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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世的價值是和平，最根本的人權是和平權
這裏，我提出“和平權”的概念，人的“和平權”和人的財產一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和平權”是有關“話語權”的，是價值觀的武器，是話語的彈藥，是借所謂“普世價值”和所謂“人權”的力來打所謂“普世價值”和所謂“人權”的力。
這裏我準備講五個小節：
一，為什麽需要“和平權”？
二，“和平權”顯而易見容易使用
三，“和平權”借醫生的“不為害（do no harm）”原則之力
四，“和平權”借“普世價值”的“非暴力”之力
五，為什麽中國易受“話語權”的攻擊
現在我就開始
一，為什麽需要“和平權”？
很多年來西方一直在用西方的價值觀衡量中國、中國政府甚至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這就是所謂的話語權。
西方用普世價值、“人權”概念和“民主”理念的力量越過國界幹涉別國的內政、踐踏別國的主權甚至發動戰爭。
當年，好像是89年左右，何新曾經提出“生存權”，他用“生存權”來對付西方用普世價值、“人權”概念和“民主”理念的力量幹涉中國的內政。
當年，何新製造的“生存權”這個價值觀的武器和話語的彈藥對於保護中國的內政不受幹涉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特別是“生存權”是唯一的對付普世價值、“人權”概念和“民主”理念的價值觀的武器和話語的彈藥。
現在，中國應該在世界上做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了。
因此，中國隻是保護中國的內政不受幹涉是不夠的了。
所以，尤其是鑒於當前的國際形勢，中國迫切需要比“生存權”更顯而易見和容易使用的價值觀的武器和話語的彈藥。
二，“和平權”顯而易見容易使用
比較“和平權”和“生存權”，“生存”收到威脅顯然不如“和平”受到威脅顯而易見，比如說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的和平受到威脅就要比這些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更顯而易見。
由於和平受到威脅比生存受到威脅容易證明，因此“和平權”和“生存權”容易使用。
三，“和平權”借醫生的“不為害（do no harm）”原則之力
這些年來，西方用普世價值、“人權”概念和“民主”理念的力量越過國界幹涉別國的內政、踐踏別國的主權甚至發動戰爭的時候都是以解救他國為目的的，需要師出有名嘛。
西方國家醫生行醫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不為害（do no harm）”原則。
四，“和平權”借“普世價值”的“非暴力”之力
西方曆來宣傳“非暴力”，比如甘地和馬丁等等等等，為了保衛和平，這個“非暴力”之力也是應該借的。
五，為什麽中國易受“話語權”的攻擊
個人的謀生方式，也就是個人的職業當然影響個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行為方式和性格，民族，乃至人類也不例外。
人類發展都是從狩獵到農業這麽過來的，農業又分以種植為主和以畜牧為主的兩種農業（島國還有漁業，漁業本身就是掠奪性的。）。中國是以種植為主的農業。中國北麵的人們還有歐洲人是以畜牧為主的農業。以畜牧為生的人接觸的血肉和殺戮就比以種植為生的人多，因此文化、道德觀和生活方式就有差別。具體的比如說，以種植為生的人需要耕作土地，因此對這些人來說不是土地越多就越好，所以這些人的擴張性比較適可而止。相比之下呢，以畜牧為生的人不需要耕作土地，因為草是自然長的，讓牛羊馬去吃就好了，因此對這些人來說土地是越多就越好，所以這些人的擴張性就不是適可而止的。後來的歐洲人工業化了就更加是土地越多就越好啦，因為土地底下還有東西。
以種植為生的人們與以畜牧為生的人們的一個區別是我前麵說了的以種植為生的中國人來說雖然需要土地，但是由於有了土地還要耕作土地，因此對中國人來說不是土地越多就越好。我以為以種植為生的人們與以畜牧為生的人們還有一個區別，以畜牧為生的人們的財富可以流動也比較集中因此比較容易保護而以種植為生的人們的財富也就是他們的莊稼不可以流動也不集中因此不容易保護，地裏的莊稼是可以很容易地被破壞的，特別是收獲季節隻需要一個火星，由於種植麵積的問題保護這些財產也是幾乎不可能的。因此，以種植為生的中國人特別在意自己的名聲，也就是說別人怎麽想自己對中國人來說非常重要的，因為以種植為生的中國人不希望有人對自己懷恨在心更不希望在收獲季節出現一個火星而失去一年的收成。這也許今天西方的所謂“話語權”對中國人特別有用的原因吧。（取自九月九祭毛主席：談談中國文明的戰爭價值觀）
知己知彼，比較中國和西方，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