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政論摘錄(4)

    郭羅基評論毛澤東(在哈佛大學的講演)

           郭羅基是前北京大學黨委辦公室主任           

               一、毛澤東在中國扮演了什麽角色？

   《東方紅》的歌詞中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當時的

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盼望“大救星”。人們沒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為

“大災星”。

如今，我們還生活在毛澤東的巨大的陰影之中，需要在現實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極影

響。

清算他身後的直接的有害遺產，與評定他的一生，兩者雖然相關，並不完全等同。

對曆史人物的評價，需要全麵的、係統的分析。

   我們不妨作一種設想，假如毛澤東和尼克鬆互換一下位置，毛澤東到美國當總統，

尼克鬆到中國當“偉大領袖”，結果會怎樣呢？在美國當總統的毛澤東，免不了也

會像尼克鬆一樣，黯然下台。尼克鬆也可能成為一個大獨裁者。

毛澤東自己坦率地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說法倒是很形象。認識毛澤

東就從這裏開始。

毛澤東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是進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宮殿裏的說法，當年住

在井岡山的茅棚裏、蹲在延安的窯洞裏就不會這樣說了，應當說是“馬克思加陳勝、

吳廣”。他不是說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

反有理。”這就是陳勝、吳廣的馬克思主義。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包含了“造反有

理”，但不能歸結為“造反有理”。因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造反有理”，

造反成功，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剩下什麽了。馬克思是近代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陳勝、

吳廣是古代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雖然時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總還有某些共同點，

勉強可以結合。秦始皇是壓迫階級的代表，與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馬克思怎麽能結合？

準確地說，“馬克思加秦始皇”隻能是“披上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為什麽不

說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馬克思”？因為在二十世紀，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

的外衣。  曆史上有兩個毛澤東：前一個毛澤東，在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的時期是“馬克思加陳

勝、吳廣”；後一個毛澤東，在革命成功運用政權的時期是“披上馬克思的外衣的

秦始皇”。有人隻看到後一個毛澤東，認為他從來就是專製魔王。這不符合事實，

前一個宣揚“造反有理”的毛澤東是反對專製魔王的。有人隻看到前一個毛澤東，

又認為他是革命元勳，無論他後來有多少罪錯，總是功大於過等等。在他的身後，

遺害猶在，如何體認功大於過？總之，僅僅用一把尺子來衡量毛澤東難以周延。毛

澤東矛盾的一生，前後扮演了兩個的不同的角色，一個反對另一個，一個否定另一

個。

 認識毛澤東現象，必須把它放在曆史的框架中來研究。有關毛澤東的種種問題是要

經過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放在一個平麵上來考察，還要進行縱向

的分析。

就拿毛澤東與群眾運動的關係來說。掌控群眾運動是他的拿手好戲，群眾路線被稱

作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方麵之一。但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作用和意義是不同的。對

於前一個毛澤東來說，群眾運動是發動下層對抗上層的運動，是發動被壓迫者對抗

壓迫者的運動；對於後一個毛澤東來說，群眾運動--是從權力中心發出指令運動群

眾，結果就成了整人運動。兩個毛澤東的兩種作為，從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變成

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基本關係顛倒了，運動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前一個毛澤東

的群眾運動強調三個要點：第一，一切從群眾的利益出發。以滿足群眾的切身利益

來吸引人們跟著共產黨走；第二，利用群眾的力量為政治服務。第三，最終當然也

不會對群眾負責，運用政權運動群眾，每次都傷害了群眾，而且沒有一次不死人的。

關於“洗腦”。西方人叫“洗腦”，毛澤東、共產黨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腦是否

成功，不是取決於洗腦者，而是在於被洗腦者是否接受；出於自願，才能接受；符

合切身利益，才能自願。在奪取政權時期，為了團結奮鬥，總是從工作對象的切身

利益出發，進行思想啟蒙，提高階級覺悟。最突出的是對國民黨的俘虜兵的教育。

而且，當國民黨的兵常常打敗仗，當共產黨的兵就不斷打勝仗。你說，是不是神奇

的“洗腦”？運用政權的“洗腦”，即改造思想、統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產

黨自以為壟斷了真理，強行思想灌輸，鉗製輿論。所謂“統一思想”，就是精神上

的強製。內心實在不服怎麽辦？隻能虛假表態，陽奉陰違。所以運用政權的力量統

一思想，實際上是強迫的說謊機製。

毛澤東和共產黨雖然改造了傳統的農民起義，但沒有觸動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

“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轉而繼承另一種傳統--王朝專製的傳統。

毛澤東治國的思想資源，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來自帝王之術。他自稱《資治

通鑒》讀了十七遍，讀過的二十四史寫滿了批注。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四九年以後幾乎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

