮（嗨，希特勒）引入學術界。正是這個胡塞爾的得意門生，批準禁止他的猶太老師出入學校圖書館。在教學和研究活動中，他很樂於在各種場合在他的猶太同事或學生麵前展示那些自認為有所依仗的幫凶們在麵對被迫害者的時候特有的冷漠和傲氣。那時的海德格爾，已經將學生，老師，學者的風度和舉止棄若敝履，剩下的隻是一副納粹黨徒的做派。由戰後披露的許多海德格爾當年的文件來看，海德格爾對納粹運動的效忠， 並不像海德格爾的一些門徒宣稱的那樣隻是被動合作的關係，他對納粹的投靠不僅是主動的，積極的，而且是傲慢甚至厚顏無恥的。
納粹的倒台開始了海德格爾的背運。戰後弗萊堡大學的“清除納粹化委員會”取消了他的教學權並剝奪了他的教授頭銜，而且在經過長時間的聽證之後， 將海德格爾定性為“納粹追隨者”。應當說，委員會對海德格爾還是網開一麵的，因為在對親納粹人士的指控的五個級別當中，這是較輕的第四級。而且，盡管戰後對海德格爾的清算幾乎使他精神崩潰，他並沒有受到進一步的懲罰。1951年，海德格爾被允許重上講台，並一直到他退休。
圍繞著海德格爾的這段不光彩的曆史，世界學界有不小的爭論。海德格爾之所以為人詬病，是因為他從未對自己納粹時期的表現反省道歉，僅僅輕描淡寫地把他的行為說成一個“愚蠢的曆史錯誤”。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不會不知道，反省的本意是對心靈的拷問，需要有一點真誠。一個知識分子，對別人到處講存在主義的深沉，對自己隻說是出身書齋的天真，是不是太滑頭了？考慮到在師長同行朋友圈裏海德格爾素有的表裏不一的惡名，像這樣的文過飾非似乎算不上稀奇。相比之下，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指控來得更嚴重，人們懷疑海德格爾的哲學與納粹意識形態有一種若隱若現但仍屬可以辨認的呼應，而它的反猶主義盡管形式不同但卻依然相當突兀搶眼。
如今，盡管海德格爾的同情者，其中包括被他背棄的猶太裔學生，都為海德格爾辯護，希望把他的為人和他的哲學分別開來，把他的種族主義言論說成是不過是他哲學大海中的小小的一粟。問題是，如果你喜歡海德格爾哲學的理由，是因為覺得它會把你帶到一個新的境界，那麽，現實世界中那位作者的所作所為恰恰成為了令人不快的拖累。納粹即使沒有汙染到他的哲學，也汙染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這個有影響的思想家，生前生後都不得不背負這樣的汙點，殊為可歎。不過，如果曆史的是非曲直沒有一個清楚的了斷，曆史又將何以為訓？
由弗萊堡北上不過兩小時車程，你就來到山明水秀的海德堡。海德堡有厚重的曆史和人文底蘊，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根基甚至可以使弗萊堡大學相形見拙: 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都曾在此留駐。雅斯貝爾斯是存在主義和解釋學的大師，他從1921年起就在哲學係任教。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相識於胡塞爾六十一歲生日聚會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海德格爾訪問海德堡必到雅斯貝爾斯家停留。但1933年 納粹上台後海德格爾就不再現身了，因為是雅斯貝爾斯的妻子格爾特魯德是猶太人，雅斯貝爾斯雖然是雅利安人，但有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不難想象，納粹上台後雅斯貝爾斯的境遇每況日下：1933年他被排除出學校領導層，然後被剝奪了教授資格，再後被禁止出版任何著作。更嚴峻的是，格爾特魯德隨時都可能被蓋世太保送進集中營，像其他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樣被消滅。這對雅斯貝爾斯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他在日記中寫道：“萬一格爾特魯德被這個國家殄滅，而我卻幸免於難，那我將形同豬狗，無足掛齒。我對格爾特魯德負責，她對我負責，這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庇護。” 雅斯貝爾斯夫婦商定，如果有一個人被帶走的話，兩人就一起服毒自殺。因此，從1938年到1945年七年間，雅斯貝爾斯夫婦每天都準備著一起死去。每次的敲門聲，都像是死神的腳步。每天早上醒來，都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真難想象，他們是怎樣度過這漫長的七年的。1945年，雅斯貝爾斯經一個可靠來源得知，4月14日已定為他們最後被遞解的時間，大限將至，命運在敲門了。然而，幸運的是，就在3月30日，海德堡迎來了美國大兵，雅斯貝爾斯夫婦得救了。戰後，雅斯貝爾斯進入盟軍的白名單，表示他是和納粹沒有任何關係的學者，在德國戰後的教育和文化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參加弗萊堡大學的清理納粹的過程中，他尖銳地批評了海德格爾在納粹時期的行為，但強調了他的哲學價值。而雅斯貝爾斯本人對戰後現象學和解釋學的發展，也有影響深遠的貢獻。