因為政權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奪取的，於是視政權為己有。稍為有一點變

化，不過以“黨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傳位皇太子”。

“黨”是擴大了的“家”，還是以天下為私。《共產黨宣言》是反對“天然首長”

的。所謂“天然首長”就是不經選舉、毋需授權、無法監督的官僚。掌了權的中國

共產黨，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長”。所以現代的農民革命，最終沒有擺脫傳統的農

民起義的輪回，曆史又走了回頭路。從奪取政權來說，革命成功了；從實現理想來

說，革命失敗了。

取得政權以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開始走向反麵，而陳勝、吳廣又轉化為秦始皇了。

兩條曆史線索出現了新的結合。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隻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後、還在尋找革命的敵人。毛澤東提出

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被奉為創造性的理論。“文化大革命”就是繼

續革命的實踐，按林彪的說法“革革過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對象。

一場吞噬革命者的極端的革命，導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本來就

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趨於極端，走向反麵，連革命精神也沒有了。馬克思主義徒具

軀殼，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失敗了，亡秦的勝利果實落在劉邦手中。劉邦所建立的

漢朝，曆史上公認“漢承秦製”。農民起義隻為奪取秦始皇的權力，並不改變秦始

皇的製度。毛澤東是成功了的陳勝、吳廣，權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轉化為秦始

皇。因為奪取政權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進行的，運用政權，仍然不能放棄馬克

思主義的旗號。所以，毛澤東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掩蓋下，從陳勝、吳廣轉化為秦

始皇。這種轉化經曆了一個過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轉化開始了。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拋棄了新

民主主義。劉少奇等人堅持他自己過去的理論，主張“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卻

被他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所說的過渡時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

時間”，還說：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結果，隻過了三年，過渡時

期結束，進入社會主義了。按他自己定的時間表也太“左”了。過了兩年，又要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內容無非是吃大鍋飯、

平均分配的農業社會主義。一九四八年，毛澤東的《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批

評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一九六一年，出版毛選四卷時，把這些話都刪去了，

回過頭去揀起了被自己批評過的思想。更為嚴重的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

的手段，這就類似於秦始皇造萬裏長城了，凡是他認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趕

入天堂。毛澤東所推行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是陳勝、吳廣式的小農空想，推行社會主義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專製高壓。在這一點上，

順利地從前者轉化為後者。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帶來了禍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魯東

的時候早就說過，厭惡現代工業，熱衷公平分配，隻能“陷於勞動的奴隸狀況”，

“饑餓就要成為一種常規”。說得一點不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餓死的人數以

千萬計。強製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中國人民災難的起點。鄧小平隻承認一九五七

年以後“越來越左”，這是為了維護他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極力保住一

個原點。由強製過渡產生的種種問題，毛澤東一再用強力來弭平，於是他就越來越

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為地消滅資產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還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割資

本主義尾巴”，實際上是為封建主義招魂。中國的曆史上從來不曾有過像樣的資本

主義，不可能複辟過去沒有的東西；如果發生複辟，隻能複辟封建主義。所謂“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其實

是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恐懼。一九五六年的中國還處在前工業化社會，

在生產落後的條件下，消滅資產階級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為地消滅資產階級是站在

比資本主義更落後的曆史階段上，從背後攻擊資產階級。在一脈相承的鄧小平身上，

看得更清楚了。鄧小平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義專製化。

鄧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視知識，打擊知識分子，製造輿論一律，實行變相的焚書坑儒。毛澤東強

行向社會主義過渡，實在太快了，人們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適應，就會有種種議

論，知識分子的議論尤其多。彭真批評這些議論，有一個說法：身子已經進入了社

會主義，腦袋還留在外麵。腦袋沒有想進社會主義，身子怎麽會進去的？還不是被

生拉硬扯拖進去的。為了壓製懷疑這種生拉硬扯的社會主義的議論，毛澤東在“經

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後，又發動“政治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

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以往公布的數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萬人；

最近解密的檔案顯示，大有出入，實際是三百十七萬人，誤差476%.從此，善意批評

和不同意見都噤聲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自稱秦始

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識了。之後，又說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讓先進向落後看齊，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術。