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婚姻本是契約，而契約隻有在法製健全的環境下才能生存。法製不存，婚姻難免飄零。然而，在那個國家主義猖獗的年代，在嚴酷得無法想象的政治高壓下，在得不到無論是來自國家，社會，法律還是道義的任何救援的絕境中，雅斯貝爾斯以自己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對 妻子的忠貞不渝，告訴人們世上還有極權的冷酷和民粹的狂熱壓不倒摧不垮的東西：愛情，忠誠和良知。 危難中無言的承諾，竟勝卻人世無數海誓山盟！這絕望的抗爭，孤獨的堅守，隻有親身經曆了那種時代苦難的人，才知道有多麽可歌可泣，可敬可貴。這就是人性的光芒吧。我相信在文革中雙雙離世的傅雷夫婦，翦伯讚夫婦，劉綬鬆夫婦也彰顯了同樣的氣節，隻是他們沒能像雅斯貝爾斯夫婦那樣幸運，在無盡的苦難之中盼來一個光明的結局。
從海德堡向北行駛一個小時，就到了德國的金融中心和交通樞紐法蘭克福。像其他德國城市一樣，二戰時法蘭克福也被炸成平地。戰後投票選擇重建計劃的時候，和慕尼黑的市民選擇恢複城市舊貌不同，法蘭克福的市民決定建個新城。於是就有了現在這個典型的現代都市，時尚但有些乏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法蘭克福在中國青年學生中如雷貫耳，是因為法蘭克福學派，一個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的扛旗者。我還記得當年隨法蘭克福學派一起傳入的像“異化”，“青年馬克思”等新鮮概念帶來的如浴春風的激動。法蘭克福學派駐紮在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弗洛姆和哈貝馬斯等人。把這一群專業領域各不相同的學者凝聚在一起的是一個共識：麵臨著一個和馬克思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必須有所發展。在借鑒了黑格爾，弗洛伊德，韋伯和尼采的基礎上建立的“批判理論”，承襲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武器，矛頭所指不僅包括納粹主義，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後來甚至包括了現代工業社會的所有流行價值。
法蘭克福大學名義上是公立學校，但經費全來自法蘭克福富有居民的捐贈。由於捐贈人當中大多是猶太人，學校素有讚助猶太研究和馬克思研究的傳統。正因為如此，納粹統治期間，這所大學受到的衝擊最大，被開除的教職員工人數為德國之最。社會研究所自然也不能幸免。1933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先後被解除了教職，社會研究所先被搜查後被關閉，辦公樓也為蓋世太保占據。阿多諾的德國文學學會的申請也被駁回，原因是他沒有“德國血緣”。山雨欲來風滿樓，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們感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險，他們決定逃亡。社會研究所總部先是搬到了瑞士日內瓦，一年以後經由朋友安排，又遷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在這兩年當中，隨著研究所一起流離遷徙的，除了霍克海默，還有阿多諾，馬爾庫塞，弗洛姆，洛文索和泊羅克等人。現在看來，在納粹張開的大網將要落下的緊要關頭，能在短短兩年之內拖家帶口地將研究所成建製地整體搬遷出來，不能不說是一個壯舉，對此機敏的霍克海默功不可沒。
與研究所的其它人不同，瓦爾特 本雅明被納粹羅織的網陷住了。本雅明天賦驚人，哲學，宗教，藝術均有涉獵，尤以文藝批評為長。作為猶太人，他1933年就早早就離開了德國，來到巴黎，並在那裏為社會研究所撰稿。棄國而去，並沒有為本雅明帶來安寧，納粹仍在步步緊逼。1939 年9月，本雅明的德國國籍被納粹取消，成了無國籍難民。為了救援這些難民，美國政府開始發放一定數量的移民簽證。由於已在美國的社會研究所的同事的努力，本雅明成為了首批拿到赴美簽證的人。1940年6月，本雅明離開巴黎向南而去，計劃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到達西班牙，然後取道葡萄牙去美國。比利牛斯隘口，是催生《羅蘭之歌》的古戰場。如今，書生亡命，要翻山越嶺地投奔語言不通的美國，前路渺茫，追兵在後，此時的本雅明，正好比夜奔的林衝。據友人描述，48歲的他這時看起來，就像一個病弱老人。道路艱險，本雅明有時不得不借助於三個同伴的幫助才能登上陡峭的葡萄園。當9月他們終於到達了法西邊境上的小漁村波堡時，本雅明一定已經心力交瘁了。然而西班牙邊境衛兵卻不讓他們繼續前行，宣稱邊境已經關閉，他們一行必須重回法國。由於不願落入納粹之手，本雅明於9月27日晚在小鎮的小旅館裏服下大量嗎啡自殺身亡。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邊境第二天又“重新開放”了，本雅明的同伴都得以進入西班牙。幾周後，一個年輕女士，本雅明的朋友，同時也是本雅明的堂弟的前妻，沿著同樣的路徑越過了比利牛斯山，順利逃到美國。隨後她寫出了《極權主義的起源》，她就是漢娜 阿倫特。
納粹分明就是本雅明的劫數，因為他原不必這樣死去的。再早一天或再晚一天，他都可以越過邊境，就像漢娜阿倫特說的，“唯獨在那一天，災難才有可能”。許多人因此把他的自殺看成一個由於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錯誤，一個因為精神崩潰而衍生的悲劇。這種看法在波堡漁村的小視野之下或許有意義，但若放到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大曆史當中，就顯得失焦了。讓我們不要忘記，另外還有600萬猶太人也和本雅明一樣死於納粹沉重的黑手，我相信他們當中有人聰明，有人愚笨，有人開朗，有人憂鬱，但那有用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據統計，死於納粹之手的猶太人占戰前歐洲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相比之下， 把幸存於納粹看作奇跡，而不是把納粹治下的死難看成出於個人原因的悲劇，才是一個更近曆史真實的解讀，一個更具人道情懷的視角。
戰後霍克海默等人回到法蘭克福，重建了社會研究所，而馬爾庫塞等人則留在美國，兩地齊頭並進，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時至今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仍然是世界學術界一個有影響力的思潮。2015年美國國會的克魯格人文科學獎頒給了它的當代領軍人物哈貝馬斯。2014年，《紐約客》在評論本雅明的大眾文化批判時呼籲：現在也許是重啟這些塵封的教科書的時候了。德國則於近期出版了本雅明於1935到1940間寫下的共計五個版本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這一切都表明，法蘭克福學派對當代文明的批評至今仍然重要，如果不是越來越重要的話。
如果說納粹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圍剿是因為它的馬克思主義色彩，還帶有意識形態的意圖的話，納粹對維也納小組的打壓集中地表現了對思想自由的恐懼。維也納小組誕生於維也納大學，在柏林的成員稱為柏林小組，其主力是一群有科學和數學背景的哲學家，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是他們的思想先驅。小組的最鮮明的特點是拒斥傳統哲學的核心部分--形而上學，它本身被認為隻是語言混亂的產物。相反，在維也納小組看來，哲學的真正對象隻是我們的知識本身。為此，哲學必須向科學學習，使用更加規範的語言，把更多的心思花在弄清楚我們究竟說了什麽或者說錯了什麽上。從他們開始，哲學論文倒像是科學論文了，論題具體，立論嚴謹，邏輯清晰。這種把哲學形式化的努力催生了二十世紀英美哲學的主流話語：分析哲學。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維也納小組已經有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個新的哲學運動也初具規模。石裏克，費格爾，萊辛巴赫，卡爾納普以及波普爾在這個時期發表的著作後來被證明都是邏輯經驗主義的扛鼎之作。這些著作倡導的理性主義，代表著與納粹煽動起來的民粹格格不入的科學精神。誠然，維也納小組成員當中有許多是猶太人，但也有許多人雖然有猶太血統，卻已改奉其他宗教，還有一些成員根本就是雅利安人，他們受到迫害僅僅是由於有猶太裔配偶。盡管納粹正式吞並奧地利是在1938年，從三十年代初維也納小組的成員就已經對前景感到極度不安，他們紛紛逃離德國和奧地利，就像滾雪球，就象鳥離樊籠。和現象學哲學家們不同，秉承了英國經驗主義和德國康德傳統的維也納小組在美國獲得了更多的同情，因此美國就成為維也納小組成員流亡的主要目的地。1933年，曾經的富布賴特訪問學者費格爾落腳明尼蘇達大學，成為移民美國的領頭羊。卡爾納普1935年到了芝加哥大學。萊辛巴赫1933年被解除洪堡大學教職， 被迫轉往布拉格大學，並於1938年就職加州洛杉磯分校。此外，柏林小組的創建人之一亨培爾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學。在布拉格大學任教的弗朗克於1938年納粹占領捷克後逃離捷克，移民美國到哈佛大學。這些隻是當時逃離德奧的眾多學者中的幾例。隨著主要成員的離開，隨著1936年石裏克因政治和個人原因被一個他的學生槍殺，維也納小組在德奧的日子畫上了句號。
卡爾 波普爾也逃離了奧地利。 波普爾是猶太裔奧地利人，他於1934 出版的《研究的邏輯》被收入維也納小組的叢書。盡管波普爾一直強調他和邏輯經驗主義者之間的區別，然而在其他人看來這種區別其實比他自認為的要小。和其他書齋型的學者不同，波普爾對時局有著敏銳的觀察。早在1929年，他就注意到在大學教授，醫生和律師中猶太人比例過高帶來的反感。因此，他很早就對希特勒的崛起抱有戒心，開始為移民海外做準備。1935/36年兩次對英國的長期學術訪問使波普爾結識了許多英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到1937年冬，就在德國學者倉皇地四處尋找出路的關頭，波普爾同時接到英國牛津大學和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的邀請。波普爾夫婦知道，就學術地位而言，牛津大學遠高於坎特伯雷大學，而且學術和生活環境更合意。但想到牛津席位的本意是幫助學者逃難，他們還是選擇了去遙遠而陌生的坎特伯雷大學，以便把牛津的席位留給別的學者。這是一個令人敬佩的決定，尤其是考慮到事後證明他的新西蘭歲月並不愜意，我更要把它看作一個哲學家共赴危難的典範。同時它也解開了我多年前曾經的一個困惑：彈丸之地的新西蘭怎麽會出了這麽一個大牌學者？