第四，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極端革命的口號下轉向反革命。毛澤東從一九五三

年開始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民主革命時期，推行錯誤路線的共產黨領導人，總

是被趕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權成為秦始皇的毛澤東，沒有人能把他趕下台，也沒有

人能糾正他的錯誤。而他自己則是製造一個更大的錯誤來掩蓋已經發生的錯誤。一

九五五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滿

情緒。一九五七年他就來一個反右派運動。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造成大損失、大饑

荒，遭到以彭德懷為首的共產黨上層人士的反對。一九五九年他就來一個反對右傾

機會主義運動。他為了防止在他死後紛紛翻案，消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就

來一個“文化大革命”運動，以打倒一切來掩蓋一切。結果，為了維護他自己的絕

對正確，不惜毀了共產黨。他認為，一生隻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奪取政權，另一

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領導革命，後一件事又將革命引向反革

命。他的繼承人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動軍隊鎮壓人民，最後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從

革命向反革命的轉化。

第五，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實行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取得政權以後，缺乏人

道精神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就暴露無遺了。無產階級專政被以革命的名義

歪曲為暴政。按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說，民主

共和國就是無產階級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沒有這種現成的政治形式，

無產階級馬上要建立，而且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可見事情是多麽緊迫。所以

恩格斯又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毛澤東

的說法與此完全相反，他說：“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

齊破了產。”而且，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

會的過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國家”。毛澤東卻一再加強國家機器，不斷鞏固

無產階級專政，完全背道而馳。秦始皇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創始人。毛澤東所建

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地方的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的權力集中於共產黨，共產黨

的權力集中於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來，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都不要了，隻

要全國人民“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步驟”。所以毛澤東最後回歸到古代秦始

皇式的中央集權。

（問：毛澤東不僅利用群眾運動來整人，而且也利用群眾運動來反對他自己建立的

體製，還要七八年來一次。這是為什麽？利用群眾運動反對體製，出現天下大亂。

毛澤東認為隻有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怎樣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後產生的這種

治亂循環？）

毛澤東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形成的體製是不滿意的，他還嫌這個體製不大得心應手。

他常常痛斥一些幹部是“死官僚”、“國民黨作風”。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

問題都是下麵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義體製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為

他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們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結果是對上負責，對

下不負責。解決問題的正確做法是：取消至高無上的權威，實行民主。首先是以權

力製約權力；根本上是讓人民來製約權力。由人民進行選舉，憑選票上台，人們的

眼睛就隻能向下看，不會向上看了。

毛澤東的做法卻是：在維護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的前提下，來改變官僚主義體製。他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濫

用自己的威望，號召群眾，發動群眾，衝擊權力機構。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

對貪汙、浪費、官僚主義）運動是初次嚐試。一九五七年，又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

反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在“大鳴大放”中，有人認為，對“小和尚”

提意見不過癮，還要對“大和尚”提點意見（儲安平）。這就觸犯了毛澤東的至高

無上的權威，動搖了他所設置的前提。於是，官僚主義不反了，轉為反右派。毛澤

東說：這是“陽謀”。此乃掩飾之詞，好像他自有神機妙算。從此吸取了教訓，

“文化大革命”首先訂下天條，誰反對“大和尚”就是現行反革命，對“小和尚”

砸爛狗頭都沒有關係。利用群眾運動衝擊權力機構，出現了無政府主義；他又重振

權力機構，壓製群眾運動。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結果，

新生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官僚主義一點也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嚴重。毛澤東

交替使用兩手：或者利用群眾運動衝擊權力機構，或者利用權力機構壓製群眾運動；

七八年來一次反複。目的是使自己成為高踞於兩者之上的絕對權威。

毛澤東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導人還是同樣的思路。雖然他們已經沒有毛澤東

那樣的領袖魅力，總是一再強調加強中央的權威，來消除官僚主義體製所產生的貪

汙腐敗，就是不實行民主。結果是：貪汙腐敗越來越嚴重，中央的權威越來越式微。

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之後，必然是暴力統治運用政權。孫中山所說的“還政於民”，

他本人和他的後繼者都做不到，毛澤東和共產黨當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中，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說：“我們這個政權是死

了兩千萬人才得來的，你們要？拿腦袋來換！”他說得很明白，暴力奪權和暴力掌

權具有相關性。暴力革命需要權威，暴力革命的權威首先是軍事強人，奪取政權以

後同時又成為政治強人。毛澤東和共產黨建立了曆史上空前強大的暴力體係，這種

暴力體係的強大，不僅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為基礎的統治機器。辛亥革命以後，

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強暴力體係。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建立

的空前強大的暴力體係，並不僅僅決定於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也是中國近百年的曆

史運動造成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還可以有別樣的選擇。我們的鄰居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選擇改良的道路，重在改變製度。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就沒有

別的選擇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奪取權力，至於製度，雖然名目上花樣翻新，

總是換湯不換藥。為什麽“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必須反思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

道路。