和他的科學哲學相比，波普爾的政治哲學同樣有名，在非哲學圈也許更加有名。作為一個流亡者，納粹的崛起促使他一到新西蘭就開始著手批判納粹和一切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撰寫醞釀已久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波普爾自己承認這本書寫得有點亂，因為它寫於二戰的戰火之中，作者的思路常常受到戰爭進程的幹擾，但這並不妨礙這部著作成為反對極權主義的經典。波普爾的思路是這樣：極權主義的基礎是整體主義和曆史主義；整體主義的信條是整體利益超過個體利益相加之和；曆史主義則相信把握曆史發展進程是可能的。極權主義者通常會宣稱他們同時在兩個方向都取得了成功：他們（根據曆史主義）把握了（根據整體主義）整體利益的真諦。這樣， 統治者，或者以他們為代表的國家，就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了，對公民利益的侵犯，對鄰國的攻擊，都可以假國家利益之名而行。但是，在波普爾看來，整體主義和曆史主義是站不住的（此處不贅），因此極權主義並沒有成立的基礎。撇開具體的論證不談，以盡可能接近於科學的方法來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基礎進行批判分析，當時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僅就成果而論，這種嚐試已遠勝過了其他分析哲學家對人文社會科學敬而遠之的清高。
不過，因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論戰性的，僅僅著墨於批判自由民主的對立麵，因此它算不上一部精心搭建的為自由民主係統辯護的教科書。另外，書中的許多論證是否恰當，也仍然可以商榷。然而，它反對極權主義的態度是如此鮮明，它對開放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呼籲是如此直率，它試圖解破的課題當時是，到現在也仍然是，如此的敏感和緊迫，以至於它引起的共鳴大大超出了哲學圈以外，以致於許多人都還沒有讀過就對它懷有一種心領神會的親近。這麽大的親和力，在以晦澀著稱的哲學界，算得上一枝獨秀了。也許正因為如此，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漢娜 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道，被認為是抨擊極權主義的兩部宣言。而在我看來，這兩本書的問世正是哲學家對納粹暴政的有力回應，它們的流行也是對納粹劫難的最好警醒。也許我還得補充一句。這本書至今仍有重讀的必要，因為它所倡導的開放精神，並不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樣，是反對極權主義的人們順理成章的自然選擇。換言之，反對極權主義同時又陷於曆史獨斷，仍然是值得警惕的陷阱。我相信，倘若波普爾仍然在世，當他看到福山們斷言民主製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的時候，一定不以為然，因為畢竟，那隻不過是另一個版本的曆史主義罷了。
維也納小組一遇到美國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和崇尚科學務實的文化氛圍，立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迅速占領了美國的大學講台，成就了分析哲學的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美國因此也成為分析哲學的大本營。美國哲學就這樣和美國科學，技術，工業一樣，借由大量接納被納粹驅逐的知識分子，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大國，這哪裏是當年的納粹能夠想到的呢？
劫波度盡，納粹已經灰飛煙滅。當年支撐納粹帝國的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如今有了不同的命運：種族主義已經名聲掃地；民粹主義蟄伏著，等待著適合的氣候；而極權主義的幽靈仍在到處遊蕩。這意味著對思想自由的追求仍然任重道遠。怎樣才能避免納粹劫難的重演，仍然是擺在每一個人麵前的嚴峻課題。正像雅斯貝爾斯在總結納粹的曆史時所說：“已經發生過的是一個警號。忘記它是一種罪行。它必須時時被銘記。以往可以發生的，將來任何時候都可能再發生。我們隻有認識它，才能阻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